【翻译/观察者网马力】“西方政治体制的缺陷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地展现给世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日当天，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 Times）在报道中如此评论道。眼下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迫切需要得到人们的解答——在今天这个集权主义回潮的时代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西方，人类史通常被理解为一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逐渐扩散普及的历史。人们认为，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可以确保选举获胜者具备专业的社会治理能力、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选民利益。

这种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乐观自信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了顶点。在西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向自由民主制度过渡的进程之中。随着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又称“四·二五革命”，指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于1974年4月25日发生的一次左派军事政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独立浪潮席卷全球，很多欧洲国家纷纷自愿或被迫放弃殖民地。葡萄牙的萨拉查极右派政权却拒绝这样做，希望能以发动对殖民地的战争来继续维持庞大的殖民帝国，萨拉查政权因此失去了很多反战的葡萄牙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的支持。这些中下级军官发动了政变，政变过程中，他们以手持康乃馨鲜花来代替暴力，“康乃馨革命”一词由此而来——观察者网注）开启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上述看法似乎的确是难以反驳的政治现实。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资料图）

虽然美国曾以普及民主为名发动了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但毋庸置疑，美国仍然是全球自由民主政治体系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而随着1991年苏联的意外解体，受到美国影响力加持的自由民主制度更是获得了难以撼动的地位，它几乎成为了这个世界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然而，并没过多久，这一主导地位还是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脱离集权体制的国家最终并未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机制。而在这一过程中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美国的衰落，这个曾被尊为民主灯塔的国家，其政治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败和混乱。美式自由民主的衰落以及中国中央集权的广泛优势日益被外界所了解，这两个因素使自由民主这一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自由民主将很难再恢复昔日的主导地位了。

近些年来，美式自由民主显得日益缺乏社会代表性，而且使政治越来越低效，政治人物也越来越缺乏担当——而这些正是自由民主制度曾引以为傲的优势所在。

我这里所谓民主政治的衰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政治精英群体的思维已经僵化，这集中体现在“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这里指美国两党政治态度分裂，走向相反的两个极端，中间温和观点没有立足之地——观察者网注）方面，这意味着政治人物的主张已经无法代表大多数选民的声音。这一“极化”的政治僵局又因美式“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西方一种关于国家政权架构和权力资源配置的政治学说，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分别由不同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相互制约和制衡——观察者网注）的政治制度而变得更加恶化。

所谓“三权分立”，最初创造这一制度本意是为了避免一方权力过度集中，可近些年来，该制度反而成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谓“否决政治”（vetocracy，当一个国家陷入这种政治状态时，一派政治力量做出的任何决策都会遭到其他政治力量不合情理地否决，导致该国政治机器无法有效运转——观察者网注）的实施工具——若要使立法程序停在某个环节其实有很多办法，这导致美国政治僵局几乎无解。“政治极化”再结合“三权分立”造成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机器注定无法有效运转，任何立法程序都难以顺利推进。

第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过去几十年来，各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s）对美国民主制度造成了实质威胁。一些小的利益集团当然很容易经营，而那些资金雄厚、经营得当的利益集团通常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等资金雄厚的小型利益集团，他们虽然只代表一小部分选民，但他们依然有能力影响美国政治。

这就客观上造成一种结果——在小型利益集团推动下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政策与大多数人的相关需求之间是脱节的。这显然不是民主政治该有的样子。

仅在2009年一年，美国各利益集团就雇佣了约1.37万专业游说者，花费超过35亿美元向国会展开游说。在削弱美国民主代表性的同时，这些利益集团还推动通过内容前后不一的各项政策法案。

奥巴马医改法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虽然这一法案在美国国会上一读时还是简明易懂的，但由于各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干预，该法案最终还是被修改得令人费解。这使人们对国会的信心降到了新低。由此可见，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已经使美国民主变得更加低效、更不具代表性而且更不受大众信任。

第三，近来最引人瞩目的便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被誉为“美国独立的巨人”。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其后接替乔治·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观察者网注）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正在成为现实，这股民粹主义大潮不但借民主制度横扫欧洲大陆催生极右翼势力崛起，而且在美国已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这样的人物推上了总统宝座。

民粹主义运动对自由是一种伤害，它为我们详细展示了反同性恋、反堕胎以及伊斯兰恐惧症的真实样貌。从席卷欧美的这股民粹大潮中，我不禁看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影子——民主所导致的民粹可能引发极为惨烈的灾难，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堆成小山一般的尸体。

自由民主国家的典范美国正经历着严重的政治衰败。如果在过去，这不过意味着美国将被另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所取代。例如，20世纪上半叶，衰败的英国就是这样被美国取代的。

然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欧美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很可能将难以为继。一个非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各领域的全面崛起，其经济规模将在未来几年内超越美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陷入困境时，中国模式所体现出来的惊人的行政效率以及各项政策在民意上广泛的代表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主张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学者们已经从中国那里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中国是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非民主国家。多年来，中国在诸多方面被西方国家广为诟病，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民主的专制国家。然而，中国模式已经在西方这个自由民主的大本营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中国依靠自己的治理模式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即便在遵循西方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像中国那样在如此多的领域里取得如此高水平的成就。

在过去几十年里，与美国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更有效地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且获得了人民更充分的信任。在一篇名为《党的生命》（The Life of the Party）的文章中，中国学者李世默（Eric Li）指出，中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体现出了高度的专业能力并对民众的需求做出了快速的反应。他在文中继续写道：“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至今的六十几年里，这个政党表现出了杰出的适应性，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

此外，他还在文中提到了毛泽东主导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邓小平1978年开启的经济改革。美国政府的低效与中国政府的与时俱进和执行力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精英领导体制，只有那些有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工作能力经受过严苛考验的官员才有机会脱颖而出获得升迁”，李世默在文中写道。他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例指出，习主席在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曾从县委副书记一步步做起，在经历了多次工作变动后才最终肩负起中央重要领导岗位的工作。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之前，他管理过的人口总数超过了1.5亿，美国总统特朗普仅凭此前做生意的经验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西方一向认为，多党选举制度是一个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中国模式向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政府获得民意支持的重要原因。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有87%的中国受访者对国家当前的发展方向充满信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人对国会的支持率仅有21%。

另外，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获得民意支持的原因仅仅在于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其实这个观点也是偏颇的。李世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结束后将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从泥淖中拉出来使之起死回生并实现了大范围的现代化，这项功绩是比实现经济增长更重要、更持久的执政合法性来源”。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与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英文版封面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执政合法性这个问题。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主导地位的终结与全球新秩序的诞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中有力地论证了，中国所实践的其实是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社会里，“国家”仿佛是儒家文化里“家庭”一样的概念，一个中国人对国家的归属感与对自己家庭的归属感之间有着某种相似性。在中国，人们并不特别期待政府追求外部目标（external goals），国泰民安尤其国家的稳定和团结才是“家长”最重要的分内之事。

马丁·雅克认为，这种将国家视为家庭的思维习惯导致中国人认为自己与国家之间（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公民与国家之间单纯的法律关系）存在某种天然的血缘文化联系，而一个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的政府就像一位严父慈母般的“家长”，自然就被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赋予了西方政治话语中所谓的“执政合法性”。对西方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但它与西方那种通过多党竞选得来的执政合法性一样，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虽然中国政府并非经过多党竞选产生，但事实证明这个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加高效、对社会更有责任感而且更能代表社会各群体的利益。也许，人们应该将中国的体制当作一种“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在不复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却比美国政府更成功地用精心起草并通过详细讨论和试验确定的各项政策实现了人民大众的利益。

当年苏联解体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价值地位曾是不容置疑的，可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过去几十年里，被视为向民主制度过渡的100个国家中，仅有20个左右勉强取得了成功。而更深刻的挑战来自中国，中国并未采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却取得了比自由民主国家更大的成功。

我们必须放弃20世纪的思维了，我们曾以为所有国家终将不可避免地实施自由民主制度，现在看来这一观点还是太武断了；我们曾以为自由民主制度可以确保选举获胜者具备专业的社会治理能力、有强烈的责任感而且能有效代表选民利益，这样的观念也已经被残酷的现实否定了；而更使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丧失信心的是“民主的最大恶梦”——右翼民粹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正在欧洲和美国攻城掠地，上世纪30年代，历史曾给过我们非常惨痛的教训。

一本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与根源的历史著作封面，该书以威斯坦·休·奥登的名言“不诚实的年代”为书名

如果自由民主制度通过“多数人的暴力”每隔8年便把人们拖入另一个威斯坦·休·奥登（Wystan Hugh Auden，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左翼青年作家——观察者网注）所谓的“不诚实的年代”（a low dishonest decade），那么中国所实行的“有限自由的民主制度”是不是更加可取呢？

（本文为夏仁巍赐稿，原文为英文，观察者网马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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