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眼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是中国官方的宣传话语，并且一直试图给中国安上“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

但在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雷米·埃雷拉（Rémy Herrera）看来，这是西方对中国彻头彻尾的误解。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埃雷拉不仅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金融和社会经济原因，挑战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欧洲中心主义方法，还分析了那些通过选择不同的政治经济方法来应对资本主义，从而采取不同发展模式的国家。

埃雷拉长期关注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独到见解。他曾撰写过多部重要著作，如《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中国是帝国主义吗？》《金钱：从金融权力回到人民主权》等。

就在5月4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新华社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红厅论坛·巴黎对话会：中法文明交流互鉴与现代化发展道路”在法国巴黎举办。雷米·埃雷拉正是参会者之一。他表示，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中国尊重他国文化和利益关切，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经济社会的非凡发展，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历史上最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这种长期稳定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也是他们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的结果。

本文为雷米·埃雷拉接受土耳其媒体Harici的记者费尔汉·巴伊尔的采访，回答了中国经济的问题。

【翻译/陈佳芮】

费尔汉·巴伊尔：让我们从您关于中国的著作开始吧。基于访华期间的研究和观察，您如何解读广受关注的“中国奇迹”？

雷米·埃雷拉：几十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对此许多人用“奇迹”一词来描述这一现象。但我认为，这不是出乎意料的奇迹，而是整个国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届政府及国家工作人员精心策划、耐心实施和有效落实发展战略的结果。

1982年与2017年深圳城市景观对比（图片来源：网络）

在学术界和主流媒体上，我们几乎随处都能看到或听到这样的观点，中国经济的崛起完全归功于其对全球化的开放政策。我还想补充一点，毛泽东时代的努力和成就使得当今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成为可能，同时中国的开放政策一直处于政府的严格管理之中；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开放政策才能被认为有益于其卓越的经济成就。

从长远来看，这种对全球化的开放政策之所以能够对中国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连贯一致的发展战略，并服从于满足国内发展目标和发展需求的需要。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制定出这样的发展战略，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竭力落实这一发展战略，如果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那么中国经济甚至中国自身，都无法逃脱被彻底破坏的命运，正如在全球南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我们必须记住一个基本点：在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前的一个多世纪里，对中国人民来说，“开放”总是让人联想到投降、破坏、剥削、屈辱、腐朽和混乱。

费尔汉·巴伊尔：中国的成功与西方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

雷米·埃雷拉：中国政府实施的发展战略取得了成功，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这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后者在经济、社会、文化甚至道德等各方面，都对西方国家的工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在于其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国际公司。西方公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按照股东价值、股票升值和快速投资回报的逻辑运营，这就要求其挤压一众国内外分包商，并在最大限度上向股票所有者支付红利。

当地时间2011年11月17日，美国纽约，“占领华尔街”示威声势浩大，标志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破产。（图片来源：IC photo）

但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会这样做。如果它们这样做，就会损害当地中小企业的利益，甚至损害整个国家的工业结构。大部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盈利的目标不是充实私人股东，而是优先考虑生产性投资和客户服务。

归根结底，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利润低于西方竞争对手并不重要，只要它们是为了更高更长远或国家战略利益服务，比如刺激当地经济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创利愿景。

费尔汉·巴伊尔：这种模式可以用新古典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模式来定义吗？

雷米·埃雷拉：首先，我认为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发展战略视为“模式”，也不寻求输出或强加自己的发展战略。他们只是认为，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但不同民族也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应当自行决定其发展的目标和发展方式。这种观点与西方的观点大相径庭，西方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遵循其发展模式。

新古典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新古典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中的主流，抑或称之为霸权，其目的无非是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伪科学的辩护，这种意识形态反对社会正义的实践和公共服务的发展。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科幻小说，或者，正如最近我在《对抗主流经济学以战胜资本主义》一书中论述的那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种自称为科学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尚未在科学上被彻底战胜。我不认为，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有任何真正的竞争对手。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资本主义制度仍占据主导地位，尽管这种情况已有一些重大变化，并且这些变化都有待进一步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仍具有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自问世以来受到无数攻击，尽管有人一再声称它已经过时，但马克思主义是持久的、有韧性的，或者可以说是“坚不可摧”的。人们在思考如何创造更美好世界时，总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主要理论参照点。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常被教条化，尽管苏联解体对其不利，但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仍然保留着其精髓。对那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来说，其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参照物。因此，它仍然是中国的重要理论参考就不足为奇了。

费尔汉·巴伊尔：中国经济模式的实施是否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

雷米·埃雷拉：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发展战略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养分，将儒家和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理论与实践经验分析联系紧密。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在面对当今挑战，以及由此延伸出的诸多矛盾时，有其独到的见解和适当的解决方案。

中国新时代社会主义是耐心的、坚持的、具体的、务实的、有效的，同时它不是二元论，即按照绝对的善恶原则评价形势和事物，没有细微差别和中间状态；它立足长远，不怕矛盾和对立（例如与个人主动性或企业家精神有关的矛盾或对立），这些矛盾被视为互补和潜力，而不是排斥和替代。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汲取的经验之一，就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对立面之间寻求和谐。中国的政治话语强调以“社会和谐”和“稳定”为基本价值，以寻求“妥协”和“共识”为实现手段。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概念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的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将其视为保守政权的特征，并对此持怀疑态度。忽视这些概念就等于忘记了它们在中国思想中作为“对立统一”和“积极辩证法”的特殊含义。这些概念意味着，在个人私利与社会需求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需求与道义要求之间存在动态平衡。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人一直相信一种以螺旋式发展为基础的进步形式，这种进步往往趋于平滑和缓和矛盾。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不再是完美的计划，而是一个不断建设的过程。

费尔汉·巴伊尔：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二战后苏联、东欧或巴尔干国家经济模式有何异同？您如何评价？

雷米·埃雷拉：在1949年10月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立即引入了“苏联式经济模式”，并维持了若干年。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放弃了这一模式。在1950年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CMEA或COMECON）后，中国于1961年退出，并决定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坦率地说，中国比苏联或中东欧国家做得更有效。

苏联解体前夕，莫斯科市民排队购买商品。（图片来源：网络）

从1978年至1982年，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经济问题，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后的过渡期和实施“改革开放”结构性改革的困难。尤其是在1985至1986年期间，1984年中国引入了税制改革，这是迈向市场经济的转折点之一。

随后，在苏联解体期间，中国进行了一次非常短暂的“新自由主义”的试验，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次试验的结果是经济突然严重下滑，同时伴随着腐败的爆发。此后中国中央政府大力反腐，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幸运的是，中国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如今，社会主义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了繁荣。

费尔汉·巴伊尔：声称中国采用了资本主义方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正确评估了中国的金融发展或财富增长？

雷米·埃雷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家的辩论中，绝大多数作者都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例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说，他认为中国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成分，并在他认为非常专制的中央集权控制框架内运行。但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帕尼奇（Panitch）和金丁（Gindin）分析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后果。他们认为，与其说这是中国重新引导全球资本主义的机会，不如说中国只是像以前日本一样扮演了一个“补充”的角色，为美国提供维持其全球霸权所需的资本流动。这将反过来导致中国倾向于开放金融市场，取消控制资本流动的工具，最终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我认为这些作家都错了。

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虽然人数较少，但同样重要——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当或接近，并为未来留下了更广泛的可能性。

就我而言，我认为今天中国的制度仍然包含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一旦说到这一点，对这一制度性质的解释就与市场社会主义相容了，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仍然建立在明确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我认为虽然中国有许多亿万富翁，但不可能把中国的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我更愿意把中国的制度称为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说有市场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当中国人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不仅仅是宣传，而是现实，是他们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货币和金融层面，中国政府不仅能够应对金融市场的力量，而且还能够通过捍卫本国货币筑起一道“货币长城”。他们成功地让货币为发展服务。强大的战略规划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显著特点，其战略规划技术更加灵活、更加现代化、更加适应当今的需要，因而也更加有效。国家对货币和所有主要银行的控制是必要条件，对金融机构的活动和外国公司在本国的行为进行密切监督也是必要条件。在中国，国家控制着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2022年8月14日，上海，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滴水湖畔，塔吊林立，机械轰鸣。（图片来源：IC photo）

费尔汉·巴伊尔：邓小平对今天的中国有何意义？

雷米·埃雷拉：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978年底，经济改革推进，邓小平掌权。邓小平的想法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想办法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摆脱贫困，让国家实现“小康社会”。自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得到贯彻落实，国家的总体政策取向更加倾向于不富裕阶层和欠发达地区。

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困难源于其领导人拒绝将其解释为“普遍贫乏”或“共同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试图做到并成功做到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使广大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在邓小平时代使中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从那时起，作为革命逻辑的延续，他们的愿望就是让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能买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享受富足的生活。这岂不是一石二鸟，证明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必须战胜资本主义吗？

费尔汉·巴伊尔：您能详细谈谈中国经济增长的情况吗？

雷米·埃雷拉：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是因为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成功阻止了资本主义对国家的控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

我要补充的是，即使有些人相信中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我并不这样认为），并声称中国的高速增长只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他们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远远高于其他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甚至高于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西方领导人想要掩盖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无法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成功。

我不得不说，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不是在经济上接管一切，而是在政治上总体把控——这两者并不相同。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在混合体制下鼓励公私活动并存，是尽可能发展国家生产力、提高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都不是为了放弃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深化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仍然不高，这一进程将是漫长、艰难、充满矛盾和风险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一制度仍有许多明显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的潜力，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因此我们建议认真对待该国政治领导人的讲话。

费尔汉·巴伊尔：中国领导人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是否预示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将从经济主导地位转向更明显的政治存在？以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如何？中国是否希望成为多极世界的中心？

雷米·埃雷拉：中国无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国既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意愿。另一方面，很明显，中国正在促进建设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而不是继续维护美国统治的单极世界。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关系中寻求普遍和平与平衡，但很显然，他们将捍卫国家的主权，不屈服于外国统治。

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我们与中国作者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转败为胜？透视中美贸易战》的文章。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在两国贸易额相等的条件下，中国在中美贸易中花费的劳动时间高于美国，两国之间存在着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不平等价值交换。换句话说，虽然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双边贸易顺差不断增加。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出口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方面，中美贸易对美国有利。

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背景下，2018年爆发的对华贸易战可以被解释为，美国在面对其主要新兴竞争对手中国时，其贸易优势持续下滑，因此当时特朗普政府试图以此来减缓其劣势。

费尔汉·巴伊尔：中国将如何组织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多极化，以抗衡美国的主导地位？以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为例，其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一个全球支付体系来制衡美元的主导地位？

雷米·埃雷拉：中国已经意识到，美国统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大支柱是军事和货币。因此，中国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等战略联盟，并积极参加金砖国家等经济联盟。军事和货币这两大支柱相互依存，十分脆弱。因此，其发起了一系列颇具创新性的大胆倡议。

我在《金钱》一书中提到了相关内容。例如，中国正在挑战石油市场的现行秩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自2018年起，中国决定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推广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合约，并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此举旨在与伦敦布伦特原油和纽约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竞争。此前，这两者一直为华尔街原油价格和商品期货合约设定标准，且从未遇到过实质性的竞争。

在此背景下，中国和俄罗斯决定推出一种新的全球替代货币，称为“石油-人民币-黄金”，这种货币有望取代美元。“石油-人民币-黄金”是一个以石油为基础、与黄金挂钩的全球货币项目，这已是华盛顿无法企及的壮举。

2023年10月27日，收单以数字人民币购置的原油交易完成结算（图片来源：新华网截图）

实际上，中国的优势不仅在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较高，还在于它领先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购买国，俄罗斯位居第三位。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已形成一个经济上充满活力、军事上具有威慑力、有能力抗衡美国的可靠力量。

2018年，北京在全球能源交易所主动推动了“石油-人民币-黄金”交易机制。随后又实施了“金属-人民币-黄金”机制。中国提出用收到的人民币兑换黄金，用于石油供应和金属采购。这些事件将对全球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费尔汉·巴伊尔：在说服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进行外交谈判后，中国能否在解决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以及巴以冲突方面取得类似的成功？

雷米·埃雷拉：当然，多年来，中国在化解现有国际冲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战争中，以及在美国和欧盟支持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积极斡旋。

不久前，我们看到中国呼吁巴基斯坦伊朗双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爆发冲突的。我们可以把中国看作南方国家的代表，这些国家正在寻求发展的道路而不是战争的道路。这就是要仔细分析中国想说什么和要什么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国际战略基于五项原则：1）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关于维护和平，促进和平解决现有冲突的声明正在受到尊重。要知道，中国在近现代史上从未推行过殖民扩张政策。今天，中国不希望重现“冷战”的气氛，因为这与其在国家间保持和平的理念背道而驰。

中国反对一切军事联盟，也从未加入过任何军事联盟，即使是针对“伊斯兰国”（“ISIS”）的联盟。中国没有在海外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只有一个位于吉布提的基地，中国称其为位于敏感海域的“后勤保障设施”。这与西方大国，尤其是有煽动他国政变和军事干预历史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合作”是中国政策的关键词，同时也是发展优先和双赢原则的应有之义。

费尔汉·巴伊尔：在美国战争经济的背景下，中国能否以更积极的姿态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一带一路”项目？

雷米·埃雷拉：军工复合体在美国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现在愈发令人担忧。在国内，军工复合体越来越不尊重所谓的“民主”；在国外，它几乎从未真正尊重过“民主”，这对西方标榜的民主价值观构成了威胁。

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以上，我在《美国海外基地和军事参谋部笔记》中也计算过，美国在全球有1150多个军事基地。而美国目前正陷入经济危机，处境艰难，会逐渐将整个世界推向战争。他们越来越不避讳，公开表达希望将新冲突转移到远东，特别是台湾。

中国必须抵制美国的挑衅，避免战争，但同时也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和领土。因此，统一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美国政府正在加剧曾经让苏联屈服的军备竞赛。但是，这场危险竞赛已不足以影响一个经济健康、拥有足够威慑力的中国。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陷入系统性危机的资本主义再也无法通过追求眼前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它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在公司破产、大规模失业、股市崩盘和银行业不稳定之间，今天资本系统性危机恶化的可能性极高。尤其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改革，所有条件都已具备，资本体系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结束在美国主导下通过战争“组织”世界体系的做法。捍卫和平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必须将金融寡头操纵的战争机器置于公众和民主的控制之下。

这就是丝绸之路这一伟大计划的由来，“一带”指陆上丝绸之路，“一路”指海上丝绸之路，两者均已部分实施。亚洲国家对这一合作尤为感兴趣，因为中国的远近邻国，如中东国家，没有足够的投资来发展。而且中国也看到了“一带一路”可以刺激西部省份发展的优势。因为与中国东部沿海省份相比，西部省份的发展相对滞后。非洲国家也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受“欠发达”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我们不能说这种合作是完美的，因为它侧重于原材料的供应。但对非洲国家来说，中国提供基础设施、修建医院和道路以换取原材料供应是非常重要的。

丝绸之路一直通往欧洲，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因为它来自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如果欧洲经济体在原则上有能力发展自己，并有足够的投资，为什么其中一些国家如此欢迎中国的投资？原因显而易见：经济不景气甚至陷入经济衰退的欧洲国家，是欧盟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削减债务开支以及私有化的受害者，他们准备将资产卖给出价最高者，并将中国的投资视为发展自身的一种手段。中国在欧盟以外进行了许多投资，尤其是在巴尔干地区。因此，17个东欧和南欧国家（其中11个是欧盟成员国）加入丝绸之路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丝绸之路不会局限于欧亚大陆和非洲。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该地区最贫穷国家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发展援助主要由丝绸之路基金这一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银行的优惠利率贷款提供。

然而，中国并不想成为这个项目的唯一资助者，而是希望让所有有能力参与这些贷款的国家都参与进来。因为这些贷款与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贷款不同，不会对其资助的国家强加政治经济条件，这些贷款将成为被资助国快速发展的基础。

这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的原因，如今该银行已有近百名成员。法国、德国和英国都是亚投行的成员，但美国却不是，这可能是因为它无法像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样控制该银行；虽然中国是该银行的最大股东，但其明确表示不谋求一票否决权。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立于2015年12月25日，截至2023年6月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106个成员（图片来源：IC photo）

总之，丝绸之路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巨大发展：截至2023年9月，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国应该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排除一切政治因素，这是一项“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倡议，它除了共同发展之外没有其他目标。其中也会有一些伙伴关系侧重于经济合作和多边贸易区建设，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它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涵盖30亿居民，占据30%的世界GDP。在这种伙伴关系中，美国的霸权地位将受到挑战，因为贸易和投资将不再以美元，而是以各国货币进行。

最后，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很明显，这个本质上致力于无限和无限制积累的制度，同有限和有限的地球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以制造越来越不平等的逻辑，破坏了任何形式的社会和谐。中国声称要通过控制资本主义的动力来实现发展。但现在，这些动力必须受到限制。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必须逐步摆脱资本主义，才能真正为人类找到另一条发展道路。这才是真正的目标，按照中国政府的说法，今天更为明确的是，从资本主义借来的某些特征可以“在过桥之前”使用，它们在通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过渡中并不是漫长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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