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恐怖袭击再一次使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上空阴云密布，苏东共产主义国家瓦解所带给欧洲和西方的“光明”与“希望”，又一次黯淡了。危险与日俱增，是时候仔细思考我们到底会面临些什么了。

尽管预言不一定正确，但是大家应该已有共识，那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值正在降低。根据Ipsos MORI市场研究公司社会调查机构的报告：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下一代人不再认为未来必定更加美好。

1918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现在，“没落（decline）”这个词已成为禁忌。我们的政治家们对它避而不谈，取而代之的是“挑战”这个词。与此同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在讨论“长期性经济停滞”。虽然用词在变化，但是对于西方文明好景不长的看法却是相同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普遍的看法是把它简单地视为对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的一种反映。但是更有说服力的原因则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社会想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来保持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然而却失败了。这个观念已经渗透到公众的想法中去了。

这种失败最紧急的例子就是当下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肆虐。就恐怖主义本身来说，它不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威胁。恐怖分子所来自的那些国家的国家结构（state structure）的崩溃才是更具灾难性的事情。

伊斯兰世界有16亿人口，占据世界人口的23%。一百年前它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区之一，然而当今它却充斥着暴力。这绝不是弗朗西斯·福山在他1989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中所说的“边缘”问题。随着大量难民的流入，中东地区的混乱正痛击着欧洲的心脏。

这次人口的迁移和塞缪尔·亨廷顿所预见的“文明的冲突”没什么关系。更平凡的事实是，在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之后，再也没有稳定的继任者可以维持伊斯兰世界的和平。今天该地区之所以呈现乱象，这笔账大部分得算到欧洲殖民者头上。他们在自己的帝国垂死挣扎的时候，忽略宗教派别和种族，人为地在伊斯兰世界建立国家。现在这些国家，到了分崩离析的时候了。

接手全球秩序的美国也没有做得更好。我最近看了电影《查理·威尔逊的战争》。这部电影改编自真实的事情：美国在阿富汗武装穆斯林游击队同苏联作战。在电影的结尾，当美国先前支持的对象从游击队变成塔利班组织时，资助他们的威尔逊说道：“我们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最终却搞砸了。”

《查理·威尔逊的战争》海报

这种“搞砸”贯穿在越南战争以来美国数次对他国的军事干涉中。不管是直接干涉还是帮助武装反对力量，美国部署占压倒性优势的火力，打垮当地政府，然后一走了之，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美国的政策制定不能够体现理想的世界观。毕竟，在理想主义者眼中，驱除独裁者和建立民主是同样的事情。相反，对理想化结果的坚信是个不可或缺的神话，只有这样，美国才能为自己缺乏决心找到借口，为未能明智而坚定地使用武力找台阶下。

无论一个大国拥有多少军事装备，如果缺乏动用武力的决心，那就等同于有效实力的削减。一段时间过后，它就不足以威慑到其他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2003年罗伯特·卡根的新保守主义主张误导了大家，他说：“美国人来自象征战神的火星，而欧洲人来自象征爱神的金星。”的确，欧盟在和平主义道路上比美国走的要远。对于边界几乎不设防的松散的半主权国家（这里指欧盟）来说，只能用人道主义的说辞掩盖国家的懦弱，和平主义是她脆弱的神经中枢。但是美国零星的、不稳定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无效的力量部署并不是战神的优良品质。

和西方的衰落同时发生的，则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崛起（俄罗斯很难讲是正在崛起还是衰落，不管怎样，俄罗斯现在很麻烦）。一支正在崛起的力量很难和平地融入正在衰退的国际体系。或许西方和中国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才能能够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属于意外惊喜。国际政治秩序日益突出的脆弱性削弱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前景。这是有史以来最慢的经济复苏。虽然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国际贸易回升无力。过去，贸易扩展是世界经济发展主要的动力；但是现在，贸易的增长居然落后于产出的恢复，尽管产出回升幅度本来就不高。这都是因为原先那种有利于全球化的全球政治秩序正在慢慢消失。

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长达14年的谈判之后还是失败了。贸易和货币协定依旧在达成，但大多数都在地区内部或者两国之间，而不是服务于广泛地缘政治目标的多边协定。举例来讲，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用来直接制衡中国的；同时中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是对被排除在12国TPP之外的一种回击。或许这些地区层次的贸易协议将来会被证明是迈向更广阔的自由贸易的重要一步，但是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个在政治上分为不同集团的世界，则各集团必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并且操控汇率，最终世界终将会变得贸易集团林立。

然而， 就算贸易关系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我们的领导人还是坚持敦促民众为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做好准备；很少有人质疑通过自动化降低成本的益处。政治家们在试图逼迫渴望安全的民众去被迫适应全球化。这样的策略不仅过于冒险，而且具有欺骗性。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人类想要一直生活在地球上，必须从经济领域的竞争转到生活质量的竞争上来。

简言之，我们远未建立起可靠的规则和政策，用以指引我们通向更安全的未来。因此，西方人对未来充满不祥的预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青年观察者林梦婷译自世界报业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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