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黄郁译、杨晗轶校】今年一月，中国科学院邀请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访问坐落于西南地区（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洼地）的射电望远镜。这座射电望远镜采用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其直径几乎是波多黎各丛林中的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的两倍。中国的这座巨型球面望远镜是全世界最大的望远镜，甚至可能是全宇宙最大的望远镜。虽然它的敏感度足以侦测到不发射讯号的间谍卫星，但它的主要用途还是科学探索，其中包括一项非同寻常任务：它是地球首个用于监听外星文明讯息天文台。如果未来十年真有信号从九重天外传来地球，中国很可能将第一个捕捉到它。

《大西洋月刊》12月版刊文：“如果（与外星人）首次接触的是中国，会怎样？”

在某种意义上，中科院邀请刘慈欣参观这座射电望远镜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在中国的宇宙探索事业上有非同寻常的发言权，连中国国家航天局有时候都会就某些科考项目向他提出咨询。刘慈欣是中国的科幻教父，许多中国作家都会在他的姓氏之前加个“大”字以示尊敬。在过去几年里，中科院的工程师们一直把射电望远镜建设的最新进展通报给刘慈欣，除了各种图示以外还附有留言，感谢刘慈欣作品给他们带来的启发。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邀请刘慈欣参观这座射电望远镜又是个奇怪选择。他的作品中许多地方都在告诫人类，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存在风险。他在书中警示，也许“其他外星文明”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而这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他在英文版《三体》的后记中写道：“也许再过一万年，人类注视的那片星空依旧空旷而寂静，但也许明天我们醒来就会发现地球轨道上停着一艘月球般大小的外星飞船。”

贵州大窝凼洼地射电望远镜的球面结构

近年来，刘慈欣已经跻身全球知名作家之列。2015年，他的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首部摘得科幻界最高桂冠的翻译作品。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告诉《纽约时报》，在他被政务烦的焦灼不堪之际，这本书（三部曲的第一部）给了他一种宇宙视角。刘慈欣告诉我，奥巴马甚至通过工作人员找他讨要过第三部的样本。

在第二部的末尾，书中的一位主人公阐释了整个三部曲的核心思想：任何文明都不该向宇宙宣告自己的存在。因为其他文明一旦探测到你的存在，就会把你当作自身扩张的威胁，因而所有文明都会消灭掉竞争者，直到遇上拥有更高科技的文明成为被消灭的对象。这种残酷的宇宙观被称为“黑暗森林法则”，它把宇宙中的每个文明都看作隐匿在森林暗处的猎人，静静等待对手发出声音暴露目标。

刘慈欣的《三体》故事情节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正值文革期间，一名年轻女性向附近的星系发出了一条信息。接收到该信息的文明由此展开长达数百年的侵略地球的远征。但由于红卫兵放纵的恶行使这位女性对人性感到绝望，她认为人类不配继续生存下去，因而对人类面临的危险毫不介意。人类世界可能发生的科技爆炸让外星文明担心，比如人类曾在发明连发步枪后的百年以内就发明了原子弹，地球可能在外星生物到来之前就获得科技突破，因此在前往地球的途中，这个外星文明向地球发射了“智子”，以扰乱我们的高能粒子加速器，阻止我们在战争物理学上取得进展。

科幻小说有时被称为未来文学，但历史隐喻也是其突出特征之一。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就是基于古罗马的架构创作的，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的某些情节则借鉴了阿拉伯游牧部族贝都因人的历史。刘慈欣不愿将他的作品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但他曾经告诉我，他的创作的确受到了地球各文明历史的影响，“尤其是原住民与科技更发达的文明之间的碰撞。”这样的遭遇曾出现在19世纪，整个亚洲的“中央王国”中国，被欧洲的海洋帝国用坚船利炮敲开了门，此后备受蹂躏，地位一落千丈，堪比古罗马的沦陷。

今年夏天，我前往中国参观了新落成的天文台，但首先我去北京见了刘慈欣。闲谈时我们聊起《三体》改变成电影的事。他略显无奈地说：“这儿的人希望它能成为中国版的《星球大战》。”这部耗资巨大的电影在2015年就完成了拍摄，至今仍处于后期制作阶段。此前曾出过整个特效团队大换血的消息。刘慈欣说：“在拍科幻电影这件事上，我们的体制还不成熟。”

我是把刘慈欣当作中国关于“首次接触论”的头号思想家来采访的，但我也想知道，这座新射电望远镜大致是什么样的。在译者复述了我的问题后，大刘掐灭了烟，微笑起来。

他说：“它看起来就像科幻小说里的东西。”

科幻作家刘慈欣

一个星期后，我乘高铁离开上海，将那些仿佛来自《银翼杀手》的紫色霓虹灯、时尚的咖啡馆和精酿啤酒吧远远抛在身后。列车沿着高架轨道飞速行驶，两旁的高楼大厦一闪而逝，只留下模糊的残影。这些楼宇都是近年来迸发出来的，它们仿佛小小蜂窝块，无数个蜂窝块组成巨型城市建筑群，而各个城市则由铁路连接起来。从2011年到2013年，中国的混凝土浇筑量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浇筑量还要多。中国已经在非洲建成铁路线，未来不但要把高铁开到欧洲去，甚至有计划通过海底隧道穿越白令海峡直抵北美。

随着火车驶向内陆省份，摩天大楼和吊车的数量逐渐减少。那些翡翠般的稻田，那些低悬的薄雾，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老的中国——那个将汉字书写播往亚洲各地的中国；那个把硬币、纸币和火药带入人类生活的中国；那个用水利系统驯服江河以灌溉田地的中国。越向西走，山丘越陡，阶梯越高，我不得不靠在窗边往上看才能看到山顶。每隔一段时间，汉斯·季默的低音配乐就会响起，另一辆列车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向反方向呼啸而去，一片光滑的太空白就会填满整个车窗。

列车平缓驶入宽敞明亮的贵阳站时，已经是下午了。贵州是中国最贫穷、最偏远的省份之一。这里似乎正在进行社会风气建设运动，到处都是劝导不要在室内吐痰的标语，广播反复提醒旅客“保持良好氛围”。有位老人试图插队拦出租车，被一名保安当着数百人的面狠狠训斥了一通。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旅馆大堂，跟预订好的司机会面。去天文台的行程本应是四小时，在开了两小时后，司机在雨中停了下来，蹚水走入一片稻田，向一位收割稻谷的老妇人问100英里之外的射电天文台怎么走。两人艰难地比划了半天后，她用镰刀给我们指了方向。

我们继续前进，在狂按喇叭的摩托车和行人中穿行，经过了一连串小村庄。路边的一些房屋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另一些则是新建的，这些动迁户是国家为了修建射电望远镜安置到这儿的。

射电望远镜位于北纬25.647°，东经106.856°，距离贵阳市约170公里

即使在科学界，寻找地外智慧（亦译作“寻找外星文明”，下文简称为SETI）的计划也往往被嘲笑为一种宗教神秘主义。二三十年前，内华达州参议员理查德·布赖恩提出预算修正案，终止了美国国会对SETI计划的资助。布莱恩说，他希望“花纳税人的钱捕捉火星人”的行动就此告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先于美国建成了这座以SETI为核心目标的世界级无线电观测站。

SETI计划确实与宗教有某些相似特征。它的动机是人类寻求联系和超越的深层欲望。在这个传统宗教对许多人失去说服力的时代，SETI计划关注的仍然是人类起源、自然的原始创造力，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等问题。我们尚不清楚SETI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些问题，也不清楚美国国会为什么认为它不值得资助，毕竟美国政府以前很乐意花数亿美元来探索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现象。关于黑洞和引力波的研究都是在目标仅存可能性时就开始了，经过数十年代价不菲的探索终于出了成果。然而正如达尔文向我们展示的，智慧生命在行星上演化并不是什么猜测性假说。事实上，受达尔文主义启发的科学计划中，最引人入胜的恐怕就是SETI了。

即使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SETI计划也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大支持。今天的射电望远镜能把遥远的恒星拉到我们眼前，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那些围绕它们运动的行星。如今，下一代观测技术正在发展之中，未来我们能借助新技术放大观察这些行星的大气层。SETI的研究人员一直在为此做准备，在不被科学界主流承认的时期，他们成了未来的哲学家。他们试图想象先进文明可能使用怎样的技术，以及此类技术在观测宇宙时会留下哪些迹象。他们已经构想出如何辨认远方的人造污染物的化学痕迹，他们还知道如何扫描密集的星域，来搜寻用于为行星屏蔽超新星爆炸波的巨型结构。

2015年，俄罗斯亿万富豪尤里·米尔纳投资1亿美元资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SETI计划。该团队在一天内进行的观测量比十年前一整年的观测量都多。 2016年，米尔纳又斥资1亿美元赞助星际探测任务。该项目坐落在智利沙漠深处，来自巨型激光阵列的光束，将冲击推动数十个超薄探测器前往四光年外的阿尔法半人马星座，从而对其进行近距离观察星座。米尔纳告诉我，探测器的摄像头或许能辨认出行星上大陆的轮廓。研究团队模拟了这样一个光束发射到太空后所产生的辐射，发现它与天文学家不断监测到的神秘“快速射电爆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表明后者可能产自类似的巨型射束，而这些激光射束也可能是其他文明的宇宙探测器的载具。

米尔纳资助的SETI团队负责人安德鲁·西米恩正在积极研究这种可能性。中国巨型射电望远镜还未建成时，他就前往参观，为联合观测打下基础，并欢迎中国团队加入不断扩张的无线电观测台网络（包括正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地建造的观测台），这些观测台将在SETI研究方面进行合作。去年秋天，我和西米恩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无线电观测台进行夜间观测时，他就对中国的射电望远镜感到无比兴奋。他说，在“经常被认为最可能是外星发射器”发出的无线电频谱段，这是世界上最灵敏的望远镜。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SETI项目负责人安德鲁·西米恩

在我动身前往中国之际，西米恩提醒我，天文台附近的路很难找，但他说当手机信号变差时，就离天文台不远了。射电抛物面天线附近禁止无线电传输，以免科学家们误把电磁辐射当作来自宇宙深处的讯号。即便如此，超级计算机还是得在数十亿个误报中进行筛选，其中大部分是人类技术造成的干扰。

当我的手机信号终于开始减弱时，司机几乎快要打退堂鼓了。离开贵阳五个小时后，日光消逝，天色渐晚。风在《阿凡达》电影般的峰峦间呼啸，掠过竹海仿佛吹动巨大的绿色羽毛。当我手机完全失去信号时，一阵瓢泼大雨哗啦啦地落在挡风玻璃上。

来贵阳的前一周，我和刘慈欣去参观了北京古观象台。1442年，明朝迁都北京后不久，永乐帝下令在紫禁城附近修建观星台。这座超过40英尺（14米）高的优雅城堡式建筑，配设了中国最珍贵的天文仪器。

地球上没有哪个文明比中国拥有更长的、连续不断的天文学传统。中国最早的皇帝就开始以“天命”证明其政治合法性。早在3500多年前，中国的宫廷天文学家就在龟甲和牛骨上用象形文字记录天象，其中一段甲骨文是世界关于日食最早的已知纪录，这在当时很可能被理解大凶之兆，比如预示着异族入侵。

我和刘慈欣坐在古观象台石院里的黑色大理石桌旁，百年古松如华盖般遮蔽头顶，挡住了穿透黄色雾霭的阳光。院旁有一扇圆形的红色大门，背后是行阶梯，通往一个类似炮台的观测平台，周围陈列着一整排古老的天文观测仪器，其中包括天体仪。这座镶满星辰的巨大球型仪器由铜铸龙柱支撑，曾于1900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时失窃。德法军队当年涌入这座院子，掠走了观象台十件珍贵仪器。

虽然这些仪器最终都还给了中国，但这场动乱造成的伤痛仍然遗留在中国人心中。中国学生从小就学习这段“百年国耻”，那时的中国已从明朝的巅峰落入最低谷。这座古观象台落成时，中国仍可将自己看作青铜器时代伟大文明的唯一幸存者，当年辉煌的巴比伦文明、迈锡尼文明，甚至古埃及文明都只留下了废墟。西方诗人将废墟视为“世事无常”的经典证明，但中国却近乎“永恒”地存在了下来。中国历代帝王统治着全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社会，接受邻国统治者遣使朝贡，俯视其叩首行礼。

1956年北京古观象台开放前夕

英国汉学家李约瑟1954年出版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科学与文明》，他在第一卷中问道，为什么这个有长期选贤任能传统的国家没能发生科学革命？这个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当年伏尔泰也曾困惑，为什么中国的数学发展到几何学就开始停滞不前，为什么是耶稣会教士给中国带去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不是中国向西方传播天文知识？他将其归因为儒家学说过于强调传统。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原因出在中国过于稳定的政治上，长期接受帝国稳定统治的广袤疆域往往不像欧洲社会那样鼓励技术创新欧洲。欧洲十多个国家挤在狭小区域里，持续不断地彼此冲突。“曼哈顿计划”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战争风险有助于磨砺科学头脑。

还有一些人认为，前现代的中国对自身疆域以外的生活没什么好奇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很少提出关于外星生命的假说。）有人说，缺乏好奇心导致中国在中世纪晚期停止了航海方面的创新，而这时候的欧洲正在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的黎明，西方帝国纷纷穿过中世纪的迷雾将古希腊航海事业重新发扬光大。

不管原因是什么，科学技术的落后都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用英国最耀眼的发明装满了一艘船，派使者护送前往中国觐见，然而这些东西在乾隆皇帝的眼里只是些“奇技淫巧”的小玩意儿罢了。近半个世纪后，英国卷土重来，为印度的鸦片寻找买家，再次遭到了中国皇帝的拒绝。在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中，价值200万英镑的英国鸦片在海边被当众销毁。鸦片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英国海军的铁甲蒸汽战舰沿着长江逆流直上，击沉中国木质帆船，以先进技术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碾压式打击，迫使清朝皇帝同意签署首个不平等条约，割让了香港，并开放五口通商。法国殖民越南之后，加入了瓜分中国的行列，德国也趁机占领了山东的大片地区。

与此同时，被中国视为“小弟”的日本则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作出反应，迅速实现了海军现代化。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一举歼灭中国的北洋水师，并掠走台湾作为战利品，而这只不过是日本20世纪野蛮侵略中国的前奏。二战期间，日本试图将势力扩张至覆盖整个太平洋，最终遭到整个城市被美国核武器夷平的下场。

随着美国的崛起，中国遭受的耻辱有增无减。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派出20万劳工到西线支援盟军作战，战后中国外交官满怀期望地来到凡尔赛，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补偿，或者至少废除掉一部分不平等条约。结果事与愿违，中国只能和希腊、暹罗等小国坐在儿童桌上，眼睁睁地看着西方列强瓜分全球。

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历史深刻烙印在中国人的记忆里

经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直到近年才重新成为地缘政治中一股强大的力量。邓小平对科学技术有种近似宗教的崇尚，这股热忱一直持续至今。在这个十年里，中国的科研投入正在稳步赶超美国，但是科研质量上还有不小的差距。《自然》杂志的调查显示，中国学术机构提交的科学论文存在大量的伪造或剽窃现象。因此，中国高校为能在西方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科研人员提供巨额奖金。

中国科学要赶超西方，需要更加自由的思想交流环境，以及更便捷的获取数据途径。

不过，中国已经汲取教训，并得出一个结论：伟大的科学成就将给国家带来威望。当苏联把人造卫星和宇航员送入太空时，当美国把星条旗插入月球土壤时，曾经的“天朝大国”却只能当旁观者。

过去的中国更侧重于应用科学：它打造了全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在医学研究上投入巨资；在西北植造“绿色长城”防止土地沙漠化。但现在，中国开始将巨量资源投入基础科学领域：大型强子对撞机正在计划当中，它从以太中释放出数以万计的“上帝粒子”；此外，火星探索也在筹备之中。在21世纪的科技诗篇中，没有什么比中国宇航员踏上这颗红色星球的高清图片更适合作为中国崛起的象征。如果有，那恐怕就得数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了。

在距离射电望远镜10英里的安检站，我把手机交给一名警卫，他将其锁入保险柜格子里，然后领我来到一对金属探测器前，我需要证明自己没有携带任何其他电子设备。另一名警卫带我走过狭窄的通道，登上800多级的之字形山路阶梯，穿过嗡嗡作响的蓝色蜻蜓群，终于来到一个可以俯瞰整个天文台的平台。

直到南仁东今年9月去世以前，这位无线电天文学家一直是这里的科研领军人物和灵魂。正是他决定了，打造这座巨型射电望远镜的目的是搜寻地外文明。南仁东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项目，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通过卫星图像选址，在中国喀斯特山区挑选了数百个类似的深谷。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在FAST施工现场

除微波（例如大爆炸后的微弱余辉）之外，无线电波是电磁辐射最弱的形式。地球所有观测台一整年捕获到的无线电波能量之和，还不如一片雪花轻轻飘落在裸露土壤上所释放的动能。收集这些空灵的信号，需要绝对的零干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计划未来将无线电天文台建在月球背面，因为那个地方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更少受到人类技术带来的电磁干扰。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无线电天文台像阴凉处的白蘑菇一样，悄然出现在各大闪闪发光的城市的中间地带。也正出于这个考虑，南仁东才会在偏远的喀斯特山区为天文台选址。这些锯齿状的石灰岩山峰覆盖着亚热带植被，从平坦的地表陡然升起，形成了一道自然屏障，保护天文台敏感的接收器免受风和无线电噪音干扰。

候选地址确定后，南仁东对这些区域逐一实地考察。当他站在大窝凼凹陷区的中心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大致对称的碗形山谷底部，周围被青山完美地环绕起来，这样的地貌是在抬升和侵蚀的地质构造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在投入20多年、耗资1.8亿美元之后，南仁东终于在此地建成了天文台。射电望远镜首次启用的观测目标是超新星“客星”所发射的无线电波，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早在近1000年前就记录过它爆发时非同寻常的亮度。

待射电望远镜校准之后，就将开始扫描广阔的天域。安德鲁·西米恩领导的SETI团队正与中国科学家共同开发一套工具，用于处理大范围搜索的数据，而这种扫描本身就已经是人类在宇宙探索中迈出的一大步。

西米恩告诉我，他对观测星系中心恒星密集区域尤其感到兴奋。他说：“对于一个先进文明来说，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根据地。”由于庞大数量的恒星和超大质量黑洞的存在，使该区域成为发射探测器的理想之选。西米恩的接收器将以精密算法研究来自数十亿颗恒星的数十亿种波长，只为寻找一条真正有价值的信号。

刘慈欣告诉我，他怀疑这台射电望远镜能否探测到地外文明的信号。在他构想的那种黑暗森林般的宇宙中，没有哪个文明会发出明确的信号，除非这个信号是该文明消亡时的垂死呐喊，宣告着发送者即将灭绝。如果一个文明遭到另一个文明侵略，或被伽玛射线焚烧，或毁灭在其他自然原因上，它都可能用尽最后的能源储备，向附近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行星发出垂死的呼声。

“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前行的猎人。”——刘慈欣，《三体》

即使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构想是对的，即使中国的射电望远镜真的无法监测到来自宇宙的明确信号，高度敏感的它仍然能听到地外文明内部的无线电耳语，那些无意间被偷听到的信息，就像飞机雷达波一样不断溢出星球的表面。如果宇宙中的文明真的是沉默的猎人，我们就更有必要仔细查探这些无意间“泄漏”的无线电了。夜空中的许多星体周围可能都被一层微弱的无线电磁波，这些泄漏都是在那些文明刚发明无线电技术时造成的，直到后来它们才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并关闭了容易被监测到的信号传送器。以往的天文台只能在少数几个星球周围搜索这种辐射，中国新建的射电望远镜的敏感度之高，足以搜索数万个星球。

在北京时，我跟刘慈欣说，我对勘探到外星信号抱有希望。我认为黑森林法则是基于对历史狭隘的解读，他或许将中西文明之间的碰撞过度延伸为文明的一般行为。刘慈欣令人信服地回答说，中国与西方的碰撞代表着某种更普遍的模式，在历史上，很容易找到扩张性文明使用先进技术欺负其他文明的例子。他说：“中华帝国同样如此”，指的是历史上中国对邻国长期的主导。

可是，即使这种模式能够解释人类文字记载的历史，甚至延伸到史前的混沌纪元，解释尼安德特人为何与现代人首次接触之后就突然消亡，它仍然可能不适用于推断其他星系的文明。首先，对于一个跨越了广袤时间维度的宇宙文明而言，人类的存在只不过是漫长而明亮的黎明中的一瞬间；其次，没有哪个内部不和平的文明可以持续数千万年，连人类都已经创造出威胁自身生存的强大武器，先进文明的武器威力很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也许它们早在和我们相遇之前就走向了自我灭亡。

我对刘慈欣说，我们的地球文明相对年轻，这意味着我们也许是所有文明中的异类，不要把自己的文明形态当作柏拉图式的理想原型去揣度其他文明。从数十亿年前起，银河系就已经适宜生命居住了，所以我们未来接触到的任何文明几乎肯定比我们更古老，也许也更智慧。

况且，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中，尚无任何证据表明那些更古老的文明将扩张视为第一原则。SETI研究人员一直在搜寻那些从单一源点向四面八方扩张的文明，随着它们的科技覆盖空间不断扩大、最终将殖民整个星系。如果这些文明真如我们预期那样消耗巨大能量，就会释放出可观测到的红外线。可事实上，我们在全天候的扫描中从未发现任何类似迹象，也许是因为通过自我复制快速在1000亿颗恒星间散布的机器注定会毁于编程错误，也许是因为文明在星系中传播并不均匀，就像人类在地球上分布不均一样。可是，即使一个文明只占领星系中十分之一的恒星，它也很容易被找到，人类已经搜索了距离较近的十万个星系，还是没能找到任何地外文明的痕迹。

一些SETI研究人员猜测，地外文明可能在扩张时开启了隐身模式。他们研究了“创世纪探测器”的可行性，这种探测器可以在行星表面播下微生物，引发类似于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加速该星球的生物演化。有人甚至从我们的DNA编码信息中寻找证据，证明这种太空船可能访问过地球。毕竟，DNA是科学已知的最强大的信息存储介质。可最终，连DNA也没能给我们任何信息。也许，文明向外扩张的观念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妄自揣度。

刘慈欣并不认同这一点。对他来说，这些信号的缺失再次证明黑暗森林里的猎手们善于隐匿。他告诉我，我们对其他文明的思考和想象是有限的。“尤其是那些可能已经延续了数百万或数十亿年的文明”，他说，“我们或许疑惑为什么他们在星系中扩张时没有使用某些技术，就像蜘蛛疑惑为什么人类不用蛛网来捕捉昆虫一样。”他还说，一个对内实现和平的古老文明对外仍然可能表现得像个猎人，部分原因是它懂得不同文明“在宇宙跨度中相互理解”是件多么困难的事，也清楚任何误解都可能关系到自身的生死存亡。

如果我们遇到的地外文明是一种后生物时代的人工智能，那么人类和它的首次接触就会更加棘手，因为这个文明的世界观可能是双重异化的。它可能不会有同情心，因为同情心不是智慧的根本性特征，而是一种由历史和文化在演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情感。这种文明的行为逻辑可能超出人类的想象，它可能已经把整颗星球变成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而且，根据牛津大学学者桑德伯格、阿姆斯特朗和奇尔科维齐的研究，这样的文明可能觉得当前的宇宙太热了，不利于长期的、节能的计算。因此它也许会避开观察者的视线，切断能源进入一场持续数亿年的无梦休眠，直到宇宙已经膨胀并冷却到适合进行长达许多纪元的计算时，才会苏醒过来。

牛津学者SETI论文《不死长眠：解决费米悖论的夏眠假说》

就在我迈过最后一道台阶登上观测平台时，感觉地球仿佛超级计算机一样嗡嗡作响，这是因为山间昆虫响亮的鸣叫声被这台望远镜的球面结构放大。在高台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射电望远镜，而是周围的喀斯特地貌，奇形怪状的山峰耸立着，仿佛方圆数百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布满玛雅人的金字塔，它们在被植被掩映下长成了各种怪异的形状。它们向四面八方蜿蜒，一直连接到天边，近处的山丘呈现深绿色，远处山脊看起来似乎是蓝色的。

在这混沌的自然景观之间，是射电望远镜壮观的球面结构，它足足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宽，如果用来装大米的话，足够容下全世界每个人两碗的饭量。这是技术崇高性的真正体现。它的巨大规模让我想起了美国犹他州的宾厄姆铜矿，但却没有后者那种忙碌而强蛮的工业氛围。天文台在大地上冷静地凹陷下去，与自然合为一体，如同上帝用指尖在地球外壳上按压出一个光滑的正圆形银色凹痕。

我在雨中坐了一个小时，看着流动的乌云在天文台上洒下摇摆不定的光影。它的数以千计的铝三角板呈现出马赛克效果：一些变成亮银色，另外一些变成淡铜色。如果某个遥远智慧文明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将在近期到达我们的星球，它将被这个金属酒窝般的天文台捕捉到，传至接收器，便于人们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尽管目前的国际协议要求世界各国披露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但这些协议都不具有约束力。中国收到信号后，也许会公开消息但对信号来源位置保密，以免某些边缘组织自作主张向外星文明发出回应；也许这个信号将成为中国的国家机密，但即使如此，其国际合作伙伴也存在不听指挥的可能性；又或者，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会将信号转换成光脉冲，让它在遍布地球的光纤电缆网络中自由飞翔。

在北京时，我曾让刘慈欣暂时把黑暗森林法则放在一边，想象这个情景：中国科学院突然打电话告诉他发现了外星文明的讯号。

刘慈欣会如何回应宇宙文明的信息？他说他会避免过于详细地描述人类历史。“这叫厚黑”，他说，“这样我们看起来会更具威胁性。”在彼得·瓦茨描写首次接触的小说《盲视》中，仅仅是提到作为单独个体的自我，就足以让外星文明把人类看作生存威胁。我提醒刘慈欣，只要那些遥远的文明长期监测适宜生命栖息的星球，就可能观察到地球大气层中原子弹爆炸时的闪光。因此，是否透露人类历史的决定权也许不在我们手上。

刘慈欣对我说，人类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还会造成人类内部的冲突，甚至引爆世界大战。这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流行主题。在去年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降临》中，地外智慧的突然出现激发了末日邪教的形成，世界各大国急于理解外星人的信息，在彼此竞争中几乎走向战争。刘慈欣的悲观态度是有现实根据的：1949年，厄瓜多尔电台重播奥森·威尔斯模拟外星人入侵的《世界大战》，引发骚乱造成6人死亡。“历史上，人类曾因为许多更容易解决的问题爆发过冲突，”刘慈欣对我说。

《世界大战》想象中的火星人攻击英国海军

即使首次接触没有触发地缘政治冲突，人类也必将经历激烈的文化转型，因为地球上所有的信仰体系都与首次接触的事实相冲突。佛教徒或许轻松一些，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预设了无限宇宙中存在多重世界，宇宙每个角落都充满生物振动的能量。印度教的宇宙也同样宏大而充盈。《古兰经》提到安拉“创造天地，以及遍布天地间的生灵”。犹太教徒相信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自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的创造力局限在我们这个犹如沧海一粟的微小星球上。

基督教可能比较难接受人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当代基督教神学有一个争论，就是基督的救赎能否延伸到广泛宇宙间的每个灵魂，以及遥远星球上犯有罪孽的居民是否需要另一种神圣干预。梵蒂冈也许察觉到新一场科学革命即将来临，它特别热衷于将外星生命纳入教义。毕竟对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而言，对伽利略的可耻迫害仿佛发生在昨天。

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也必须清醒地思考首次接触的涵义。哥白尼的学说使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达尔文则把人类拽回粪土与动物为伍，但即使在这个框架内，人类依然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界的巅峰，继续以非常残忍的手段对待“低级”生物。我们用讶异的眼光看待存在本身，因为我们这样的生命竟是从最简单的物质和公理中诞生的。人类常常自我恭维，用卡尔·萨根的话来说，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方式。”换成宗教的说法，就是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

也许有一天，人类会在漫长的时间旅途中发现遥远的星系存在另一群古老的旅行者，那时我们可能才会谦卑起来。他们可能教我们认识真实的文明史，包括各种年轻的、古老的、已灭绝的文明。他们可能会向我们展示承载着百万年文明记忆的巨大艺术品。他们可能会要求人类与数百光年以外的文明合作，共同进行科学观测。这种范围的观察可能揭示自然界某些我们现阶段无法理解的方面，从而接触到新的形而上学。如果人类足够幸运，还将形成新的伦理学。在经历生存考验后，我们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获得重生。在宇宙这个黑暗森林里，外星文明传递来的第一缕微光也将照亮人类自己的世界。

（青年观察者黄郁译自《大西洋月刊》，杨晗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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