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对今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阮炜教授和黄洋教授的对话，超越流行的陈词滥调，给我们带来全新认识。2013年8月18日，《上海书评》刊发黄洋教授《重审苏格拉底》一文，对阮炜教授《不自由的希腊民主》一书观点进行商榷，观察者网随后刊出阮炜旧文《“自由”的民主，抑或“隐微”的笔法？》，《雅典民主的真相》供读者参考。9月8日，《上海书评》再次刊发黄洋先生文章，题为《黄洋谈雅典民主与西方民主传统》。之后阮炜先生在上海书评撰文并接受观察者网访谈回应黄洋教授的批判。

《社会观察》杂志2013年第11期刊载阮炜先生文章，再议雅典民主，详述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法庭审判并处死这一历史事件，一直让后人困惑。苏格拉底究竟是不是像一些西方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不敬雅典诸神而被处死？或者说他到底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被判死刑？

雅典卫城的主体建筑帕特农神庙，见证了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历史

苏格拉底与雅典寡头派

被雅典人处死以后，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和同情者虽写过不少辩护性和回忆性文字，但大多已失传，只有柏拉图的对话、色诺芬的回忆录、阿里斯多芬喜剧里的讽刺文字留传至今。问题是：这些记述可靠吗？如果说流传至今有关苏格拉底的大多数文字均为其弟子所写，便很难说“客观”，真实的苏格拉底也就难以企及，再加当时回忆录或传记作者并非以客观真实为目标，对可读性的追求却不遗余力，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我们想偷偷懒，便大可不必深研历史，而是人云亦云地说，苏格拉底是因宗教信仰被处死的。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当时希腊宗教与政治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与其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是因冒犯了城邦诸神，用其新学说“败坏”了雅典青年，还不如说他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确切地说，死于民主派的政治报复。

事实上，这一时期希腊政治史的主线，是民主派与贵族寡头派的结构性冲突；几百个城邦大致可划分为实行激进民主制和不那么激进的民主制（常常被目为“寡头制”）的两大类，而每个城邦大体上又分裂为民主派和寡头派（其实相对于现代人，贵族寡头派也实行民主，或一种较温和的民主）两大派别。使情况更复杂化的是，某一城邦的民主派或寡头派在激烈内争中往往又与其他城邦的民主派或寡头派结成联盟。

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总是批评、讽刺民主政体来看，苏格拉底不属于民主派，其政治立场与贵族寡头派相近或相同。这一派别中虽也有少量城邦中等阶层分子，但主流却是部落贵族。尽管苏格拉底本人并非贵族出身，其弟子和朋友却多为贵族，多属于贵族寡头派，如柏拉图的亲戚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苏格拉底的学生加“情人”亚西比得，以及柏拉图本人、色诺芬、柏拉图的哥哥阿迪曼托和格劳孔等。

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斗争

前404年，雅典在已持续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战败投降，被迫拆毁防御性“长墙”和所有战舰。

紧接着斯巴达军队进驻雅典。他们指定一个三十人委员会为战后的雅典起草法律法规。但这些被指定的人们没有从事本应从事的工作，而是组成了一个极其暴虐的寡头政权。此政权一上台，不经审判便对民主派对手大开杀戒，抄没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们中很多人流放他乡。待到寡头派把民主派赶尽杀绝以后，便开始屠杀自己人当中的温和派。此即臭名昭著的“三十僭主”暴政。僭主暴政的首脑人物正是克里提亚，而柏拉图的另一个亲戚卡尔米德则是其帮凶。

僭主统治激起了强烈反弹，流亡外邦的民主派积蓄力量，很快卷土重来，与僭主武装在雅典城外展开激战，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均在战斗中被杀，而斯巴达方面见寡头派极不得人心，出于牵制正日益崛起的底比斯的考虑，没有进行干预，而是默许雅典人恢复激进民主政体。僭主暴政虽只持续了八个月，但其间以种种罪名被僭主政权杀害的雅典人高达一千五百人，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战死的雅典人相当。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其有关苏格拉底的大量文字中，仅在《第七封书信》中简短地提到“三十僭主”。这封信虽谈到克里提亚，但对其对雅典犯下的罪行却轻描淡写，对亚西比得的罪行更是一字未着。相反，这两个人成为柏拉图大量“对话”中的主人公。色诺芬也写下了《回忆苏格拉底》，但其中仅一处间接提到克里提亚和亚西比得在雅典人中引起的怨恨。

色诺芬的目的不外乎是要让苏格拉底与他们脱钩：这两人所犯罪行是他们自身的秉性使然，而与老师苏格拉底的熏染和教导没关系。问题是，如果说柏拉图和色诺芬其他方面的文字尚能一定程度做到客观，为何在“三十僭主”和亚西比得之事上却如此讳莫如深？可既然克里提亚、亚西比得是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亲戚或朋友，回忆往事必然勾起心中的痛苦，二人对他们的罪行三缄其口，也就不难理解了。

苏格拉底激怒民主派法庭

前403-前402年，雅典通过了一项旨在使两派和解的法令。寡头派统治被推翻后，民主派为了稳定政局，也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斯巴达军事干预（斯巴达战胜雅典后，在那里驻扎了一支占领军），与贵族寡头派达成了一个既往不咎的政治协定。该协定以“宽恕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据此法令，激进民主派不得对寡头派进行报复或提出政治起诉，甚至不得追讨僭主统治期间被没收的财产。

这就意味着，激进民主派虽然重新掌权了，却又因“宽恕法令”和斯巴达军事干涉的威胁而难以申冤复仇。在此背景下，民主派松动一下对法律的解释或诉诸一下“潜规则”也就在所难避。

要报仇，却面临法律的掣肘，难有大动作；要起诉，现有指控却显得牵强，而要提出一种既不违反宽恕法令同时也更强有力的指控又不可能。民主派的处境实在有点尴尬。这应该是第一轮投票认定苏格拉底有罪的人并非占压倒多数的根本原因。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即便冤未伸、仇未报，雅典人也并非完全丧失了理智或判断是非的能力。考虑到僭主政权滥杀民主派、抄没其财产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此外，即便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局势似乎也并非不可逆转。因为根据法律，被刑事起诉的人被判有罪以后，法庭必须根据控方和被告提出的不同量刑方案，进行第二轮投票。然而，此时年届七十的苏格拉底似乎下决心要以死作为最后的武器，与民主派斗下去。

按照当时的法律，控方提出一个量刑方案后，被告可以提出一个反方案。如果此时苏格拉底提出一个较为合情合理的反方案，例如流放，或交纳一笔数额适当的罚金，与此同时在态度和语言上也不要表现得那么傲慢，就很可能会免于一死。但据色诺芬记述，苏格拉底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他认为这不啻是认罪。

但是，苏格拉底自认何罪之有？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不啻是犯了藐视法庭罪。由群众组成的陪审法庭的情绪可想而知。在此背景下，判死刑是合乎逻辑的。

可是据柏拉图所言，苏格拉底并没有拒绝提出自己的量刑方案，而是同意支付30米那赎罪金。这不与色诺芬笔下死不认罪的苏格拉底形象相矛盾么？

此前，苏格拉底甚至还提出，雅典人应当宣布他为城邦英雄，在“普吕坦内昂”里为他供应免费饮食，直至他去世为止。“普吕坦内昂”是何地？是为城邦神社大厅，那里燃烧着长明邦火，在雅典人心目中至为神圣，在那里享受免费餐者只能是奥林匹克冠军，或为保卫城邦立下卓越战功的英雄。苏格拉底宣称他应在“普吕坦内昂”里享受公家伙食，无异于嘲弄几百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群众。

此后，苏格拉底又提出愿意支付1米那赎罪金，因为财力有限，只能付这么多。这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朋友们叫他允诺付30米那赎罪金，并说他们担保付清这笔钱。但不难想象，在同意付30米那赎罪金前，苏格拉底提出的黑色幽默式的“量刑”方案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很多陪审员心目中，尤其是在寡头派的死对头们看来，苏格拉底不啻是在搞笑，是捉弄、羞辱他们。很多人本来可能较为中立，并不一定打算判死刑，现在见他如此放肆，便难免改变立场。所以当苏格拉底最后在朋友们撺掇下表示愿付30米那赎罪金时，第二轮投票仍以压倒多数票否决了这一看似合理的方案（苏格拉底既然认罪了，就可以说“合理”），赞成死刑者甚至比第一轮投票判苏格拉底有罪者多出了80人，即360人对140人。

苏格拉底非死不可。

苏格拉底之死

反思古代雅典的民主遗产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在当时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今人所熟知的自由或权利并不存在，良性的政党政治远未开出，现代民主保障自由的种种机制，如宪政、法治、司法独立、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代议制度、信仰自由等，还远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对苏格拉底的处置虽然合乎法律程序，却未必是公正的。尽管如此，苏格拉底被审判及处死是一场无可避免的劫难。

如果雅典政治已进化得较好，公民权利已能得到较好的保护，作为对寡头派暴政仅仅负有间接责任的他，即便有罪，也罪不至死，而很可能只被判流放。但种种迹象表明，此时雅典的民主仍是一种粗陋残酷的氏族民主，一种以众暴寡的原始民主。

应当看到，古典雅典的激进民主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实验。这种民主有优点，也有缺陷，甚至做过不少恶事，犯过一些愚蠢的错误，需要不断改进，才能功德圆满（至于历史究竟给了这一实验足够的时间与否，则是另一个问题）。

雅典民主派的确有很多不是，甚至做过很多恶事蠢事，但在两个方面比寡头派做得好：第一，对包括寡头派在内的城邦内部的人更宽容；第二，比寡头派更守法。

无论如何，民主派并没有像几年前“三十僭主”对同胞大开杀戒那样，对反对派搞大屠杀。事实上，前411年民主派挫败寡头派第一次政变以后，并没有不经审判大肆杀戮反对派，而只是将他们放逐了事；前403年，民主派重新掌握政权之后，也没有不经审判大量处死反对派，而是迅速与反对派达成了宽恕协定，并以法令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派也的确执行了宽恕法令，并没有以政治的名义大量起诉反对派，甚至并没有收回先前被寡头派没收的财产。

另一方面，民主派诚然比寡头派更仁慈、更宽容，但“三十僭主”暴政毕竟是新近发生的事，血腥屠杀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要他们没有复仇情绪，实在是太难为他们了。如果以基督教兴起后的道德标准来衡量，此时包括雅典民主派在内的所有希腊人虽然智识颇高，大体上却仍是一些不知仁爱为何的野蛮人。换言之，此时希腊人的整体道德水平仍然太低，要民主派以德报怨，实在有点不切实际，要求太高。

以苏格拉底的智慧，他应知道，民主派远非完人，而只是一大群容易受情绪左右的人民群众（如果说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暴民的话）。他应知道，群众不可能没有复仇之心，所以应汲取先前的政治教训，尽可能减少敌意，而非给仇恨火上添油，使群众觉得他仍旧对雅典社会政治秩序构成威胁，仍使他们感到不安，在寡头派死硬分子企图再次推翻民主政权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了。

如果此时苏格拉底能够认识到，处于多数地位的民主派对与寡头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他怀有报复之心，如果他能对寡头派的恶行有更为客观的认识，在法庭上低调一点，判死刑之政治报复很可能是能够避免的，不至于走到如此极端的形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似乎铁了心要与民主派斗下去，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