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欧美世界著名的人权史专家，其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中文本为《最后的乌托邦：历史中的人权》，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对人权史做出了深刻解读。在其近期将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中《尚需努力:不平等世界中的人权》（Not Enough：Human Rights in an Unequal World），莫恩对自己的人权史进行了反思，指出由于被冷战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绑架，人权运动渐渐失去了其政治实质，沦为一种空洞的宣示。在他看来，如果人权运动要重整活力，就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的遗产，并迎接不平等带来的挑战。本文翻译是该书的节选，刊登于美国《国家》杂志。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1981年，剧作家Zdena Tominová从家乡共产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出发，踏上了西行的长途访问，来到都柏林做演讲。她是国家政权的批判者，七七宪章的发言人，这是第一批将人权转变为国际战斗口号的持不同政见的组织之一。

然而Tominová震惊了人们。她解释道，作为国家共产主义政策的受益者，她对自己年轻时经历的的那些理念和物质平等的政治心存感激。“突然之间，”她回忆起儿时所见的阶级等级，“我没有被剥夺权利，我可以做任何事。”这句话出自一个目睹了1968年镇压布拉格春季改革，并因七七宪章成员身份而头被撞到道路上的妇女，是令人惊讶的。

但即使政府官员敦促她逃离这个国家以避免监禁时，Tominová也始终忠于她这一代的社会主义。“我认为如果这个世界有未来的话，那将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她告诉她的爱尔兰听众，“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一个没有人会因为出身富裕而享有优先权的社会。”而这种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理想:“社会公正的世界需要所有人的到来。” Tominová 明确表示，社会主义不应作为剥夺人权的借口。但同样的，对于她的国家和全世界来说，人权框架的出现也不应该成为放弃反对不平等斗争的借口。

如今看来，Tominová 的演讲颇具讽刺：她的人权理想变成了常识，但社会主义理想却被扼杀了。数据显示，直到20世纪末，文本更可能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不是“人权”。在1989年冷战结束后，相关术语的相对流行度就发生了变化。随着人权观念的传播，人民发现对跨国界的陌生人更容易产生认同感。但与此同时，市场自由化、对自由贸易的依赖以及制度化的管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即使富人攫取了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人权也成为了我们至上的道德语言。

图为Zdena Tominová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4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让人权行动适应新政治经济的发展，并重新定义我们的正义感，以对抗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胜利和不平等的爆发。我们还应该提问如何重振Tominová的愿景——将人权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福利相结合，不放弃任何一个。

当今人权的首要前提——个人本质上拥有不可转让的权利，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是，人权作为一种国际正义语言的独特可见性基本上史无前例。

人权宣言的原本目的首次宣告于18世纪末期的欧洲——为了证明革命和建立主权国家的正当性。权利是有关公民身份的意义和特权的谈判，主要是在国家内部运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世界各地许多人都在为脱离帝国而战。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充斥着经济和社会权利，但只适用于那些有公民身份的人。

《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人之一 Alexandre Bogomolov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30年后，人权成为像国际特赦组织这样的全球性组织的口头禅，他们的关注点不在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上，而是在人类的生存上。同样，拥护者们放弃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正义，而是依靠诉诸国际法和点名批评违法者的策略。问题在于，这种权利政治的转变恰好和这样一种转变同步，公民在继续寻找和资助人权运动，但福利国家却逐渐空心化。人权宣言的出现帮助东欧和拉丁美洲摆脱了独裁统治，但却无法阻止他们的国家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不平等。一种新的世界主义热情高涨，但地方形式的社会民主陷入了危机。

从卡尔·马克思开始，一些左派人士就声称，个人权利，或是当代人权运动(或两者兼有)在为资本主义服务。然而尽管人权和资本主义共享着道德个人主义，而且经常怀疑集体主义的项目，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并不是人权催生了新自由主义时代。致力于发明一个全球关注的新模式来挽救左派人士的失败和错误也不是人权运动者的工作。把人权当作进步主义政治逆转的替罪羊是有失公平的。事实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玷污“表面”弊端的人权不能与更“结构性”的政治共存。

此外，人权运动不仅谴责世界各地的国家暴力，而且关注各国对待其公民的性别、种族、宗教或性取向等平等问题的上的严重失败。从就业到住房再到食品，人权运动人士也开始将经济和社会权利放在首位。 事实上，尽管新自由主义政策难免原罪，它也帮助实现了人权倡导者最疯狂的一些梦想：例如，相比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力量，中国的市场化使更多的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如果没有反思为什么人权运动能够如此容易与新自由主义政权共存，就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政治转向经济公平的新议程。

在19世纪，自由作为个人固有观念与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规则紧密相连。这意味着以权利为基础的言论主要被用来证明自由合同和私有财产的正当性。这就难怪马克思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权常常作为对资本家狭隘保护的辩解。

然而在20世纪中叶的社会民主鼎盛时期，人权被重塑为在国家内部创造更多平等的政治的一部分。如果人权的概念因为许多其他追求这个目标的主义，当然，包括社会主义，而影响甚微，至少表明这个想法是灵活的且可以修改的。

后来，新自由主义出现了，人权运动无疑受到了影响。人权法律和政治从来没有倒退回对合同和财产的狭隘性保护，但是他们摆脱了世纪中叶时与再分配政策的结盟，并被谴责在反抗新政治经济方面的起着防御性和微小的作用。

全球权利运动的典型例子，诸如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等的组织，将重点放在联合国人权宣言所宣称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上，并将人权理念从公民身份转变为羞辱国家压迫者的许可证。而且虽然人权运动在冷战后小心翼翼地接受了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倡导，但他们从未抨击新自由主义树立的财富等级制度。除了少数例外，物质平等并不是人权法律和运动所要捍卫的东西。

结果是悲观又惊人的。建立全球责任意识和地位平等意识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这是以每个尺度上的经济公平为高昂代价的。人权法缺乏倡导严肃的再分配政治的规范，而人权运动也没有这样的意愿。虽然在理论上说，人权运动的重点是确保在全球化的经济中为个人提供物质保障，但人权运动并没有遏制财富天花板的膨胀。随着福利国家的衰落，人权运动既未能冲击富人的胜利，也未能应对其他国家的贫困。人权的政治和法律项目成为不平等加剧的伙伴，这为民粹主义和进一步的权利滥用铺平了道路。

人权理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与新自由主义相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谴责，更不用说抛弃，这些崇高的理想。相反，这意味着人权只有作为公平分配的新政治的一个合作伙伴才有意义。

现今飞速发展的不平等促使了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晋升，他们对人权几乎不感冒。对人权战略的双重打压是很有诱惑力的。当政权滑向邪恶时，爬上壁垒来控诉残酷的结果，并为贫穷和脆弱的贫困人口保持希望是光荣的。事实上，尽管人权已经陪伴并帮助美化了新自由主义，这一教训肯定不是那些激进分子应该停止谴责镇压，或者是代表那些生活在悲惨环境中的人撤回他们的压力。

国际特赦组织的游行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然而，人权活动人士确实需要就关于他们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如此有力地定义善恶的状况进行反思。至于我们其他人，我们必须意识到人权的限度，承认我们自己未能在权利框架之外提出大胆的设想方案。人权运动是分配问题时代的迟来者。他们即使确实感兴趣，也设立了一个低门槛，只专注于从贫民中拯救最贫困的。人权不需为不平等承担责任，但我们需要承担把它当作灵丹妙药的责任。

不平等是一个不太可能单靠人权运动解决的问题。如今的倡导组织几乎没有对政治上的邪恶做出任何让步，而且他们也缺乏过去成功打击不平等的工会和其他地方行动者所具有的特征。但我们可以保留过去40年人权运动的优点，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

既然人权运动不能运用用新的理想和工具来自我改造，人权运动就应该坚持它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告知我们公民概念和揭露罪恶，而不是声称要代表整个“全球正义”。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资助、同情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此类组织的人必须保持人权运动的地位，而不是错把部分正义当作整体。

或许平等主义愤慨所激发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成为人权运动史的一部分，但它必须变成人权运动的未来。在人权被我们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绑架之前，展望未来允许我们回顾过去本该有的替代性选择，这正是Tominová所渴望的那种可能性。毕竟Tominová是一位人权活动者，但她也不仅仅是一位人权活动者。

归根结底，人权运动可以努力摆脱与新自由主义的友谊，就像让其他人在理论和实践中重拾平等的梦想。在我们以其他理想和方案补充人权之前，我们将离开我们寻求的未实现和受到威胁的全球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