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烨】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繁荣的时期，也处于近几十年以来收入最不平等的时期。短短四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跃居第二。在这过程中企业家群体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仅大陆地区十亿美元级富豪就有688个，居世界第一。但在巨大的总体社会财富之下，也有着巨大的社会不平等。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67，有3046万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市场学派人士的眼里，企业家的所有财富完全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交易双方自愿，也对交易双方有利。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一个企业家只要是市场经济中的强者，就已经对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无疑，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习近平曾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但习近平也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

如何用相对理性的分析，来理解企业家的财富责任，和社会再分配的公正性？

每个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要针对中国社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回到市场经济理论的本源。

5月22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顾秀莲致辞（@人民网）

一．市场的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思维盛行的中国，要理解市场派观点的局限性，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法来打破市场经济的迷思。在这里我们回到一个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外部性。

外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在他的科斯定理里提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外部性问题可以用市场交易手段来解决。

但科斯没有看到的是，把市场经济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和历史的框架下，很多外部性问题是永远无法用市场来解决的。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尤其如此。在当代中国产生的任何财富都和以下三大外部性因素有关：

建国外部性

不言而喻，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如果在1931年日本侵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没有中华热血儿女们前仆后继，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在中华大地上殊死斗争，那么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会被改写。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所有积累的财富，都不会存在。

在抗战中，中国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万，其中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湖北省，和湖南省等地区死亡人口最为惨重。这些为抗战牺牲最大的地区和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里受益最大的那些地区没有直接关系。相反，现在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反而是抗战中人口死亡相对少的。抗战的先烈们不是为自己的后代和亲友，而是为整个全民共同体献出了生命。

这些牺牲没有也无法被市场合理定价。但是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知道，它们的价值绝对不菲。你愿意用多少财富换取和平，换取生命，换取不被异族奴役？答案绝不会是小数，也许是你一半的财富，也许是更多。

前三十年外部性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个一盘散沙的农业弱国。从1949到1978年，中共举全国之力，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工业体系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积累。一路虽有挫折，但三十年里国家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土地改革和妇女解放等政策，让社会结构扁平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在工业产值方面，产钢量从1949年的16万吨增加到1978年的3178 万吨，增长近200倍。全国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升到2566亿千瓦时，增长近60倍。在人力资源方面，婴儿免疫接种率从解放前几乎为零升到接近100%，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40岁增加到1978年的68岁，识字率从解放前的低于20%升到1982年的77.2%，在校高中生人数增长了60多倍，达到1292万人。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南京无线电厂

这些成就为随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这是全民族二代人，通过三十年的共同努力，为整个民族和后代打下的基础。

在这三十年的奋斗中，无论是政府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和农民，每个人所得到回报都不以市场定价。按照市场经济理论，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获得很高的收益。他们有的掌管大型国营企业，有的海外归来报效祖国，有的扎根大漠为祖国研制“两弹一星”。但他们所贡献的价值没有丝毫留在自身，而是完全给予了我们的全民共同体。当改革开放释放出市场的魔力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往往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受益较多的人群。他们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而市场的弄潮儿却往往是另一批人。

改革开放外部性

1978年12月，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从设立深圳、珠海等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到设立浦东经济开发区，从国企改革，到设立证券市场，到住房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让市场优先在一些地区和行业生长的历史。这些地区和行业是被政治力量允许先富起来的行业，所获得的机会不是源于市场竞争，而是政府顶层设计的结果。在这些地区和行业市场中的企业家，享有政策特许的红利，有着全国大多数人民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优质的企业家，给出了包括财政补贴、土地优惠、税务返还等各种激励政策，把前几十年积累的公共价值相对优惠地赋予了企业。

前三十年积累的数以亿计的人力资源大多没有享受到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政策红利。他们参与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们的劳动。前三十年的教育普及让这些人不再以务农为满足，充满了对现代生活的向往。由于市场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低于半数，这就造成了在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市场经济体来说，劳动力始终处于一个供大于求的状态。劳动力的定价权完全在资本方。资本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能获取超额的利润。

2018年8月12日，哈尔滨道里区，一群来自千里之外湖北孝感的农民工迎着朝霞赶往工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形成了一股人口红利（@东方IC）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为了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保护采取相对延缓的态度，劳动力的价值被资本最大地挖掘。2017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8亿人。这些人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骨肉和亲人，在异乡承担超强度的工作，而所获得的只是资本愿意支付的最低市场报酬。

在市场经济中兴起的中国城市精英阶层，更是享受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富有家庭都不能享有的服务。他们大多生活在最先受惠于市场的城市。他们可以有住家阿姨，看小孩的保姆。这些阿姨和保姆用全天候的工作时间，让她们所服务的家庭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事业和孩子的教育上。她们用所有的时间看护别人的后代，却不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市场赋予这些城市精英的优势，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进一步深化。

二．牺牲红利

很多学者试图解释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奇迹，有的用人口红利，有的用后发国家优势。但纵观中国过去八十多年的历史，从1931年日本侵华那个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到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推动中国从历史的谷底艰难回升的最大因素，正是我们民族的牺牲精神：

从抗日战争到建国，中华民族中的先烈们，为整个民族的存亡，为拥有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用生命作出的牺牲。

建国后的三十年里，全民族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完成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基础的建设。这两代人为了后人的幸福，而完全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牺牲。

改革开放以来，为响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劳动人民用汗水、辛劳和骨肉分离，为市场经济的起飞所作出的牺牲。

这些牺牲，才是中国能走到今天所真正依赖的红利。中国的牺牲红利！在市场经济的每个行为中，每个交易中，都能看到这些牺牲红利的影子。但是这些牺牲无法被市场定价。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开始的起点，和赖以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些人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起点和赖以发展的条件，但是他们自身，他们的后代，却不一定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受益者，很多甚至是市场经济中的被遗忘者！

三．共同富裕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受益于这八十多年牺牲红利的群体，企业家们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完成了财富积累。在这个时刻，他们对那些牺牲者应有怎样的态度和责任？

在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时说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这里“让”的隐含主语是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为了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共同体，给了一部分人和地区各种制度优势，赋予了这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机会。但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说：“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也是全民共同体对先富人群的期望。

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结合体。它包含着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的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

每一个中国人，只要生于这个国家，就和这个国家的历史、文明，和同胞有了一个不可撤销的契约。这是一个以二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写成的契约。这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契约，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契约。而这个契约又在建国后三十年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通过所有人民的共同牺牲深化并升华。

这个契约，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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