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烨】

中秋佳节前夕，一篇文笔了得关于流浪和祖先的网文走红，它像个精灵一样，陡然从富人精英手机里飘出绵绵焦虑的泡沫，环绕身边不去……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为什么一部分精英的主题却是“流浪”？这是真实的，或仅仅只是泡沫？

上次看到“流浪”两字，还是九一八那天重读《松花江上》：“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那是怎样的日子啊！异族在我们土地上肆虐，百姓被迫抛下自己的家乡和爹娘。没想到，经历了救亡、建国、奋斗、崛起，和将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一大群户均几套房、每逢度假就游历世界的财富精英们，在中秋前夜集体喊起了“流浪”。

一、逝去的顶点还会再来吗？

中国富人的钱今年的确有些不稳。股市跌了近20%，去杠杆、税收、社保，各种收紧政策接踵而来。中美贸易战更是雪上加霜。和半年或一年前相比，大多数富人们的口袋都受到了影响。也许在一段时间内我们都难以回到2018年初的那个财富顶点。

那是如何辉煌的一个顶点啊！

在2018年初，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仅仅大陆地区就有688位十亿美元富豪，远高于美国的571位。有不少大陆富豪已经移民香港，如果包括大中华地区，中国的十亿美元富豪有819位，比美国高出40%。大中华地区十亿美元富豪的增速更是惊人，仅2017这一年就增加了206位，几乎占全球增量的一半！

如果考虑到美国社会信息相对完整，美国税务局IRS执行能力全球第一，美国富豪的数据应该相对精确，而中国则可能有不少隐形富豪未被计算。中国的富豪数应该更多。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2%，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4.5%，美国富豪们用了一百多年从全世界积累他们的财富，榜单里有很多如沃顿家族这样的世袭富豪，而中国富豪们都是在过去三四十年白手起家，财富来源以中国为主，中国的财富创造能力简直惊人。

在A股的鼎盛期，一个二三千万利润的上市公司就能拥有等价于十亿美金的市值。只要能上市，都很容易成为独角兽。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在质押加杠杆，再去投资房地产和其他项目。让收益再翻几倍！一切都那么美好，直到去杠杆的开始。

二、财富之谜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4年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十年里民营经济发展惊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但即使如此，考虑到中国GDP只有美国的六成，民营经济体GDP体量不到美国GDP的40%。怎么能够在短短三四十年产生如此巨大的财富？

难道中国商人都是天纵奇才，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远大于他们一直引以为榜样的美国同行？显然不是。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谜。

除了财富精英本身的努力，以下三个因素让他们在改革开放中获取了超额的利润和极大多数的红利。

政治力量对公共资源的赋予。在市场经济开始之前，中国实行公有制，一切公共资源由所有人民拥有。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作为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政府担当了分配社会资源的角色。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不是无序发展，而是一直在政府顶层设计下展开。地区和行业的开放政策、各种资质和牌照、上市的资格、资金的支持、土地的议价转让，这些公共资源大多都无法用市场定价。获得公共资源的经营者能享受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政府和国营经济创造的巨大正外部性。政府和国有经济体为市场经济体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它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回报率也许不高，但是却创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性，让民营经济体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经营所必须的要素。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作为中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年利润超过600亿，最高市值超过3,5000亿，造就了很多富豪。但是阿里巴巴所有业务的背后是中国领先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移动网络、公路网和铁路网。这些网络投资大、回报慢、没有创造一个富豪，却成为了中国所有互联网公司高增长高利润发展的基础。

中国劳动人民任劳任怨的牺牲。中国建国后普及教育积累了数亿的人力资源。他们参与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们的劳动。对市场经济体来说，劳动力始终处于一个供大于求的状态，劳动力的定价权倾向资本。资本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能获取超额的利润。政府为了经济建设，容忍了一部分企业家对工人不按法律规定支付福利、让工人连续加班。去过西方国家就知道，这几点都不可能。

三、赶不走的焦虑

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中国的财富精英们也积累了赶不走的焦虑。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财富精英们在社会体制中的位置和西方有根本不同。

在西方，金钱和政治融为一体，有钱即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影响、渗透和控制政治。在美国，你可以用钱收买媒体和智库，操纵政策和选举。在澳大利亚，默多克甚至可以警告总理，要把他换掉！

在中国，中共作为政治力量的代表，对全体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政治力量永远在金钱力量之上。这就注定了财富精英们再有钱，也永远处于患得患失的焦虑中。

中国财富精英不能像西方有钱人一样参与政治，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把最终的财富数字当成终极目标。这个数字只能增不能减，一旦有任何减少，更加让他们忧心忡忡！

一些财富精英们也许清楚自身已经获得了社会中的超比例财富，但出于对保护财富的渴望，或家族百年传承的理想，守着自己半辈子的积累，也想避免更多的二元分配。一些富人正成为自己过去成功的受害者。其财富积累速度之快，数量之大，让他们对任何可能影响财富积累的变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财富精英们从杯弓能看到蛇影。尽管党中央和领导层一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篇无名小辈的“私营经济应逐渐离场”能引起众多民营企业家的震惊。直到国家动用最高舆论公器人民日报，批判“奇谈怪论”，并重申“民营经济只会壮大，不会离场”，有些人还是心有余悸，半信半疑。相对比，不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常发表“国有企业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言论，也没看到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那些别有用心的恐慌贩子，完美地利用了部分财富精英们的这种焦虑。恐慌贩子出于自身的经济或政治目的，把社会上的只言片语，包装成对国家方向的某种暗示。他们满口的家国情怀，却一心在挑动国家和民营经济之间的对立。

四、回家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压缩式发展，用很多国外观察家的话，我们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在巨大的总体社会财富之下，我们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很多人在纪念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却很少提起邓公谈到改革开放时说过的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政府和民营经济携手合作的结果。政府提供外部条件和政策支持，民营经济回报以增长和活力，双方的共同承诺是全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结合体。它包含着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的能动，推动经济建设；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公正的。中国没有房产税，没有遗产税，世界罕见。当然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加税于财富创造的结果，而尽可能保护财富创造的过程。

有能被绝对保护的财产吗？没有！只要你属于一块土地，就受那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制约。在美国，只需超过半数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投票支持，再加总统的签署，就能够通过任何的加税的方案。理论上只要有超过半数的民意，加任何的税都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只有当所有的人民都变成有产阶级，当保护财产成为每个人的需求，富人的财富才真有安全。

一些财富精英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却对他们所获财富的赋能者和保护者—政府，充满抱怨和不满，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财富悖论。

“聪明”而焦虑的财富精英，也许能够保护其财产的唯一方法，是让财富不属于任何一个土地和国家。哪个国家税务低或者免税便把财富移到那个国家，那才是永远的真正的流浪。

回家吧！回到我们的同胞身边，回到那些为我们财富付出牺牲的人民身边，这里是我们的家，永远没有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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