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单伟建】

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其增加值在全球占比超过30%，在造船、电动汽车、锂电池、商用无人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等领域，中国的实物产出在全球占比高达三分之二。在尖端技术应用方面，2024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占全球半数以上，其密度（劳动力人均机器人拥有量）比美国高50%。中国有超过3万家包括“黑灯工厂”在内的智能工厂。特斯拉上海工厂人均产量是其加州工厂的2倍。

然而，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报告都称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有的甚至估计不足美国的10%。中国制造业具有全球竞争力，而其劳动生产效率却如此之低，这显然是一个悖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笔者采用了与众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优于美国，而其他的研究之所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源自方法的谬误。

从理论上讲，用实物计算投入产出是衡量劳动生产率最直截了当的方法。但是用实物计算产出，无法解决不同产品不可比或类似产品质量不可比的问题。比如电脑和家具无法用件数相比，豪华轿车和经济型轿车无法用辆数相比。因此，经济学家计算劳动生产率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衡量人均或每工作小时创造的增加值，即在计算投入产出时，用实物产出乘以价格，再减去投入的价值，从而得到增加值。

但问题是，由此所得的增加值中可能混杂了非生产性因素，如产品设计、品牌、与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而非已嵌入生产过程的知识产权）以及营销能力等。如果未将非生产性因素剥离出来，就可能产生错误的结论。比如，奢侈品的售价中包含品牌价值和生产增加的价值，两者混为一谈，就无法计算出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更得不出与之相关的劳动生产率。

1.方法谬误：苹果与橘子的对比

一般学术研究并未注意到中美两国的统计部门对于制造企业的分类和定义不同。美国的统计部门将原始设计制造商（ODM）和原始设备制造商（OEM）都归类为制造商，但ODM并不制造任何产品。而中国的统计部门只将实际从事生产的企业归类为制造商。当然，很多企业既做设计，也做制造，中美的统计部门都将此类企业定义为制造商。

在美国被定义为制造商的企业当中，其相当比例的“增加值”来自外包部分；而中国的制造企业数据中并不包括中国企业来自外包的产出。因此，中美的两组数据是不可同比的，就好像建筑商与设计师的生产效率无法用同一尺度来衡量。

比如苹果公司和英伟达都是设计商，所有的价值创造来自产品设计和采购管理，而将生产全部外包。富士康和台积电是制造商，专事生产。苹果公司研发和设计手机等产品，其人均增加值远高于生产其手机的富士康。英伟达设计半导体芯片，人均增加值远高于制造其芯片的台积电。

其间的差异并非意味着富士康和台积电的劳动生产率低，恰恰相反，这两家的生产效率属于全球同类企业中顶级水平。然而，如果将生产商与设计商混为一谈，则最有生产效率的制造商反而显示生产效率偏低这一矛盾的结论。

再者，虽然学界在计算和比较增加值时，一般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价格差别，但所使用的购买力平价指数未必准确反映制成品的价差，因此计算出的增加值也就变得不可比。而且，两国之间的价差会因为关税、通胀、本地市场的供需波动而变化。

如果价差处于静态，找到适当的购买力平价指数已经很困难，因为成千上万的产品价差可能各异；而价差是动态的，随着供求关系、通胀和关税的变化而波动，排除价差影响，几乎不可能。比如，企业因行业过度竞争而不断降价，导致价格长期低迷，产品的增加值下滑，但这并不代表该企业或该行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综上所述，用增加值来计算产出，从而衡量劳动生产率，并以此比较国际之间的差别，难免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这种误差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在某些可直接以实物产出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的行业是可以避免的。

笔者的研究聚焦于五大重要行业，比较中美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包括造船、综合炼钢、电动汽车、太阳能光伏组件和水泥。在这些行业中，太阳能光伏使用的是行业数据；对于造船、炼钢和水泥行业，我们采用两国主要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而电动车数据来自特斯拉的披露，该公司在上海和美国加州生产相同的车型，因此数据可比。

对于每个行业，笔者的研究将劳动生产率以人均实物产出和人均名义增加值为衡量基准。本文也提供每个行业的平均名义工资，因为工资往往被视为劳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值。本文的研究分析了2023年和2024年两年的数据，因为年度之间劳动生产率可能因产能利用率和价格波动而变化，单一年度的数据可能存在偶然性。

表1：中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中国/美国，2024年）

笔者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些行业中，中国工人的人均实物产出是美国工人的2倍-3倍；在名义美元增加值方面，由于价格差异，中国相对美国的优势缩窄至约高20%。表1总结了根据2024年数据得出的分析结果。附录根据2023年及2024年的数据对这几个行业提供了更详细的分析结果。

附录：2023年和2024年中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对比（基于名义价值和实物产出）

水泥行业是个例外：中国的人均实物产出略高于美国（1.09倍），但人均名义增加值仅为美国工人的28%。其主因在于两国水泥价差巨大：美国均价为每吨148美元，而中国为55美元。

虽然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美国，但按照名义美元计，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工人的5倍-6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美元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美国的2倍。此点中国香港居民有切身体会。港币与美元挂钩，中国香港又是自由贸易港，所以物价水平与美国相似，而深圳的物价水平大概只有香港的一半，甚至更低，吸引大量港人周末过境消费。

即便使用购买力平价，中美制造业工资水平也有3倍之差。这说明一个行业的工资水平取决于国家整体国民收入水平，而非某一企业或某一行业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水平则由整体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平均物价水平所决定，并不取决于诸如制造业等特定行业。

按照现在的汇率，中国以美元计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65%，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超过美国30%。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指数相差超过2倍，说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

2.关税降低生产效率

贸易壁垒将国内价格抬高至国际市场水平以上，从而提升受保护行业的人均名义增加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诸多研究表明，保护主义会降低对创新的激励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例如，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关税上调五年后劳动生产率下降约0.9%；而1999年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和罗默（David Romer）的分析表明，自由贸易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而促进增长和收入，但保护主义则产生相反效果。本文分析的行业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美国政府实际上禁止这些行业的中国产品进入其市场，因而导致美国价格显著高于中国。

在钢铁行业，以实物产出衡量与名义增加值衡量而得出的劳动生产率在中美两国差异巨大。中美钢铁行业结构不同：中国90%以上的粗钢产量为综合钢厂生产，综合钢厂的流程是从矿石到粗钢生产一条龙；而美国三分之二的粗钢产量来自以废钢为原料的电弧炉迷你型钢厂。我们仅将两国的综合钢厂相比，中国人均粗钢产量是美国同行的3.2倍；但人均名义增加值仅高1.2倍。这个差别主要源自美国钢铁价格因关税保护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约75%。而关税保护使美国钢铁行业生产效率逐步下降：自2017年以来，美国每劳动小时钢产量下降32%。

3.关税并非推高美国价格的唯一因素

中美两国结构性的价差在电动汽车行业可见一斑。特斯拉上海和加州超级工厂生产相同的Model 3和Model Y车型。2024年全年，上海工厂以2万名工人生产100万辆车，而加州工厂以2.2万名工人生产46.4万辆。因为中国电动汽车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特斯拉Model 3在美国售价比在中国高32%-47%，但即使以名义增加值计算，特斯拉上海人均劳动生产率也是美国同行的两倍。

在太阳能组件领域，2024年中国工人人均产量是美国的2倍，而2023年约为3倍。但中国人均名义增加值在2023年仅比美国同行高约1.8倍，到2024年接近持平。这个变化反映了中国自2020年以来因内卷和生产成本降低使得产品价格下跌60%，而美国的价格因关税和《通胀削减法案》的补贴而上涨。

除了关税，其他结构性价格差异进一步放大了美国制造业按名义增加值计算的产出。两国制成品价差远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平均购买力平价调整的指数（2024年为2.04，即1美元在中国的购买力是在美国的2.04倍）。例如，美国同类药品价格通常是其他国家的3倍-10倍。上海君实生物开发的癌症药物特瑞普利单抗（Loqtorzi），在中国价格为每剂280美元，在美国则为8892美元，即加价30倍，在美国销售收入（扣除20%许可费）80%归于美国分销商Coherus，而Coherus虽不生产任何产品，在美国也被归类为制造商。

4.无工厂商品生产商

苹果公司和英伟达等许多美国公司为“无工厂商品生产商”（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因为它们不参与产品的制造。在2013年之前，美国统计部门将无厂生产商归类为“批发贸易”或“服务”部门。但大约从2013年开始，美国将它们统统归类为“制造商”。

据估算，202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中约30%-40%（即2.9万亿美元中的7000亿至1万亿美元）来自国外外包商所创造的价值，而无厂生产商占总增加值的12%-15%，即3480亿-4350亿美元。实际上，外包的增加值并非美企所创造。

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中只有不到5%（4.7万亿美元中的2000亿-3000亿美元）外包到海外。

如果美国像中国一样，仅以国内实物生产来定义制造商，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将缩水30%-40%。这就是为什么简单使用两国数据对比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或劳动生产率，就好似将一篮子苹果与一篮子苹果和橘子的混合物相比，必定得出错误结论。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基于其劳动生产效率。中国工人的平均名义工资比美国低80%，这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低，而是因为中国整体工资水平过低，这也与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有关。混淆制造与非制造，且未充分考虑价格差异的影响，应是之前的研究得出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的原因。

由于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较高，且工资水平远逊于美国，吸引许多美企将生产对华外包，而自己专注于设计、产品知识产权的开发、品牌的推广以及营销。专注产品设计和创造知识产权，而将生产外包给生产效率最优的海外生产商，是美国的优势，而非劣势。美国目前考虑的“再工业化”政策，如迫使苹果公司在美国境内组装手机，则是倒行逆施，扬短避长，不大可能成功。如付诸实施，美国劳工就业机会将从高增加值转移到低增加值，结果只能降低国民收入。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主要基于其不断提升的生产效率，且正在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而将低端制造逐步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这看似步美国和日本等先进经济体的后尘，但不同的是，中国制造业不断改善的生产效率，包括采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赋能，可以保持甚至扩大其全球竞争优势，使国外的竞争者难以逾越，从而长期将高端制造能力保留在国内。表2显示，中国在高端制造中的产量已超越美国，这正是其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的体现。

中国高端制造业的规模已超越美国

制造业是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中国后来居上，不断地向高端制造攀升，在全球取得优势，且以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优势。而美国要再工业化，也应着眼于扩大其在尖端领域的优势。试图重拾在很多一般制造领域失去的优势，结果只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