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75年前，美国驻苏联的一个中层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应华盛顿的要求，写了一份报告，分析俄罗斯人的历史文化基因及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份被称为“长电报”（Long Telegram）的报告，后来被凯南以匿名方式发表。

在随后的几十年，这报告深深地影响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乔治·凯南亦因此赢来了“冷战之父”的声誉。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这说法对他不公平，因为美国二战后实际推行的政策，与他所鼓吹的有很大分别。

乔治·凯南的“长电报”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特征作深入分析，并以此推算苏联在二战后对外行为的特征性质及其政治制度上的内在问题。历史证明，他的分析非常准确，但美国按这分析而推行的冷战政策却不断犯错，包括对朝鲜及越南的战争，乔治·凯南对这两场战争也不认同。

事实上凯南下半生的事业生涯并不顺利，他的文章能在美国造成深远影响，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内没有多少人留意及了解苏联，而他提出的分析又符合一些右派人士的观点。

1952年4月，乔治·凯南（右）宣誓就任苏联大使（资料图来源：Journal Sentinel files）

那么，今日中国与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呢？

自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之间频密交往已有40多年，双方并不缺乏相互认识的机会及努力，但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美关系在过去四、五年的大转折为大变局的核心成因，我方对美国行为转变的了解及如何应对的讨论，都出现令人担心的地方，对美国行为的基本动机和原因其实都缺乏了解。

我此文并不敢自诩“长电报”，只希望根据自己的认识，提出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一些深层次原因。

崇尚竞争

我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一抵达威斯康辛州，就见到铺天盖地的标语——“The Pack Is Back”，当时不明所以，后来才知道9月正值球季开锣，那是该州职业美式足球队Packer的宣传活动。

当时威斯康辛州的人口虽然只有300多万，却不只养活了一支职业球队，其大学的美式足球队也非常受欢迎。一间学生人数才五、六万的大学，竟然有一个能容纳十万观众的专用美式足球场，每场比赛都一票难求。球季的每个周末，足球比赛都是全州民众的主要活动。

图为1980年代Green Bay Packers与圣路易斯红雀队的一场比赛现场（资料图/维基百科）

美国社会崇尚竞争，这是我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体验。除了美式足球之外，棒球、篮球、曲棍球、拳击、摔跤等，都是美国人喜好的竞赛运动，职业及学界的体育竞赛是美国的一大产业。

事实上，整个美国社会都充斥着激烈的竞争，这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生态，美国对竞争的崇尚，比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要突出。美国人崇尚竞争，主要是好胜心驱使，要当第一，不愿意做第二，不认输。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元素，也是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的根本原因。

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转变，根本原因是美国全球第一的霸主位置，正受中国崛起的严峻挑战。无论是对特朗普还是对拜登来讲，全力维持美国独大的霸权位置，都是美国政府摆在台面上的目标，当然，也做了一些包装。

作为冷战结束后的全球霸主，在涉及统治群体的根本及重大利益面前，美国对任何的挑战者，都会绝不手软地予以打压，对以前的日本及欧盟如是，对今日的中国亦如是。

不能沦为第二

其深层次的理由，除了美国人好斗、好胜的民族性外，还有其统治阶层要面对不能沦为第二的困境。美国不能沦为第二，是因为一旦失去霸权地位，美元的全球角色会出现根本性变化，这才是美国统治阶级真正担心的事，要拼死维持霸权地位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美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针对中国，有其理由。无论中国在行动和言辞上如何表示无意与美国争第一，亦不想称霸，美国人是不会听进去的。

从购买力的标准来看，中国早已在2014年超越美国，如中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未来五到十年内，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简单明白的事实。不论中国的动机如何纯洁，单是这一点，美国就无法接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即使失去实体经济的领导地位，也不会马上沦为二流国家。但这论点对当前美国人来说并无意思，因为失去最大经济体的地位，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就会崩溃。这会引发连锁反应，使美国内外出现各种问题，首先是利息上升、美元大幅贬值、财政赤字大增，引发大量内部问题，如高失业、高通胀、社会撕裂，美国会迅速因此陷入巨大困难，甚至可能变得“国不成国”。

美国统治力量的核心是资本利益，特别是国际化的美国资本。在面对中国目前情况时，美国资本是有矛盾的，它们不想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故此即使中美关系阴霾密布，近期因应中国在金融业务上的进一步开放，不少华尔街大行还是积极回应。不过，它们更大、更根本的利益，还是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鱼与熊掌最好兼得，目前还未到要做出取舍的时候。

美国不单不愿意做第二，事实上更是不能做第二。因为失去霸权，美国就不再是美国人认识的美国。回到昔日的光辉年代，是美国人当前最大的期望。有一些有识之士建议美国与中国平分秋色，但除非为势所逼别无选择，美国是不会同意的。

除了好斗好胜的心态外，美国绝大部分人在享受了七、八十年世界第一的好处及优越感下，都会认同美国政府打压中国的政策，在维持霸权、维持“美国第一”的口号下，美国统治阶层及整体社会就打压中国这个挑战者、拖垮其崛起的政策上，有基本一致的共识。在这前提下，仁义道德、法律规矩等等，对美国来说都不会是考虑因素。

对中国的遐想破灭

美国对华政策的大翻盘，其实不是从特朗普开始的，在奥巴马执政的后期，政府内部已对这问题形成统一的意见，认为对美国而言，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及挑战，这方面的讨论拜登当时自然也有参与。因此期望拜登上台后对华政策会有好转，是没有察觉到2008年金融风暴后，中美关系已出现本质改变这一重大事实。

杨洁篪在阿拉斯加说“我们将你们想得太好了”，这句话可说是由衷之言。从特朗普伙同极右派推动反华政策开始，直到现在，我方仍然有不少学者、专家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今天，不可能脱钩，更不可能出现军事冲突，这是对时局非常危险的解读。

中国4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引起美国人的一些遐想，认为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及私人企业后，经济得以发展，日渐强大的中产阶级便会按照美国所预想的规律发展，将中国推向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为推动这过程，美国也做了不少手脚。

1990年代前后，另一极端意见浮现，认为中国的政权不可能维持，很快会崩溃。美国精英层40年来的看法，是无论中国走哪一条路，中国的政治体制最终都会与西方看齐，到了那时，中国就会在同一政治平台上与美国竞争，在这种体制之下美国是老手，自然也会是大哥。

直至差不多十年前，他们开始感觉到这样的推论可能有问题，中国不会崩溃，也不会引入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现实里，美国正面对一个快速崛起、强大而又独立的中国。

到了2014年，以购买力计算中国超越美国，这应该是个分水岭，而华为在5G领域的领先，也是个信号。美国突然发觉，面对的是一个规模庞大、实力相当，制度又根本不同的对手。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而又令他们震惊的局面。

5G测速（资料图来源：CGTN）

“对抗”

拜登上任后委任的外交及对华工作班子，反映他的对华政策会延续及落实推行奥巴马政府后期的路线，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局部修正及微调——

修正的是放弃单独行事，大力重组联盟，突出联合针对中国的目标，经过差不多半年的努力，表面上已略有成绩；

微调的是将对华政策校正为“竞争、合作、对抗”，表面听来好像比较理性温和，故此引致不少人对这三个名词还有大小不一的幻想。

且让我们逐一分析。

首先，关于“竞争”，从性质而言可以是良性的，也可以是恶性的。

譬如田径赛是一种竞争，100米的比赛各人有各人的跑道，跨越别人跑道就是犯规，这是一个有规范的良性竞争。1500米比赛就不一样了，进入第二个圈时，各人就可各自抢位，会有意或无意地造成肢体碰撞，很多时候难以搞清楚谁对谁错，那是另一种竞争。

中美的竞争，如在军事上、国家体制或意识形态上，应该可以文明地各搞各的，最后以相互较量的结果及效应定出胜败。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用新疆、香港等问题处处给中国制造麻烦，不断批评及攻击，介入中国内政，拖中国后腿，这就不是各做各的了。在经济和科技竞争上同样不断卡脖子，美国甚至向其盟友游说和施压，要求不要采用中国的产品和技术，不要与中国搞经济合作，这起码已是很不文明的竞争，与对抗并没有什么分别。

拜登政府也提到“合作”，但如具体探讨，便可知这基本上是空话。所提到的合作范围如气候变暖、疫情处理，太空探索，都没有实质内容及行动。

在气候变暖问题上，美国仍坚持用排放总量的标准来丑化中国，漠视以个人排放量计算这一比较合理的标准，故此只会多斗争、少合作。

至于共同处理新冠疫情，这本来是个合情合理的双赢项目，也涉及全人类的福祉。但拜登虽然弃用“武汉病毒”、“中国病毒”这些含恶意的词语，却又突然高调炒作病毒来源问题。在抗疫工作上中美虽然有很大合作空间，但因美国持续将问题政治化，看来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实际合作行动。

至于国际太空站的项目，美国早期曾排斥中国的参与，现在面对中国在这方面的重大进展，态度也许有所改变。但因为涉及军事用途及科技发展，在这方面出现较实质的合作的希望，也是非常渺茫。美国声言，在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下会与中国合作，即使这样，合作如对中国的好处大过美国，或者美国的好处可以从其它地方取得的话，相信美国也是不会与中国合作的。

所以拜登政府所提出的未来中美关系三种形式，“竞争”其实是一种“对抗”，而“合作”是空洞的，说到底只有一种手法，那就是“对抗”。美国会不惜以任何手法打圧、拖慢、拖垮中国的发展。除非美国是被逼的，不然的话，不要期望有文明的竞争，更谈不上在什么方面会合作。

中国不要幻想美国会放弃打压

美国为了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会采取一切手段对付中国，不论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文明的还是不文明的。美国大多数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优越感，加上好胜心态，会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对华的打压政策，我们对此不应心存任何幻想。

从他们对欧洲盟友的领导人也进行窃听，就可以看到美国为了保持其优势、控制权，会对任何人采取任何手段，无任何节制。不认清这现实，轻则误导，重则伤害我们自己。

我们要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得按照美国的切身情况，掌握其行为动机背后的基因。

对美国打压华为5G一事，很多人感到忿忿不平，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此举无可避免。

美国长期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窃听全球的通讯，通过这手段，取得的不单是经济上、商业上的好处，政治上的得益更是难以衡量。如果发展到5G阶段时，通讯设备的平台被一个中国企业操控，令他们丧失原有的这手段，这一点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不选用华为产品，美国会不惜代价，即使选用其他更为昂贵或质量较差的产品，甚或美国的通讯业会因此落后十年，美国也不在乎。

这问题的关键，不是华为是否会利用其优势去偷取资讯，因而伤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而首先是因为美国如失去这窃听能力，对美国而言是重大的政治资源损失。因此，无论华为怎样证明自己不会窃听，或本身不是国家企业，与军方无关，美国都不会听进去，也不会相信。

同样道理，如果不用外国制造的3G、4G仪器能让国家避免受到这样的潜在威胁，中国也一定会这样做。这道理可能不方便公开讲，但私下应该知道，更要清楚掌握。

认为中美的经济关系高度互联互补，不可能脱钩，是过分简单的说法。中美的经济关系着实复杂，有相互依靠的情况，完全脱钩并不可能，也无需要，但脱钩则必然出现。

美国不需要恢复如家电、运动鞋、衣服等制造产业，这些技术低端产品仍然可以大量依靠从中国或其它国家进口，这对美国并不是问题。但在科技产业上，特别是高端科技、高端科技人才方面，中美脱钩是必然的。至于能否成功脱钩，或能取得多大脱钩成绩，则是另一回事。

拜登下令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审查关键供应链，以减少美国在稀土、药物原料和半导体等领域对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的依赖。（资料图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不要以为中美绝不会有军事冲突

另一个危险的想法，是以为中美之间不会出现军事冲突，原因是认为双方会各自考虑经济利益，或者因为双方都是核武器大国。

但人类历史证明，很多战争的发生并不是理性的，一战是个典型例子。一战发生前，欧洲国家都没有打仗的心理预期，但结果仗还是打起来了，而且相当惨烈。

目前情况是中国不想打，但存在打的需要(如以武力统一台湾，或维护自己领土)。美国也不想打，但内部也有想打的势力，虽然人数不多，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可能出现军事冲突的热点是台湾海峡及南海，表面上都有点紧张。周边还有朝鲜半岛、中印边界、日韩领土矛盾这些冲突因素。像朝鲜战争一样，这些地区性的摩擦很容易变成大国博弈的擂台。

从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动机判断，中美之间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是没有，也不能完全排除。有预谋、有计划启动的战争，事前可以尝试化解，但无法预防。为防止因为偶发事件而造成的军事冲突，中美双方的高层，特别是军方，能否保持有效和及时的沟通联系机制，将是非常重要。

攻守之间

一方面是美国人民好竞争、好胜、不服输，另一方面是美国的精英阶层和统治群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要全力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这两股力量的会合下，目前的斗争对美国来说可谓生死之战，不会轻言放弃，更不能承认失败。

在美国内部，明白美国在这次竞争中不可能胜出的人不是没有，但是非常少，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不敢或不愿意发声。由于缺乏有素质、有远见的讨论，美国不择手段维持霸权的努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

中美这次交手，是一攻一守。美国是“攻”，基本上不用“守”，起码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在攻的同时，美国也明白要争取做好自己的事，修理问题多多的政治制度，维持在科技、军事上一定幅度的领先，尽力发展经济，处理好社会内部矛盾。

中国则基本上是“守”，如“攻”，也是反应性的，招数也没有多大作用。中国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维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打破某些科技上的瓶颈，争取在某些项目上作出突破，做好自卫性的国防，更重要的是防止对方在自己的内部生事。

中美这次较量主要不是在战场上，不会每天统计伤亡人数，而是一个多层次、多边际的斗争，胜负很难有清楚的标准和界线。即使中国经济上超越美国，也不一定等于美国已经失败，因为美国在科技及军事上仍然可能遥遥领先。

在失去原有独霸的经济实体支撑后，美国的地位在全球经济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仍有很多可能性。要美国认清自己在这斗争中不能胜出，甚至会失败，会非常困难，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陷入一场难以坚持的斗争后，美国会如何调整政策，这可以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经验中看到端倪。

美国人好胜、好斗的特性当然很有影响，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对不善的政策作出调整还是有可能的。当民情强烈地反对政府某项政策，甚至会影响到选举结果时，当权者还是需要回应的，但回应的动作不会快，加上在这场难有简单胜负标准的博弈中，要美国接受现实，转变其强力维持霸权地位的政策的时间，可能需要10、20、30年，甚至更长。

美苏的冷战延续了40多年，像乔治·凯南预测的一样，以苏联一方的崩溃为结局。中美这次的博弈，也可能是以双方内部问题的处理为决定性因素。

普京日前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指出，“美国正以自信且坚定的步伐，走在苏联的老路上”，即重复冷战时期苏联的错误。如李世默此前建议，可能中国应该如实地执行乔治·凯南70多年前在“长电报” 中的建议，作为应对当前中美博弈的策略。但历史是否会换位重复，不是短期内能看得清楚的。面对这漫长而又复杂的中美关系前景，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及相应的具体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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