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伦·佐金:又上班了,看看巨头如何让程序员相信“工作就是游戏”

来源:格致出版社

2022-02-07 07:31

莎伦·佐金

莎伦·佐金作者

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社会学教授

【文/ 莎伦·佐金,译/ 钟晓华、周蜀秦】

在杰伊街(Jay Street)和约翰街(John Street)拐角处的工业大楼内,一楼的空间异常活跃。近百人围坐在“纽约制造媒体中心”(Made in NY Media Center)的一间白色大房间的长桌旁。

该中心通过打造布鲁克林地区的全球品牌以示创新:“来自世界各地的、打破边界的创意类型。”它以新经济的典型方式打破边界:由“三螺旋”支持——一个由城市公共治理部门、私营部门的风险投资家和想要创业的艺术家三方组成的伙伴关系,以及一个负责运维媒体中心并将所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非营利组织。

从周六上午到周日下午,这座占地2万平方英尺的创意中心正在举办一场编程马拉松活动。它是一场持续一昼夜的竞赛,新经济的主导叙事和文化实践鲜明地嵌入其中。

它结合了著名的电视美食竞赛“皮尔斯伯利烘焙大赛”(Pillsbury Bake Off)中参与者对工艺的热情,以及电视真人秀节目“创智赢家”(Shark Tank,参赛青年带着他们的产品来到节目,希望说服五位投资人给予他们启动资金,让梦想成真。——译者注)中选手们对商业成功的渴望。

图片来源:IMDB

即使你从来没有看过编程马拉松,你也可以从观看电视烹饪节目中体会到,这些节目里年轻的厨师团队在严峻的时间压力下应对各种挑战。各小组必须接受指定的配料清单,并将其制作成美食,以取悦评委的味蕾。编程马拉松的参与者也要这样做,但需要使用计算机代码。

皮尔斯伯利烘焙大赛,图片来源:Pillsbury

在今天的活动中,程序员们将迎接通过编写计算机代码来构建创新应用程序接口(API)的挑战。API是一组开发软件应用程序的编程步骤,可连接到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或物联网(IoT)。

评委们将寻找新产品创意,要求使用赞助商赫斯特公司、IBM公司和惠普公司的API,以及由Oculus、微软和三星开发的沉浸式技术。这些公司已经为参与者提供了软件开发工具包和其他需要的工具和设备;他们希望参赛者能够为公司平台开发新的应用程序。

简言之,编程马拉松是创新综合体中最小的细胞。它们将技术出众的、正在受训的专业人员调出正常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努力开发有市场前景的新产品创意。团队精神和创业精神已经融入了参赛者们的基因。这些活动将硅谷的组织格局与新经济的“创新创业”精神联系起来,并复制到各地。

它们用两种截然不同又相互矛盾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将参与者抽离日常时空来挑战创造新的商业产品和创意,编程马拉松将工作变成了游戏。另一方面,通过在非全职员工中众包创新,它们将这种合作控制模式不断扩张并合法化。

这些策略都植根于科技文化。然而,编程马拉松最初并不是一个竞争性的活动,当然也不是由企业组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间,活动性质发生了从“反文化”到“协同文化”的惊人反转。

对商业化的强调,出乎意料地将合作和竞赛融合,以及高涨的情绪煽动,使参与者相信工作就是“玩”:这就是编程马拉松塑造年轻一代“创新者和创业者”心态的方式,并向他们灌输这种新的、以科技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精神。

编程马拉松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第一代计算机黑客,在艰苦工作和孤独守夜的过程中,他们自学了用FORTRAN和COBOL等开创性语言编写代码。

这些黑客通常是数学或工程专业的学生,通过试错来学习。他们向自己提出挑战,为了写出一个复杂的代码通宵工作,把大量数据写在打孔纸上,再输入大学里笨重而迟缓的计算机主机,等待数小时才能打印出结果,然后才能再次尝试。

他们通常单独工作,但也聚集在小团体和俱乐部中分享经验和想法。这些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种打破传统的黑客文化,这种文化酝酿出了“自己动手”(DIY)的、开放的软件伦理,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过滤,5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模型铁路俱乐部(Tech Model Railroad Club)与70年代硅谷的自制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被联系了起来。

黑客们通宵编写代码的强度,以及对奥威尔式“工作就是游戏”理念的高度享受(观察者网注:奥威尔在《1984》中写下名言:“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因此这里作者称“工作即游戏”是奥威尔式的),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科技公司的快速发展中得到了规范。

个人计算机和更新、更成熟的软件,使创建程序变得更加容易和快捷,与此同时,高压工作和分享经验的集体喜悦塑造了在硅谷蔓延的创新文化。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是自制电脑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的其他成员要么继续在初创企业工作,要么加入了大型科技公司。业余黑客们的联合社群逐渐发展成了一个由计算机工程师、开发人员和程序员组成的职业社群,他们被驱使着去创造下一个新事物。

在20世纪90年代,那些迅速家喻户晓的科技公司使这些深奥的工作准则为更广泛的大众所知,黑客文化也通过口口相传和博客在科技领域传播开来。

游戏开发者凯西·塞拉(Kathy Sierra)2005年的博客文章《在24小时内打造酷炫的东西》(Build Something Cool in 24 Hours)描述了非正式地涌现于硅谷各团队的“完全沉浸”(totalimmersion)的创意开发方式。你现在看到的黑客竞技,很像1992年就开播的全球音乐电视台(MTV)的热门真人秀节目《真实的世界》(Real World):

把人们关在房子里48小时,目的是在最后创造出一些东西。根据这个目标的性质,参与者可以合作(就像组队游戏)或者单独工作(就像音乐家作曲、作家写作一样)。关键的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迫使你去超越那些扼杀创造力的“内在法条”,它带给你的不仅仅是许可,而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创造指令……即使最后得到的97%可能是垃圾。

“把人们关在房子里48小时,接受创新挑战”:这听起来像是“编程马拉松”的剧本。但是纽约制造媒体中心比起普通房子更宽敞、更具功能性。在活动开始的早晨,从主会场的大窗户可以看到落满阳光的曼哈顿大桥,头顶上的荧光灯使房间更加明亮,到处都是电源插座和延长的电缆。桌上堆满了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和安卓手机,还有谷歌眼镜、360虚拟现实眼镜、游戏垫和运动检测器。另一边的桌上摆着咖啡、果汁、苏打水、矿泉水、新鲜水果、薯片和曲奇。背景音乐轻柔地展开。

图片来源:Devex.com/ JD Lasica

和每场纽约的编程马拉松一样,这群人在会场中央的长桌旁闲逛,像是纽约科技精英们的群像。他们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半人看上去像是南亚或东亚后裔,40%是所谓的“白人”,非洲裔或拉丁裔屈指可数。他们的口音和交谈方式表明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几乎所有人都穿着休闲装,有的穿着运动装,有的穿着短裤。一些人选择了商务休闲装,只有一两个人穿了西装。

赞助商代表免费赠送了印有品牌标识的T恤衫和贴纸。大屏幕打出了活动日程:赞助商的介绍性发言、工作时间、产品展示和颁奖,另一块更大的屏幕则循环切换着沙漠、森林和外太空等图像。在主会场的一侧,教室风格的空间中置有玻璃墙和白板,提供了安静的工作环境;另一侧,一张乒乓球桌被紫色的沙发和盆栽植物包围着。

赞助商代表开始带动屋内的氛围,帮助人们互相认识,确保每个人都签署了《编程马拉松参与协议》。这个协议书列出了活动规则、奖品列表,并保证所有参与者都将保留对他们在活动期间创建的代码的合法权利。

知识产权(IP)通常是科技领域的争论焦点。虽然赞助商希望参与者使用他们公司的软件,但这些软件也可能会限制参与者对专有技术和内容的使用。宣称合法拥有在活动中编写的代码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这种承诺却很难执行。

赞助商通常允许参与的程序员、开发人员和设计师在编程马拉松开始之前创建自己的线框图(设计蓝图)和用户流(通过应用程序的典型路径)。所有代码都必须是在活动中编写的,或是最“新鲜”的。参与者需要使用赞助商提供的工具来创建一个可行的原型,以应对比赛提出的挑战,但有时他们只需演示自己的创意大纲。

获胜者可以获得免费软件和奖金,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第一名的获胜者也可能有机会带着他们的API参加全美或国际比赛,在那里他们将有机会与其他地区的获胜者比赛。活动规模越大,奖品和宣传就越多。

根据比赛标准,参与者可以单独工作,也可以组建不多于五名成员的团队以综合各人的技能。一人可能是“前端”开发人员,专注于与用户建立交互的应用程序界面;另一人是“后端”开发人员,负责处理计算机内部的运行程序。更大的团队可能包括一个设计师、一个营销专家,甚至一个“有眼界的”或“会讲故事的”的电影制片人。

不到一小时,参与者就开始在电脑前努力工作,或与队友交谈。桌上现在铺满了记事本、钢笔和铅笔、空的汽水罐和装满剩饭的盘子。再也没有音乐了。大多数人都很安静,另一些人在桌子间跑来跑去、分享结果。

最后,一些人蜷缩在沙发上小憩,另一些人直接离开了。那些留下来完成原型的人将工作到周日上午11点。评委和观众在工作台间走动,看看参赛队伍做了什么,并与他们交谈。赞助商代表也会回答一些有关技术的问题。

与奖金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奖项都为获奖团队提供了向赫斯特公司高管宣讲自己创意的机会。“大奖”还包括在纽约制造媒体中心的“社区工作空间”为团队成员提供6个月的免费会员资格,以及一次在纽约市媒体实验室(NYC Media Lab)赞助的活动中进行路演的机会。纽约市媒体实验室,这个“公—私—非营利”三方合作的项目是2010年由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发起的,旨在将纽约市的数字和媒体公司与当地大学联系起来。

到了周日下午的早些时候,最初的100名参与者中只有六七十人仍在工作台边。“谁睡了不到五个小时?谁睡了不到两个小时?有人根本没睡吗???”AngelHack的一名代表惊呼道。

评委们开始最后一轮巡视。所有参赛团队都已将自己的项目作品发布在了hackathon.io网站的活动专页上。现在每个小组向会场中的所有人进行两分钟的展示,接着与评委有一分钟的问答。项目的评估依据主要是创意度、简洁度、“影响力”和设计感。

四名评委在宣布获奖者之前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在宣布奖项之后,每个还醒着的人都会在之后的派对上一起庆祝,这是整个周末里第一次提供酒水。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赫斯特的一名代表向被点燃的人群发问。“因为赫斯特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我们希望能突出强调虚拟现实在(科技)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我们想让你们彼此接触。我们希望你们继续在创业轨道上前行,继续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进行对话!”

在结束活动出去的路上,我和一名活动参与者聊了会儿天,他说他设计了一个食品可视化的应用程序。当被问及“值得吗”时,他回答说:“这座城市从不睡觉,我们也一样。”

尽管编程马拉松利用了计算机工程师普遍认为的编码是“游戏”的感觉,但它们为赞助公司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加快了新产品开发的工作进程。

20世纪90年代,科技公司因将滑板、桌面足球、游乐场滑梯和咖啡馆带入办公室而闻名,模糊了工作和娱乐之间的界限。这些文娱设施表达了一种充满乐趣的、以男性为主的“兄弟”文化,但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它们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对工作的情感认同。

类似编程马拉松的活动,让员工一昼夜置身于一个特殊的空间去创造一些新东西,从而扩展工作和娱乐的动态性。它要求企业至少暂时搁置标准的工作日程表、岗位类别和等级划分。然而,它也使企业的期望制度化,即最终实现市场化的创新目标。

第一个商业编程马拉松好像起源于2003年的北加州,当时欧瑞利媒体公司(O'Reilly Media)为技术人员和风险投资家举办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和野营活动。两年后,布鲁克林在线交易平台Etsy的现任首席执行官查德·迪克森(Chad Dickerson)将这一活动带到了雅虎的工作场所,在那里他和软件开发员们一起工作。

迪克森想激活自下而上的创新。他首先招募了一个跨学科团队来组织“黑客日”(Hack Day)活动,目的是尽可能地让这个活动保持自发性。“在整个计划的过程中,我们对‘规则’进行了大量讨论,”迪克森后来在他的博客上写道,“我们最后决定,基本上没什么规则。我只是确保全天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料,但一天之内,团队都形成了自组织,去采购自己所需的(物资)。”这么做的目标是改善和创造雅虎的新产品,即使不得不改变正常的公司规则。

通过改变规则来激发员工的想象力。“毫无疑问,黑客行动与代码有关,”迪克森写道,“但我对其在一天内如何被组织起来同样感兴趣,团队们占领了会议室,把公司周边的空间变成了黑客作战室。”他们“把食物和饮料放在中间,许多人在那里工作。最后,任何有东西要展示的人都在他们的黑客同伴面前做了两分钟的演示”。

迪克森承认自己“完全被参与者的数量和质量吓到了”。但他同样对“黑客们难以置信的创造力爆发”印象深刻。他最后乏味地总结道,这次活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一次“公司团队建设活动”。

企业经理们为什么会高兴,这已经不是秘密了。黑客日在“制造”员工创造力的同时,同样有效地“制造”了他们对公司控制权的认同。

这项活动将创新从日常的工作时空中抽离出来,将其设置为一项挑战,并使其与旧时的黑客文化一样有趣。但这是“有目的”的乐趣,而不是乒乓球桌和游乐场滑梯带来的“新休闲”。此外,迪克森的一个同事说,黑客日“非常便宜”;经理和员工可以自行组织,省去了外聘顾问的成本。

黑客日的实用性迅速被意识到,并在商业战略人士中传播开来。他们明白,一家成熟的科技公司需要新的方式来保持其创新优势。欧瑞利媒体的创始人蒂姆·欧瑞利(Tim OReilly)写道:“创意不再仅仅取决于哪些公司拥有最富有远见的高管,而是看谁拥有最具吸引力的‘参与架构’。”

编程马拉松很快成为一种流行现象。2012年《快公司》杂志出现了一则令人窒息的标题:“揭密Facebook的传奇黑客大赛。”编程马拉松也被管理顾问和商业作家们吹捧为公司“突破组织惯性,灌输更多创新驱动文化”的策略。

美军也搞编程马拉松,图片来源:美国陆军

2015年,仅在纽约市,大学、企业和政府机构就赞助了140场公开的编程马拉松活动。30多场由教育机构赞助,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研究型大学和公立高中。

纽约的编程马拉松的企业赞助商中包括谷歌、微软、Facebook和亚马逊旗下的有声书(Audible),五大科技巨头中占了四家。

获得原型只是公司赞助编程马拉松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创意、产品、人才还是招聘方面,编程马拉松对企业赞助商和参与者来说都是一项战略投资。不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目标并没有实现多少。

与他们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的是,赞助商代表告诉我们,公开的编程马拉松并不是创造一个有市场价值的原型,甚至也不是概念证明的最佳环境。他们说,一般情况下,与刚认识的团队成员一起快速投入工作,他们并不会使用相同的“语言”,充其量只能产生有趣的想法。

编程马拉松也不能有效地招募人才。“我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招聘,”一名旅游科技公司赞助商在名为“tHack”的编程马拉松中说,“这是我们今年赞助的第五次编程马拉松。”然而,他承认:“说实话,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我的意思是,我们只招聘了两名实习生,仅此而已。”

奈特,他参加编程比赛不仅因为自己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也因为他是一家初创公司的招聘专员,他认为这些活动“太无组织”,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招聘工具。参与者在编程马拉松团队中的表现并不能说明他们在“真实”团队中的表现。

奈特认为,当编程马拉松仍保持着以前的黑客文化激情时,它的效果是最好的。“你可以把它比作‘粉丝主义’,”他说,“粉丝们对漫画书和电子游戏表现出的盲目、积极的奉献精神。这都是为了改变科技公司的孤立特性。”然而,权力的不对称总是有利于企业赞助商。尽管在活动中“随波逐流”会带来集体兴奋,但“一个开放、浪漫、无障碍的生态系统始终只是个神话”。

责任编辑:陈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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