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莎伦·佐金】

在全球政治经济的总体框架内，民族国家间的竞争通过黑客攻击、间谍活动和鼓励企业开发比其国际对手更多的商业高科技系统而展开。城市所追求的投资和就业机会被很容易地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些都是当今“新”经济的鲜明参数。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创新已被普遍视为新城市经济的基础。随着科技公司在每个城市的扩张，数字创新的生产不仅嵌入了产业部门和地区内部，也在各部门之间流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创建数字平台和应用程序，通过美化数据以支持自己的指标和分析，从优步到DogSpot都开始出售数字产品和服务。

优步 @视觉中国

然而，纽约的公共生活并没有因科技而“饱和”。社交网络并不是围绕着科技公司而展开。虽然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的社区已经从少数族裔聚居区、艺术家区和潮人区演变成了更昂贵的居住区，但（纽约）仍然不是让你觉得可以一早走出家门便能筹集到100万的地方。

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们的主要居住地都不在纽约，因此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个人利益诉求。而那些在纽约全职工作的技术高管和本地风投们也不如他们在大湾区的同行一样富有。

然而，无论你如何定义这个行业，科技已经成为纽约经济的前沿。它现在是持续增长联盟中的一员，合作伙伴还有房地产商和商业媒体。

当谈到所在的当地社区时，科技公司——尤其是硅谷、旧金山和西雅图的科技公司——都威胁和哄骗民选官员保持低税收，阻止发展公共交通和建设低成本住房。几乎在任何地方，它们都积极地推动城市向它们的新产品和服务研发实验开放。有时，它们会提供资金，甚至建设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公然的（基础设施）私有化广告。

然而，尽管人们对它们带来的好处争论不休，但数据显示，优步等基于平台的汽车服务加剧了道路拥堵，Bird等电动滑板车引发了交通事故，爱彼迎上的短期房屋租赁减少了城市长租公寓的供应。此外，当谷歌的子公司人行道实验室（Sidewalk Labs）提出在“智慧城市”区域安装免费传感器和机器人时，它引发了人们对隐私的深切担忧。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法哈德·曼乔（Farhad Manjoo）最近写道：“随着优步开始统治马路，Bird开始统治人行道，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管理着我们的地铁，达美乐比萨（Domino's）开始铺设我们的道路，（公众控制公共物品的）时代已经过去。”

旧金山提供了一个警示性的例子。尽管该市享有自由派的政治声誉，但2010年，市议会制定了工资税免税政策，以应对Twitter带给当地的负面威胁。

在“Twitter减税”政策下，许多位于该公司总部附近的市场街（Market Street）中区的企业，不必为政策执行后的头六年内任何新雇用的员工缴纳1.5%的标准工资税。据说，这项税收减免为Twitter节省了2200万美元。不过，作为回报，包括Twitter在内的每家企业都必须创建一份社区福利协议（community benefits agreement, CBA），详细说明它们将为当地的社会服务或居民所作的贡献；理论上，这种贡献的财务价值相当于节省了30%的税收。

然而，在减税政策实施后的头三年，社区福利协议并没有阻止另外18家科技公司追随Twitter，入驻该地区的空置办公空间。社区福利协议的影响被最小化了。

很快，这个地区就出现了咖啡馆、高档商店和高价住房。城市规划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发起了一场“场所营建”运动，利用数字技术安装公共艺术品。它们为美食家们开了一个夜市。市政府将该地区命名为“生活型创新区”（Living Innovation Zone），以“展示城市内部的创新和创造力”，创建“试验和原型平台”，并使市场街“更受欢迎、更具包容性和更宜居”。

旧金山朗伯德街交通的空中长曝光 @视觉中国

然而，面向技术工作者和富裕消费者的场所营建，削弱了该地区对无家可归者、少数族裔小企业主和拉丁美洲青年的友好度，这一绅士化趋势也扩展到了附近的教会区（Mission District）。

出乎意料的是，科技主导的房地产再开发并没有让整个地区繁荣起来；街道上到处都是毒品贩子、暴力和警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市场街中区的不完全复兴促使市议会同意在推行免税政策的首个八年期限到期后延长该项政策。

如果说“生活型创新区”“贵族化”了公共空间，那么科技精英阶层进一步推动了住房绅士化。多年来，计算机工程师的高薪以及创始人、投资者和拥有股票期权的早期员工所赚取的资本收益，使当地房地产市场充斥着可支配财富。科技界吸纳了可用住房，推高了房价，使得其他人没法负担该区房价。

当互联网叫车平台Lyft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计算了所有在这家初创公司持股者的身家，包括赚了很多钱的持股员工，他们所有人的资产可以买下当天在旧金山挂牌出售的所有房屋。

地理学家迪克·沃克（Dick Walker）认为，科技行业的增长应受到广泛分布的经济收益和房价控制的抵消。如果没有这些控制措施，科技领域最富有的人就能得到城里最好的房子，而低收入群体，包括富人们的雇员，却找不到住处。

我必须承认，纽约的科技和金融生态系统得益于风险资本的跨区域交叉融合。总部设在硅谷的风投公司在纽约开设了办事处来考察初创企业，而纽约的风投公司则定期前往硅谷为自己的基金筹集资金。尽管特朗普政府努力限制跨国贸易和移民，但外国公司在纽约开设了加速器；纽约的技术社群则通过举办专场活动和交流会欢迎外国创业者，包括来自中国的创业者。

但投资日益分散的地域分布引发了这样的问题：本地的风险投资是否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它们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岗位都在哪里？

这些问题在多年来一直缺乏能够促进就业增长的资本投资的地区引发了最严重的焦虑，这些地区包括美国中西部工业区、农村地区，以及老旧的小城市。自21世纪初以来，风险资本的最大份额投资于旧金山湾区、纽约和波士顿。

如果联邦政府更积极地推动和资助对科技和就业岗位开发的投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历史证明，美国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源于美国政府对先进技术的投资，包括军用技术。如果联邦政府不追逐风险资本投资，而是下令强制，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城市政府能够控制更多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又会怎样呢？

当然，我在想中国。中国地方政府切实掌握着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资源。其主要资源是国有土地：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通过租赁土地和合作开发项目来增加收入。它们的一部分利润进入了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部分则被用作风险投资。

与美国的地方发展公司不同——拿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和布鲁克林海军造船厂开发公司来比，中国的城市开发公司是国有营利性企业：它们是地方政府的风险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房地产开发商合作，承接众多项目。对土地和土地开发利润的控制使中国地方政府能够从实力上与国内房地产开发商、海外投资者和跨国公司进行谈判，这些主体对于建设创新综合体都至关重要。这些条件显然超越了纽约的机会结构。

中国政府尽管向风险投资提供了各种金融刺激，但也在各个层面上对风险投资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地方官员很清楚，他们的前途一部分取决于服从中央政府和执政党的指令，另一部分取决于制定能被中央采纳或在全国复制推行的成功举措。这就需要对政治和经济机会进行精确评估。

深圳作为中国南方的科技领军城市，整个新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农村土地上拔地而起，这正是因为经济激励和政治自治的独特组合，给了地方官员相对的自由度，但却更要求他们谨慎行事。在其他地方，官员们业已开始推行试点项目，比如21世纪初在上海建设的创意产业园，21世纪10年代在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附近建设的科技城，这些项目都成为创新综合体的国家样板。

深圳南山区后海城市天际线 @视觉中国

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推动创新的励志宣言来提供广泛的政策支持，比如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和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使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中央政府支持这些声明，将一些意在“本土”创新的大型项目官方认定为“国家”空间，这为园区建设和人才招募带来了丰厚的资金，这些人才包括外国专家和在海外受过教育或正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

市区两级政府通过以优惠价格租赁土地、建设基础设施、向包括国内初创企业在内的企业提供直接租金补贴等方式作出贡献。尽管这导致了不同城市的地区间竞争，官员们从其他地方挖走初创企业，并过度建设了数千个联合办公空间、企业研究实验室、科技和创意办公室，但这确实给许多中国城市带来了更多梦想成为（正如我家附近转角处办公楼上的标牌所说的）“创新之所”的机会。

然而，纽约人，甚至是纽约市长，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彭博认为他可以驾驭新经济之虎；白思豪认为他可以驯服它。如果说衡量他们成功与否的标准是风险投资和新技术数量的话，那么纽约已经做得很好了。但如果成功意味着就业、住房保障或社区对发展计划的控制感，那么纽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大的问题是：谁在掌控创新？科技应该为人类服务，拯救这个星球，但这些目标正在被大型科技公司的力量、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和投资者，以及国家政府自私的懦弱所颠覆。

城市自身无法超越国界，以应对科技的运营规模。如果没有大型科技公司和联邦政府的大量捐助，它们也无力建设基础设施。然而，城市必须管理新技术和社会性社区的融合；它们必须将变迁的叙事从个人创业转向为了所有人的创新。

要对抗科技在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造成的双重泡沫，或平衡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皆非易事。我环顾纽约时，看到太多的“科技和创意”办公室正在建设，而街边店面却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在网上购物。科技公司的股价继续上涨，而许多工薪阶层却付不起房租。

尽管纽约是在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指向未来的就业”等方面蓬勃发展的超级城市之一，但从陈旧的公共交通、公立学校和公共住房中，你不会看到这一点。无论是控制着主要机构资金来源的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都没有承担起这些迫切需要现代化的建设责任。“公—私—非营利”伙伴关系没有对私营部门提出应有的诉求：如足够的投资、就业和分享控制权。

一些公司所说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需要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制造业工人和社区邻居们也是利益相关者；他们应该成为决策的一部分，决定是否让企业进城或者关闭它们。公共审批流程必须进行修订，需要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将上述程序包括在内。

在纽约，这意味着赋予本地社区委员会否决权，而不是在分区问题上进行咨询性投票，并扩大他们对经济发展的干预范围。这也意味着将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在“公—私—非营利”计划中的金融股份转换为一部分所有权份额，这样公共部门就可以从投机活动中获得更直接的利益。但这也意味着要承担损失，让企业在不扼杀创新想法的前提下，对就业和税收承担更多责任。

塞思·平斯基供职的公司RXR Realty是向亚马逊推销长岛城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也许平斯基是对的；或许并没有什么新经济。但即使他只是部分正确，那些控制着土地、政府和主导产业的人仍然坐在决策桌上，创新综合体仍是这座有着古老文化和权力的城市的新舞台。

然而，与过去相比，今天所面对的未来更加不稳定，创新过于政治化，不可能由科技巨头、风险投资家和房地产开发商来决定。每个人都必须在决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