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建光 徐天辰】

印度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兼具南亚海陆优势，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巨大，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被标榜为“下一个中国”。

然而，该国经济在过去两年显露出疲态，近期更是因新冠疫情扩散而陷入衰退。印度经济能否走出阴霾，释放长期增长潜力？中印关系趋于紧张的大背景下，中资企业在印度有何机遇？

疫情冲击印度经济：整体遭受疫情重创，经济复苏长路漫漫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印度成为重灾区之一。根据Worldometer网站统计，截至7月末，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64万例，仅次于美国和巴西，几乎是第四名俄罗斯的两倍。同时，印度日确诊病例保持稳定上升。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预测，若无有效疫苗，2021年初印度日新增病例或将达到28.7万例，远超美国、南非、伊朗和印尼等国家。3月，印度总理莫迪曾宣布实施全国范围内禁足令以防控疫情。印度部分学校、商场已于6月率先开放，印度国内航班、铁路等交通运输也于7月初解除限制，下一步将恢复部分国际航线和文娱场所的运营，意在逐步重启停滞的经济活动。

4月22日，在印度金奈，流动新冠病毒检测车内的医务人员等候检测者。 新华社发。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印度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IMF在6月将印度2020财年的GDP增速预测从1.9%下调到了-4.5%，是主要经济体中下调幅度最大的国家。

在疫情扩散至印度后，全国范围内的禁足令使得生产活动近乎停滞。2020年4月，印度制造业PMI仅为27.4，而作为经济支柱的服务业P M I仅为5.4，创下14年来最低值。根据印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5月印度工业生产指数（IIP）仅88.4，同比下降了34.71%。具体而言，采矿业同比下降20.98%，电力生产同比下降15.43%，制造业受创最为严重，同比下降了39.32%。好在各项指标在放开防疫管制以后均有所回升。6月，印度制造业PMI已恢复至47.8，服务业PMI也回升至33.7，虽然仍处于50以下的收缩状态，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经济萎缩趋缓的信号。

隔离机制下，民众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也大幅下跌。据印度央行调查[1]显示，2019年来，印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就在持续下降。2020年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达到历史低位83.70，在受到疫情冲击后“坠崖式”跌落，5月仅为63.70。由于疫情期间企业停工停产，失业人口上升，而在过去10年间，印度农业承载的劳动力已接近饱和，无法吸纳更多剩余劳动力。收入来源受限也使居民消费大打折扣。

印度外贸部门的脆弱性也在疫情期间暴露出来。印度对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中国对美贸易下降，但比重十分有限，整体出口已经连续半年同比负增长，在受到2020年疫情冲击后，4月出口同比下降了60.23%，进口则同比减少了59.61%。放开管制以来，贸易有所恢复。印度于今年6月出现18年来首次贸易顺差，但主要原因在于其国内经济仍然疲软，进口恢复速度不及出口，因此顺差是否能够持续仍有待观望。

综合上述分析，在疫情扩散以来，印度经济在各领域均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尽管生产已随管制放开稍有好转，但结合印度行政治理能力低下、卫生条件落后等客观原因，日益增长且不可控的新冠疫情病例对于印度经济回暖而言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短期内印度经济能否迅速复苏还有待观望。

印度经济结构有待改善：生产及支出结构不平衡，金融系统失灵

在疫情来临之前，印度的经济发展就已遭遇瓶颈。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印度GDP为2.96万亿美元，排在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之后，领先意大利、巴西、加拿大。但自2016年以来，印度GDP增速不断下滑，2019年GDP增速为5.02%，为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如要完成莫迪总理2025年GDP达到五万亿美元的目标，接下来印度需要维持10%左右的年复合增长率，但在疫情之后，这一目标已经遥不可及。同时，印度虽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依然偏低，2019年印度人均GDP只有2169美元，不仅远远低于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也处于落后地位。

印度服务业对GDP贡献最高，制造业则相对较低，因此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防疫隔离机制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印度服务业占GDP比例接近50%，而制造业占GDP比例仅为13.72%，远低于中国的27.17%、韩国的25.38%和泰国的25.30%，在全球处于偏下水平，距离政府希望的25%还有较大距离。以IT服务外包为代表的印度服务业的增速稳定，2015—2019年增速在6.8%至10.6%不等。相比之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发展状况不佳，增速不断下滑。

从需求角度看，印度为内需驱动的消费型经济，但消费结构落后，食品支出占比高。印度居民消费占GDP的六成左右，投资约占三成，净出口则占不足10%。尽管消费对印度GDP的驱动作用较强，但食品支出在其中占据了较大比重。2019年12月，印度CPI权重中，食品饮料和烟酒共占据48%，这一占比不仅高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远超中国、印尼、土耳其等新兴国家。同时，可选消费与服务业消费占比低，低收入是制约消费升级的重要因素。

4月9日，在印度孟买，人们排队等待领取食物。新华社发。

净出口对印度GDP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基于印度国内制造业发展较弱等原因，印度长期背负贸易逆差，货物和服务出口仅相当于GDP的19.7%，相对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较低，也达不到30.1%的世界平均水平。

除此之外，印度国内金融系统失灵也是前述经济低迷的原因之一，经济增长缺乏有效信贷支撑，生产部门没有获得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由于其国有银行贷款审批不谨慎，大量信贷资源流向低效率部门，银行业不良率自2013年后一路攀升，【2】印度央行预计本财年不良贷款率将达到12.5%，【3】创下20年之最，而不良资产案件处置速度缓慢，导致不良率长期居高不下。这使银行经营压力沉重，也制约了印度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2018年以来，印度央行五次降息，政策利率从6.5%一路下调至5.15%，但印度五大行的实际贷款利率几乎没有变化。

在银行“负重前行”的背景下，以非银金融公司为代表的影子银行成为近年来印度信用扩张的主力，超过55%的贷款投向房地产行业。但迅速上升的房地产库存难以消化，致使房企贷款质量恶化，2018年9月，印度最大的非银金融公司——印度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L&FS）连续出现债务违约，最终被政府接管。IL&FS的债务余额中94.8%借自共同基金，违约触发基金赎回压力和流动性危机，导致危机扩散至金融市场。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两大信贷引擎熄火，限制了印度的信贷增长，并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4]

可以说，印度经济在疫情来临前就已陷入低迷，内在结构性问题也使其更容易受到疫情影响。印度制造业乃至整个第二产业相对较为弱势；其消费结构侧重于食品烟酒等低价值产品，比较落后；出口对GDP的贡献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信贷支持不力，印度国内的信贷市场没有很好地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导致消费和投资也随之受到影响。

长期展望：痼疾仍需猛药，不宜过度乐观

在笔者看来，对印度的长期前景应当谨慎看待。印度经济看似活力四射，但实际已经陷入沉疴，自身发展遭遇阻滞，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外资逡巡不前。如要兑现经济潜力，释放要素红利，印度首先应当加快经济和社会改革，破除阻碍其发展的种种痼疾。具体而言：

第一，释放人口潜力存在挑战。截至2019年，印度约有13.7亿人口。同时，印度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据预计2020年印度人口平均年龄为29岁，远低于中国的37岁和日本的48岁。15—64岁人口占67%，处于世界较高水平，或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此外，印度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4.0%，远不及发达国家，亦低于“金砖五国”其余四国以及土耳其、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城镇化空间很大。

但庞大的人口规模难以快速转化为优质的人力资本。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印度成年人口识字率仅为74%，远低于中国（97%）、俄罗斯（100%）、巴西（99%）等其他金砖国家以及越南（95%）、印尼（96%）等东南亚新兴国家，与尚未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孟加拉国相等。印度15—24岁青少年识字率达到92%，但相比其他国家并无优势。劳动力充足也掩盖不了人才短缺的问题：在人力资源机构万宝盛华（ManpowerGroup）的2019年《人才短缺调查》中，印度以68%的“难以找到合适岗位人选的企业比例”名列前茅，受教育程度低及女性劳动参与率低都是原因。

印度复杂严苛的劳动法也是掣肘之一。至莫迪的第一个任期时，印度共有多达44部全国性的劳动法，存在法律过多、工会力量过大、劳动纠纷法过度保护雇员、女性就业受限制等问题。正规经济部门用工不灵活和合规成本高使得大量劳动力仍然集聚在低效、低收入的非正规部门，需求好转无法充分转化为就业增加，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增长。

《神秘巨星》剧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测算，印度劳动参与率只有49.3%，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在金砖五国中也排名最后。目前，莫迪政府正在推行劳动法改革，试图将44部劳动法合并为五部（工资法、职业安全法、健康和工作条件法、工业关系法、社会保障和福利法），但预计将受到来自工会等群体的阻力，能否真正落实也有待观察。

第二，基础设施落后，财政压力制约莫迪“大兴基建”。完善的基建是发展制造业、促进产业带和都市圈形成的基础，但印度的基础设施饱受诟病，例如铁路存在四种不同规格的轨距，严重影响客货连通；封闭式高速公路里程仅有上千公里，密度为全球最低；发电量不足，等等。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5]中，印度基础设施综合分排名从2018年的第63下降到2019年的第70，电力普及程度、供电质量和公路通达能力相对中国均有较大的成长空间。

对此，莫迪在2019年印度独立日上宣布在未来五年投资百万亿卢比（约1.36万亿美元）用于基建，以助力其打造五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未来25年总共将投入4.5万亿美元。这对于印度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为了落实计划，印度政府或许需要着重考虑资金来源。

在影子银行紧缩、PPP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基建将需要政府资金拉动。一方面印度经济“正规化”进展较为缓慢，财政收入增长平缓，另一方面减税等宽财政措施推行，可用于基建的财政空间也将一定程度缩小，印度2020财年（2019年4月—2020年3月）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超出计划80个基点，达到了4.6%。从公布的印度2020财年收支重点来看，基建占预算比例似乎并不高。

除此之外，2020年3月，印度政府为抗击疫情公布一项1.7万亿印度卢比（约226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主要用于现金转移支付和食物保障措施，进一步缩小了可用于基建的政府资金规模。因此如何落实雄心勃勃的基建计划仍是印度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三，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全球产业链参与程度低。在二战后的四次全球产业转移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均通过承接外国产业、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世贸组织以及缔结自贸协议，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增长。但印度并未走上贸易自由化之路，2019年印度适用于最惠国的简单平均关税税率高达17.6%，远高于中国的7.6%和越南的9.6%。

2019年11月，由东盟十国发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完成，但印度最后退出协定，理由是担心其缺乏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受中国出口冲击，导致对华逆差扩大。

双边贸易方面，印度与欧盟自2007年开始自贸谈判，但已经搁置多年，直到印度退出RCEP后才计划重新启动谈判；印度与美国的有限贸易协定也很难在2020年美国大选前达成，甚至有搁置风险。

11月15日，李克强与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并见证RCEP签字仪式，商务部长钟山代表中国在协定上签字。图片来源：中国政府网。

强保护主义倾向和弱制造业似乎构成了恶性循环。政府为保护羸弱的制造业不惜提高关税和准入门槛，被排除出全球产业链之外的本国工业难以迅速发展壮大，政府只能维持甚至扩大保护主义，如此循环往复。另一方面，不发达的印度国内市场又无法为印度工业提供足够的需求。笔者认为，牺牲汽车等部分行业的利益，换取更加自由的贸易条件，提高贸易在经济中占比，是印度迈向五万亿美元经济体的先决条件。

第四，官僚治理低效和腐败给经济活动造成过高的经济成本，削弱了印度的要素成本优势。在商业层面，印度监管繁复、税制复杂、牌照繁多产生额外交易成本，导致企业往往诉诸于行贿。经合组织《2019年印度经济调查》[6]指出，由于缺乏全面的采购法，印度的政府采购成为重灾区，也导致了基建超支等问题。

归根结底，印度享受要素红利的前提是赢得改革红利，包括但不限于加大开放、精简监管、整治腐败、整顿银行业、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等等。这些改革均面临不少现实阻力，需要在长期中做出完善规划。

经贸投资：中印渐行渐远，关注结构机会

中印贸易体量相对两国经济规模而言较小，互补性不强。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中印贸易总额为928.4亿美元，仅占中国全年进出口总额的2%，与中泰贸易相当，仅相当于中欧贸易的13%、中美贸易的17%、中日贸易的29%，这与两国的经济规模并不匹配。

从产品看，中国主要出口制成品，包括机电设备、电子器件、鞋服家具；主要进口能源、初级原料以及制造业中间品。印度则主要出口粗加工商品、农产品、药品和首饰；主要进口能源、初级原料和机电设备。中印贸易互补性较弱，中国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对印度有互补性，印度的汽车对中国有互补性，但两国产业缺乏分工合作，且能源均需要进口。

从投资上来看，中资企业对印投资规模不高。根据印度产业政策与促进部公布的数据看，2019年1-9月来自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流量仅有1.47亿美元，排在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第18位。当然，考虑到注册地在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等地的投资流量，中资企业对印度的全部直接投资应当能达到数十亿美元，但相比印度同期近37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总流入仍是小数目。

如考虑对印投资，需注意到印度营商环境对制造业投资缺乏吸引力。制造业投资涉及用地审批、用工、水电接入、上游采购、合同执行、纠纷解决等一系列问题，而根据先前的分析，印度在上述各方面均存在短板。

在2019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7]中，印度排名第63位，较莫迪上台前水平已有大幅提高，但相比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仍有可以进步的空间。该报告指出印度的三大短板是开办企业（排名第136）、登记财产（排名第154）和执行合同（排名第163），体现出官僚程序是影响印度营商环境的主要障碍。

此外，中印局势趋于紧张，印度官方近期封禁多款中国开发的手机应用，意味着中资企业不可忽视当地的政治风险。

有鉴于此，企业应当“趋利避害”，关注印度的结构性机会。首先，服务当地、挖掘消费市场和新经济领域会有更突出的效果。根据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对中资企业海外投资的追踪，2019年中资企业在印度的主要投资有八起，总金额为33.6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投资集中在家电消费品和互联网行业，案例包括海尔在印度投建第二个工业园，携程投资印度在线旅游平台MakeMyTrip等。

相对其他基础设施而言，印度的电信基础设施较为完善，适合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消费和服务场景，考虑到人口基数大、人均收入较低、莫迪政府限制外资电商发展（2019年印度电商新规禁止外商投资基于实体库存的电商业务）的事实，应当将投资目光瞄准中低端家用消费品以及线上金融服务等领域。

其次，可以关注产业链配套投资机会。国际巨头十分青睐印度国内市场，特别是电子信息行业，例如富士康已经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为苹果代工手机，谷歌也表示五至七年内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用于数字经济服务建设。围绕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链已经发展成熟，孕育出一批服务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相比之下，印度本土产业配套实力还相对薄弱，中资企业出海印度具有竞争力优势。

综上，印度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依然较低。2020年3月因疫情扩散以来，印度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遭受严重打击，原本已因结构失衡、信贷市场失灵而陷入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短期内迅速回暖仍有一定难度。展望未来，印度或许需要提升劳动力素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放松贸易限制以及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等，从根本上移除阻碍经济潜力释放的绊脚石。挖掘新兴消费市场和产业链配套，将是中资企业投资印度的机遇所在。

注释：

[1]Reserve Bank of India：Consumer Confidence Survey, Mumbai, 2020, p.1.

[2]Reserve Bank of India. Report on Trend and Progress of Banking in India 2017-18,  2018, p.15.

[3]Reserve Bank of India：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July 20, 2020, p.21.

[4]Subramanian and Felman,“India’s Great Slowdown: What Happened?  What’s the Way Out?”, CID Faculty Working Paper No.370, 2019.

[5]World Economic Forum：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Geneva, 2019, p.16.

[6]OECD：OECD Economic Surveys: India 2019, OECD Publishing, Paris, 2019,p.29.

[7]World Bank, 2019."Doing Business 2019,"World Bank Publications,The World Bank, 2020, p.4.

（本文发表于《国际融资》2020年第10期，原标题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