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两起事件，让人对新媒体的未来展开想象。一件是土耳其政变，总理埃尔多安通过facetime号召民众上街，这让有些人又想起了阿拉伯之春和推特革命。另一件是赵薇引起的商业删帖事件，在几波发展之后，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媒体生态。观察者网采访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就这一话题进行分析。】

观察者网：我们先从土耳其政变开始谈。政变发生后，埃尔多安用facetime号召大家上街，有些人因此联想到“阿拉伯之春”中的推特革命，认为是新媒体在革命中的又一次运用，您怎么看？

沈逸：我是觉得把埃尔多安这个事扯到新媒体上去，就是瞎扯。这跟新媒体没有任何关系。那篇把这件事解读为“新媒体运用”的文章，有点过度解读了。这个过度解读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在土耳其政变中，动员民众的工作是通过清真寺来完成的。埃尔多安用facetime给CNN的土耳其频道打电话，最多就是一个视频会议，怎么还能扯到新媒体头上？

第二个，我们现在回过头看，阿拉伯之春中和“推特革命”有关的只有伊朗那一场。其他几个国家，比如说突尼斯和埃及发生的，都是军事政变。突尼斯的领导人可不是因为什么小贩自焚，人民上街了，然后才走了。而是突尼斯军队封锁了机场、码头，只留给本阿里一架飞机，他只好走了。这是一场街头革命掩护下的军事政变。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之前，同样处于被陆军司令部扣留的状态。

推特充其量起到新媒体工具的作用，也就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把大家串联起来，上街示威游行就结束了。它就是个组织动员的工具，真正导致革命发生的，是社会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力量。是军方的、或者说有组织的力量。“推特革命”是对于新媒体力量的夸张解读，它把上层的斗争、包括军人对政治的斗争给简单化了。

观察者网：大概是“推特革命”的概念挺理想化的，一直被人提及。

沈逸：你去看“推特革命”在谷歌上的热搜频率，它在“伊朗革命”和“茉莉花革命”时，热过一阵，以后就消失了。就连“推特革命”的始作俑者——美国国务院也不怎么提。反而在中国国内，这个词的引用频率比较高。是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说这话的，往往是一批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比较深的人。“推特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一种符合自由主义审美逻辑的想象。也就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可以把暴政给干掉。中国的一些学者，把“推特革命”当一个模式，套用现实，或者说从现实上挖一块下来解读为“推特革命”。

观察者网：您认为今后社交媒体或者说新媒体，会不会在政治事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沈逸：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动员工具的价值永远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工具，它是中性的。所谓中性是说，你不要以为它只能用来把政府干掉，政府也可以用它来团结和动员民众。新媒体就是一个“能力竞赛”，只有那些不会使用它的人会被淘汰。

都说互联网有天然的反权威属性，那么谁是权威呢？不一定是政府。有的人用互联网反掉了政府，自己变成了新的权威，于是在下一轮互联网高潮来临的时候，他成了被反的对象。比如大V用互联网来反政府的权威，他们成了新的权威。大V很享受这一点，以为自己可以永葆权威，但是他们没想到上了互联网这趟车，也会轮到他们被反。赵薇这个事情不就是各种反权威吗？

观察者网：您怎么看这次赵薇事件？

沈逸：赵薇这个事情是分几波的。第一波是说赵薇不好的，第二波是继续说赵薇不好的。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差别，第一波是有明确的证据的，比如说她用了戴立忍，比如说有理由怀疑资本对于网络发布进行商业化删帖操作。到了第二波就扯淡了，说赵薇和什么共济会有关。然后第三波是什么？第三波就是用“共济会这事不靠谱”为赵薇洗白。第四波，利用网上流传的共济会不靠谱证据，说主张爱国、反赵薇的都是一些无脑脑残青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网上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活的舆论战。这场舆论战跟以往不同的是，大家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有一方使用了反宣传的技巧。什么叫反宣传？有一个叫立白的直播主持人，他平时不是一个爱国的人。突然之间他标榜起自己爱国了，用非常恶心的方式，让大家讨厌爱国本身。这就叫“反宣传”，用冷战时期的术语来说，叫“黑色宣传”。

通俗点说，败坏一个人的名誉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我直接出来说你不好，第二个是我假冒你的名义做很多事情，抹黑你的名声。说得更直白一点，抗日剧《敌后武工队》里日本对付敌后武工队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搞一个假的敌后武工队，冒名去做一些损害他名誉的事情，来割裂民众和游击队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注意不要使用“阴谋”这个词，这是共谋和配合。没法证明也没有必要证明，第四波就是故意用共济会攻击赵薇的人，第三波人的攻击方式为那些想为赵薇洗地的人提供了靶子和帮手。

第三波用“共济会这事不靠谱”为赵薇洗白

观察者网：要怎么应对这种“反串黑”？

沈逸：在赵薇事件过程当中凸显了几件事情。

第一，我们政府的能力不足，没有发展出一套机制。

从这次事情看，政府是时候对商业删帖行为进行规范化处理了。美国政府也会要求谷歌删帖，但是每次提出删帖的要求，法院都要判决。要删东西可以，要告知理由。“他人身攻击了”，“他涉及法轮功违法邪教宣传”，那就应该删掉。被删可以进行申诉，你说“我这不是邪教宣传”，然后有一个程序来判断这是或者不是。如果是就去删，如果不是就把它放出来。

第二个，我们政府部门必须要出来说：“没错，这件事情证明政府的政策创新能力面临巨大挑战，我们是要改的。”网络内容管理终究也是要规范化的。现在很多问题和争议在于政府不作为、乱作为，或者作为的创新不够。

从整个中国新媒体发展历程来看，赵薇事件可能在不经意中会成为一个标杆。如果监管部门足够敏锐的话，应该以此为契机，来推动一轮监管政策的创新和改变。但无论是否做出这个重大变革，有一点是已经证明的，就是中国民众或者说大陆民众在删帖问题上，态度、看法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新媒体发展的这些年中，一些商业化的运作规则看上去已经顺理成章。中国存在一个商业化的删帖市场，这大概不是什么秘密。现在网民对商业化删帖规则表示“我不认账”。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出现，民众正在兴起。

这后面甚至可以引出一个很有趣的追问，就是对于那些以“不民主，要自由”为理由向政府发起挑战的自由主义大V们。你们说的“民主”到来了，怎么就不允许网民说话了呢？网民说话怎么就变成暴民了呢？为什么就变成了“叫魂”呢？亲，说好的民主去哪了？搞了半天，你要的“民主”就是，你可以说，我不可以说吗？这算怎么回事？

（实习生王世怡 郝妍 叶娜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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