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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从里根到特朗普,美国总统为啥越来越不像总统?

2020-06-11 07:32:02

本文为沈逸老师专题节目《逸语道破》第二期文字整理稿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美国的总统。

也许有人会告诉你,美国的制度设计的就是好人做不了什么事,但是坏人也坏不了什么事,制度比人更加重要。但事实上,人们会觉得人还是挺重要的,于是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

在1980年到2020年的40年间,美国人经历了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6任总统。这6任总统里面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特朗普四个是共和党总统;克林顿、奥巴马两个是民主党总统。

里根总统是非常经典的那种卸任以后的评价比在任时期要高的种总统,他执政了8年,在这8年间他采取了最早第一版的MAGA,它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更加经典和学理的说法叫“重振国威”。里根总统是美国二战后总统的一个很有趣的转折点,从二战结束以后,你会发现从杜鲁门到艾森豪威尔,然后是肯尼迪,肯尼迪之后是约翰逊,约翰逊之后是尼克松,尼克松以后是福特,然后是卡特,美国实力经历了一轮“扩张-收缩-再扩张”。

在杜鲁门总统时期,美国提出了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因为杜鲁门主义美国被称为“世界警察”。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就一句话:“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直接和间接的侵略都和美国的安全相关”——杜鲁门为美国的安全设置了一个近似无限的边界,追求无限的目标,当然它的前提假设就是美国差不多拥有无限的力量资源。

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他追求某种平衡的外交政策,不过度使用美国的武力,包括最经典的就是在任期内坚决地抵制住了过早介入越南冲突的冲动,同时也压制了中央情报局在猪湾地区采取冒险行动的计划。

到肯尼迪当上总统以后,美国实力在二战以后的第一轮扩张达到了巅峰,在那篇非常经典的、成为英文背诵文献的肯尼迪的就职演说里面,他大概讲过这么一句很漂亮的话:“世界应该知道自由和民族的火炬已经传到了这样一代美国人手中”。然后中间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在世界各地反对一切敌人,支持一切朋友,承受任何代价”,就是在全世界不惜一切代价做任何美国想做的事。

于是美国一头栽进了一个叫越南的地方,然后在那耗散了10年。越战的泥潭,不仅消耗了美国的战争资源,而且让美国的民心士气和国内矛盾都达到了顶峰。越战后期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在人文主义情怀很重的电影《阿甘正传》里面有一个在华盛顿的百万人的大集会,就是在反战运动背景下起来的。

这样一来,肯尼迪总统之后,从约翰逊包括尼克松开始,美国就进入了一轮战略收缩,这轮战略收缩到卡特政府时期达到了一个峰值。在卡特政府任内,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使得苏联的战术轰炸机可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切断西方的海上石油生命线,大体上也让苏联的全球扩张和南下战略达到了一个峰值。

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美国经历了第一轮的“扩张-收缩”,收缩达到一个谷底的时候,里根政府起来讲要重振国威 -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然后他扩张,他用钱,他在全球搞干预,它推动与苏联的竞争,然后在第三世界跟苏联打代理人战争,包括跟苏联领导人接触,最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苏联的和平解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样会有一个代价,里根政府接任的时候,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当里根政府卸任的时候,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它有巨大的开支,同时在国内里根政府推行了为后面美国经济的各种变化奠下深厚基础的减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金融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便利条件。

苏联解体之后,老布什总统雄心勃勃地想打造一个美国主导的超越战后世界的新秩序。在海湾战争中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总统选举的时候,他被初出茅庐的新手克林顿打败了,克林顿当时说出了一句话叫“it's the economy,stupid”——“笨蛋,问题在于经济”——当时就指出了美国面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争霸行动和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之间怎么妥善地处理好关系。

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美国经济的体量问题,更多地在于美国经济的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问题的战略意涵在于你要让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明白,美国的霸权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在整个美国历史当中,包括所有国家大国争霸的历史当中,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收益的角度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是今天这种全球化进程当中带来的收益,对每一个国家都有两次分配过程。第一次分配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在国家或者公司之间进行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就是对所在国的内部而言,在资本跟劳动之间进行第二次分配。

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并且到今天其实是进一步恶化的问题是美国霸权带来的收益和美国霸权带来的成本在美国国内的分摊问题。克林顿政府想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他运气也不错,从接手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成长周期,从1992年到2000年,所谓96个月的经济周期,所谓的低失业率,低通胀,高增长速度,当然美国的高增长速度大概2.5左右就是高增长速度了。

克林顿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具有非常显著的人权和普世主义价值追求的美国的全球战略。当然我们也认为当时他奠定了美国的所谓的接触和扩展战略,所谓“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的基础。在美国扩展和接触战略过程当中,尝试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美国通过什么来领导呢?用所谓后面被定义为“自由主义国际多边秩序”的方式来进行领导。在多边的机制当中,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制定游戏规则,但是制定游戏规则之后,规则具有某种客观自主性,让它自主运行。美国在中间当老大,其他国家基于客观利益上的收益以及价值上被美国所吸引,所谓的“软实力”,然后接受美国的领导,让美国的领导以一种比较低的成本可以长期持续有效地运行下去。

总体来看,尽管在任内闹出过绯闻,克林顿政府在这方面还是不错的,而且经济上也挺好的,留了一个有财政盈余的美国政府给小布什。小布什当时能够选赢戈尔,大家本身就觉得是一件比较诡异的事情,而且通常归结于美国国内所谓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小布什上去之后,差不多是冷战结束以后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实力达到的一个峰值,当然在任内没多久,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遇了911恐怖袭击,而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迅速在阿富汗展开了反击。然后接下来作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单边主义发展他的实力达到峰值的一个象征,03年美国入侵了伊拉克,用很短的时间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在巴格达萨达姆铜像倒塌的那一瞬间,包括后来极具象征意义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自己坐了个战斗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宣布在阿富汗的任务完成,大家觉得为美国霸权欢呼的声音达到了一个峰值。接着美国在伊拉克进行重建,重建一声令下,美国在伊拉克陷入了泥潭。你会发现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中,美国掉入了一个陷阱。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体上在1998年前后,有一本美国杂志采访当时知名的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问在冷战后的世界当中,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什么?他是说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就是美国的霸权,对自己的力量不加节制的使用,引发了包括中国俄罗斯这些国家在内的恐惧,对他进行所谓的“soft balance”软制衡。

大概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有一批美国学者围绕冷战后美国霸权何以能够存在,为何能够运行,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形成过一本论文集。中文把它翻译成“美国霸权的困惑”不是很厚,你看这里面的文章,尤其是你在2020年或者是2019年的时候去翻那本论文集你就会非常感慨:第一,当时他们对美国的霸权自信满满。第二,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的霸权要持续更长时间的关键在于什么?自我约束跟节制,不能无限制的去使用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啥事都自己去做,而且在用霸权去追求利益的时候,不能要求美国利益得到无限制的扩张。

历史上有很多种霸权,当然所有研究美国的人都会告诉你,美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霸权,叫“制度霸权”。它的霸权不是通过什么军事政府冲过来把枪顶着你的脑袋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成本太高。制度霸权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接受你这套制度?我为什么要遵守你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对其他国家来说,如果你不是拿枪时时刻刻顶着他的话,就意味着加入这套游戏规则,我也是有好处的。然后美国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确保在制度范围内,美国拿到的好处永远是最大的那一块。而这就跟福山讲的国家能力相关。

但是美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它确实能拿到最大的一块,但是那一块东西在美国国内它被金融资本抽掉了,并没有落到美国普通民众身上,这是第一。第二,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落到所谓美国国家的身上。于是美国慢慢地发现,在这套体制当中,从03年开始,随着美国霸权过度地投入到一些错误的方向,再加上07年08年美国遇到金融危机,于是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小布什在全球范围把美国的影响力拓展到某种峰值,把美国的霸权力量运用到某种极致之后,他交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摊子给奥巴马,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他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国内它要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金融危机这个东西,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其实包括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都会跟你讲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周期,所谓的危机跟萧条阶段其实就是一个市场出清的过程。这种市场出现的过程说穿了是什么?就是市场的自我矫正,倒掉一批应该倒掉的东西,淘汰掉一批应该淘汰掉的东西。但是奥巴马政府做了一件事,他的救助计划当中提出了一个东西叫做“too big to fall”,叫大而不能倒,它救助了谁?他救助了一批在金融危机中应该倒掉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使得金融危机的出清功能,对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功能,其实是被政府的救助计划给堵住了,导致美国经出现的结构性的缺陷没有通过金融危机这种带有破坏性,但是自发的修正给修正过去,它继续存在,并且一直拖到今天。

奥巴马上台的时候风头非常广,支持度非常高,风头一时无两,丝毫不逊于今天狂热的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者。当时奥巴马第一轮的竞选口号叫什么?Change,yes we can“改变,是的,我们可以”——美国民众希望奥巴马进行改变,这种变革是什么?大刀阔斧的对美国国内政治,美国的国内的经济做出调整,包括对美国的战略做出调整。但后来奥巴马这句竞选口号被人改成了一个梗,他竞选的时候说 “change, yes we can”,他执政以后叫做“change yes we can,but”后面加了一个“但是”,一“但是”就变成了他什么都改变不了,甚至在某种方向上变本加厉。

当时美国从外交战略上已经非常清晰地感到了来自于中国的战略威胁。于是他们就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包括非常著名的“重返亚太”,就是美国发现,现在我们好像摊子铺太大了,我们需要聚焦一下,把全球分散的力量聚合起来,放到亚太这一侧来对付中国。

那么他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它在欧洲改善跟俄罗斯的关系,所以希拉里克林顿当第一任国务卿的时候,搞过一个“美俄重启的仪式”,他们弄了个个盒子,上面放了个钮,下面用俄文写了一句话,应该就是电脑上的reset,那个俄文还给拼错了。大家抱着方块摁了一下,好像美俄关系就会重启。事实上后来没重启,也没搞好,一直没弄过来。

然后在中东地区零零散散的那些美国的驻军,它想收回,那么你军事力量离开了以后,中东地区的战略稳定怎么办呢?它遵循小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搞了一个中东地区民主化进程,寄希望于社交媒体,用社交媒体对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过程进行干预,推“互联网自由”战略。

请大家记住互联网自由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互联网自由这个概念就是希望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最新应用,以推特为典型,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内部的政治过程的变革,在那些国家的内部政治的关键进程当中进行干预,对,这就是2016年美国后来指责俄罗斯对美国干的事,其实这个瓶子是希拉里克林顿放开的。她收获了什么?对,她收获了席卷中东地区的所谓“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带来什么结果?带来的结果就是中东地区原先在历史上形成的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但比较世俗化,甚至比较亲西方的一系列强人政权垮了。它确实民主化了,起来了一波美国没有办法有效控制的,具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本地的,而且还是民主化的政权。

第二,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彻底干掉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但是美国扶持的亲美的伊拉克政权在伊拉克当地迟迟没有办法建立有效的治理,更不要说在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结构中导致了伊朗跟伊拉克关系的失衡,导致了什叶派跟逊尼派争权的时候,这种失衡带来的真空使得美国根本没有办法从中东地区撤离,反而必须在中东地区投入更多的力量,否则它就会面临一个被美国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力量控制住的中东地区,而中东的战略意义又让美国没有办法放手,这导致它没有办法进行这种力量的转移。

同时美国希望什么?希望能够在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上对中国进行“再平衡”,通过规则升级的方式。这种规则升级,亚太地区就是搞所谓的TPP,在欧洲地区就是搞TTIP,根据美国的理想,就是两边各搞一个新的规则,然后凝聚起来放到WTO,搞一次全球多边规则升级,再把中国套进去。但是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国内的党争让这个东西进展非常不舒服,以至于曾经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内愤怒地说过一句话,“我们当初国父们设置这套三权分立的机制,是为了制衡政府,不是为了瘫痪政府”。

当然共和党是不听的,恶性政治斗争在美国国内愈演愈烈,于是奥巴马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理论上他是承担变革使命的总统,但事实上他就弄了一个上不下的局面,该收缩你也不能说他没收缩,但是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该变革你也不能说他没变革,他至少搞了个全民医保对吧?但是医保好像效果美国老百姓也不怎么买账,就是什么事都感觉做了一点。其实现在仔细回想,美国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美国霸权的软实力所给人留下的认知之间的差距,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出现。美国霸权开始慢慢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就变得有点名不副实了。

接下来到特朗普 上台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战略威胁跟冲击,大体上在美国的决策圈里面或者说战略精英层里面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共识。这个东西就是说不是说中国对美国实质性的有什么举措,而是中国的实力成长和中国表现出的行为,触动了美国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霸权的心理底线。就有很多事情美国人认为没有我同意你怎么可以做,没有我批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是一块。

第二块,特朗普能够赢,如果大家回顾一下2016年的总统选举,我发现这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希拉里一开始是以躺赢的局面出现的,希拉里克林顿认为自己天然就是下一任美国总统,然后大家构建的故事,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应该是美国两大政治家族,克林顿家族和布什家族的对决。大家极度的看好杰布·布什,突然之间杀出了个特朗普政治素人,地产商人,粗鄙,没啥文化,爱玩手机发推特,不符合任何传统意义上大家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认知,他事实上也不是。然而他横空出世,首先共和党内部提名的时候横扫千军,赢得了提名选举。

当特朗普拿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一些相对比较敏锐的研究者其实已经看到了某种迹象,在这边要提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2016年《外交事务》杂志上,提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写了一篇文章,叫“美国政治的衰朽还是重生”,他认为特朗普赢得总统提名候选人这件事儿,在美国就是阶级和阶层政治回归取代身份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啥意思呢?原先美国有一个中产阶层,它的选民分布带来的结果是两党的政策向中间靠拢,去争取基本盘,等到中间靠拢的差不多了,再也不能靠拢过去的时候,双方争取了基本盘大体相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美国总统选举胜负的是什么群体是游离在基本去盘之外,数量不一定很高,但自我身份认同很强,行动一致性非常高的那些群体,比如说少数族裔,比如说所谓的LGBT,所以衍生出的概念就是身份认知,就是对这些人经济地位是没有动员能力的,它差不多都是中产,但是他有一些特殊的身份标签,你触及到了身份标签,你的政策你就可以动员他去投票。然后他们就因为基本盘一样,相当于天平大致上是平的,这个时候有一个小砝码,一来一去天平就向内侧驱动。

而民主党在动员身份政治上比共和党要强很多,但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冷战结束以后,差不多从1990年开始到2016年20多年的发展,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个阶层,他们把它称之为“全球化的受害阶层”,说穿了是什么?原先美国的中产它凹陷下去了,所谓凹陷下去的“锈带区”的蓝领工人,这些产业工人,这些所谓的红脖子,这些所谓的民粹主义者,它的数量已经累积到了什么程度,原先他们这帮人是被当成是政治冷漠,没有投票意愿的,为什么没有投票?因为他们两边都看不上。但是班农发现了这批人的存在,然后发现这批人的数量大到什么程度,我只要能够把他们动员起来,我就可以影响选举结果。我可以在完全不跟你玩那一套身份政治标签的时候,我靠阶层政治硬吃,我就可以吃到这批人。

特朗普的出现其实就是这批人的崛起,而这批人为什么会崛起?很简单,他们的数量放在那,而且他们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美国国内这批受损的人越来越多。中国在往上走,所以班农就发明了一套话语体系,说中国向美国出口通货膨胀,让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人失业,而这些工人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失业,那些华盛顿的建制派不知道,所以特朗普就站在这些工人面前,“我为你们代言,你选我上去,我去制裁中国,帮你把就业工作找就业机会找回来”,这个逻辑是非常顺的。

希拉里克林顿对此完全无感。在民主党的话语体系当中,主流民主党人对这个话语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一直到到今年为止。今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当中直接回应下层一级的就俩候选人,一个就是很早退出的,有亚裔血统的杨安泽,就是那个主张发支票的,另一个就是桑德斯,但是你看桑德斯也被打掉了。拜登是不会对那帮人做出直接回应的。

而这批人起来了之后,这批人所需要的美国是什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国:一方面它有超强的实力,在全球特立独行,另一方面美国必须确保在全球的所有合作中,美国向任何国家进行的这种交易,美国都绝对性的要获益。就是特朗普说的“交易的艺术”,我跟谁谈都要赢。而且它的这种赢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是纳瓦罗的那种过时的经济学。纳瓦罗是一个标准的重商主义者,他对于一个国家财富的理解就是贸易当中的顺差,就说穿了他的理解就跟当时重商主义的就是财富的唯一象征就是经营贵金属。现在他们把它理解为货币,然后财富的象征什么?通过贸易我卖的多,我买的少,财富向美国回,我做生意赚钱,这个事情跟美元的霸权地位,跟今天全球化的生产方式整体性是格格不入的。

包括库德洛前两天在福克斯商业台做了一番讲话,说美国政府愿意为那些中小企业美国的搬迁费用当期100%的支付买单,然后掀起了一轮讨论,好像就此这些企业都要回去了,但事实上福布斯已经分析过,现在美国企业跟中国的关系,其实不是那种库德洛以为的,很多企业在中国开厂,很多企业是到中国订货,购买中国出口的中间件到美国再进行生产,没有那么多企业在中国等着,就欠那笔搬家费,不搬回美国。

更加直白的说,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奥巴马就做过一轮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努力,靠的是退税,而且力度比现在要大。奥巴马跟乔布斯当时有过一番对话,乔布斯非常明确的告诉奥巴马,流出美国的工作机会就不可能再流回来。你要让这些就业机会留回来,你美国国内要形成完整的新的产业工人的培教育体,要形成强有力的供应链体系,缺一不可。这些东西美国政府能不能建,可以,要怎么建,短期内像中国政府搞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建设。 今天的美国国内的政治有没有可能做到这一条?不可能。

所以特朗普政府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美国总统,一方面他要求“重振国威”,意思就是让美国在世界上继续重新受到尊敬。这种尊敬其实是需要美国发扬领导力,发挥领导作用,而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成本,意味着支出,而这种成本跟支出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担的,你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不断退群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美国能够通过自己的硬性的实力或者是别的实力,让美国在跟世界交往过程当中变成一个只承担收益不承担成本的角色——一个内卷化的孤独的领导者,跟世界隔离的领导者,然后好像看上去他希望世界各国自愿用某种方式去供养美国,这个逻辑是极其诡异的,甚至是不自洽的。

在战略上作为最新的一任冷战后的总统,特朗普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他现在试图维护美国霸权的每一个举措,都在透支美国霸权最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大家对美国制度霸权的信任跟信心,这种资源是不可再生性资源,它的透支会带来巨大的问题。

在这轮新冠疫情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对美国霸权认知的破灭。每一次做出一些举措的时候,你会发现美国的软实力确实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会自动脑补一个强大无比的美国,就此会创造出一个奇迹。接着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奇迹就破灭,证明他只是在说大话,而且他所做的那种实力的展示跟人们对他的预期截然不符。

换言之,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从里根到特朗普,一头一尾两个总统都提出了“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对里根政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美国进行了一轮有序的战略收缩之后的再度的兴起。我们看到了美国霸权的一个逆势上升和重新复苏的过程,并且最终赢得了冷战。但是在特朗普这里,也许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霸权,至少在心理和认知层面上,英文里面有个词叫做所谓的self defeating,自我击败,自我否定和自我消解的过程,慢慢的内卷化,以及在经历这一轮新冠疫情的冲击跟挑战之后,迎来权力中心,从西方或者是欧美的在美国的单一中心,向其他力量中心的这样一种转移,尤其是在影响力和领导力方面的这种转移,恐怕将是一个无人能够否认的历史大趋势。

当然也许或者可能还会出现某种逆转。但是整体而言,在诸多从国内政治因素看,包括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在内的结构性约束的制约下,有非常大的概率。过若干年以后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特朗普可能成为美国战后霸权发生重大的实质性变化的一任总统而被记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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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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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戴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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