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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提到中国就炸毛,美国战略精英为何陷入集体焦虑

2020-07-06 07:13:28

本文为沈逸老师专题节目《逸语道破》第三期文字整理稿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逸语道破,这一期我想讲一下美国精英对中国的战略焦虑问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美国人不会说我对你很焦虑,对于“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威胁的严重程度,以及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挑战和威胁美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种现象:

比如说,我们拿新冠疫情这件事情为例,新冠病毒爆发和流行的过程中,美方对中国有很多指责,有的时候是极其荒谬的,很明显,你会发现一些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被网民普通人明显已经识别为谣言的信息,会被堂而皇之地作为某种公开情报的来源,写入到美国政府的决策依据中去,甚至作为指责中国的材料。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所谓人造病毒生物武器和泄露的问题。往大里说,美国政府通过蓬佩奥这些人直接对中国提出的指责,所援引的材料,或者像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共和党那本宣传手册所使用的指控的依据,就是直接引用了网上谣言性质的材料。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才会去相信这些东西呢?当你内心深处有一个重大的焦虑,使得你失去了对一些问题的正常判断,或者说你已经顾不上去判断这些东西本身的质量和真假。用一种但凡有需要,“拿到篮里就是菜”的这种方式,甚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态去采信这些材料。对这些材料的采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最基础的判断能力。

这种焦虑有两个比较直观的体现:第一个是一个叫斯金纳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主任,她是一个非洲裔美国女性,哈佛毕业,2018年她在华盛顿的演讲中说了这么一段话,“美国跟苏联打冷战是文明内部的竞争,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文明之间的竞争”,这个话一出当然引发哗然,后来她也辞职了。

所谓文明之间的竞争是什么概念?说穿了它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美国跟苏联再怎么竞争,大家都是白人,看上去似乎可能都有某种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文化背景,而你中国对美国来说,在精英的解读当中,你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来自于东方,你是亚裔,而且你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欧美国家理解的国际关系,其实就是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再怎么竞争,所有的大国在中国出现之前,包括之前在日本所谓的挑战之前,都是白人国家之间的竞争,当然这东西有非常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是不能在正规场合登堂入室的东西,但她就是这么脱口而出了。

第二个,你会发现这种非常深刻的意识形态加种族主义混合的焦虑,在史蒂夫·班农这个人身上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这种焦虑表现为什么?就是他现在不介意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反共产主义那种歇斯底里去塑造对中国的恐惧——把共产党塑造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阴谋和网络的力量,然后把美国国内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包括在病毒治理的抗击新冠疫情的问题上。

美国现在给出的很多解释,所谓中国的误导和中国的责任,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美国的新冠疫情的抗击行动,它取决于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和信息的质量,这其实看上去很合理的逻辑背后是极度荒谬的,说穿了只有实力和能力各方面都不如中国的政府,国家才会有这样一种心态。

一般我们认为只有强势的一方才有可能影响弱势的一方的决策。但是美国之前以什么著称呢?技术先进,决策过程开明、英明,信息流畅,能够做出高质量的、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并且有近似无穷的资源可以透支和使用。但是现在美国慢慢把自己放到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弱于中国的一个位置,这就变得非常可笑。而且现在有一种态势,在美国国内出现的任何问题,当找不到一个不或者不方便找到一个直接的原因的时候,就开始本能地把中国称之为美国的敌人,或者说称之为是中国的责任。

这种战略焦虑弥散在美国的决策圈或者说战略精英当中,基本上是跨越党派和立场差异的。这种焦虑的形成非常非常有意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来自于中美双方力量对比变化背后的机制。从历史发展来看,中美之间现在总体力量的变化,本质上是由中美两国的国家能力,政府治理能力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制度所决定的。美国被中国慢慢的赶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源自于美国国内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以及美国受资本影响和控制的政府,没有办法结构性地去调整金融资本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也就是说是它制度上的内生性缺陷。而对于美国精英来说,他们焦虑的来源就是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但没有办法正确地去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在不断地发展,美国人非常清楚两点:第一,中国的发展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的原因所决定的,它不是一个可以从外部消解掉的变量;第二,不管怎么进行解释和自我安慰,美国自己不由自主地默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本质上是一种道路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制度优劣比较的指标,也就是说中国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中国在将来在有些体量和指标赶上接近或者超过美国,不是两个国家间的事,它还是两条发展道路,两种发展模式,两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间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指标。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福山已经发表了两次比较重要的观点,一次观点是,他认为不能够简单地用民主跟集权去区分抗击新冠疫情的效率。因为如果这样做,你会发现民主国家得分非常差,所以他坚定地认为不能因为抗击新冠疫情就得出结论说民主制度不行。那么既然不是制度问题,美国为什么表现那么差呢?所以他归结为什么这“届美国领导不行”——领导人没能力,民众不信任,也就是这届美国民众不行。

当然他这里没有回答一个政治学的基本问题,不行的美国领导人是怎么选出来的?他是美国制度的产物——他自己把自己有点绕进去了。

当然福山现在还在继续强辩,最近他又说了第二个观点,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采访的时候,福川说了一句话,他承认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但是坚持中国模式很难复制。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曾经宣布“自由主义取得了历史的胜利,从此人类历史停止了,只有时间的流逝”意思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其他国家变成这个样子就行了。现在他说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向前突破,不能往前走,那就后退。退到什么地方去,退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50年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上去,这就是美国战略精英焦虑的核心和根本。

在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发展道路上,他们没有办法往前走,他们自己走的这条路在现在这个阶段又是错的,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缺陷。怎么办?往后退退到那个阶段,然后我们就停那不动了,这真的能行吗?他可以自我催眠说他可以,但是任何学理都会告诉你,这样一种治理和解决模式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经验是相违背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预测,就是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直到中国实力、中国发展取得的成果变得无可辩驳和无可指责之前,被这种焦虑支配的各种人,会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发起各种各样的挑战、质疑和打压。核心诉求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成功解构掉中国的成功,这也是中国未来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面临的外部反应的核心特征。这个时候中国要保持充分的自信,就是你遭遇这些质疑,不见得是你真的做的不好,很多时候你做的越好,取得的实际的成功越多,面临的这种攻击就会越激烈,越广泛,越深层。

当然这也对中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提出了全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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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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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戴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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