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谁失去了中国?聊聊初代共产党人和美国的“互动往事”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6-22 07:17

沈逸

沈逸作者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导读】 百年华诞,回顾过往,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道路。这其中,如何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走出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当下面临百年未有大变局,中美关系处于新的节点,重新检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共百年发展史和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为此,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沈逸推出专题系列【旭日东升】,讲述上世纪30-7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早期交往。专题从详实的文本出发,由微观到宏观,讲述早期的美国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如何谋求中美合作共赢,开启20世纪国际舞台的一幕幕新篇章。

【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1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建立,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系列,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旭日东升》,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早期交往。大体上涵盖的历史范围是从共产党建立之后,一直到尼克松破冰之前的时间跨度。

整体来说,这次系列也是一个读书的交流体会。第一个学习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简史》。第二个是曾经、现在都很出名,将来还将更加出名的书——《红星照耀中国》。原名是《红星照耀中国》,大家更知道的一个名字叫《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20世纪30年代到陕北访问了93天所写下的游记。第三,陶文钊先生,我们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前辈泰斗,写下的《中美关系史》。这本有三卷,着重讲1949年这段(时间)。

《红星照耀中国》

还有我翻出来觉得挺有意思的两本档案。第一份档案叫《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是打字机打成的早期档案文件,上面很多带着“Top secret”。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过程当中,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进行了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包括美国战略信息局、美国战争信息局等,一些军事和外交机构的成员到延安进行了系统性的访问,第一次向美国介绍了中国,可以看作是中美早期接触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二份档案叫《中美关系转折:赫尔利使华》,在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国内出现两条道路、两种命运选择的时候,美国为什么最终会选到了另一边?一个叫做赫尔利的人在这中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这些档案材料,还有《毛泽东年谱》,跨度是1893年到1949年。它分上中下三册,我主要看上中两卷,其中在一些具体的重大历史问题上面,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认识、如何理解的,他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

为什么要看这些东西?除了建党10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发展之外,就像习总书记所指出的,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今天这个世界,我们首先要确立正确的历史观。所谓历史观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回溯过去,看这个世界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学过马克思主义的都知道,我们讲历史一般都是讲历史螺旋。在历史发展和前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似之处,从历史当中去汲取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一讲概论,大概和大家介绍一下我在学习完之后初步的心得,同时也是对整个系列讲座的一个概述。

首先从缘起上来说,当下2021年,中美关系持续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之前的标志性事件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新任的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至2020年间对中国一系列结构性战略调整,包括所谓的贸易摩擦、贸易战等等。

这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中美关系是否进入到了一个深度调整和变化的时期?又或者这只是特朗普这个不合乎常规的美国总统,他个人因素所带来的变化?

我们知道2020年美国又进行了一轮总统选举,一个跟特朗普几乎截然相反,两个人简直可以说互为补给的拜登当选为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有没有出现我们预期的那种回调?

中国外交部长国务委员王毅同志在2021年4月23日,对中美关系发表的演说上讲了这样一个判断:他认为这届美国政府还没有走出上届美国政府的阴影,还没有制定一个对中国正确的战略选择,还没有形成能够让中美关系回到健康发展轨道上的一套政策。

这三个“还没有”,核心表现为美国对两个问题没有做出正确的回答,或者说还没有给出正确的回答。第一个问题,2020年8月份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阿斯本论坛上,向美方提出:美国是不是准备好了与中国和平相处?我们中国跟美国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各样的特征。我们谋求于和平崛起,我们没有兴趣跟美国去进行霸权的争夺。对于这样的一个中国,美国是不是准备好跟我们和平相处?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王毅外长加了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人民发展的权益,提升自己生活水平的权益?

对这两个问题,美方还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没有给出正确的答案。所以中美关系未来还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回头看看历史。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它涉及到的其实是美国如何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些材料当中,我们希望美国能带着一种务实态度非常现实地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从中国的客观实践,以及更加重要的是,从对美国自身国家利益进行正当认识。

正当认识就是以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方式,在一个稳定的时间段里,用一种良性的方法,去追求、去实践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弃基于信息的不对称或信息流动的不及时等一系列因素的负面影响,实事求是,到中国来眼见为实,认认真真去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克服原有的对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意识形态化的成见和刻板印象,透过种种迷雾,最大限度地去认识、理解,并且本着一种平等和尊重的心态,去接受和认可与原来认知不同的中国现实。

如果美国能做到这一条,那么美国至少可以做到三件事。

第一,能真正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所领导的队伍,他们所奉行的政策,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是美国能够获得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现在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在1949年以前,共产党人和美国的早期交往跟接触中,这是当时他们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从1946年到1949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当时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选择,谁能够被历史选择,谁能够赢得中国?

在这些档案当中,像美军延安观察组这批人来到中国,认认真真看了延安正在发生的事情,再对比他们在重庆看到的另外的事情,他们将共产党跟国民党进行了认真务实的对比之后,很容易得出了一个结论:真要干起来,国民党是干不过共产党的,赢得未来中国胜利的一定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美军观察组布鲁克·多兰上尉在冀中根据地(资料图)

但是在当时,美国始终有多种力量。这些在一线基层克服了自身成见面对现实的人,看到了一些真相和未来发展趋势,但他们的意见在华盛顿那里被坚定地无视。这里面有哲学问题,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

对于很多美国官僚来说,在评估实力的时候,他们坚定地相信武器制胜论。通俗的讲,所谓的唯武器论者认为共产党那么落后,武器装备那么差,怎么可能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战胜得到美国先进武器支援的国民党政府?这是不可能的。尽管他们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好感,但是对于双方的实力对比而言,来自一线的真知灼见,最终在华盛顿的决策体系当中被无视了。这种无视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毫无疑问是一种损失。

第三,如何从历史当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提升自己的认识。这除了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之外,还能对今天当下的中美关系形成更加清晰、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中美双方的实力对比发展到了今天,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里面,有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和理解,仍然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对共产主义极其刻板和充满成见的认识和影响当中。它掺杂了很多东西,包括从苏联那儿学来的所谓的经验。但是归根结底它就是不能够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并且沉浸在一种套路的、面具化的、意识形态的刻板印象当中不能自拔。

这里面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最近引发广泛讨论的2020年全面战略竞争法案,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对华整体性方案之一。这种刻板印象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没有什么正面和积极影响的。它使得美国华盛顿的决策圈,再度陷入了某种红色恐慌情绪当中,而这种红色恐慌情绪,又是多方位混合型的。这本质上是美国的战略决策精英为了摆脱自己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用他们能够想到的一种成本相对最低、套路相对最熟、应对方法相对最完整的替代性方案,为当前美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寻找一个简单解决方案。

解释一下。第一,跟《西行漫记》以及更后面的美国派遣观察组到延安相类似,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再度来到了一个十字关口。在这个十字关口,美国需要重新准确全面地认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制度和模式,什么是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中国,这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当年美国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关心抗日战争的走向,因为关心中国抗日战场未来能否继续坚持下去。这样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参加二战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大,它关系到的是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如何进行共处的问题,它有这样一种客观功能性。

但和当初不同的是,今天美国面临的真实挑战,其实是来自于美国的内部。今天美国遇到的是美国特色的体制问题,或者是它制度内生的缺陷所导致的内部矛盾持续上升,这种内部矛盾持续上升的激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的发展速度在国际体系中相对进入到了一个比较迟缓的阶段,最终导致在国际体系的排名当中美国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减。

中国正在高速崛起。美国今天的战略选择,一大部分是尝试对中国给出一个面具化的刻板印象,这刻板印象建立在错误的意识形态认知的基础之上,然后从冷战时期,抽取一些过时的战略和方法应用到中美的战略竞争当中来。这种战略选择经历了特朗普政府四年极其极端的尝试,在拜登政府这儿以一种非常诡异的、自相矛盾的,或者说充满内生张力的方式继续

持续运行下去,而这种运行对中美关系注定会产生非常深远的不良影响。

尤其是从中国的角度上说,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中国如何做出回应?我们同样需要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交往当中去吸取经充分的经验,去寻找充分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人有时候怎么想,你没有办法左右。我们自己去认识和理解那段历史,也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也有刻板印象要破除,当我们讲起第一代领导核心,讲起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所推行的主张,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认知和影响。但事实上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相当多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也是需要不断更新的。

比如说在毛泽东同志的年谱当中,你会发现当斯诺到了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跟他进行谈话,而谈话当中相当的部分是在讲中美之间的正当贸易,讲美国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持久的收益,讲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毛主席告诉斯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个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人民站起来的中国对美国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他明确地告诉斯诺,我们这边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他们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之后,对于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美国可以从中获得自己巨大的、同时是正当的利益。

没错,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就跟斯诺讲美国可以从中国的市场当中去获益。他确实没有讲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是在他的构想中,在一个对等的中国的主权和核心利益得到必要尊重的双边关系当中,中国是向美国开放的。美国可以从中国获得利益,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必须是正当合法的,是对等的。

我们会发现历史是非常鲜活的。而这种鲜活的历史,同时告诉我们第二个道理,中美之间颇有一点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的历史上的缘分。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核心领导人来说,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也形成了一个经验,对于美国,基本上中国采取的策略一般都叫做“以斗争求团结”。

虽然双方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认识目标诉求和主张,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可以合作共赢之处。即使在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极其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可能达成这种合作,而这种合作的达成不是一味地忍让、一味地妥协,更不是所谓美国提条件、拉单子,中国完成作业,而是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种斗争历史会展现出自己非常多元化的一面,会告诉你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

比如说在赫尔利使华这个问题上,他体现出了那种有很特别想法的美国人的脑洞。赫尔利向同样作为调停组成员的周恩来,给出过的一个建议:当时的国共两党在中国要搞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下面要把自己的军队交出去接受改编。但是两党相互间无法信任,赫尔利提出可以找第三方的人来当军队的统帅,这个人要对中国非常了解、对中国心怀善意、同时能力很强,说着说着最后冒出一句,“比如说鄙人赫尔利,我也许就可以当统帅”。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到中国调解国共关系(资料图)

这是周恩来年谱里面讲的,不是我瞎编的。赫尔利跟周恩来真说过这话,大家可以想象赫尔利说了这番话之后,周总理那个时候大概强力克制住去摸摸他的额头,说“你烧得不轻是吧”。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了。

当然对中美早期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后来1949年10月1日之后,尤其是1950年,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刀兵相见。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在美国国内进行过一场讨论,所谓谁失去了中国。

从一开始共产党就不想跟美国闹掰,共产党是有很大诚意的。但共产党也是有核心关切的,这不是基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基于共产党那些早期领导人的个人认知,而是基于中国的客观诉求。客观诉求至始至终只有一个,就是请你美国尊重我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交往,我们可以合作,但不要老想着居高临下,不要老想着在中国占便宜,美国可以获得正当的收益,但也仅仅只是正当的收益。

实事求是地说,正当的收益在反映中美双方实力对比,当美国人实力强的时候就可以多拿一点,这个很正当,但是当双方实力变化的时候,利益的分配就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也很正当。凡事不能挑只对一方有利的,一切从事实出发。

中美的早期交往史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双方的实力有重大的变化,中国的领导层对于世界的认知当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但撇开这些变化之外,影响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美国战略精英之间的关系,那些因素始终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第一,认知框架。首先一个符合实际的认知框架包括符合自己可行的、切实的、恰当的国家利益;其次,符合双方关系的实际,同时符合时代的要求。有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中美关系就可以走得顺畅一点,没有这样一个框架,中美关系就会摩擦一点。

第二,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亦或者像我们的总设计师说过的,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对等的中美关系对于双方都有利,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中美关系从来都是两利的,不存在中国单方面薅美国羊毛的事儿,也不存在美国居高临下恩赐中国的事儿。

第三,这种错误的认知必须加以有效的更正,什么时候美国能够克服这种错误的认知,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观察、去认识、去了解,然后和共产党人打交道,中美关系就会往前走。近期美国很喜欢说的,从实力地位出发跟中国进行谈判(negotiations from the position of power),是里根政府开始的用词,对美国外交史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含义。想居高临下硬压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上侵害中国发展,那中美关系就会出现重大波折。

第四,中美关系必须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处理好——我们曾经处理的非常好,美方要克服的首要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工具化,或者是人权的工具化。不要以为可以把意识形态,作为一项政策工具来占中国的便宜。

中美双方从早期历史开始,可以在意识形态上面存在不同的认知。但没关系,双方是可以找到务实的解决办法的,当然首先是要找到需要共同应对和解决的问题。在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里,有很多军事军官,他们关注的是中美当时在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人,其中所能够进行的合作。无论是气象情报,还是让中国抓获并且成功转化的日本前战俘(后来变成了反战人士),包括一些日本的共产党人。他们可以跟美国人合作,帮美国人改善对日心理作战的材料,在战场上美国对日本搞心理战,这边我们可以给他出主意。

再比如进行情报合作,美国观察组在延安建立过气象站。这些气象站为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行动提供气象情报,延安气象站的情报是最准的,中美双方可以在这种领域展开合作。美国战略信息局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日本占领区开展的敌后游击队非常感兴趣,因为那边提供了关于日本军队最准确和详实的情报,远远超过当时的重庆方面和蒋介石提供的材料。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在那么不对等的条件下,在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比今天大了不知道多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找到这些务实的功能性合作领域。

毛泽东、朱德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资料图)

今天中美双方的实力发展到了这里,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支撑的宏观背景下,又共同面临类似于气候变化,或者是新冠疫情这种全新的全球治理问题和合作的需求。实力大幅度提升的中国不断地向美国坚定地表示了进行合作的意愿,中美关系有什么理由搞不好?有什么理由让中美关系莫名其妙地被一小撮人绑架,走向冲突的边缘?这里责任在美国那一方。

坚定我们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走去。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中美关系破冰,以及一路走来的中美关系。中国对于中美关系始终保持着善良的愿望,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深重苦难之后,内心深处良性品格的天然投射,是共产党人根据中国自身发展、中长期利益所作出的坚定选择。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了坚定的认识、清晰的分析框架之后,面对反复横跳的美国,我们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聚焦于我们的核心利益,和美国展开坚韧不拔的战略博弈,而很显然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中美关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波折之后,有理由、有信心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期是概论部分,接下来的一讲,我们会讲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克服重重困难,到陕北对刚刚结束长征没有多久的红军进行采访,写出了让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为之刮目相看的《红星照耀中国》,曾易名为《西行漫记》。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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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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