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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震撼世界的《西行漫记》,美国记者眼中即将照耀中国的红色力量

沈逸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6-24 08:12:48
导读
中美交往的起点,当时正处于蒸蒸日上,新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后起之秀美利坚合众国,有一个记者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触记录了黄土高原的窑洞里,一群经历了两万五千里艰难困苦行程的人们,他们内生的动力和深层的机制即将缔造一个新的中国和世界。

欢迎回到《旭日东升》系列第二讲,我们今天讲《西行漫记》这本书。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在一些特定的历史节点总会“蹦出”一些人,他们用自己的力量为推动历史的前行做了贡献。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叫埃德加·斯诺的人,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了历史。他留下了一段影像。这段影像能够让我们带回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的历史。

1905年,斯诺出生在堪萨斯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新闻,并在《堪萨斯城星报》和《纽约太阳报》崭露头角。之后又跑到开往外洋的货船上当了海员,历游中美洲。后来他到了夏威夷,一边当海员,一边继续给美国报纸写稿。

20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在苏区,头戴八角帽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陷入低潮。1928年,斯诺来到了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后来还兼任了《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1930年以后,他跑过中国的东三省、内蒙古、台湾等地 ,为这些地方撰写新闻。后来他还去了日本、朝鲜、荷属东印度、缅甸,还在印度采访了甘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斯诺在上海目睹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的热河战争。之后,他前往北平的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在授课的两年间,他学习了中文。他交友甚广,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史沫特莱,与鲁迅、宋庆龄还有一些中共地下党员都有所接触。他还出了一本现代的小说选《活的中国》,是最先把鲁迅的著作介绍给西方的人之一。

历史的转折点出现了,1935年,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共产党人当时面临一个情况 ,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其实历来很重视跟世界的沟通跟交往,也非常重视新闻宣传和舆论工作。蒋介石因为有早期跟共产党人合作的经验,在这方面防得非常死。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人士大概知道在中国是有共产党的,知道有支军队叫红军,但是究竟红军长和共产党人是什么样,他们能够了解的信息来源,是被国民党严格控制的。

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几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有一次以上的“死亡经历”,而且每次的“死亡经历”,在南京方面控制的报纸上被播出的,被刊载出来的时候都写得有头有脸,很多细节看上去像真的。当然过不久他又要死一次,然后时间长了别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斯诺在宋庆龄以及一些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突破南京方面的消息封锁,前往苏区。他之前遇到一位著名的朋友,递给斯诺一封用密写药水写的介绍信,让他带这封介绍信到西安。然后别人告诉斯诺,在西安去找一家旅店住下,就有人会去找他的。然后有一位“王牧师”敲了他的房门。“王牧师”原名董健吾,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历史上的传奇之一。

在1936年前后,斯诺就这样通过一条很神奇的路径到西安,然后在张学良身边某些人的帮助下,比如说邓发,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地下党员,进入了陕甘宁边区。

斯诺在小说里面提及了他与邓发的一些交往。他问邓发:“你在这危险不危险?”

邓发回答:“还好,反正如果我危险的话,张学良也很危险,我跟他住一起。”

在网上段子“天下何人不通共”,真不是个段子,这是真实的写照。

斯诺进了苏区以后,先到达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与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搜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材料,然后前往宁夏南部的预旺县,是当时红军跟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线。之后,他冒着炮火重新回到保安,再从保安回到了西安。

当他从西安到北平的时候,正值西安事变的爆发前夕,他为北平的英美报刊写了很多一线的报道。报道引发巨大轰动,这是外国记者第一次系统性地在苏区收集到如此多的一手材料,尤其是斯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谈话。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斯诺在北平完成了一本书,叫做《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10月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其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得以翻译、印刷、出版、发行

红星不仅照耀中国,甚至还将照耀世界,斯诺当时已经预感到,虽然他当时的报道局限于中国的西北角,但是最终这次从西北角里走出的人,他终将影响整个世界。这4个月的旅行使得记者斯诺在情感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它的领导者到基层,有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记述了大量他和边区的“红小鬼”少先队员们交往的例子。早期他并不了解应该如何跟他们交往。他刚到保安的时候,有两个小朋友做勤务兵为他服务。他让别人给他倒水的时候,用了“喂”。“红小鬼”完全不理睬他。而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周恩来提醒他,跟红小鬼说话,你要说“请”。

斯诺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区域,跟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仍处同一个时空环境下,但其实是两个世界。这种情感上的变化加上一手的直观的认知,使得斯诺比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西方人更加准确地看待中国,预见中国未来的发展。他的很多判断,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卢沟桥事变之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当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表现,都有所证实。当然,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成了共产党最好的朋友,也成了新中国最好的朋友。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的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一个月以后就发行了五版。当时斯诺正在上海,而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是做所谓的中立性宣告,书不能公开出版,在进行新闻封锁的国统区就更不要说了。在斯诺的同意下,在上海租界的那一批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

当时的环境,在被日本人封锁的上海租界,出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书,立马就被当成共产党的“赤色宣传”,要被干掉。所以它有了《西行漫记》的名字,听上去像本游记。这本书出了几个月,轰动了国内以及国外的华侨所在地。在香港以及海外所有的华人集中地区,出版了《西行漫记》无数的重印版本和翻印版本。

1939年,斯诺又一次到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谈话,后来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评论。1941年,斯诺对于皖南事件作了如实的报道,并为此受到了国民党安全和情报机构的严厉打击,被迫离开了中国。1942年至1943年斯诺又来过一次中国,以后他再到中国来就变得越来越难了,1949年以后就更不用说。

麦卡锡控制的时期,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分子看来,斯诺就是最危险的共产党人,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同情分子,他就是共产党的代理人。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不允许美国的报刊发表任何斯诺写的东西。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来说,这严重影响他的生活。所以他被迫旅居到瑞士。还有他的护照被美国国务院特殊注明,不许去中国。

一直到了1960年的6月。他得到了中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了解放后的新中国。1964年至1965年初再次访问中国。之后1970年10月,斯诺同夫人一起来华。那年国庆节10月1号的天安门上,他同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见了面。第二天他们见面的照片直接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套红的标题。10月28号他和毛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是七届二中全会以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殊时期的谈话。到了1972年的2月,他回到瑞士后不久,“小球转动大球”发生。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了北京。尼克松总统来的时候,斯诺是想来的,但他身体不好。1972年2月15号上午2点20分,斯诺就与世长辞了。

1970年10月1日国庆节,毛泽东主席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当时在他的身边是有中国派出去的医疗小组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为斯诺看病。斯诺对医疗组说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我热爱中国”。这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故事,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了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的校园里面,这是他1936年去西北探险旅行的出发点,也是1937年他整理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斯诺一生一共写了十一本专著,绝大部分与中国问题有关。1971年回到瑞士以后,他还写了《漫长的革命》一书,当然这本书后来没写完。但所有的书里面最耀眼的就是《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特殊性在于,首先作者斯诺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美国民众,带着一种非常朴素的情感,第一次去看待红色中国。他向全世界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红色中国,而他卡的时间点也非常好,1936年是中国长期的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份。

进入到抗战之后,我们后面《旭日东升》系列会讲,从美国政府的角度上来说,它严肃地认真地去探讨一个遥远的东方的国度,当时中国还不是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度里面,一个叫共产党,一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军队和红色根据地,对美国究竟有如何影响,其实是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关键性的时间节点,在历史车轮又将开始转动起来,历史要翻过新的一页的大背景下,斯诺来到了延安,跟那些人进行了第一次的全面交流。然后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真实的风貌,延安的真实情况,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做出了表达。他向世界第一次介绍了中国革命者闹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以及那些有名的和无名的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一个鲜活的真实的中国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去理解它的使命和命运。读者可以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精神,信念、力量、热情。它反映的是一种真正意义上普世的价值。

正因如此,到了21世纪,当中美关系即将走入下一页,以更加均衡的力量关系构建,寻求构建一种更加稳定的战略关系的当下,我们去看看这本书,去看看中国和美国交往的起点。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在延安,在黄土高原,在窑洞里,一群经历了两万五千里艰难困苦行程的人们为打造一个新中国而努力的时候。在起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走向今天的一些内生的动力和深层的机制。

作为一名文笔很好的作者,斯诺经常会记录一些让人一开始会会心地一笑,然后让你迅速陷入思索的一些场景。比如他在讲通向西安之路的时候,在坐着很不舒服的狭矮的火车里,他介绍了两位旅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斯诺坐在车面喝着浓茶,青年很快跟自己攀谈起来,不免谈到了政治。年轻人已经结婚了,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拿了一张免票证,他靠私人关系坐车。他说他要回到离开7年的四川老家去,但据说他的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所以他不肯定能不能回去。斯诺一听到土匪就来精神了。说“你说土匪是说红军吗”。“不不不”,那个年轻人马上纠正。“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然后斯诺记者的精神就开始发挥,问道:“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者‘共匪’?”

“啊,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年轻人开始解释,“报纸编辑不能不把它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者是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了那个编辑自己也是共产党,于是就会有麻烦。”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一个非常标准的记者提问,甚至有人会说CNN、 BBC的套路是祖传的。有意思的是,就像在街采的时候会被怼一样,斯诺悄悄地被怼了一下。年轻人说:“这个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害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甚至他们还欢迎他们。”说到这里,后面有一段很传神的描写,年轻人不安地看了老人一眼,老人坐在那留心地听,但有些好像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

写到这,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很明显这个小年轻知道一点红军说的话,但是又不完全了解。斯诺就说:“那边他们(红军)说话不是当真的了?”年轻人说:“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跟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他们不仅是说要重新分配土地,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干。“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斯诺引导小年轻。

“但是,” 年轻人自己的观点出来了,“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个时候极具戏剧性场景的一幕出现了,这时花白胡子的老先生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面孔,十分心平气和地对着斯诺和年轻人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杀的不够!”两人听了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如果一幕电视剧里面如果出这样的话,这时候弹幕肯定是铺天盖地而来。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民众对于红军最朴素的看法,变革的气息扑面而来。在从西安走向保安的路程当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插曲。当斯诺在半路上被白匪跟踪了。他走在前面,在一个地方遇到了当地人。于是他就描述了最初的见面,他被一个当地的人带到了一个叫百家坪的地方,并将斯诺介绍给了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斯诺说我刚刚准备坐下来跟他们开始谈话,突然一个束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批汗流浃背的马疾驰而到。这人是安塞赤卫队的队长,他刚刚跟一百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这些民团是在后面跟踪斯诺的。

斯诺当时发现他经历了很具有戏剧性冲突的场景,一方面从他本人的真实情况来说,他是从国民党占领区去找共产党,如果他被后面的白匪抓到了,他会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而他刚进了共产党占领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双警惕的眼睛,就是一个少先队员、一个农民跑了好几里地跑到了安塞,向当地报告说民团正在入侵。而带领民团入侵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洋鬼子,也就是斯诺。

斯诺被当成一个当地反动政府请来的外籍反动军官,带了一百多个白匪要入侵安塞。斯诺觉得这个事情略搞笑。而正在斯诺感到担心,他们会不会真的把我当成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时,一个人出现了,是一个非常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的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Hello,你想找什么人吗?”斯诺单独指出,这位仁兄是第一个用英文向他打招呼的人。斯诺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他之前还是做了功课的,他遇到了周恩来,其实周恩来在这里等他。

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 来源:《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对于延安的访问,其实是双方以一种不那么刻意的方式共同合作的结果。共产党人希望找一个合适的美国人或者是外国记者对延安进行一次访问,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介绍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然后大家发现斯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所以他才那么顺利地到达了延安。在周恩来的介绍之下,他非常顺利地又从安塞出发,开始向保安移动,去见毛泽东。

1936年7月13日傍晚,毛泽东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斯诺是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的。“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说完之后,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雾霭中散步去了。”

对于第二次见面散步,斯诺是这样写道:“我第二次看见毛泽东是傍晚的时候。他光着头(没戴帽子)在街上走,一边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在认真地做着手势。他带着浓重的湖南方言,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时才知道。”然后接下来斯诺就像他一贯的描述经常用的,“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与旁的人在一起行走。”

就是说斯诺在陕北看到的每一个人,这边有点《海贼王》的意思,每个人头上都是一个悬赏的。然后斯诺特别想写出的反差就是,悬赏越高的人,他身边看不出荷枪实弹的保镖,前呼后拥地给他提供安全保障。他们极其安全地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

斯诺跟毛泽东谈了好几次,他说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谈了很多故事,讲了很多怎么样成长起来的,他自己说跟毛泽东谈话以后写的访问记录有大概2万字。

对于毛泽东的记述,有一个核心的点希望大家了解的。他是这样形容毛泽东:“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绝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专门强调了一点,他发现毛主席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这点和很多对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在长征途中,红军也是能听无线电新闻广播的,在西北他还出版着自己的历史。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斯诺这样写:“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我就回答不上来了。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罗斯福新政和外交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对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有评价。他认为这两人是走江湖的骗子。但同样是骗子,墨索里尼要相对能干一些,是一个权术家有历史知识。希特勒是一个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走狗,是傀儡。毛泽东还读过很多关于印度的书,他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看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取得真正的独立的。他问到斯诺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同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毛泽东对于哲学的理解就更不去多说。

然后他的精力是第三个让斯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毛泽东每天工作13至14个小时,经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自己少年时期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以及他在学校念书的刻苦时期。

斯诺与毛泽东在保安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在斯诺跟毛主席的交谈当中,包括毛泽东的年谱,中间重点记述过一段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毛主席说:“我们对于外国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是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而对于世界的看法而言,尤其是包括如何对待世界友好的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全面的、立体的、丰富的,而不是一刀切的。

斯诺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回答,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当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对于友好国家,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跟他们保持合作。后面有一段给我巨大的震撼,因为他挑战了我的整个认知结构。

“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4亿5000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的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

这段话它中间的核心意思,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口所具有的消费力量对世界的意义。中国领导人关于进博会,关于中国市场变成世界的市场,关于让世界搭乘中国改革开放的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利益的时候,都可以听到类似的论述。而第一次这样的声音响起,是在陕北窑洞里,当时中国的革命还在黑暗当中摸索,前景还不明确,但是领导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有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为何走向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也提醒和告诉所有关心中国,希望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人,请务必克服基于不对称的信息、意识形态的偏见所形成的,狭隘而坚固的刻板印象。除非你能够突破这种刻板印象,否则你对中国就很难形成全面完整的认识和了解。

红军大学士兵在欢唱 来源:《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里面一个让我感兴趣的细节,有个章节的名字特别有趣,叫“悬赏两百万元的首级”。斯诺对于在脑袋上标价有特殊的兴趣,当然,这个章节的重点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学——红军大学。红军大学的校长是一位28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一次败仗。红军大学有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27岁,平均每人有8年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发的传单当纸,用来做课堂笔记。

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一个月不到15块钱大洋。而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们首级赏格加在一起,总共超过200万元。红军大学以窑洞为教室,以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作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这是一所“高等学府”,全世界就这么一家。

斯诺有幸在红军大学被邀请去做了一次演讲。在做演讲之前,他获得了一个额外的优惠,他被请吃了一顿面条,当时在那吃顿面条可是很奢侈的。

斯诺说有200名学员集合起来听讲,演讲主题是“英美对华政策”,基本上就是一个外国访问学者在今天中国大学里对大学生演讲的一般主题,但是它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陕北的窑洞当中,听众是红军的指挥员。在提问环节,斯诺当时同意回答问题的时候,说实话带着一点小小的窃喜。红军指战员能提出什么问题?但很快就后悔了,他表示难堪。学员们提了许多问题,比如:

英国政府对成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的态度如何,对日军进驻华北的态度如何?

全国复兴署的政策在美国的结果如何,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国和意大利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帮助,你估计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久?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是合法存在的,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就没有工人政府呢?

在英国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方面有了什么结果?

组织反法西斯阵线在美国有了什么结果?

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前途如何?

你认为李滋-罗斯访日,会不会造成英国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

中国抗日后,美国和英国会帮助日本还是帮助中国?

请谈一谈,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他们在中国驻有军舰和军队?

英国和美国的工人对苏联的看法是怎样的?

他有两个小时回答这些问题。不好意思 ,事实上他是从早上十点钟开始到下午很晚的时候,讨论才刚刚结束,并且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斯诺在红色中国受的冲击还有很多,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也并不足以记录延安的方方面面。甚至有人会带着非常“客观”、“中立”、“理性”、“严谨”、“学术”的观点告诉你,这只不过是一个西方旅游者带着某种客气的心态,对中国浮光掠影的认识和理解。他对于共产党的政策理解一定是不如某些被称之为“高华”的观察所更加深刻的。

事实证明也许他不够深刻,但他很准确。在旭日跃出地平线照耀东方之前,他敏锐的把握到了黎明的第一丝光芒。他到了延安,也许没有看清延安的所有的方方面面,但是它准确地把握住了延安的精神。他理解了共产党人的想法的核心。或许他不能用非常准确的语言表达,但是所有熟悉中国历史的中国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都很容易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我们可以比作者更深刻地去理解,他要写的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心目当中都蕴藏的那个大国之梦,它是一种镌刻在我们集体记忆,深入骨髓和基因的一种认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自身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过程,把中国以一种极其不利的形象和位置,拽入到发端于西欧少数国家的全球殖民体系所形成的国际体系的进程以来,一代一代,一群一群不同的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找一条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道路方法,并为此而不断地努力和奋斗。在延安,一群名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正在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彼岸,当时正处于蒸蒸日上,新锐的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后起之秀,美利坚合众国,有一个记者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笔触对此做了最初的记录,为中美的关系的发展留下了特殊的记忆做出了极为特殊的贡献。

在这本《西行漫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能够克服意识形态偏见的美国人进入到了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所进行的早期的交往和深入的接触。这种交往和接触,有效地克服了意识形态偏见所带来的刻板印象,超越了狭隘的意见认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居高临下的那种观察,从而最大限度的在他能力范围和条件所及,还原出了一个真实的场景。这个真实的场景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影响了普通的受众,它对于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也产生了影响。但凡是一个理性的读者,有一定的阅读能力都可以从这本书的文字以及相关的照片当中看到一种精神,一种与当时处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人和区域所不同的精神。这种精神有相当一部分是人类共通的,它积极、昂扬、向上,鼓励人们在最艰困的环境当中,朝着一个美好的目标不断努力。而在国际关系和政治领域拥有这种精神的人,就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并且最终取得胜利。当然这只是中美关系的早期,不管是共产党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那边,对于他们之间发生深层的交往跟互动,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

在下一讲,我们将介绍中美关系的下一个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也卷入了二次大战。全球反法西斯阵线阵营开始逐渐形成并且完善之后,美国开始在抗日战争的大框架下,去认识和理解共产党的力量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以及可能所做出的贡献。这就涉及到这本更厚的书:《美国延安使团》,是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

延安将迎来一批新的美国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美国政府系统性的派驻延安的使团,它事实上就承担了外交使团的功能,在历史上它有个别名叫做“迪克西使团”。而这里面因为历史际遇集成了第一代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他们获得了一个别名“中国之手”(China Hands)。这些人用他们的眼光,在政治、军事、社会治理能力等,全方位向大家展示了共产党所具有的治理中国的能力,并且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相关的细节我们下一集会再讲。如果当时他们美军观察组的相关结论,能够正确地进入到美国的决策机制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的话,中美关系对于美国而言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后续的发展也是让人非常唏嘘和感慨,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罗煜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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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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