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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美国“劝和”国共,劝了个寂寞

沈逸

沈逸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6-29 08:58:28
导读
赫尔利,一个精于权谋算计但对中国政治非常无知的美国人,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消除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线和美国政府达成早期良性互动的可能性。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现出了非凡魄力,在种种背信弃义之后依然努力构建一个健康、开放、客观的对美沟通渠道。但是非常遗憾,没有成功。

欢迎来到《旭日东升》系列的第三讲,今天着重于转折关头。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转折阶段,中美关系进入到转折阶段,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进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这一段背景下,共产党和美方的互动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名字:赫尔利。赫尔利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共和党人,在胡佛总统时期担任过美国的战争部长。

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赫尔利和一批传奇军人,包括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都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赫尔利在两个方面具备特殊才能。第一,他在军事领域有一定的才能。在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当时艾森豪威尔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被日本的闪击行动打得措手不及的麦克阿瑟被困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而艾森豪威尔要解决他们从巴丹半岛撤离所需要的后勤援助等问题。并没有准备好提前介入战争的美国,这时遇到了很多后勤困难。赫尔利被指派去完成任务。他个人的风格,泼辣、果断,善于从上级的授权当中找到自己扩权和越权的机会去解决问题,而且做得不错。

赫尔利与毛泽东、蒋介石合影

第二,赫尔利长袖善舞,他并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职业化官员,而更像一名职业化的政客。他没有良好的外交训练,但他对于和政治人物之间关系的把握非常敏锐。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经常产生一个困惑,罗斯福为什么那么信任赫尔利?

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任可以从一处细节看出。陶文钊先生那本《中美关系史》上讲,大体上在1945年3月的时候,当时美国和苏联刚刚在雅尔塔会议,里面有一个涉及中国的秘密协定,这个秘密协定在当时参加会议的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在白宫的办公室里面,罗斯福就把这份报告从总统的保险柜里面拿出来给赫尔利看,从而让赫尔利提前知道了雅尔塔协定存在一个涉及中国的秘密条约。

这种信任,我之前很困惑,当然后来我在查外文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研究美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写过这么一句话,说罗斯福政治上欠赫尔利的债,赫尔利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共和党人,在俄克拉荷马州影响很大。

初步研判大体上应该是,在罗斯福争取第三次连任的时候,在美国国内竞选的过程当中,在俄克拉荷马这样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共和党州,白人居主流地位的地方,他在选举过程中,最后肯定是得到了赫尔利的帮助。那个史学家言之凿凿地指出,罗斯福当初任命赫尔利做他的私人代表,到中国或者说出使其他国家,更多的是基于这种交易。当然这也符合美国的惯例,美国的外交世界有例常部分是总统作为报酬,去酬谢他的好朋友,或者是酬谢在他的政治生涯,尤其是选举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

那么当赫尔利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当时在中国,围绕抗击日方其实活跃着三股力量,第一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代表正面战场。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场上的表现如何?对于历史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能够在1944年、1945年打出豫湘桂战役的军队,其表现可想而知。第二是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以敌后抗日武装根据地游击队为代表的一支敌后的力量;第三是美国。

当时美国派驻中国的是史迪威将军,而赫尔利是借着史迪威事件登上历史舞台的。1944年4月中旬,日军先发动了河南作战,国军一个多月内丢了400公里。5月下旬日军打湖南,6月19号长沙陷落,8月8号衡阳失守,这是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陷落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又一次大规模的溃败。

对于这场溃败,美方有评估:“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没有阻拦的,沿汉口到广州的铁路进军,他们将得以在夏季结束前打通从华南到朝鲜的内陆交通线,这将意味着中国沿海省份与重庆的完全隔绝。”这话是1944年的6月中旬,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警告。

当时美国派驻在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华莱士、史迪威,以及美国驻华的使节,包括美国的国务卿马歇尔,都认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府,在1944年的中旬面临崩溃的风险。用史迪威的话来说,不是中国没有军队,也不是中国的军队没有战斗力,是国民党军队的上层以及国民政府的核心,就是以蒋介石及其亲信为代表的一小撮人不行。于是就出现了非常著名的史迪威事件,罗斯福签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要求蒋介石把中国军队在华盟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国国民政府、共产党的,统统转交给一位外国将领史迪威来指挥。

史迪威打电报回去的时候,他认为共产党的指挥管理控制和军队战斗力都不用担心,他们唯一的缺点是武器差,因为国民党拒绝把美国援助给中国的武器装备去分给共产党。

由此,以史迪威为代表的这部分美国人,就跟功德林的招生办主任、运输大队长、擅长于微操的常凯申发生了矛盾。当时双方的摩擦是,蒋介石可以满足美方的一切要求,但是,美方不能动摇他在中国的地位。而蒋介石对于军队的绝对控制保障了他的地位。美方不能动这一条,其他都好说。

为了避免中国崩溃,调解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到中国来。当时罗斯福假设,史迪威跟蒋介石他们所代表的两派力量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冲突,但这两个人性格不合。史迪威是专业军官,性格比较耿直,不懂得政治,鄙视不能打的。史迪威的强势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而马歇尔又对罗斯福非常有影响。9月6日,在赫尔利到达重庆没多久,双方又围绕在缅甸战场的局势问题吵了起来。史迪威希望派精锐的美械师去打通缅印公路,而蒋介石希望避免过度损耗保持兵力。


吵起来后,史迪威发信要求罗斯福为他做主。在马歇尔的支持下,9月19日,罗斯福写了一份电报交给了史迪威,大概的意思是,坚持要求蒋介石继续执行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如果不执行,这会威胁到驼峰的空中航线。如果不执行,蒋介石本人必须接受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然后敦促蒋介石任命史迪威毫无约束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如果再事拖延,为挽救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这份电报当面骂了蒋介石一顿。史迪威很不厚道,还把它翻译成了中文,然后当着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和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把这份电报交给了蒋介石。事后史迪威在日记里记录这次重大胜利的时候写道:“我狠狠地踢了这个‘花生米’一脚。”

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史迪威,在和蒋介石关系破裂后,被罗斯福调任回国

但运输大队长虽然军事斗争能力不行,宫斗和权谋还是很在行的。蒋介石捏准美国人在中国除了他以外,没有合适的代理人人选。因为有苏联在,共产党被优先排除在外,而国民党这边没有任何人能取代蒋介石的位置。因此美国“最好的代理人”成了常凯申同学最大的战略筹码。

然后蒋介石向美方表示他不干了。这时,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罗斯福总统的“钦差大臣”,赫尔利为了把史迪威赶走,继而让自己上位,他几乎无原则地站在了蒋介石那边,把蒋介石的主张向罗斯福进行转述。罗斯福信任赫尔利,而赫尔利也知道罗斯福对于中国的需求。赫尔利把一道选择题放在罗斯福面前,告诉他,蒋介石和史迪威挑一个。赫尔利建议他挑蒋介石,不然中国就要崩溃。

而边上的马歇尔认为,只要罗斯福继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蒋会收回成命,继续让史迪威在那边做。考虑了半天,最后罗斯福认为,比起地方的实力派,包括李济深、龙云、白崇禧,还是蒋介石更合适。更重要的是,罗斯福并不亲共,也并不希望共产党从中获益。当然,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正面进攻,也增加了撤换蒋介石的风险,而罗斯福不想负担这个风险。

于是在史迪威事件当中,最终罗斯福作出了让步,同意撤换史迪威。但这个撤换过程还持续了很长时间,其中赫尔利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比如要求把豫湘桂作战失败的责任归结于史迪威的瞎指挥。

但其实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本质上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所导致的。不过精于为自己找借口的国民党官员在报告里指出,是史迪威把精锐的部队调去打缅甸了,而“国军”正好处于虚弱期。在台湾出的纪录片里就有一句话,说当时“国军”处于所谓“旧力已失,新力未生”的阶段,结果被日本人打崩了。当然,汤恩伯几十万军队被日本几万人直接给打趴下的这种细节就不多讲了。

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本质上是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所导致的

这份报告居然就被转交给了华盛顿,而且赫尔利在前面加了一段评语。他重新阐释了罗斯福给自己的指示,然后加了一条结论:“我在这里研究形势后确信,没有一个中国领袖能像蒋介石那样提供如此之好的与您合作的基础。在我所知的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具备蒋介石那样多的担任这个职务的素质。”简单来说,这是条“好狗”,错过这家就没有了。为了他,赶紧把史迪威召回比较好。史迪威对美国的价值,远远达不到蒋的作用。罗斯福同意了。这件事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产生了间接影响,共产党人看到了一种态度,赫尔利的个人动作不仅仅代表个人,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美国的态度。

当然这件事情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结果,一个美国的四星上将被一个所谓的盟国给赶走了,这在舆论界并不是完全有利的。因为对于这件事情内幕探究,史迪威是有策略的。在被召回之前,他把整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驻重庆的一些美国记者,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系列的报道,描述了老蒋如何专政、腐败、抗战无能,以及在权谋当中的富有经验。这些报道让美国舆论形成了一个对蒋介石非常负面的印象,这个负面的印象对于后来的时代发展有影响。

史迪威被撤回后,赫尔利开始担任调停国共双方关系的角色,他对中国和国共关系的模糊认知,在后来令他栽了大跟头。赫尔利在去中国之前,先去苏联见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据说莫洛托夫对赫尔利说:“中国有些人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这只是对他们经济状况不满的表达方式,当他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时,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

赫尔利调停的时候,就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他本身不了解中国,不懂汉语,不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既不懂国民党,也不懂共产党,更不了解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在赫尔利的知识范围里,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里的共产党(communism)一词时,能联想到的是共产党人通过一个阴谋组织控制全世界,而中国共产党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然后赫尔利还产生了极端理想主义,他公开说过,中国的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区别,就跟美国的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区别差不多。中国共产党和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人的唯一区别就是,俄克拉荷马的共和党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仅此而已。

其实这是常识性偏差,而这种常识性偏差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就是赫尔利非常轻浮地认为,他可以用美国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或者产生总统候选人过程当中的,一些所谓政治协商,去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谈判问题,形成所谓的方案。这就有了后面的“五五三”。

首先1944年10月份,赫尔利拿出一份报告给蒋介石,是一份调停国共之间关系的方案,里面包含五个要点,称之为第一个“五”。这五个要点里面的核心点是,除了像团结、打败日本这类话以外,其实是一个交易,而这个交易完全建立在赫尔利把国共两党视作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基础上。

首先他讲道:“通过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及所有中国的统帅。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拥护孙中山之主义。”赫尔利知道三民主义和孙中山,但后面美国人的想法就出来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双方采取各种政策,以促进政府民主程序的进步和发展。”这里的民有、民治和民享是特殊用语,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说里面对于美国政府的概括。这是传教士情节,赫尔利要在中国复制一个美式的山巅之城,忽视了中美之间的差异,没有任何可行性。

对于军队问题,赫尔利写道:“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及一支军队,中共军队与政府军队官兵,将一起执行享受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似乎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就差这个待遇不同。只要双方一视同仁,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不出意料的,国民党方面给出了反建议,反建议里面的核心两条修改,首先是把第二点原来的“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均承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总统,即所有中国军队的统帅”,改为“中共军队服从并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蒋介石当时宣传军令和政令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然后第四条修改成,“中共军队及中央政府改组后,一切官兵在薪资薪金和津贴方面,均与政府军同级官兵同等待遇,各部队在军火和给养分配方面,亦享受同等待遇”。强调中共军队必须首先经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改组,就是通过和谈吃掉共产党的军队。

于是这就有了后来的讨论,赫尔利一直劝毛泽东,现在不管怎样,就好比这有扇门,你先把一只脚挤进去再说。他对蒋介石也说过这话,老蒋的话很清楚,休想,你让共产党挤一只脚进来, 一会身体全进来了。一进来我又打不过他,我就被弄出去。所以只能接受我的方案。

毛泽东说,没错,老蒋的方案是让我挤了只脚进去,但是我手被捆住了。我捆住自己的手。就算整个人挤进去了,不等着被宰?想都不用想。所以赫尔利带了这份方案飞到延安,共产党人肯定不接受的,就开始谈新的。到了11月9日,中共方面提出了五点对案。


11月10日,最有趣的事情又发生了,赫尔利带了他的五点方案去延安,共产党提出新方案之后,他居然认了。赫尔利认为共产党提的要求,只是结束一党专政,在政府中民主地享有份额,这不仅不会损害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认为这东西符合美国的原则。中共当时要提的是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不是中共参加国民党主导下的国民政府。核心的区别有两条,共产党的一个方案,第一就是联合政府是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第二,“抗日军队应遵守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公平分配”,而不是蒋介石领导。赫尔利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任何概念。

11月10日上午,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之后,毛泽东在文本上签字,赫尔利也签了字,这就间接代表赫尔利与中共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也就是五条协定草案,就是第二个“五”,“五五三” 第二个“五”。对于中共来说,这意味着这份协定是不会再改了的,蒋介石是否接受,赫尔利作为调停人应该代表调停方,去压国民党接受这份协议。

签字当天是星期五,赫尔利作为证人也签了,这个“五”其实把第一个“五”就推翻掉了。赫尔利很开心,觉得星期五是他的幸运日。赫尔利生日、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拿到第一枚勋章都是在星期五。如果这次能达成了中国协定,遇到星期五真是各种好事成双。到重庆以后,宋子文和蒋介石直接把他“一巴掌拍地上”。宋子文告诉他绝对不会同意,蒋介石说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等于把联合政府的控制权让给了共产党。

这个时候,赫尔利瞬间想起了史迪威。他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史迪威。他担心,如果坚持这份他跟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蒋介石一个电报发给华盛顿,换人。他要是像史迪威也被换掉了咋办?所以他决定向蒋介石让步。

11月19日,王世杰向赫尔利提出三条反建议,“第一,中共军队整编为正规国军,均享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第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及委员,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是个空架子,他平时从来不开会的。蒋介石从来是通过命令的方式下达指令去执行的。

“第三,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等各项人民自由。”完全不提联合政府,只要求中共服从国民政府指挥,交出军队。这表明国民党没有兴趣让步。

然后赫尔利接受了,11月21日把国民党的对案交给了周恩来,要周恩来去承认。周恩来说,这是要我们投降啊?这时赫尔利就贱兮兮地向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不想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指挥,国民党当然也不会接受所有的军队归你们共产党指挥。那么能不能找一个你们双方都信任的外国统帅来帮你指挥一下,比如说我?周恩来看了他一眼,说,我回延安去了。到这时候,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这个方案标志着赫尔利在中国调停信用的破产。对于共产党方面来说,这显示出美方没有任何诚意去承担一个秉公持正的角色。但是共产党还想尝试。1945年的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美军观察组的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向美国最高当局转达一个消息。“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当前中国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接见作为一个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和周,那么他们两人或者其中之一,可以立即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在被赫尔利摆了一道之后,中方尝试绕开赫尔利,直接接触美国的最高层。而且电报里面还加了一句话,上面写着“魏德迈亲启”的电报,发到了重庆,其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来说,“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但是这两份电报赫尔利都看见了。后果是,赫尔利认为存在一个由史迪威将军、高思大使,及他们的特工人员和官员酝酿的中共对美国的阴谋,其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和赫尔利本人的。

1月14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提交的报告当中,立刻开始告状,说当时的美军观察团团长包瑞德要向共产党人提供的武装物资,要美国对共产党外交上的承认,并且搞垮国民政府。如果共产党这个武装党派得以和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我们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罗斯福当然震怒,要求马歇尔调查此事。魏德迈报告说,有讨论过这个计划,但那只是一种假设。但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赫尔利就认为共产党、共产党的间谍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渗透了美国国务院,在后面搞他。后来麦卡锡主义的所谓美国国务院几百个名单,就是政客建立在这种猜想之上。

经过这么一闹,赫尔利和魏德迈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要求不经赫尔利明确同意,美军飞机不能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而且还亲自审查那些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在此过程当中,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在他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对赫尔利这种错误的主张进行了斗争,给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估报告。

这一侧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侧是极端化的、反对共产党人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中美两国之间,双方的位置中间是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相对而言,跟意识形态保持一段距离。在这样的情况下,赫尔利他们这些“反华力量”,它基本靠近的是意识形态这一端,而所谓被他们后来称之为“中国之手”的,就是那些中国的研究者或者是同情的力量,它更加在中间和相对客观的位置。但是从赫尔利这端来说,因为他足够“右”,所以他看什么都是“左”的,他认为这帮人亲华,其实没有。这些观察团,只是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采取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不要因为意识形态所绑定。这种绑定从中长期来看是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判断有道理,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45年3月,赫尔利回了一趟美国。3月24日。他在会见罗斯福的时候,看到罗斯福向他出示的雅尔塔协定及其秘密议定书。经过这份议定书,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国政府将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赫尔利押宝押对了。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赫尔利在看到协定和其秘密议定书后,断定美国将坚定支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

另一方面,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和美国的参联会进行了讨论,认为只要给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一定的援助,共产党就是可以被镇压下去的。对他们来说,山沟里的 “土包子”、装备落后武器的军队,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不可能的。但也就是这种乐观情绪,最终酿成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1945年的4月2日,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夕,赫尔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个招待会上,他开始撕破原先在形式上维持的中立立场,开始明确“扶蒋反共”的政策。当然这政策不是赫尔利定的,而是美国政府。赫尔利只是把它挑了出来。在这个会上,赫尔利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和封建军阀相提并论,指出达不成协议的所有责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他甚至说,只要中国的武装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

另一方面,谈到蒋介石的时候他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的所有权力,然而他不是法西斯,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赫尔利对中国的想象,取代了中国的现实。

新闻发布会是4月2日开的,10天之后罗斯福就去世了。有学者认为当时罗斯福的身体已经很差,他已经没有能力对这么复杂的事态进行管控。赫尔利利用了这一点放大了自己的权限。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政治授权和政策执行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毫无疑问,赫尔利对于大政方针的理解,和美国罗斯福为代表的核心决策层是一致的。因为如果真的是不一致的话,他会被撤的。

当然中美之间的这种变化,还有两点值得提一下。


第一是中美合作所,美国特务情报机关和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合作。当时美方海军部代表派了在长江巡逻艇和太平洋舰队服役的梅乐斯中校。美方感兴趣的是获取沿海地区气象资料和日军的活动情报,为日后中国沿海登陆做预案。在此过程当中,梅乐斯跟军统的创始人戴笠看对了眼,这两人一拍即合,然后就创立了中美技术合作所。

这个中美技术合作所除了一些抗日的工作之外,包括小规模的游击战搜集日本情报,梅乐斯自己直言不讳地说:“中美合作所美国人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对中国共产党搞恐怖活动。中美合作所正在训练中国全国警察力量的一批骨干,他们将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以便在战后维持中国的治安。中美合作所的使命,不仅要同中国共产主义做斗争,而且要考虑美国未来的全球地位。”

另一件事情是“黄金风潮”。1942年的3月份,美国给了5亿美元贷款(当时的美元价值是今天的30多倍),其中有1亿美元指定是作为美国节约建国储蓄券的基金,另外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储蓄券和公债,当时兑换的比例是20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金融市场上发售,到期就可以兑取美元。

美国财政部的这个项目,在4300万美元主要购买人的名单里,这些储蓄券中的70%,大约2800万美元,被2%的购买者,86个个人和单位买进。三个礼拜就买走了90%的公债。而高思大使在后来那本书《回忆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里写,他获得的消息是,宋氏家族两姐妹宋美龄和宋霭龄,一个是蒋介石的太太,一个是孔祥熙的太太,认购了公债5000万美元。

5亿美元当中,另外有2.2亿是用来在美国买黄金。2000万是先买的,2亿是1943年年中提出要买,得到美国财政部认可的。而1944年到1945年,买的2000万美元的黄金,国民政府没有用作平准货币基金,而是向市场抛售。这种市场抛售带来了进一步的投机和疯狂。美国的财政部对这事情是看不惯的,财政部长不太愿意把后续的黄金运到中国,认为运多少中国人这边就用掉多少,而且是用在完全错误的地方。

上海市民抢购黄金

最终宋子文通过在美国国务院,包括对美国国务卿的游说中,美国还是答应了运黄金。1945年的5月9日到10日,宋子文写信给当时的助理国务卿克莱顿说,除非美国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把黄金运过去,否则宋就不去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而且这个黄金交付过去并不是用来设立货币平准基金,稳定汇率和币值,而是用来投放到市场。最终摩根索答应了宋子文。5月到7月,美国将把2亿美元的黄金分4批运往中国。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摩根索认为这个举措就是,把钱往耗子洞里扔。

这段时期,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中国处在从抗日战争后期向解放战争转变的过程当中,美国处在从维系中国政权稳定,确保中国不会因为政府崩溃退出抗日战争,到扶持一个能够体现美国国家利益,成为美国远东战略支柱,其最高领导人和政府当局能为美国政府所信任和喜欢的中国,这么一个转变过程当中。赫尔利在此过程当中,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并没有决定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个政策不在他权限范围之内。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影响了它的走向。某种意义上来说,赫尔利最主要的贡献是消除了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达成早期良性互动的最后一线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方面试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尝试绕开赫尔利,通过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的方式,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实现和罗斯福的直接会面。这种魄力跟主张足以证明一点,中国共产党并不想奉行一条敌视美国的政策。即使是美国总统的代言人,在中国表现出了对共产党极度的不信任,达成的协议随意翻盘,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等一系列堪称背信弃义的举措之后,中方仍试图保持构建一个相对健康、开放、客观、中立的对美沟通渠道。但是非常遗憾,没有成功。这种没有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既有像赫尔利这种个性化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也有某种结构性的因素在中间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请大家对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具有的国力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它可以扶持的对象,但是中国的发展前景有多少,不知道。美国希望中国究竟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更加听话,尤其是更听美国的话?当这两个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的最高决策者,毫不犹豫地选择中国应该变得更加听话。所以它扶持蒋介石。

然后你会发现,蒋介石对此有一种超越常识能够解释范围的敏锐直觉。他天然地发现对于美国而言,他就是条“好狗”。这种现象我大概可以归结为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一种负面遗产,一种买办的直觉。但是讽刺的意义就在于,对于中国的历史而言,如果历史是一种有主观意志的客观存在的话,它并不需要这样的狗。

中国需要的是一批能够带领中国掌握自己命运,改变自己命运,让中国作为一个对等独立的实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从边缘走向中央的这么一个群体。这段历史再度向人们展示了,所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选择了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最核心的那部分原因,就是要实现独立、自主、有尊严的发展,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努力奋斗。

我们下一讲会讲,伴随中国内战摧枯拉朽的变化,三年之内蒋介石运输大队长就要向宝岛转进。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一个已经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新中国,对这一轮从东方而出的旭日,美方如何与中方打交道。我将介绍美国和中国共产党及毛泽东和周恩来第一批中共领导人,在1949年前后,围绕中国建立、外交承认、中美关系等等重大问题的交往跟互动,谢谢大家。

(来源 观察者网/ 整理 罗煜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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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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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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