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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时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2013-07-09 07:42:09

1953年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共和党在阔别白宫16年后推出艾森豪威尔重登总统宝座,最著名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一批新主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引起东西方严重冲突的那场战争——朝鲜战争结束了。

在历史研究中,朝鲜战争的结束同它的源起一样,给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疑惑的谜团。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战俘问题得以顺利解决,主要是因为美国新政府的核外交或核威慑发生了作用,尽管争论颇多。[1]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的问世,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打破停战谈判僵局中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但是人们仍然有一些问题不太清楚,例如,究竟是莫斯科迫使北京去结束这场战争的,还是苏联新领导人迎合了毛泽东的停战主张。[2]本文试图依据最近几年披露的中俄双方的档案资料,阐释在1953年朝鲜实现停战的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与分歧。

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中苏决心与美国对抗到底

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3]此时,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支持毛泽东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可以说,直到斯大林去世,中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战略是一致的。

当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苏联驻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4]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5]但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者中断”,而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6]

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但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7]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着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并不断蒙受损失,使苏联的建设和世界民族革命运动得到发展,“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在表示中国将“竭尽全力保证朝鲜人民渡过难关”的同时,也告诉金日成,“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还说,中国的这一建议和方针,“会告诉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金日成虽然表示接受中国的意见,但他与苏联大使谈话时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8]

实际上,金日成主张放弃“全部遣返”的原则,还有一个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背景,即他也主张扣留南朝鲜的战俘。据后来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北朝鲜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9]

看来问题只能在莫斯科得到解决。1952年8月周恩来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对朝鲜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第一可以打退敌人进攻,第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第三还可以发动进攻。总之,“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斯大林还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毛泽东耿耿于怀的问题,他提醒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10]

然而,美国不但没有任何让步的表示,反而于10月8日宣布无限期休会。此后,战俘问题转为在联合国内展开讨论。11月3日墨西哥提出一项草案,建议应获准拒绝遣返的战俘在朝鲜问题实现政治解决之前暂时居住在其他国家,此后他们可以返回各自的家园,并对他们的生命和自由给予保证。该议案遭到苏联拒绝。维辛斯基在发言中提议先实现停火,再解决战俘问题,但必须依据全部遣返战俘的原则。11月17日印度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比较接近中国第二方案的议案,即设立一个特别遣返委员会,由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的代表组成,或由任何其他四个中立国的代表组成,但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不得参加。双方应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90天后,仍未遣返的全部战俘应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会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对于联大通过的经过修改的印度提案,12月15日新任联大主席皮尔逊收到了周恩来的否定答复。中国断言这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并敦请联大撤销该决议,呼吁恢复板门店谈判,而谈判必须以苏联的建议为基础。[11]由于周恩来在声明中没有提及印度提案,致使美国和印度有人认为中苏之间在战俘问题上意见有分歧,中国的拒绝是因为苏联施加压力的结果。[12]从目前中方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一直是反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的,至于没有提到印度的提案,毛泽东的态度是:印度的提案是“荒谬”的,且已在联合国通过,故对于印度方面一再提出再行商议的要求“无答复必要”。[13]

此时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解决战俘问题,而是如何应付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威胁。11月24日,总参作战部在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中认为,虽然目前美国因选举和季节原故“对朝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新总统上台后,有可能在军事上采取某种行动,时间估计在“明年3月下旬解冻以后”。12月4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中也分析说:共和党上台后对朝鲜的政策可能要生硬、急进一些,华尔街用艾森豪威尔表明美国将更积极地准备战争,杜勒斯任国务卿则会推进美国的远东政策,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克拉克、范佛里特等人也曾请求增兵,并对侧后登陆很感兴趣。报告对志愿军的状况进行分析后断言,已经“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对此,毛泽东指示,“应肯定敌以5至7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5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4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此时,总参谋部又接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美军将在1953年2月在朝鲜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通报中还列举了驻日美军总部索要北朝鲜东西海岸地图、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调动部署和范佛里特要求美国再增派4-5个师来朝的情况。这一情报更增强了中国备战的决心,毛泽东12月9日电令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同日,彭德怀召集会议研究防敌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并将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等具体部署报告毛泽东。12月11日毛泽东批准了有关部署,指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总参谋部随即要求志愿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并应“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14]中国方面认为,“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只要战胜“侧后冒险登陆”,美国“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15]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对战争做了长期化的准备。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朝鲜战场上,“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又在政务院会议上说:“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一直打得它不得不罢手为止。”彭德怀也向部队宣布:朝鲜战争明年有可能扩大,我们的方针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设。[16]面对联合国军前线部队的大量增加,[17]中国对和谈已失去兴趣,不仅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拟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18]至1953年1月下旬志愿军战场部署的调整已基本完成,除了部队调动外,还包括在国内征召新兵,向朝鲜战场增兵25万人,在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及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等等措施。为此,毛泽东要求苏联满足1953年朝鲜战场一切军需用品和军工生产材料的供应。[19]

斯大林明白,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强调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在为苏联而战,为世界革命而战。[20]所以,苏联有义务满足中国的要求。斯大林对形势的估计与中国有所不同,他在12月27日的复电中认为,1953年春季美国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中军人的计划,而艾森豪威尔上台则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尽管如此,但他还是支持毛泽东应做最坏的准备。至于在1953年1-4月供应624门各式火炮和235.5万发各种炮弹的要求,斯大林说这超出了苏联的供应能力,因为按原计划苏联应在1953年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已有1320门火炮和80万发炮弹。不过,考虑到中国所说的情况,斯大林答应1953年再增加供应332门火炮和60万发炮弹。毛泽东在1月4日电报中同意按此数量供应,但要求必须在1-4月,而不是苏联所说的年内平均提供。1月1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只是把20个师装备的供应推迟到5月开始。[21]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报告,中国将派出海军部队到朝鲜作战,并要求在2月份即提供18艘鱼雷快艇,60门岸炮,103架飞机。斯大林回电赞同中国出动海军的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毛泽东的要求(18艘鱼雷快艇、34门岸炮、83架飞机),并答应补派3名海军航空兵顾问。[22]考虑到苏联战后的经济实力,斯大林能够如此不厌其烦地满足中国的请求,也算是尽力而为了。当然,究其根源还在于苏联与中国的基本利益和方针的一致性。对于斯大林来说,最有利的局势是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既不扩大战争——以免将苏联卷入冲突,也不实现停战——以便把美国长期拖在朝鲜战场。

显然,在战与和的两手准备中,毛泽东的策略是只要条件有利就把战争坚持下去,直到对方让步为止。苏联提供的大规模及时援助,更坚定了中国的信心。1953年初,中国在朝鲜战场的军事实力,无论是兵力、装备、训练、工事和交通,还是弹药和粮食储备,都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23]在朝鲜领导人越来越感到战争造成的疲惫不堪,越来越感到必须休战的同时,中国志愿军部队则是“决心大、信心足、情绪高”,准备打好赢得最后胜利的“过关仗”。[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美国新政府宣扬的“放蒋出笼”、封锁中国等威胁性政策,毛泽东于2月7日做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中国准备将战争进行下去,“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25]

至于和谈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乔冠华等人2月19日对局势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还估计美国人很有可能再次去找苏联出面。[26]对于2月22日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来函,志愿军谈判代表丁国钰请示是否给予答复。由于对美国的举动是有意表示让步,还是因即将召开联大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一时无法做出判断,况且战场形势对中朝有利,有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有所松动,毛泽东决定观察一段时间再说。[27]

然而,就在中国方面积极备战,[28]以迫美国做出让步的时候,斯大林去世了,莫斯科随即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莫斯科决定主动实行让步

 

 

1952年12月25日斯大林曾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苏联愿意同美国合作,举行首脑级会谈,“因为苏联是关心结束朝鲜战争的”。[29]如果以此断定斯大林有意主动促成实现朝鲜停战,未免有些片面。应该说,这只是反映了莫斯科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的一面,而另一方面,斯大林仍然积极支持毛泽东坚持强硬立场。

斯大林并不担心美国会采取新的行动,此时他得到的情报分析是:“美国军事领导人并不相信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担心,如果使用原子弹而又不能确保美国取得真正的绝对优势,那么轰炸将损害美国的声望。此外,这样做将会使美国成堆的核武器失去其作为威慑力量的重要性。”[30]就在与美国记者谈话发表以后不久,斯大林于1953年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时明确表示,他对印度试探在朝鲜进行调停的努力不感兴趣,梅农还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看见斯大林在一张纸上胡乱涂画了一群狼,并喋喋不休地说农民应该杀死这些狼。[31]2月28日,斯大林又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到他的别墅。在布尔加宁说明了朝鲜的军事形势后,斯大林再次确信,朝鲜问题已处于逼和的局面,决定第二天由莫洛托夫向中国人和朝鲜人建议:尽管最终还是要同意停止军事行动,但在谈判中要“争到底”。[32]随后,维辛斯基在联大政治委员会3月2日会议上发表演说,没有回应克拉克的建议,而是表示苏联仍坚持在1952年12月2日提案中所提出的建议,即朝鲜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完全停火,联大设立一个由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其他国家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立即采取解决朝鲜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尽量协助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措施。[33]可见,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并无意改变在朝鲜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和立场。

苏联政策的改变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而这一改变来得如此突然是有背景的。斯大林晚年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使苏联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关系方面和国内社会生活方面,而且发生在斯大林身边,甚至连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这样长期追随斯大林左右的核心人物,也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受到威胁。[34]因此,一种不安和不满的情绪早已在苏联的权力中心酝酿成熟,人们迫不及待地企盼着可以自由呼吸的那一天。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再次中风,当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确认他已经不会再康复[35]的时候,于3月5日晚紧急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调整党和国家的组织机构,并任命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议重新任命的名单中,斯大林仍然保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职务,而且排在第一位,但其他所有职务都已经被解除了。[36]在斯大林弥留之际做出的这个决议,与其说是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斗争,还不如说是莫斯科转而实行“新方针”的前奏。无论出于什么目的,苏联新领导人都在积极地,甚至是争先恐后地推动一场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转变。如同贝利亚在他管辖的内务部范围内实行改革一样,[37]在国内政策的农业问题、乌克兰民族问题,以及对外政策中处理东欧和德国问题,与土耳其、希腊、以色列、南斯拉夫、芬兰和奥地利的关系等一系列方面,新方针正在悄然兴起。自然,在这一切变化当中,首当其冲和最引人注目的是对结束朝鲜战争的立场的转变。

过去有著作认为,中国建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并导致朝鲜停战,是毛泽东估计到艾森豪威尔试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有意进行试探后,经与朝方商议主动做出的决定。[38]或者是中国在莫斯科陷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无暇他顾的情况下,在外交上采取主动的结果。[39]还有人坚持认为美国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造成中国同意实行停战的主要因素。[40]这些说法都因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而黯然失色。新的史料证明,莫斯科的新方针以及北京随后对这一方针的赞同,是导致朝鲜停战问题摆脱僵局的关键因素。

没有人会想到,斯大林去世后重新提出朝鲜问题竟是以保守和顽固著称的莫洛托夫。据莫洛托夫回忆,当他被重新起用而回到外交部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因为“形势的发展趋势是,我们已经不需要朝鲜人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战争了”。此外,贝利亚在朝鲜问题上也“表现出积极的姿态”。[41]莫斯科改变政策的原因是,与斯大林的乐观态度不同,苏联新领导人在大量情报评估的基础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冷战措施“作了最坏的设想”。[42]但是在做出决定之前,苏联并没有征求其主要盟友的意见。

周恩来在启程赴苏“专诚吊唁”斯大林之前所起草的“代表团赴苏任务提纲”中,的确列入了要同苏共领导人讨论朝鲜战争问题的内容,[43]不过,从后来中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看,此时中国尚未考虑提出恢复停战谈判的问题。周恩来3月8日抵达莫斯科,在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后,3月11日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44]但在这次一般性会谈中,双方没有就朝鲜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尽管当天马林科夫发表的讲话提到“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45]但很可能当时苏联尚未确定采取新方针的具体步骤。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直到3月14日,拉祖瓦耶夫才将克拉克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信函发给莫斯科。[46]显然,苏联领导人这时已经开始认真研究结束战争的具体途径了。第二天苏联便明确放出改变对外政策的信号,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说:“目前,一切有争议的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有关国家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和平地加以解决。这适用于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关系,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对维护和平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在现在和将来对苏联坚定的和平政策放心。”[47]3月18日,莫洛托夫向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提交了他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新政策的方案。[48]

而这时中国方面对于是否答复、如何答复美国来函还没有拿定主意,毛泽东在3月1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关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49]此时周恩来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哥特瓦尔德的葬礼。同一天,在未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已经确定了在朝鲜停战问题上的新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具体办法,部长会议决定向中朝方面发出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指示。

给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中,苏联领导人开宗明义地说:“苏联政府注意到前一时期朝鲜事件发展全过程,全面研究了当前情况下朝鲜战争的问题。苏联政府由此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如果不对这一路线做一些符合当前政治特点和出自我们三国人民最深远利益的改变,那是不正确的。苏中朝三国人民关心世界和平的巩固,一直在寻找尽可能快地结束朝鲜战争的可行途径。”在批评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后,苏联政府强调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目前情况下,对朝鲜战争问题上仅仅机械地执行过去一贯推行的路线,而不试图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或者说,不利用敌方的主动精神,不按照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按照所有其他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国和朝鲜脱离战争的出路。”接着,信中提出了苏联认为需要采取的措施和步骤:“1、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对克拉克将军2月22日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发出的呼吁给予肯定的回答。2、紧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答复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威代表(最好是周恩来同志)应在北京发表声明,着重表明对待交换伤病战俘建议的积极态度,同时指出,积极解决整个战俘问题,从而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刻已经来到。3、与北京发表上述声明的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发表政治声明,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上述声明的正确性,并表示充分支持。4、我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恰当的,即紧接上述北京声明和平壤声明之后,苏联外交部表态,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立场。5、配合上述四项措施,苏联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代表大会上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支持和推进以上新政策方针的实施。”在随后的说明中,苏联领导人再次明确:给克拉克的答复应指出,“交换伤病战俘对顺利解决全部战俘问题,从而对解决停战问题和缔结和约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有鉴于此,建议恢复停战谈判主要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的会谈。”而“在交换伤病战俘的谈判中,应该从这样的考虑出发,即任务不仅在于使上述问题获得积极的解决,而且还要使整个战俘问题得到积极的解决,从而消除达成停战协议和缔结和约的障碍。”在具体做法上苏联显然是考虑到了联合国此前通过的印度提案,该信指示中朝方面:“谈判中应建议所有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立即被遣返,其余的战俘则交给中立国,从而保证公正地解决遣返战俘问题。”信件最后说:“当然,目前我们不能预见到苏联、中国和朝鲜政府以后将要采取的所有步骤和措施,然而,如果我们三国政府在推行此问题的总路线方面能达到我们衷心希望的完全一致,则其余的问题可以在事情进程中商量决定。”与此同时通过的发给联合国大会苏联代表团的指令,更明确地表达了苏联主动做出让步的立场。指令责成维辛斯基坚定地支持中国和朝鲜将于最近发表的关于恢复朝鲜停战谈判建议和声明。并特别要求维辛斯基与波兰代表团商议,在波兰提案中谈到朝鲜问题的地方进行修改:删去原提案中关于全部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代之以“立即恢复双边停战谈判,既着眼于全力就交换伤病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也着眼于全力就整个战俘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全面消除妨碍结束朝鲜战争的障碍”。决议规定,给毛泽东的信函交由周恩来带回北京。[50]可以看出,这封信还多少还带有一些斯大林的大国主义遗风。不过,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交往中使用这种命令式的口气,这恐怕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莫斯科很快就感受到了北京的自主精神和压力。

在3月21日周恩来返回莫斯科的当晚,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和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等人与他进行了单独会谈,专门讨论朝鲜问题,并递交了给毛泽东的信。周恩来表达了中国方面在朝鲜问题上的考虑,即利用美国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无理行为,在恢复谈判问题上再拖一段时间。周恩来解释说,“对我们来说,为遣返战俘而斗争是正义的,敌人故意刁难,并非我们节外生枝”。这样做,“可以锻炼我们,增强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和平运动”。周恩来还认为,拖延实现停战可以消耗美国的兵力和资金,尤其是使敌人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而增加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苏联领导人则明确指出:“过去拖的路线应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目前是解决停战的有利时机。”苏联方面认为,朝鲜战争继续拖延,其结果是有利于美国扩军备战,推迟其经济危机的到来,并便于美国胁迫各国服从其侵略目的。当周恩来问到美国是否仍将推行拖的政策时,苏联领导人回答说:“不能说没有此可能,因这是美国的事,权操在他手。”但是“如我方毫不让步,美国拖的可能性就大。如我方有此让步,美国拖的政策就增加困难,有迫使其达成妥协的可能”。“这种让步,在政治上是有好处的”。至于“停战时机,可利用克拉克这封信”。周恩来又问:苏联信件中所说“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一切一系列办法”,是否指的是抓住联合国开会的时机。苏联领导人回答:“是指联合国开会期间,时间很有限。回去两三天至四五天内予以解决为好。”周恩来最后表态说: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他坚持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经过讨论后才能做出答复。[51]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立即将会谈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电报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109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2]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表示同意苏方的提议。毛泽东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只是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53]

以上关于中苏领导人在朝鲜停战问题上交换意见的情况主要是依据中方文献描述的,[54]俄国有关档案提供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说法。1966年苏联外交部为处理越南战争问题曾向勃列日涅夫提交了一份关于朝鲜战争背景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55]这份档案的出现曾迷惑了很多研究者,[56]但显然,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当时苏联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提供了虚假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该文件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可取的。

周恩来尚未回国,中国已开始调整政策。正是依从了苏联新方针的精神,毛泽东在3月23日给丁国钰发出如下电报:“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战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电报还通知说正在准备给克拉克的复函。[57]3月2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同苏共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一起确定了中国政府应采取的方针和行动。[58]

与此同时,苏联向西方做出了明显地表示和解的姿态。3月21日,莫斯科电台报道说,苏联同意积极帮助使战争爆发以来在北朝鲜被俘的9名英国外交官和传教士获释。[59]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又致电金日成,劝说朝鲜当局释放被扣押的法国公民14人,理由是“在目前情况下,对法国政府的上述要求给与积极回答在政治上是恰当的”。[60]莫斯科的新方针对于朝鲜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据说金日成得悉这一新情况后“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61]苏联特使报告说,“在3月29日的第二次会议中,金日成再一次宣布他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建议,认为这一建议必须尽快实现”。金日成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个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他还抱怨说,“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300-400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有争议的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62]这后一句话,显然带有责怪中国人的意思。

的确,虽然中国方面对于停战问题也有两手准备,但在此时此刻接受苏联的建议,主动对美国做出让步,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尽管北京按照莫斯科的计划进行了安排:通知金日成准备重开谈判;李克农、乔冠华即将动身前往开城;3月28日向克拉克递交了复函;3月30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主张,在可能的条件下,中国还是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毛泽东力争最佳停战结果

 

 

在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无论是经验和阅历,还是理论水平和实际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毛泽东相比。因此,在中苏双方都崇尚个人作用的政治体制中,斯大林去世对于中苏关系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点,首先反映在朝鲜停战的问题上。从中国公布的有关文献,以及笔者收集的约500件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看,在战争过程中,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几乎事事向莫斯科请示和报告——尽管多数电文是周恩来起草的,而在斯大林去世、苏联提出新方针以后,毛泽东处理停战问题时很少事先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更没有亲自与他们联系。在实现停战的总方针上,毛泽东尊重了莫斯科的意见——主动提出让步,而在具体谈判和结束战争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完全是自作主张——继续实行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策略。在这方面,反倒是苏联领导人依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在4月1日的声明中,莫洛托夫特别强调的是:不仅交换病伤战俘,而且双方恢复谈判,通盘解决遣返战俘的问题,以缔结停战协定和结束朝鲜战争。[63]但中国领导人在考虑问题时,仍然把继续在战场打击联合国军放在首位。周恩来4月3日在政务院作“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报告时说,“恢复谈判是定了的,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强了,但打的可能性还存在。我们还是两句话:争取和平,但是也不怕战争。”4月5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致乔冠华并告金、彭电:“在6日双方联络官会议中,可只谈双方在战争期间按日内瓦公约109、110两条交换病伤战俘问题,而暂不涉及我方新建议和复会时间问题。”4月8日又电:在交换病伤俘虏达成协议时,应发表声明,“保留我方提出要求将未被直接遣返的在对方收容下的我方病伤被俘员收容于中立国的权利”。[64]这样部署的原因很简单——此时中国正在策划发动新的战役。

到1953年4月,志愿军已经基本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拥有兵力19个军135万人(人民军尚有6个军团45万人),火力空前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十分充足,并且解除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更趋主动,可攻可守。1-4月,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770余次,歼敌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在第一季度即出动战斗飞行399批4093架次,共击落美机50架,击伤16架。因此,全军上下,士气高昂,积极求战。[65]3月31日,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致电志司并报中央军委,建议在5月上旬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电报指出:在有充分组织准备和周密计划部署的条件下,我一个军攻歼敌人一个营的阵地是有条件、有把握的。我正面各军一齐动手发动一次战役反击,就能给敌人以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造成敌内部更大的恐慌。志愿军副司令员杨得志于4月1日复电:“建议发动一次战役反击甚好”。4月3日,彭德怀代军委拟电复杨得志、王建安,认为此时发动小规模的歼击战,对于志愿军取得新的战斗经验及促进停战谈判均有利。如确有把握,发动时间亦可提早,由杨得志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随后,毛泽东又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4月20日邓华来电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大,但拖的可能不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因此,“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4月23日毛泽东批示:“此件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5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66]

4月26日恢复的板门店谈判,进展的确并不顺利。于是,中国一方面在是否把不愿遣返的战俘留在朝鲜、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进行解释的期限、如何处理经解释后仍不愿遣返的战俘等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并通过印度渠道,积极与美方谈判;一方面也在加紧发动新战役的准备。4月30日彭德怀指示:应“增加战术性的出击次数,在有利情况下相机扩大战果,一次消灭敌一至两个连,使新到部队轮番取得经验和促进谈判”。至于战役性进攻,如谈判无结果,在6月按计划举行。5月11日邓华等指示各部队:板门店谈判仍有一些问题未解决,6月以前停战签字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各作战部队一切准备工作,务必于5月30日前完成,6月1日开始,按照作战计划同时向预定目标发起进攻。但是,当5月13日美方提出了中方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时,志愿军便在当天提前开始了夏季反击战役。5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7]同一天,板门店谈判再次中断。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在此期间直到6月初谈判再次恢复并达成协议,中国曾就谈判方案和发动战役的计划与苏联进行过协商。

关于6月4日恢复谈判和8日达成停战协议的原因,很多西方著作都认为是美国威胁要扩大战争并使用核武器。理由是,新墨西哥州核试验场的科学家于1953年初试制出可以用于战术目标的原子弹,使美国军方感到有必要重新估计限制在远东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朝鲜停战再次陷入僵局后,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指示克拉克准备一项在停战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发动进攻和使用核武器的计划。5月21-22日杜勒斯访问印度时,要尼赫鲁警告中国,如果不能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行动。5月25日美国大使会见莫洛托夫,又向苏联施加了压力。[68]然而,这种看法未必站得住脚。华盛顿的确在积极制定核计划,但问题首先在于美国是否有意明确传递这种信息以及中国是否收到了这样的信息。就上述材料看,杜勒斯和波伦都没有明确表示出美国有动用核武器的意思,尼赫鲁和莫洛托夫自然也不可能向中国传递这样的信息。至于期待莫斯科向北京施加压力,至今尚未发现此期双方有过接触的材料。而美国的档案文献表明,在4-6月华盛顿的指示和板门店谈判代表的报告中,都没有表明美方曾直接向中国提出过任何警告,其中最强硬的说法也不过是:美国将不支持旷日持久、没有结果的谈判。[69]

实际情况表明,即使中国当时得到了美国的警告,也完全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志愿军在5月25日美国提出修正方案后,并没有停止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是从5月27日起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只不过是调整了一下对进攻目标的部署。6月1日志愿军司令部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和板门店的谈判,确定“目前反击作战打击对象主要是李伪军,应坚决打击,求得大量歼灭其有生力量,对英国等仆从军队暂不攻击,对美军亦不作大的攻击(只打一个连以下的)。但原定之作战准备仍应进行,以便必要时再打,不管任何敌人,凡是向我们进攻,应该坚决地彻底粉碎之”。于6月16日停止的这次进攻,扩大阵地面积58平方公里,共毙伤俘敌41000余人。[70]至于说到6月8日达成的停战协议,实际上是美国方面做出了让步,其5月25日提出的新方案在原则上同意了中方的意见。关于这一点,波伦在会见莫洛托夫时有如下表白: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5月7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同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而规定的期限是2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4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将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5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71]中国的档案文献也表明,中方接受美国的新提案,是因为“对方新方案和我方5月7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72]

总之,当时中朝方面掌握着战场和谈判的主动权,至少中国领导人自己是这样看的。6月5日周恩来对此总结说:“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放空炮吓人,提出五条办法:(一)侧面进攻;(二)轰炸东北;(三)沿海骚扰;(四)原子弹恐吓;(五)进攻中国大陆。这五条都已经被我攻破。……前三条我们有准备,后两条美帝的同盟国也不会同意,怕引起大战。”[73]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可能,中国自然还要争取更好的停战结果。而李承晚在6月17日“释放战俘”的行动,不过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扩大收获的机会。事件发生后,中国一方面给克拉克发出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函,一方面停止了谈判,准备再次采取军事行动。6月19日彭德怀在准备赴朝签字前就有意再给南朝鲜以军事打击。6月20日又致电毛泽东,建议将停战签字推迟至月底,拟再消灭李承晚军15000人。毛泽东第二天回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74]6月25日邓华等下令,一线各部队加速准备,周密组织,狠狠打击南朝鲜军,并指示第20兵团在战役任务达成后,以2-3个军向纵深有限度扩张作战。李克农6月2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分析说,“朝鲜停战的前途是肯定的。谈判虽然目前会拖一下,但准备停战的实际工作不应受影响。我们要利用有利形势,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停战”。[75]正是出于这种政治考虑,尽管克拉克6月29日来函承认“释放战俘”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联合国军将继续努力帮助追回战俘,并建议双方代表团恢复谈判,以便确定停战生效日期,中国仍然按原计划准备发动新的攻势。7月6日志愿军第20兵团确定了7月13日晚发起攻击,战役时间为5-10天的作战方案。翌日16时该方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76]

因停战协定已经达成,只等双方代表签字了,此时发动新的战役势必引起苏方的疑虑,所以这次中国领导人事先将自己的政治考虑和对策通知了莫斯科。据苏联使馆报告,7月3日凌晨3点30分,根据周恩来的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转交了对克拉克6月29日来信的复函和中国政府关于“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及关于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报告。中国政府认为,克拉克来函的目的,首先是向李承晚表明美国人将撇开李承晚而签署停战协定,其次是希望通过签署停战协定来加强对李承晚的控制,并摆脱“释放战俘”问题的困扰,第三是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愿意结束战争的。因此,尽管美国与李承晚之间在停战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但在朝鲜达成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报告说明了中国将采取的对策和步骤:一、准备于7月5日给克拉克复信,同意恢复谈判。二、准备在协定签字以前打击李承晚军,向南推进战线,并根据其结果建议对分界线再行修正。如果对方不作让步,则仍按1953年6月17日达成的协议来划定分界线。三、准备在7月5日以后恢复协商会议,并提出关于停战协定实施的有关问题。四、在会谈工作开始的同时,参谋和翻译人员应该进行签署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并为停战协定签字准备场所。五、预计停战协定的签字可于7月15日左右进行。在转交这份文件时,显然是为了让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放心,伍修权又口头通报说,李承晚所说如果美国人不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让步,他将命令南朝鲜军队战斗到底,这是虚张声势。美国只能有限地增加对李承晚的援助,因为美国人担心如果向李承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就会采取严重的冒险行动,并且把美国也卷入其中。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不想在远东卷入大规模的冒险行动。中国方面估计,李承晚有可能组织一些小的挑衅和破坏活动,但他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行动。[77]虽然伍修权最后表示中方要听取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但实际上中国并无意等待莫斯科的答复,尽管这一答复很快就来了。

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便做出决定:同意中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看法和拟订的措施”。[78]但莫洛托夫在复电中并没有提到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却在分析美国的状况和意图时提出了与中国领导人不同的看法。电报说:“至于李承晚及其近期的意在使停战谈判复杂化和拖延战争的挑拨行径,我们认为,这不是什么他自己的政策。十分明显,李承晚集团近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挑拨和叫嚣,是执行美国统治集团的既定任务”。苏联认为,美国的目的不是如中国所说急于签署停战协定,而是要“维持不安定的半战争状态的政治形势,并想方设法地拖延缔结停战协议”,尽管美国未必能够长期拖延在朝鲜停战,但“这并不排除李承晚集团将采取各种手段继续鼓噪,而且也可能为拖延朝鲜停战协议的缔结而做某些新的尝试”。[79]这种分析表明苏联担心中国的军事行动会影响朝鲜停战,只是没有明说罢了。[80]中国领导人没有再向莫斯科做任何解释,而是继续准备军事进攻。这里的分歧是明显的:如果说苏联强调以政治让步求得尽快停战,那么中国则坚持以军事打击收取最佳结果。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再次掌握了主动,并进一步争得了有利于己的停战条件。

7月8日深夜,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说,克拉克来信所做的保证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够明确的。必须要有完全的保证,使停战协定的文字和精神都充分得到实施,而不是尽力为之。中国同意停战谈判复会,但首先要弄清楚:美国代表所称代表其签订停战的联合国军,是否包含李承晚军在内?现在必须使美国给一个毫不含糊的答复。否则就无法停战或停战后还会遭到破坏。[81]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要求复会后暂不向对方提修正军事分界线问题,而是推迟到18日左右视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尽可能的取得对方对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停战签字日期,须推迟到7月20日以后。在毛泽东看来,此时停战协定是否签字只是继续打击敌人的手段:“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82]7月13日,即再次恢复谈判3天后,志愿军发动了第三阶段进攻——金城战役。直至7月27日,即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当天,战役才告结束。中朝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192.6平方公里。[83]毛泽东对此结果十分满意,他后来兴奋地谈到:“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84]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后来不无遗憾地对苏联大使说:“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的。”[85]

中国在朝鲜停战最后阶段的努力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毛泽东也有理由为此感到振奋和骄傲,尽管这些做法曾使莫斯科担惊受怕。不过,毛泽东当时肯定不知道最近一位西方学者披露的情况,也未曾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的结果:“由于中国军队在谈判进程中一再发动攻势”,7月2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停战可能是一次危险的骗局’,并要克拉克保证即使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也必须保持强大的军事部署。与会者一致同意,‘如果停战协定遭到破坏,我们必须对中国共产党人使用原子弹’。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关于美国解除了对使用核武器限制的警告什么时候传递给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而他本人在7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的讲话暗示他并不认为共产党同意签订协定是这些威胁的结果。然而有大量明显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忍耐正在逐渐消失,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则势必升级。“[86]这个分析是值得注意的。的确,莫斯科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美国的猜疑和报复心态为朝鲜实现停战而统一问题久拖不决埋下了伏笔。

 

 
【注释】

 

 

[1]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罗斯玛丽•福特有详细的介绍,见R.Foot ,Making Known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Diplomatic History ,1991,V.15,No. 4(中译文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6期)。

[2]在笔者参加的“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1996年1月)上,有3位学者提交的论文谈到这个问题,见Chen Jian ,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K.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 ,1950-53;F.Orlandi,The Alliance:Beijing,Moscow ,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会议讨论的结果认为,进一步搞清楚导致战争结束的原因问题,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出现。

[3]到1951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时仍然相信,有关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见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2,л.16-19.凡直接引用的俄国文献,笔者都留有原档复印件。

[4]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8,п.35,д.10,лл.157-158.转引自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оперемириивКорее,1951-1953гг.,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2000,No. 2,л.104.

[5]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л.81-83.

[6]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л.157-158.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前引文,第104页。

[7]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0102,оп.8,п.36,д.11,л.19.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前引文,第104页。

[8]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年7月18日;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1952年7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72-75、65-68.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9]朝鲜停战后,金日成在访问北京期间曾与毛泽东商量怎样处理留下来的战俘问题,毛泽东认为现在交出战俘已经晚了,恐怕会给美国人提供谴责中朝方面违反停战协定的证据,金日成对此表示赞同。金日成向苏兹达列夫表示,朝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将留下来的战俘分散安置在国家的北部地区,并防止他们逃跑或与监督执行停战协定的中立国委员会建立联系。АВПРФ,ф.0102,оп.9,п.46,д.14,л.2;п.50,д.67,лл.59-60,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前引文,лл。106、108.

[10]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54-72,91-101.日本学者和田春树的看法不同,他认为1952年周恩来访苏时,朝鲜要求停战,苏联也想停战,但中国不愿停战,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见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In the Light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提交“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但作者没有为这种说法提供档案依据。马斯特尼持有另一种笔者不能同意的看法,他认为周恩来去苏联是要表达中国和朝鲜企求停战的愿望,而斯大林坚决反对;他甚至认为两个月后刘少奇去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也是为了劝说斯大林实现停战。见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1996,pp.147-148.

[11]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440-442,445-44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273页。

[12]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1952年12月1日、16日。转引自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547、624页。

[1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348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638-639、632、640-641、页。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3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2-2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8页。

[17]1953年1月美国调整部署,在前线增加了12个韩国师和8个师的联合国部队,总兵力已达76.8万人。李奇微著:《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第228页。

[18]《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79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

[19]《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9页;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12月1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05-114.

[20]不仅毛泽东在前引电报中如是说,周恩来也曾谈到:作为和平民主阵营“头号国家”的苏联没有参战,就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进行和平建设,使它更加强大起来,更加成为无敌的力量。《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296页。

[2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12月27日,华西列夫斯基和索科洛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3年1月12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年1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15-116,133-135,13.

[22]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3年1月7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3年1月27日,АПРФ,ф.45,оп.1,д.343,лл.125-128,139.

[23]详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372页。

[24]苏兹达列夫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АВПРФ,ф.РеферентурапоКорее,оп.9,п.46,д.14,лл.40-69.转引自А.Вольхова,Некоторыеархивныематериалыокорейскойвойне,1950-1953,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9,No. 4,л.129;《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58页。

[2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41页。

[26]柴成文、赵勇田著:《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27]《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卷,第380页。

[28]2月24日,彭德怀在军训部关于入朝部队实施三个月战斗训练计划的报告上批示:“入朝新兵训练以80%的军事、20%的政治训练为妥。”《彭德怀年谱》,第544页。

[29]1952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30]情报委员会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关于美国新政府对外政策

沈志华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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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 责任编辑:张苗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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