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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易被替代

2020-10-31 08:34:39

【演讲/施展,整理/卢思叶】

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疫情和国际关系影响下,中国的贸易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10月28日,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举行的“外贸新势力”大会上,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制造的未来——信息经济时代,数据与供应链》,解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制造前景。

施展在“外贸新势力”大会发表演讲

施展认为,疫情和贸易战冲击之下,中国制造的前景更多是“溢出”而不是“转移”。

对此,施展解释道,过去有不少产业将工厂迁往越南、印度等国家,但能够带走的只有一级供应商,因为越往下级别的供应商,生产越专门化,必须依赖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才能生存。在今天,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在他看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弹性与效率兼备的供应链网络,网络规模突破一定门槛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综合成本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因此,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

施展判断,目前世界经贸的格局是以“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为特点的全球“双层循环”结构,中国是“8”字型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和枢纽,这将是中国制造未来在全球的结构性位置。

以下为观察者网整理的演讲主要内容。

全球“双层循环”结构示意图

施展: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外贸新势力”,作为外贸人,咱们最关注的是两个事:第一是贸易战的状况。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外贸条件恶化,对于外贸会有很大冲击。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如果中国经济因为贸易战或者疫情等原因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作为外贸人,咱们的发展肯定要后继乏力了。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就要探讨一下中国制造、中国经济,以及更进一步,中国外贸,究竟是怎样的走向,究竟可能有怎样的未来,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第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前景究竟是“溢出”还是“转移”

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网上流传过一些帖子说,中国有一系列牛气冲天的小镇,此前你可能根本没有听过。比如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球超过1/3的吉他;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生产了全球超过1/3的小提琴;比如河南省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超过85%、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钢卷尺。这些东西,大家会觉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生产这些算什么本事,迟早被人替代”,但结论不能下这么早。

山东鄌郚镇(图源:志县新)

仔细看一下会发现,比如河南省虞城县稍岗镇生产的钢卷尺,钢卷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一把5米以上的钢卷尺,不到3块钱就能买到,网上最便宜的甚至只要7毛9。这个价格极其令人匪夷所思,这里居然能够把成本控制到这个程度!确实任何地方都能生产钢卷尺,但是有几个地方能以不到1块钱成本生产出一把钢卷尺呢?这种综合成本的控制能力,绝对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够否定掉,因为其背后有另外一套庞大的系统在支撑。

咱们再来看一个高技术的例子,2019年10月初,三星手机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工厂全部从广东惠州迁到越南,那时国内一片哀鸿遍野:“看来中国制造确实不行了。”但是,我们要探究三星手机迁走的工厂到底带走了什么。2019年,我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其中就访谈到了三星在越南的手机工厂。每天下午4点,有大量集装箱卡车会在三星手机工厂门口卸货,卸的货品主要是手机零配件,而零配件从哪儿来的?它们都是头一天下午4点在广东珠三角装车,当天一早被运到中越边界的广西智能化通关口岸,下午到达三星在越南的工厂。每一天都是如此,而且货量非常之大。

中国也有很多其他手机工厂,有的迁往越南,有的迁往印度,有人认为,迁工厂是把供应链都带走了。对于这些工厂,超过一半我都访谈过:究竟迁走了什么?以手机工厂为例,手机工厂的迁移就是把生产手机时最终的组装环节迁走了。在手机生产的供应链中,采购光学系统、声学系统、屏幕等组件的厂家属于一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也需要线下采购,所以还有二级、三级供应商,线下可能有几十级供应商。

在这些供应商中,迁移工厂能够带走的只有一级供应商,二级及以下的供应商不会被带走。为什么二级往下的供应商就带不走?因为越往下级别的供应商,生产的东西越专门化,这些供应商的生存必须得依赖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三星越南工厂(图源: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网站)

打个比方,在一个庞大的汽水生产供应链网络中,只生产瓶盖就能活得下去,但如果周边没有这样的网络,仅仅生产瓶盖的厂家是无法活不去的。所以,越往下的供应商生产越专门化,越需要依赖一个庞大的网络,在今天,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基于这个庞大的网络,我们看到,在疫情和贸易战的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更多的不是“转移”,而是“溢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手机生产的最终组装环节以及一级供应商有可能迁走了,但是二级往下的供应商仍然都在中国,仍然整合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里。所以这种转移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一转走就没有关系了”,实际上,这种转移相当于供应链网络的溢出效应。

工厂迁出是供应链网络的溢出效应,而不是实质上的转移,这个判断与数字化外贸有关。数字化的科技能够让贸易,甚至让制造、生产都消除地域和时空的差距。为什么说数字化科技能够做到这些?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话题。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理

过去我们经常简单地说中国经济的成长机理是“中国模式”:“因为中国模式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发展了起来”,实际上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把这个问题往深了去看会发现,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启的最新一轮“创新经济”有关。

美国始终是创新经济层面最有效率、最强大的一个国家,这里的创新区分为“从0到1的创新”和“从1到N的创新”。

对于“从1到N的创新”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很厉害。“从1到N的创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大规模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在今天的中国是独步天下的;二是足够大规模的市场,使得很多独特的商业模式能够成立。中国在这两个条件上有着巨大优势。“从1到N的创新”产生的效益能够不断地大规模复制,从而带来更大的财富分配效应,但是它没有能力去实现单点突破,一旦规模效益复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差不多饱和了,这种模式也就到头了。如果还想继续前进,必须完成单点突破——即“从0到1的创新”,这类创新的背后又是一整套系统的支撑。就这一整套系统而言,在今天,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

硅谷苹果园(图源:《财富》网站)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创新经历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这里指广义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个特征:创新迭代的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在这个转型中,类似于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厂家,想要更有效地实现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效率创新和产品迭代,一个重要点在于,生产流程绝对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否则,创新效率一定会受到抑制。原因在于,如果生产流程始终是放在自己手里的,那么顶层创意一变,整条生产线都得重构,这个创新成本极高,导致创新效率受到极大抑制。因此对于类似苹果这样的公司,必须把生产流程大规模地转移出去、外包出去。

美国企业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过程,刚好叠合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节奏,因此,美国的数字经济转型对于中国经济是一个有效的拉动。

从生产流程承包商方面看,成为一个有效的承包商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足够有效率。效率的前提是足够专业化,但承包商形成专业化的能力后,整个生产线就锁死在上游特定的一个产品创意上面了。从这个层面看,上游把生产流程外包的同时,也在外包转型风险,上游特定的创意产品转型会对下游的承包商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为了能够持续地活下去,不能光有效率和专业化,还必须有弹性。大规模的外包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弹性两个要求。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演化出一种办法,能够把效率和弹性放在两个不同的位阶上同时实现,怎么实现的呢?我在中国东南沿海做了很多考察调研,期间看到大量让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案例。比如,浙江有一个生产钓鱼杆的地方,有无数个厂家都在生产钓鱼杆,由于钓鱼杆可以伸缩,每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截,每一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在淘宝上开店。

一旦店铺收到订单,马上去别的家买另外几截,然后组装成一块卖出去。这样可以发现,每一个厂家都只用开一个模型,以及开一个店,就可以做生意了,效率是极大化的,N多个厂家加在一起组合就成了一个供应链网络。实际上,在东南沿海可以发现,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生产非常专门化,专门化到一定程度后,产品通配性会很好。

河北省肃宁县一渔具工厂(图源:闽东日报)

这就像每个厂家都生产乐高积木,但每个厂家只生产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同时每个厂家生产积木的形状全都不一样,这些厂家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网络,网络里所有积木拼在一起,可以拼合出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这个网络之中,以单个企业为单位,达到的专业化确保了超级的效率,以整个网络为单位,内部企业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配套关系,并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确保了弹性。供应链网络是弹性和效率兼得的最重要的前提。

网络成型之后,我们通过一个重要参数观察这个网络,那就是网络的规模。当网络规模突破某个门槛之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在综合成本中的占比将大幅下降,而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成本(我把它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在综合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上升,都不会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就不容易被替代了。而且这个网络还有很强的马太效应,网络规模越大,越容易有效率,对其他的吸纳力越强。

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会是“0到1的创新”的世界老大,它能够带来质的突破,但另一方面,它的创新要想能落地,必须结合中国,结合中国生产。我一个在美国硅谷做投资的朋友说,他们在判断是否值得投资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深圳是否有办公室?”

如果在深圳没有办公室,产品能否大规模量产、能否落地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美国,实现这种大规模量产、落地的能力是没有的。

以中国的大疆无人机为例,大疆能占据全世界无人机百分之七八十的市场份额,不是因为技术多么先进,而是大疆依托于珠三角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能够实现极高效率的迭代,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外的无人机公司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所以,美国创新对应着中国生产,以及全球销售,能看到一个全球“双循环”结构的形成,这个结构和现在大多数所谈的内外“双循环”结构还不一样。(图示可见文章开头)

全球“双层循环”结构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主导着全球第二产业——中低端制造业的生产,西方国家主要是高端服务业,包括创新,我称之为“广义的高端服务业”,中西方之间形成一个二、三产业的循环。

而以原材料产业为优势的非洲国家,由于原材料不能对接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对原材料需求也很少,所以原材料必须对接于绝大部分位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这种情况下,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不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为中介。不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发生一、二产业的循环,中国和西方之间发生二、三产业循环,中国成为“8”字型全球“双循环”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和枢纽。

当然,这仅仅是针对实体经济而言,如果把全球资本循环纳入进来,会发现全球处于美国所主导的资本秩序之中,这个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全球“双循环”当中的节点性位置就是中国在可预见未来的结构性位置,也是基于这个结构性的位置,我们有信心说,在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转移不是“转移”,而是“溢出”。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跟世界彼此之间得保持一种基本的互信关系。如果基本的互信关系能够保持,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当中的结构性地位将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是,一旦和世界的互信关系被打破,就会出现变数,这个变数不是说中国的结构性地位会马上丧失,在未来5-8年内,即便和世界的互信关系遭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中国的节点性位置仍然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但是5-8年之后,这事就不好说了。

疫情和贸易战期间的国际互信关系遭到了很大的伤害,如何能够重建互信关系呢?

我们要看到,在政治层面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空间作为载体和平台,形成新的互信基础。这种互信的基础,不是抽象的政治关系,而是与其他地方的具体的人进行沟通。如果能给其他国家一个个具体的人带来好处或者收益,新的互信基础就可以形成。

第三部分,未来的商业秩序

最后要谈到未来的商业秩序,信息时代的供应链重构里,就包含着我们所要谈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座诸位(观察者网注:指参会的数字化外贸从业者)正在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首先数字经济时代与传统经济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数字经济时代是过剩经济时代。我上小学的时候(80年代后期),仍然有很强的短缺经济记忆,进入21世纪之后,短缺经济基本上就结束了。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这两种时代,在经济软逻辑上有很大区别:短缺经济时代,供给说了算;过剩经济时代,需求说了算。所以,如何理解需求是过剩经济时代的一个核心任务,同时,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地重构过剩经济时代的需求。

这个需求不仅仅是国内的需求,同时是全世界的需求。一方面,我们要理解需求在哪儿,以及到哪些地方去挖掘;另一方面,我们要寻找,中国和世界建立互信关系的更底层的、非政治的根基在哪儿。在这个意义上,在座的诸位,都在为中国跟世界彼此之间的互信做着最重要的工作。

(完)

施展

施展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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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橘财经 | 责任编辑:徐俊
专题 >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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