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施展，整理/卢思叶】

2020年，全球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疫情和国际关系影响下，中国的贸易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10月28日，在阿里巴巴国际站举行的“外贸新势力”大会上，北京大学史学博士、外交学院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发表了主旨演讲《中国制造的未来——信息经济时代，数据与供应链》，解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制造前景。

施展在“外贸新势力”大会发表演讲

施展认为，疫情和贸易战冲击之下，中国制造的前景更多是“溢出”而不是“转移”。

对此，施展解释道，过去有不少产业将工厂迁往越南、印度等国家，但能够带走的只有一级供应商，因为越往下级别的供应商，生产越专门化，必须依赖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才能生存。在今天，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在他看来，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弹性与效率兼备的供应链网络，网络规模突破一定门槛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综合成本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因此，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不容易被替代。

施展判断，目前世界经贸的格局是以“美国创新，中国生产，全球销售”为特点的全球“双层循环”结构，中国是“8”字型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和枢纽，这将是中国制造未来在全球的结构性位置。

以下为观察者网整理的演讲主要内容。

全球“双层循环”结构示意图

施展：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外贸新势力”，作为外贸人，咱们最关注的是两个事：第一是贸易战的状况。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外贸条件恶化，对于外贸会有很大冲击。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样，如果中国经济因为贸易战或者疫情等原因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么作为外贸人，咱们的发展肯定要后继乏力了。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就要探讨一下中国制造、中国经济，以及更进一步，中国外贸，究竟是怎样的走向，究竟可能有怎样的未来，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第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前景究竟是“溢出”还是“转移”

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网上流传过一些帖子说，中国有一系列牛气冲天的小镇，此前你可能根本没有听过。比如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生产了全球超过1/3的吉他；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生产了全球超过1/3的小提琴；比如河南省虞城县稍岗镇，生产了全国超过85%、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钢卷尺。这些东西，大家会觉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生产这些算什么本事，迟早被人替代”，但结论不能下这么早。

山东鄌郚镇（图源：志县新）

仔细看一下会发现，比如河南省虞城县稍岗镇生产的钢卷尺，钢卷尺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一把5米以上的钢卷尺，不到3块钱就能买到，网上最便宜的甚至只要7毛9。这个价格极其令人匪夷所思，这里居然能够把成本控制到这个程度！确实任何地方都能生产钢卷尺，但是有几个地方能以不到1块钱成本生产出一把钢卷尺呢？这种综合成本的控制能力，绝对不是用一句“低技术”就能够否定掉，因为其背后有另外一套庞大的系统在支撑。

咱们再来看一个高技术的例子，2019年10月初，三星手机关闭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家手机工厂，工厂全部从广东惠州迁到越南，那时国内一片哀鸿遍野：“看来中国制造确实不行了。”但是，我们要探究三星手机迁走的工厂到底带走了什么。2019年，我到越南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其中就访谈到了三星在越南的手机工厂。每天下午4点，有大量集装箱卡车会在三星手机工厂门口卸货，卸的货品主要是手机零配件，而零配件从哪儿来的？它们都是头一天下午4点在广东珠三角装车，当天一早被运到中越边界的广西智能化通关口岸，下午到达三星在越南的工厂。每一天都是如此，而且货量非常之大。

中国也有很多其他手机工厂，有的迁往越南，有的迁往印度，有人认为，迁工厂是把供应链都带走了。对于这些工厂，超过一半我都访谈过：究竟迁走了什么？以手机工厂为例，手机工厂的迁移就是把生产手机时最终的组装环节迁走了。在手机生产的供应链中，采购光学系统、声学系统、屏幕等组件的厂家属于一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也需要线下采购，所以还有二级、三级供应商，线下可能有几十级供应商。

在这些供应商中，迁移工厂能够带走的只有一级供应商，二级及以下的供应商不会被带走。为什么二级往下的供应商就带不走？因为越往下级别的供应商，生产的东西越专门化，这些供应商的生存必须得依赖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三星越南工厂（图源：国际工会联合会ITUC网站）

打个比方，在一个庞大的汽水生产供应链网络中，只生产瓶盖就能活得下去，但如果周边没有这样的网络，仅仅生产瓶盖的厂家是无法活不去的。所以，越往下的供应商生产越专门化，越需要依赖一个庞大的网络，在今天，只有中国存在这种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基于这个庞大的网络，我们看到，在疫情和贸易战的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更多的不是“转移”，而是“溢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手机生产的最终组装环节以及一级供应商有可能迁走了，但是二级往下的供应商仍然都在中国，仍然整合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里。所以这种转移不是我们通常所想象的“一转走就没有关系了”，实际上，这种转移相当于供应链网络的溢出效应。

工厂迁出是供应链网络的溢出效应，而不是实质上的转移，这个判断与数字化外贸有关。数字化的科技能够让贸易，甚至让制造、生产都消除地域和时空的差距。为什么说数字化科技能够做到这些？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话题。

第二部分，中国经济成长的机理

过去我们经常简单地说中国经济的成长机理是“中国模式”：“因为中国模式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发展了起来”，实际上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把这个问题往深了去看会发现，中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启的最新一轮“创新经济”有关。

美国始终是创新经济层面最有效率、最强大的一个国家，这里的创新区分为“从0到1的创新”和“从1到N的创新”。

对于“从1到N的创新”而言，中国在这方面确实很厉害。“从1到N的创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大规模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在今天的中国是独步天下的；二是足够大规模的市场，使得很多独特的商业模式能够成立。中国在这两个条件上有着巨大优势。“从1到N的创新”产生的效益能够不断地大规模复制，从而带来更大的财富分配效应，但是它没有能力去实现单点突破，一旦规模效益复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差不多饱和了，这种模式也就到头了。如果还想继续前进，必须完成单点突破——即“从0到1的创新”，这类创新的背后又是一整套系统的支撑。就这一整套系统而言，在今天，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然是最强大的。

硅谷苹果园（图源：《财富》网站）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创新经历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这里指广义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有一个特征：创新迭代的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在这个转型中，类似于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厂家，想要更有效地实现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效率创新和产品迭代，一个重要点在于，生产流程绝对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否则，创新效率一定会受到抑制。原因在于，如果生产流程始终是放在自己手里的，那么顶层创意一变，整条生产线都得重构，这个创新成本极高，导致创新效率受到极大抑制。因此对于类似苹果这样的公司，必须把生产流程大规模地转移出去、外包出去。

美国企业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过程，刚好叠合了中国经济成长的节奏，因此，美国的数字经济转型对于中国经济是一个有效的拉动。

从生产流程承包商方面看，成为一个有效的承包商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足够有效率。效率的前提是足够专业化，但承包商形成专业化的能力后，整个生产线就锁死在上游特定的一个产品创意上面了。从这个层面看，上游把生产流程外包的同时，也在外包转型风险，上游特定的创意产品转型会对下游的承包商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为了能够持续地活下去，不能光有效率和专业化，还必须有弹性。大规模的外包承接方，必须同时满足效率、弹性两个要求。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演化出一种办法，能够把效率和弹性放在两个不同的位阶上同时实现，怎么实现的呢？我在中国东南沿海做了很多考察调研，期间看到大量让我从某种意义上感到目瞪口呆、匪夷所思的案例。比如，浙江有一个生产钓鱼杆的地方，有无数个厂家都在生产钓鱼杆，由于钓鱼杆可以伸缩，每一个厂家只生产其中一截，每一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在淘宝上开店。

一旦店铺收到订单，马上去别的家买另外几截，然后组装成一块卖出去。这样可以发现，每一个厂家都只用开一个模型，以及开一个店，就可以做生意了，效率是极大化的，N多个厂家加在一起组合就成了一个供应链网络。实际上，在东南沿海可以发现，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生产非常专门化，专门化到一定程度后，产品通配性会很好。

河北省肃宁县一渔具工厂（图源：闽东日报）

这就像每个厂家都生产乐高积木，但每个厂家只生产一个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同时每个厂家生产积木的形状全都不一样，这些厂家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网络，网络里所有积木拼在一起，可以拼合出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这个网络之中，以单个企业为单位，达到的专业化确保了超级的效率，以整个网络为单位，内部企业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配套关系，并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确保了弹性。供应链网络是弹性和效率兼得的最重要的前提。

网络成型之后，我们通过一个重要参数观察这个网络，那就是网络的规模。当网络规模突破某个门槛之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在综合成本中的占比将大幅下降，而供应链网络的运转成本（我把它称之为广义的交易成本）在综合成本当中占比大幅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上升，都不会构成实质性的挑战，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就不容易被替代了。而且这个网络还有很强的马太效应，网络规模越大，越容易有效率，对其他的吸纳力越强。

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会是“0到1的创新”的世界老大，它能够带来质的突破，但另一方面，它的创新要想能落地，必须结合中国，结合中国生产。我一个在美国硅谷做投资的朋友说，他们在判断是否值得投资时，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深圳是否有办公室？”

如果在深圳没有办公室，产品能否大规模量产、能否落地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在美国，实现这种大规模量产、落地的能力是没有的。

以中国的大疆无人机为例，大疆能占据全世界无人机百分之七八十的市场份额，不是因为技术多么先进，而是大疆依托于珠三角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能够实现极高效率的迭代，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外的无人机公司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所以，美国创新对应着中国生产，以及全球销售，能看到一个全球“双循环”结构的形成，这个结构和现在大多数所谈的内外“双循环”结构还不一样。（图示可见文章开头）

全球“双层循环”结构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主导着全球第二产业——中低端制造业的生产，西方国家主要是高端服务业，包括创新，我称之为“广义的高端服务业”，中西方之间形成一个二、三产业的循环。

而以原材料产业为优势的非洲国家，由于原材料不能对接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对原材料需求也很少，所以原材料必须对接于绝大部分位于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这种情况下，以非洲国家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不能和西方国家之间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必须以中国为中介。不发达国家和中国之间发生一、二产业的循环，中国和西方之间发生二、三产业循环，中国成为“8”字型全球“双循环”结构中至关重要的节点和枢纽。

当然，这仅仅是针对实体经济而言，如果把全球资本循环纳入进来，会发现全球处于美国所主导的资本秩序之中，这个事情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全球“双循环”当中的节点性位置就是中国在可预见未来的结构性位置，也是基于这个结构性的位置，我们有信心说，在贸易战和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转移不是“转移”，而是“溢出”。

但这一切都有一个条件，就是中国跟世界彼此之间得保持一种基本的互信关系。如果基本的互信关系能够保持，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当中的结构性地位将不会出现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是，一旦和世界的互信关系被打破，就会出现变数，这个变数不是说中国的结构性地位会马上丧失，在未来5-8年内，即便和世界的互信关系遭到了比较重的伤害，中国的节点性位置仍然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但是5-8年之后，这事就不好说了。

疫情和贸易战期间的国际互信关系遭到了很大的伤害，如何能够重建互信关系呢？

我们要看到，在政治层面之外，是否有其他的空间作为载体和平台，形成新的互信基础。这种互信的基础，不是抽象的政治关系，而是与其他地方的具体的人进行沟通。如果能给其他国家一个个具体的人带来好处或者收益，新的互信基础就可以形成。

第三部分，未来的商业秩序

最后要谈到未来的商业秩序，信息时代的供应链重构里，就包含着我们所要谈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座诸位（观察者网注：指参会的数字化外贸从业者）正在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

首先数字经济时代与传统经济时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数字经济时代是过剩经济时代。我上小学的时候（80年代后期），仍然有很强的短缺经济记忆，进入21世纪之后，短缺经济基本上就结束了。过剩经济和短缺经济这两种时代，在经济软逻辑上有很大区别：短缺经济时代，供给说了算；过剩经济时代，需求说了算。所以，如何理解需求是过剩经济时代的一个核心任务，同时，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地重构过剩经济时代的需求。

这个需求不仅仅是国内的需求，同时是全世界的需求。一方面，我们要理解需求在哪儿，以及到哪些地方去挖掘；另一方面，我们要寻找，中国和世界建立互信关系的更底层的、非政治的根基在哪儿。在这个意义上，在座的诸位，都在为中国跟世界彼此之间的互信做着最重要的工作。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