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救市多弹齐发，从今日的股市走势来看，救市有了一点曙光。然而是否能把动荡的股市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建设性力量，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从理论层面讲，受市场原教旨主义规训的不少国人，仍然存在重大理论问题的困惑：政府有什么权利要求企业高管不减持本公司股票，为什么限制股指期货做空，为什么甚至要动用国家机器介入，清查可能存在的恶意做空势力？这是否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抑或是，政府有可能引导市场走健康发展的道路？

复旦大学教授、股权投资家、学界商界都建树颇丰的史正富研究表明：现代期货与金融交易所的普及，使基础生产要素有了生产投入品和金融投资品的双重属性，所以，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司资本权力对要素市场的介入与建构，使战略性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具有权力等级结构的市场。其结果是，这些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往往远离自由竞争，其价格形成远离均衡价格。

史正富认为，在要素市场这一领域中，本来就是由国家、核心公司、市场自发力量三者共同参与，形成该市场的实际运行结果。因此，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决定性的。在这一领域，市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国家不介入这一市场运作，资本权力的操纵仍然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使一个国家迷信市场万能而远离要素市场，其它国家的政治权力照样会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争夺本国要素供给优势。

从当前A股的形势出发，如果A股市场暴涨暴跌，政府袖手傍观，最终导致中国股市危机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触发全球市场波动，可能会引发实体经济危机并威胁到社会稳定。中国股市虽然目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不算紧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市场赖以生存的信心，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说明中国金融体制仍有不少缺陷，仍需国家政策的干预，以及金融体制的不断调整。

以下与您分享史正富的文章，原文标题为《从双层市场看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原发于《经济导刊》2015年第一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

多部委救市，政府做对了吗？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发挥更好作用”。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命题，经济学界和社会都产生了多种不同认识。

有一种较为广泛的观点认为，目前进行的改革只是初步实现了普通商品市场的市场化，而要素市场仍存在严重的政府干预和价格扭曲现象，因此“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就是指通过下一轮深化改革，实现生产要素部门的全面市场化，以形成全面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

应该说，这一说法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以教科书经济学看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市场体系茫然无知所形成的似是而非的浅薄看法。

本文旨在说明，在当代全球化深入发展背景下，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个统一、同质的平面世界，而是存在着生产要素和普通商品两个显著不同的子系统。

现代期货与金融交易所的普及使基础生产要素有了生产投入品和金融投资品的双重属性，国家政治权力与公司资本权力对要素市场的介入与建构使战略性生产要素市场成为具有权力等级结构的市场，其结果是，这些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往往远离自由竞争，其价格形成远离均衡价格；国家、资本与市场自发力量的互动博弈决定战略性要素的供给能力与价格水平；由于要素价格是普通商品价格的重要构成，国际性要素市场上的博弈建构便决定着一国普通商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双层市场的存在说明，一国经济体系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取决于国家参与建构的战略性基础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同时也取决于双层市场各自的治理模式及相互关系。这一双层市场视角对我国深化体制改革中更好处理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对现代世界体系中不同国家的发达、落后和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提供了经济学的新解释。

现代市场体系的内部结构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市场经济是个单一的、原子型静态平面体系，其内部不存在结构，各个组成部分的运行规律与价格机制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真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生产要素和普通闪频的功用与运行机制是显著不同的。习惯上，土地、资本、劳力成为传统生产要素。加上知识产权、能源、环境等要素后称为广义生产要素。因此，理解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机理就成了正确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按照产品的使用性质，把国民经济划分为提供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和提供消费品的第II部类。而本文所说的是市场分类，考虑的不是以产品的使用属性，而是其交易属性，由此把市场分为两类：

普通商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或是用于生产新的产品，或是进行消费，满足生活需要。总之，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投资品市场：这个市场上的买家购买产品的目的不是用于生产别的产品，或是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即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交易只是赚取价格差的工具。

历史上，生产要素本来是作为一般制成品的原材料和设备而存在的，但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许多生产要素转变为投资的对象，成为交易所的交易品种。由此，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出现了分化，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家，即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它们购买生产要素进行实际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另一类则是在交易场所活动的投资者，他们买进是为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卖出。

历史趋势表明，随着交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纯投资者加入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投资交易，使得生产要素作为投资品的交易规模呈跨越式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同时，生产型购买者也越来越深的参与到投资型要素市场的交易，不知不觉中把原本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货，变成了价格投机的工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实体经济对要素投资品的定位。

这种情形在当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阶段，纯投资类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生产经营型购买者的交易规模。仅以原油为例，2012年两大期货市场（Nymex和ICE）原油的主导合约交易量超过三千八百亿桶，而当年全球石油的产量和消费量都堪堪超过三百亿桶，也就是说，纯投资类的交易规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规模的10倍多！

需要强调的是，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从制度安排上，把本来是生产投入品的东西变为交易所内进行金钱交易的投资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金融强国，比如英、美，正在布局把越来越多原本不是投资品的东西，打造成投资交易的对象，比如生态环境，通过节能减排的说法创造了碳交易与碳金融，其实是图谋把先发达国家的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

商品期货行业的发展使得生产要素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是商品属性，二是投资品属性。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是生产的材料、设备等物质投入；而投资品作为投资者买进和卖出的对象，其属性则体现在金融市场的交易过程中。

相应地，市场体系中形成了两个子系统，一个是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一个是作为消费品与生产投入品的普通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运行所产生的要素供给及要素价格直接进入普通商品市场的生产过程，构成实体企业的成本，从而直接影响其市场竞争力。

由此可知，要理解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必须首先理解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运行规律；要判断普通商品市场和整个市场体系的效率必须首先判断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世界，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的要素市场，在地理空间上也是分割的，前者集中于发达国家，后者集中在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国和生产国，因此，要理解国穷国富也离不开对上述双层市场的解剖。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既无法解释真实世界中的市场运行，也不能解释不同国家的兴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能说明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的区别。

广义要素市场中的权力和价格建构

之所以有必要把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区分开来，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市场虽然是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结构、运行机制和价格形成规律都显著不同。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内部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赢利模式的不同。

首先，是需求形成和需求曲线。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价格上涨时需求减少，价格下跌时需求增加，避涨追跌。在经济学上，成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但在投资品市场上，买入是为了高价卖出，由此造成追涨杀跌的行为模式，相应的，它的需求曲线便不再向右下倾斜。

其次，市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大多数普通商品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由众多同等的厂商或消费者组成。因此，任何个体对价格都没有重大影响，而只能在价格的指挥棒下调整自己的买与卖。但是，在真正的广义要素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呈现巨大而鲜明的差别，就买家而言，尤其是那些为了投机的目的而来的买家，在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上存在着等级划分。

不妨把要素投资品买家分为三类：①是主控型投资者，股市俗语中称为“大鳄”，主控型投资者的市场权力分别是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所谓购买力，是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所谓组织力，指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所谓话语权，即通过雇佣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舆论发布等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

②是信息丰富型投资者，他们与市场交易中的关键作手（Operator）保持关系，先于公众掌握信息，这部分买家对应证券市场中较为重要的投资机构。

③是跟风的价格预期者，俗称散户。这类买家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主要来自市场舆论。

其三，赢利模式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中，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之手的引导下，通过满足买家（消费者）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赢利模式。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市场权力存在等级差异，并且需求规律常常由避涨趋跌变为追涨杀跌，所以，也可以通过对价格涨落的下注来获得利润。进一步说，拥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大鳄”，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人为地塑造市场走势，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从而谋求暴利。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无形之手”自发运动的一个内在趋势就是产生出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可以通过引领价格的涨落，塑造价格波动，人为制造不同时点上的巨大价格差异，由此攫取暴利。

资本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从上述三个“不同”可以看出投资型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普通商品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广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运行？其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这是现代经济学长期忽视、几乎处于空白的领域。此处仅简述如下。

晚近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认识到，金融投资领域存在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泡沫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大起大落和泡沫呢？它以为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广大投资者都是非理性的呢？其实，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非理性（跟风）行为的背后，是具有超级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是这些大鳄们出于私利制造价格波动、形成泡沫涨落，从而扭曲的市场。他们以金融资本的购买力为基础，从一己私利出发，利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制造出跟风行为。这些人既有大规模机构的组织动员能力，又能雇佣研究力量影响社会舆论话语，将他们所希望的价格变动灌输到广义投资者的认知结构中去，引发跟风行为。

这样，在价格上涨出现时，追涨杀跌的买者就会大量跟进，于是价格上涨引起又一轮上涨的预期，也就是所谓教科书所说的正反馈机制。在正反馈机制下，原本一次性的价格上涨，会引起连续的、自我实现的涨价预期，形成多轮次的价格上涨。最后，当主控型投资者的盈利目标实现并开始逐步退出的时候，价格上涨就了到临界点。这样一个较长时段的价格上涨运动机制，最后一定在资本大鳄完成退场而引发的恐慌性抛售与市场狂跌中告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理性亢奋”，索罗斯则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暴涨-暴跌模型，应该是行家之论。在这个周期性的涨跌中，自发的市场力量确实发生了作用，大众投资者也确实作出了各自的自发选择，但他们是在主控型投资者的战略布局和市场操纵下而行动的，其实是在个人选择表象下的跟风行为，是非理性的从众盲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了资本权力实现其赢利目标的工具，而资本权力也正是在塑造和引领价格波动的过程中才得以创造出交易赢利的巨大机会。

国家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现代要素市场的实践表明，不单是资本的权力，更重要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也直接介入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要素价格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广义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土地、能源、矿产等基础要素，在全球的空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即使是大国，也大多必须经由国家间经济往来才能解决基础要素的供给缺口。也就是说，基础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求解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或学界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得到解决。因此，国家就成了市场体系的场内实体。

当然，国家政治权力参与要素市场的工具多种多样，远非市场自发力量和资本权力可比。比如：

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通过调控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说流动性，同时影响利率水平，从而直接改变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美联储，更可以通过其美元政策，直接影响与改变全球资本供求格局与国家间发展活力。

政府的“经济外交”：政府部门直接向相关国家施压，构建平台，就关键要素的价格如汇率、关税等进行谈判，甚至动用经济制裁等极端手段来改变关键要素价格。前者如关于日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后者则是不时见诸新闻媒体的种种事件！13

国家经贸立法：通过立法，除了可以调控国内市场的运行，也可以针对国际关系，从而改变要素的供求。比如，美国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了对许多衍生品的监管，比如掉期交易、场外能源衍生品交易、部分混合金融工具等，直接推动了衍生品泡沫的膨胀；又比如，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直接提高了对英国海洋运输行业的需求，增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国家海洋运输能力，而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为对外倾销工业品，又于1849年将其废除；再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直接通过调节产量也就是市场供给来确定石油的国际价格；再比如对知识产权的各种立法，用意都在使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这样的关键生产要素的难度增大。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本文的分析架构中，原来作为军事、政治行为的殖民行为，其实是国家最高形态的要素战略行为，借由武力支撑，直接获得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管控，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素支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之所以遭到美军的“斩首”待遇，根本原因还是他谋求石油定价去美元化，触动了美元霸权这一美国国家利益的命门。

总而言之，国家作为一个有强制能力的政治实体，不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比资本权力更为直接、更为多样的手段和工具来影响和改变重大要素市场的供求形成和价格水平，从而对一国市场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资本权力的协同与要素价格形成

既然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各自都能对要素价格的形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二者的结合便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了。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实现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有效整合，决定了一国对广义要素市场的影响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体系的运行环境和整体效率。

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利益结构，取决于国家自主决定本国发展政策的能力，也取决于一国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关系。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色各类的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各类法规条约无一不是国家间要素获取能力的博弈。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的相互关系

如上所述，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价格形成都存在显著不同。但是，作为同一个市场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又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因此，要全面、准确的把握现代市场经济，就需要对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各自特点和相互作用同时加以把握。

要素市场是政府市场体系的基础层面，它的运行结果就是一国的要素供给能力。而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所解决的问题则是一国经济的竞争、创新、资源配置这类可称为市场竞争优势的内容。

要素市场运行产生的要素供给能力是普通商品市场运行的前提，决定着商品市场运行的好坏。要素供给的好坏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过程能否正常进行，而要素的价格水平则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的成本。因此，一国普通商品部门的竞争力在很大城府上是被其基本要素供给能力决定的。

当然，一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主的普通商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要素市场形成的要素供给能力，同样也取决于该部门自身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能力。如果说前者是普通商品市场效率的内生动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的外生助力。对于一国经济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而言，二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有上可知，对于这两个运行规律截然不同的市场，就不能简单套用相同的市场治理结构；相反，应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不同的市场类别探索与建立适应的各自需要的市场治理结构。这里说的市场治理结构，是指具体市场领域中的政府、核心企业、以及市场自发力量这三者的职能与相互关系。我们说不同市场中不同的治理结构，也就是说要针对不同市场领域的特征，形成不同的政府、核心企业与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即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与自发运动基本上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那么，政府主要职能就是维护公平竞争，比如反垄断、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产业规制行动。也就是说，在普通商品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政府的更好作用则体现在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维护性规管方面。这也就是近似于古典经济学中政府作为市场经济“守夜人”的定位了。

但是，在要素市场这一领域中，本来就是由国家、核心公司、市场自发力量三者共同参与，形成该市场的实际运行结果。因此，这一市场领域中的市场治理结构与市场运行结构是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在这里，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再是决定性的。在这一领域，市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即使国家不介入这一市场运作，资本权力的操纵仍然会破坏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即使一个国家迷信市场万能而远离要素市场，其它国家的政治权力照样会毫不留情地全力介入，以争夺本国要素供给优势。

双层市场与国富国穷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中，是要素市场的运行结果直接影响普通商品市场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一国经济体系的整体竞争能力取决于双层市场的治理关系；因此，政府如何构建这个双层市场的关系，便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效能与效率。

就是说，在传统教科书所述及的公共服务提供之外，也有综合运用经贸、政治、外教及舆论等综合工具，有效参与全球性重大生产要素市场的规则制定、资源开发与市场交易，从而营造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利的要素供给能力，以保障要素供给，实现合理的要素价格。但是，政府在履行这一协调整合职能的时候，又必须注意另一方面，即建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过程不会对普通商品市场的公平竞争产生长期压制性的负面影响，从而可以保持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与创新活力。

从双层市场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西方崛起、亚非拉不发达和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我们知道，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语17中，西方世界崛起为发达国家是因为率先建立了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政体，从而激发了竞争与创新活力，推动了技术与产业革命的发展与升级，得以创造出产业领先、收入增长的社会经济。

而对比之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沦落为不发达和贫困落后之地，则是因为政治失灵导致了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市场体系在政府压制与绑架之下，扭曲变形，丧失活力，非但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推动创新与企业家创业，反而成了政商勾结，设租寻租的场所，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停滞，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陷入诸如“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困境之中。简答说，按照新制度经济学描述的世界，西方社会的现代崛起像是一首平和悠扬的田园牧歌，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落后则是自作自受，命不如人！

由本文的基本理论推断，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不可能单纯依靠私有产权与自由市场，而必然要经过政治-资本权力的整合解决长期发展所需要的重大生产要素供给。细查英国工业革命发轫至今的各国发展史实，完全符合上述推断。大体说来，由于对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相互关系的不同治理方式上存在模式之别，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崛起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落后。

第一类，西方世界的崛起：战略性要素供给体系与竞争性普通商品市场。历史表明，英美等国的崛起过程中，既有私有制市场经济充分竞争和创业创新的精彩篇章，也有国家与私人公司携手开发全球基本要素供给和海外市场的运筹谋划。马克思提出“资本原始积累”18这一概念及其主要表现方式，说明了由圈地运动、殖民侵略、奴隶贸易、美洲白银开发、关税制度等工具组合而成的基本生产要素攫取体系，是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能够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样，美国的崛起除了借用了英国资本与技术外，更是建立在对美洲大陆原住民的奴役和土地侵占的基础之上。至于东亚率先工业化的日本，固然有明治维新之功，但来自中国的巨额战争赔款，才是解决日本工业化资金、原料供应及市场的最大力量。

第二类，不发达国家：依附性要素行业与扭曲的普通商品市场。既然西方世界的崛起依靠了对后发国家基本要素市场的战略性攫取，那么，西方的发达必然意味着亚非拉基本要素产业被绑架在西方崛起的车轮之上，丧失了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早期出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形式中，先发国家的资本在暴力支持下直接开发亚非拉地区的丰富能源资源，成为先发国家工业化的动力，而亚非拉地区则沦为矿产与原料产地，除了在矿产地形成少数由矿产所有者、庄园主及殖民者聚居控制的城市、形成依靠进口的畸形消费，而这些地区的本地产业则被扼杀，广大劳工沦为奴隶半奴隶状态，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却只勉强生存的最低工资。结果，国内市场狭小，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大土地所有者和其他富人便倒向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保护。

在这种畸形情况下，表面上看是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市场发育不良，而背后则是先发国家的掠夺性资源开发扭曲并固化了这些后发展地区的畸形经济与社会政治结构。

平心而论，西方世界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复杂尖锐的内部阵痛，发生过诸如暴动、起义、战争、革命等多种危机的挑战，但是借助殖民地提供廉价的资源、扩大的市场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和社会矛盾的冗余空间，西方渡过了这些灾变，成功崛起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而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地区则陷入体系的边缘，长久依附于中心的运转。

国际著名学者如沃勒斯坦，彼得•伊文斯，贡德•弗兰克，国内学者如北大的韩毓海等人，对此过程都有系统而深刻的分析。可以说，西方世界率先崛起的过程既是一个内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与产业革命的经济增长历史，也是一个外部殖民扩张掠夺亚非拉人民资源的政治压迫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终结了旧式殖民主义。但西方发达国家便改为依靠历史形成的产业、金融、政治、军事等多种优势，巧妙构建了一套由国际机构与国际条约构成的新控制体系。

这一新体系下，广大亚非拉国家有了一定的工业化机会，现代产业经济有所进展，但是在历史形成的基本要素市场严重依附中心国家的约束下，发展的自主性严重缺失，对外部资本、市场、技术、管理全面依赖，经济发展长期被迫附庸于中心发达国家的发展节奏，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往往出现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惨局，最终形成依附式发展的格局。

第三，中国道路：战略自主性要素产业建构与一般产业发展体制的动态匹配。如果说，西方世界由于将全球基本要素供给的战略性建构和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竞争性运行相结合，故而率先崛起为发达国家；亚非拉地区由于对自然禀赋的能源、资源、劳动力等基本要素丧失自主开发的主权，并由此引发国内普通商品市场的萎缩、扭曲与畸形，从而掉入长期落后的陷阱；那么，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获得成功，新生的共和国着手谋划国家经济发展之时，上述两种道路自然就被否定了。

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惨痛教训摆在那儿，只能走基本要素产业的自主发展之路；但西方先发达国家的掠夺扩张搞工业化的路也不可学，因此只能走自己的中国道路。现在来看，这条自主工业化之路的特征就是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内外环境，确定不同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相应采取不同的基本要素产业建构和普通商品部门发展的体制安排。这个“环境-战略-体制”的战略选择体系实际上已经存在了65年，并在这65年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建设成为蒸蒸日上的世界经济强国。

建国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中，处于内忧外患、列强联手图谋扼杀新中国的时代环境中，国家独立与生存成了头等大事。而当时又是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落后国情。在这些内外约束下，新中国的选择只能是建立相对集权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以此对接当时苏联的工业化项目援助，并有能力把农业剩余最大限度的集中起来，用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既首先打造工业化的基本要素供给能力，也尽快形成必不可缺的国防工业基础。

当然，在这一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一般性商品部门的竞争与创新活力是被压抑了；而且由于缺乏市场，价值规律难以发挥作用，造成了产品供求失衡和投资规模失控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效率上的损失。就是说，前30年的集权型计划经济一方面实现了基本要素供给能力的自主发展和国家初级工业化的成功，但因整体效率的下降又使这一发展难以持续。

在此背景下，经由第二个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般商品部门实现了市场化，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活力，释放了市场机制在普通商品产业中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国家对基础性要素产业仍然保留了战略管控，这涉及到对资金、土地、外汇、能源、基础原材料等关键生产要素，涉及其产能布局、贸易政策、技术引进、使用方向等多个方面，更涉及到对这些关键要素的价格控制。

虽然，这些对关键生产要素的管控肯定存在种种微观效率损失，而且也因此饱受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诟病，但是，从宏观来看，这一组关键要素的管控体系的最大功能，其实是在充满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双重风险的环境中，为中国经济保障了基本要素（包括外汇）的充裕供给和资本、土地、能源等关键要素的相对低价，从而建构了世界性的成本洼地。

这一切又在一般制造业部门市场化活力的互动激荡之下，汇合成中国式工业革命和超常规增长的宏伟乐章。其结果，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负担最重的大国，仅仅用30年的时间，便成就了人类经济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久远的产业革命，实现了从初级工业化向中后期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跃迁。而这当中，对基本要素产业的战略建构和对一般制造业的市场化改革二者之间的互动配合，乃是关键所在。

准确地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双层结构，我们更能看清新中国65年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更能理解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在发展道路上起承转合的连续性。前一个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促成了农业剩余向工业资本的大规模转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为后一个30年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基本要素保障。

而后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则通过激活普通商品市场的创新发展活力，把上述自主要素供给体系的内在优势释放出来，实现了普通商品产业的革命性发展，而反过来以大规模市场效应强力拉动了基础要素产业群（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更为亮丽的崛起，从而造就出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奇迹。

可以说，前30年为后30年奠基，后30年为前30年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