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马雪】

“刚入朝，我们没经验，一个女同志，炸碎了，在河沟里捞上来她两个辫子，姓戴，高中生，非常漂亮，我们的白毛女，第一炮就没了，辫子梢上都是碎肉。”

正在上映的抗美援朝老兵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开场便惊心动魄。

大荧幕上，26位平均年龄88岁的老战士，打开深埋的记忆，在你面前讲述他们的战火青春。

虽然豆瓣评分高达9.0，但受影片题材、类型、前期点映因疫情取消等因素影响，排片和上座率不佳。上映16天，票房仅有600多万。

影片导演宋坤儒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时表示，坚持院线的原因在于想保持他的执念——“他们必须得被仰视”。他说，压力不在票房，当初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说这事90%会赔钱，也确实有片方退出。

“所有人看完都说好，然后没有人看。这事本身就特荒诞。它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电影，类似于《黑炮事件》。”

也有一些人质疑他，宋导演感慨，“我不明白现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一提到英雄，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但与此同时，《1950他们正年轻》也成为继《二十二》之后，中国影史上又一部出现大量“自来水”的纪录电影。

很多观众通过打电话给影院、包场、赠票的方式希望更多人能去看，一些影院积极回应，后续排片也有所提升。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能有‘自来水’，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要靠‘自来水’。能有这么多人来帮助，特别的感谢。”

宋导演说，“我们的目标是能扛一天是一天。哪怕全国就剩下100场，剩下10场，剩下一场，我们都得坚持。只要有场次开就会有人看，有人看就会有人帮我们传播。因为我们已经没子弹了，我们自己的子弹已经全打光了。”

“但凡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兵，身上全是故事”

观察者网：您能简单介绍下拍摄这部片子的缘起吗？

宋坤儒导演：2018年，我阴差阳错拍了一部跟老兵相关的公益广告，意外地认识了一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转场聊天时，觉得他们说的话很有意思，跟史料、教科书上的宏大英雄故事不一样，都是非常细碎、特别打动人的小故事。

当时有个老兵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叫叶发坤，腰特别笔直，一头白发，带个金丝边的眼镜。实际拍摄的时候才发现，他没有双腿，膝盖以下全是假肢。一个带着假肢的人，努力把身体站得那么直，当时我就是心“砰”了一下。

第二天去他家，发现墙上挂了一张特别奇怪的照片。一个年轻战士，肩膀上有一只手，但旁边却没有人。叶老跟我们解释，旁边的人是他跟他关系最好的战友，上战场前俩人拍了张合影。但他战友牺牲了，他不想再看到战友的样子，就把照片折了过去。这个事又让我的内心“砰”了一下。

叶发坤家墙上的照片

当时也没想拍成电影。但有一天深夜，回家路上，突然想起这个老人把照片折叠过去的时候，我就在想，他究竟在想什么。那一刻，作为一个电影导演的直觉，我觉得这些老人背后有故事。所以我就在想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采录一下他们的小故事。就是特单纯的一个想法，然后就这么干了。

观察者网：您在拍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宋坤儒导演：从大困难来说，第一肯定是时间。我们经常说我们这是“抢救式的采访”，有两层含义：一是抢救老人留下来的故事，另一个是我们要抢在时间夺走老人的记忆之前。有些老人他的生命还在延续，但记忆被夺走了。

还有个困难是，有一些老兵不会轻易跟你敞开他的心扉。伤痛也好，记忆也好，对每个人的内心留下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小北京”任红举，他本身是文艺兵出身，比较开朗，会用幽默、讲故事的方式来消解他的惨痛。他经历的故事非常惨烈，比如说大辫子……但他描述的时候还能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

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记住啊，宋导演，但凡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兵，身上全是故事”。尤其像他们文艺兵，他不是在一个部队，文艺人才毕竟不多，要反复到不同的部队宣传演出，所以他经历和看到的故事比较多。上甘岭那个著名的孤胆英雄——胡修道（一级战斗英雄，上甘岭战役中带领战友共击退敌人40余次进攻、毙伤敌280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任红举是第一个采访的。当时阵地上就剩了他一个人，17岁的任红举把胡修道背了下来，还根据胡修道的事迹写了山东快书《金星英雄》，演遍全军。

任红举，中国人民志愿军12军31师文工团队员（图片由宋坤儒导演提供）

跟任爷爷聊了之后，颠覆了我的一些印象，我才知道文艺兵并不仅是唱唱跳跳。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有三重身份，他们叫“大三元”。第一个就是本职工作——宣传员，将战地真人真事迅速改编成快板、口号、歌曲、独幕剧，演出给战士；第二，卫生员，要担负战场上的救护工作；第三更超乎我想象的是，他们还要肩负战斗任务，配枪，战斗惨烈的时候他们也要参战。

观察者网：刘素谦奶奶说“你来的正是好时候，来的再晚我可能就没有了”，片尾列表上有几位接受采访的老兵名字带上了白框，好像也有她？

宋坤儒导演：刘素谦奶奶是今年5月份离开我们的。她特别爱唱歌，我们去拍的那时，她每天去公园唱一个小时的歌，是公园里年龄最大的。看她年轻时候照片，有点像周冬雨那个感觉。

她当时是司令部的秘书，敌军轰炸建筑物时，她为了保护机密文件，抱着公文包就从三楼还是四楼直接跳了下去。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上面是飞机在轰炸，下面是“铛铛铛”的炸弹，一个女孩子破窗而出。当时那会儿三四楼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冬天还有积雪、帐篷什么的遮挡。但她跟我们说，当时啥都没想，就是觉得这个文件比自己的生命重要。我们特别想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但正式拍摄的时候，老人却忘了。她不仅忘了这件事，她连自己参军的年份都忘了。

她女儿说，上了92岁之后，她的思维就时好时坏。很不巧，我们拍摄那天她的思维变得不好了，就停留在她当时喜欢照相，来来回回地重复这个话。我试图顺着她的话题往下问，这也是有些观众在评论里质疑说，我为什么只关心女孩子爱不爱照相。其实不是我关心，作为采访者，我希望被采访者最大限度地主动去说。当天老人的思维就停留在照片相关的，所以我只能顺着她问照片相关的问题。但她也接不住我的问题，还是回到原点。

就在我们已经准备放弃的时候，给我们介绍她的熊朝瑞奶奶来了，刘素谦一回头就看见熊朝瑞。我在她对面，看到她那个眼神跟刚才不一样了。我就问了她一个问题，我说您看看这是谁啊。她一下就把我这个问题接住了，说“这是我战友，熊朝瑞”，那一瞬间我觉得老人的思维就回来了，特别的奇妙，就是一瞬间就回来了。她还开玩笑，说熊奶奶现在漂亮什么的，我们大家就开始很放松了，说老人知道开玩笑了挺好，证明她情绪正常了。

我们就打算先把熊奶奶请出去再接着问，结果一转头，真的就一秒钟，刘素谦的脸就变得悲伤了，说“我现在已经这么老了，你们才来，你们再不来我可能就走了”。当时她抓着熊奶奶的手，让我觉得没有办法把她们分开，那就索性两个人一块拍，就是全片当中唯一一段双人画面。

全片唯一一段双人画面

老人对死是不畏惧的，一个怕死的人，是不会说出来“我知道我这个身体随时都会走”的话。她是向死而生的，包括她也很清楚她的照片，他们的历史会在更大的历史当中随风而去。其实有的时候历史对于我们普通的人而言，可能就是一张照片，撕吧撕吧这段历史就没了，曾经的长辈的这种过往可能就灰飞烟灭了。

我觉得我很问心无愧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至少为我们所有采访的这些老兵的家族，保留了一段完整的家族长辈口述史，我们片子里面虽然用到的少，但是每一家每一个老兵，我们都把完整的声画资料做了一个硬盘，送给了每一个老兵的家属。

观察者网：有的爷爷说不愿意想过去，一直回避这个事，一个爷爷甚至说他没给孩子讲过自己抗美援朝的事，是不是有的老兵不是那么容易开口？

宋坤儒导演：对。比如说上海的谈学贤，谈学贤经历过上甘岭的马鞍山战斗。他当时是是7班班长，有22个人，这个班比正常的班人数多，最后就剩了两个人，20个战士全部牺牲了，其实是一场相当惨烈的战斗。我就一直问爷爷，我说您跟我说说您马鞍山呗，咱们怎么打的，老头就绕，说我们不去说这些，说这些就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思想，我们当时跟朝鲜老百姓的纪律可好了，路过苹果地都不摘苹果，然后就说了一个多小时。

他听力不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同志说就大声跟他说“谈老，说说战斗情况”。然后谈老又开始说，“我当时是7班长谈学贤，跟朝鲜老百姓打交道……”。后来我就知道只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他不想说，第二种原因就是他非常不想说。我们就结束采访。有一些老人我们打不开，我们跟这些老人都不是见一次面，最少见两次以上，而且不是采访环境，就是私下，所以有些老人是不愿意提的。

包括像你刚才说的包月禄，包月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英雄的原型。有个电影叫《奇袭》，京剧叫《奇袭白虎团》，那里面就有一个人物叫包月禄，那个包月禄就是生活中的包月禄。当时他们13个人奇袭白虎团，也是算世界军事史的一个奇迹了，无一伤亡，还把人团旗给扯了。就充满了一种年轻小伙子那种愣劲儿，管他什么旗，我就扯下来，就给缠腰上，现在这面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保管。

他们年轻的时候，估计对他们的儿女也说，但是儿女可能听多了，就觉得我爸又说这些事。到了第三代，比如说孙子孙女辈的，说了可能也听不懂，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跟他们的距离太远了。他们能够知道的可能就是教科书上说我们有抗美援朝，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最可爱的人》，仅此而已。

但是从情感上来说，我觉得老人其实还是很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所有的老人，在跟我说起他们曾经经历的时候，我都有两个感觉，第一他们回到了少年，坐在我面前的一定不是老头。像任红举，他一边跟我说，我就一边在想，这老爷子年轻得多“猴儿”，他真的是那种上蹿下跳，最调皮、最捣蛋、最“招人恨”的。用他的话讲，就是因为我年龄最小，就最“招人恨”。

像包月禄，他一直跟我说，我没觉得我多么的英雄，我就是觉得稀里糊涂挺幸运的。当时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连长说走、就走。我还问他，我说您当时明知道这个任务很危险，有没有写过什么血书，电影里不是都这么演吗。他说当时打仗哪有这个闲工夫，天天都打仗，每次打仗之前都写一份血书，那血就没了。我说也是，所以很多电影里描述的，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创作者臆想的片段。

包月禄跟我说，他觉得自己真的特别幸运。这些爷爷奶奶入朝的时候都是新兵，都是“生瓜蛋子”。到战场，特别怕的就是枪响，枪一响他们就赶紧躲起来，但是他们发现老兵根本就不怕，老兵说枪不可怕，炮才可怕。就是说“新兵怕枪、老兵怕炮”，因为炮一轰轰一片，你不知道哪片弹片就轰到你了，枪其实它就是单向的。

包月禄刚入朝的时候，跟他的新兵部队打散了。打散了之后也是一阵阵轰炸，他就跑，然后跟另外一群打散的新兵汇到一块了。他胆儿最大，说我们还是得找到一支部队，不找的话，咱就不就成散兵了吗，手里也没有武器。晚上，这群人就跟着他睡在一个炸弹坑里，大约有10来个人。早上起来天亮了，他觉得肚子疼，就从炸弹坑里出来，去小树林解手。飞机一颗炸弹，这一坑的人没了，除了他，因为他上厕所去了。这个事里，他一点都不英勇，但这个事就让你觉得战争的残酷和无常，一个人一个特别不经意的选择，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一生。

说回这个问题的原点，就是我不觉得他们是老人，我觉得他们都是少年。第二，就是他们在讲述少年故事时，呈现出来的是两个状态：一个是骄傲，觉得他们年轻时候做的这些事儿很骄傲，他说出来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都带着那种自豪感；第二，感觉他们挺落寂的，很多老人，比如薛英杰、周有春、任红举，刘素谦等等，都没怎么接受过采访，甚至说就没接受过采访。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周有春，在他军休所的家里，5楼没有电梯，我爬上去的。老人给我们开门，特别热情地欢迎进他家狭小的客厅，给我们倒水。我问老人第一句话就是“有记者采访过您吗”，老人说“没有”，“从来没有”。他的回答一出来，我突然觉得特别的惭愧。我觉得这个老人身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因为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就已经哭了，他的哭一定是带着某种心酸或委屈。

周有春，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67师炮兵营话务员

《二十二》后，又一部出现大量“自来水”的纪录电影

观察者网：纪录电影通过前期点映来发酵口碑很重要。2018年纪录电影票房冠军《二十二》上映前点映了两个月，《1950他们正年轻》的点映却因为疫情大部分都取消了，这对后期上映会不会有很大影响？

宋坤儒导演：刚才没有说到，这个片子其实还有一个困难，就是一直在跟疫情做赛跑。片子最终决定去整体采的时候，定下来是2020年2月份，春节一结束我们就立刻走，计划5月份拍完，拍完就是两个多月，结果2月份疫情来了，出不去了，北京成了灾区了。

后期上映，为什么上座率和口碑没有发酵出来，其实看过的人都会被感动，但是为什么现在的票房跟上座率这么低，有一个特别重大的原因还是疫情。

我们原计划是一个月差不多15个城市的路演，第一站从沈阳开启，8月1号建军节，我们沈阳的点映首场海报物料，所有的一切包括邀请老兵、跟烈士陵园的支持联动，沈阳的各种媒体都安排好了。突然，南京出现疫情，然后沈阳就出现疫情。原来是南京是一重站，后来扬州，上海、成都、重庆、沈阳、广州都去不了。最后我们所有的活动全部被迫取消，大学又在放假，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最后我们在北京提前上映一周，做了4次点映。所以很多观众后来会说，其实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电影的存在。

当我们把点映全部取消的时候，就已经基本判断，它的上映会是什么情况，因为我们现在的发行也曾经发行过《二十二》，这个发行公司对纪录片的发行非常的熟悉。纪录片一定是先有口碑，如果片子足够好的话，再上院线。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尴尬，就是没有口碑发酵的过程。我们只能等待上映过程当中，这些观影的人去帮我们发酵。

有的观众说，继《二十二》之后，《1950他们正年轻》是中国影史上又一部出现大量“自来水”的纪录电影。特别感谢这些人，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能有“自来水”，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们的片子要靠“自来水”。

对我而言，是两种特别复杂的情感。首先感谢，其次觉得悲伤。原因就在于，我经常自己开解自己，其实电影跟人一样，每个电影都有每个电影的命，这个电影从他酝酿、出生到成长，就面临着各种先天性不足，不是说它不够好，而是说背后能给到它的东西太少了。

我们确实也尽力了，我们没有钱，很多人说你们去找大V给你们宣传，如果按正常的费用的话，我们一家都找不起。一些善良的大V，都是他们主动发声的。我真的是觉得，能有这么多人来帮助，特别的感谢。

知名CG画家@乌合麒麟 无偿为影片设计的海报

观察者网：当院线下映后，会上线网络版或电视版吗？

宋坤儒导演：很多人都在问我说会不会有网络版，特别真实的告诉大家，目前没有，但是如果说，未来更多人想看到网络版，一定可能是会有的。

但是有一点，网络版跟院线版一定不一样，因为院线版是完全针对院线这个环境打造的。首先，网络版一定会做大量的删减，现在的片子是98分钟，根据网络的特性和现代人独自观影习惯，一定会把这片子做得很短，可能有大量你在院线看到的东西，在网络版就看不到了。

第二，可能会更改一个新结构。在院线，我们给观众呈现的是一个浸入式的感觉。在网络版的情况下，你独自观影，很难用一个巨大的声音跟影像的魅力，让你沉浸的时候，我可能就要变方式了。院线里面我们有很多留白，很多情绪的疏解，很多打断的镜头，我们就可以这样做，长时间沉默让人感受到背后力量。但如果在网络上，假设我们用一个手机，他会觉得手机坏了，手稍一滑就过去了。那种镜头对网络是没有用的，我们就要大量的改，可能这场戏整个拿掉，你看不到这个人了。

现在电影里面这26位老人，其实我就想做一件事，我要把他们变成一个人，这26位老人所有的故事，其实在我的脑海里，就是让他们变成一个人——中国人民志愿军。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坚守住院线的阵地。我们不甘心，说白了就是不甘心。前几天他们说，导演要不你也跪一下，跪一下票房，跪一下观众。我说首先我尊重观众，其次，我身后站的这些爷爷奶奶，71年前他们都没有跪过，我不可能跪。别的片子有可能我作为导演，真的会下跪，这片子我不能跪。如果我今天跪了，有一天他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是化成鬼也不会原谅我。我身上背负的是他们的嘱托，我不可能带着他们的嘱托下跪，不管这个跪是跪什么，不可能。我一定得站着，哪怕我内心特别想跪着，为了他们，我现在也得站着。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提到英雄，有些人就觉得不对”

观察者网：您接下来还会继续拍纪录电影吗？

宋坤儒导演：我觉得纪录电影的未来会很好，但有没有可能我再去参与，就不好说了。我真的觉得做纪录电影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电影再怎么说，我有明星。任何随便一个烂故事片卖得都比我们好。我们那天在群里说，我们观影人数终于达到10万人了，对我们来说是特别不容易的一步，有10万人看过这部电影了。但是你在灯塔、猫眼专业版随便一划拉，一个烂故事片，随随便便几万人就冲过去了。

如果一定让我说实话，我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这些爷爷奶奶的故事，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继续来讲述。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你如果想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所谓的私欲的话，拍故事片肯定更合适。我们前前后后也差不多4年，上映很惨淡，观影人数也很少，社会效应、口碑也没有。我两年就可以拍一个故事片，剧本写好，3个月周期拍摄，6个月周期后期，就可以上映了。

我为什么要干这个事，现在我都觉得我们挺愚蠢的。第一个愚蠢是太过于自信，第二个愚蠢是把所有判断和思考的权利都交给了观众。很多人都说这个片子，整个的剪辑弄得那么淡，也没什么导演观点。甚至有的观众说，这不就是一堆采访放一块了，当然，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作品里面解读出他们想看的东西。我只是想说，纪录电影需要导演，也需要编剧，如果没有导演和编剧，你们看到的就全是素材，而素材是没有情绪的。

还有观众说，你就不应该剪，每个爷爷奶奶就应该让他们说，我说那样恐怕你在这部电影里面只能看到两个人。每个老人的讲述都两个多小时，我一个人剪一刀，正好俩人俩电影就凑齐了。当然我们不去跟观众计较这些问题。

反正我干这么一事，第一我自己问心无愧，第二我对这些爷爷奶奶问心无愧。以后干不干再说，反正这事儿哥们已经干了，干了就干了。我也不后悔，赔钱我也认。其实片方会比较的惨，就现在的票房情况，连宣发费用都收不回来，就更不用提之前那些正常的制作投资了。

你不知道，虽然我们片子小，但其实每天我们宣传的小伙伴、发行的小伙伴，包括片方，我们每天深夜都在开会，都在想明天怎么办，我们的目标是能扛一天是一天。我后来鼓励他们说，我说哪怕说全国我们就剩下100场，剩下10场，剩下一场，我们都得坚持，因为只要有场次开就会有人看，只要有人看就会有人帮我们传播。因为我们已经没子弹了，我们自己的子弹已经全打光了。

我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有国际生，一个特别年轻的乌克兰的学生，十八九岁，跟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学汉语。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就聊起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说当说有讲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电影。那女孩是一个挺漂亮的乌克兰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一直在哭，说我们真的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我们后来的生活，我们必须要铭记先烈。当时我觉得有点震惊，觉得特别像政治老师，但她真的是特别的真切。我不明白现在有一些人是哪出了问题，为什么一提到英雄，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

当然这次2020年的抗疫，很多90后00后冲到了第一线，我觉得特别高兴，包括这些老兵在采访的时候也说，现在的年轻人其实跟我们当年一样，当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冲到前线。

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很多人说纪录片为什么不免费看，猫眼上还有人说，这个东西还买票，那不看了。还有人在豆瓣给我留言，说你干这个事儿就应该学柴静，你就应该倾家荡产干，让所有的人免费看，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我没回，但是我很生气，我说第一你怎么知道我没倾家荡产？第二你怎么知道她倾家荡产了？第三为什么做好事就得倾家荡产？难道做公益就得死是吗？我不明白到底哪出了问题，其实我也挺痛苦的。

这几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看完都说好，然后没有人看。这事本身就特荒诞。如果我做导演的话，它可以成为另外一个电影，类似于《黑炮事件》。所有人都觉得很好，但没有人去看。你不觉得很荒诞吗？

我的压力不是票房，我根本就不care票房，干这个事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片方拍了桌子，就说这事儿90%、95%必须赔钱。在过程当中也有片方退出，就觉得这事干不了了，投资就撤了。不是所有的片方都很坚定，现在留下来的片方是一直很坚定的，也有不坚定的片方。但是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这事你不能逼别人。

首先我个人就特别讨厌“道德绑架”，所以为什么在整个宣传过程，从来不会用所谓“道德绑架”的方式。其实之前有一些片子，确实有道德绑架的嫌疑，“不看就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看一个电影就不是中国人，我都不知道这些论调是怎么来的。

我还是想保持我那个执念，我觉得他们必须得被仰视。我还是不能够接受，我们以一个特别随便的态度去观看他们。当然这可能确实是我的执念。

如果我们把他们想象成自己的爷爷奶奶，我经常把他们想成我自己的爷爷奶奶。就像我们片子里，有一个老兵叫薛英杰，我们都叫他“姥爷”。薛英杰是跟我接触时间最长的一个老兵，差不多持续了3年，我真的把他当成姥爷。

薛英杰，中国人民志愿军47军司令部军医

今年4月份做调色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薛英杰外孙女打来的，说姥爷昨天走了，我现在得赶回邯郸，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我们当时特别想一起去，但因为后期也有别的工作，所以把我们的时间排得很死。我们又不是什么大片，只能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我说现在去不了，还很平静地就挂断了。挂完之后，片子正好又出现了薛英杰的画面，那个时候你再看到他，怎么说，特别的奇怪，就是你刚知道这个人已经不在了，这个人就在一个巨大的屏幕面前，还在跟你诉说着他的故事。我跟我搭档两个人就都哭了，哭得特别伤心。调色师说导演我们要不要停一下，我说不用停。那一天，我真的觉得特别自责。

自责的原因是，薛英杰在住院之前，一直跟他的外孙女说，能不能让我们把片子给他看一看，他想看一看自己的故事。因为对姥爷的情感太深了，我一直跟小欧说，我说我一定给姥爷剪好，现在还是一个特毛的样子，音乐字幕啥啥都没有，颜色乱七八糟。我说你再给我几天，你再给我三周，我把它剪立整了，我给姥爷看一完整的，到时候我们拿着电脑带着音箱过去。我就老想做一个特别好的东西，这可能是性格里面一个缺陷，追求一种不太现实的极致。所以薛英杰最后就没有看到过现在这些画面，这事让我觉得特别的难过。

看过电影大家都知道，薛英杰把战友埋葬，想着有一天打回来再把战友带走，但谁想到战事变化，部队调动，他就没再回来，成为一生的遗憾。这件事其实在他心里锁了挺多年的，但现在我又亏欠了他一个承诺。

坦白说，这个电影的价值，一定超越票房。今年是2021年，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我们现在老人最小86岁，最大98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2030年，也就是80周年的时候，很可能就不在了。你们想听到亲历者的声音，去哪找呢？所以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常规的商业电影的逻辑了。

对票房我们一点都不纠结。你一定要说我是因为票房、排片失望，好吧。但其实我内心真的不是这么想的。我内心真的是觉得，我们一定是哪出了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它可能也不是电影的问题。

我那天特别愤慨的一件事，我们被迫、躺枪上了一一段热搜，是源于说我们上映了多少天，票房是100多万，好像有粉丝去筹款一个小时，人家就筹到了200多万。

我特别讨厌这种比较，我觉得首先这种比较特别不尊重我们的老兵。粉丝行为，我不去讨论它正确与否，谁还没年轻过，我年轻的时候也有我的偶像，他们现在对他们偶像的这种推崇，没有任何的不好，当然好不好我说了也不算，都是有爹妈的人。我只是觉得，把我们这两件事并在一块的人挺讨厌的。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很多观众都想问一下孙德山爷爷自己办的纪念馆，具体位置在哪？

宋坤儒导演：在辽宁沈阳浑南区高坎镇旧站村。

如果你有机会见到这个爷爷，就会发现他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老人特别的憨，憨厚的憨，也就代表了他特别的直，特别的倔。他今年93岁了，为了说给他展馆买几个那种三四块钱的照片，他可以卖一车垃圾，然后从沈阳北站走回他自己的家，可能要走30多公里。

你会觉得这老兵挺傻的，为啥呀？他儿子闺女、老伴都跟他说你别弄了，90多岁了，你就四世同堂安享晚年得了是吧。不行，老人说只要我活着我就得弄。我对于他的理解是，他人回来了，但他把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个时空里。他做这些事儿，是为自己吗？他是免费的。老头不管在屋里面穿什么衣服，只要有人进他院里，就立刻穿上军服戴上军帽，从头给你讲一遍，抗美援朝怎么回事，几次战役……

工作照，右二为孙德山

他那屋可热了，等于把他的院子上面盖了一个盆，不通风，连空调都没有。我们2020年去拍的时候，太热了，就凑了3000块钱，我说我们来不及了，要来得及，我就立刻下单给你买个空调。我们得走了，我说您务必装个空调，至少能够凉快一点。在外人看来，就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他为了什么呢？我对这个问题一直在思索。就是每个老兵，面对他们过往的方式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去回溯这段历史。

有人看了电影后说，看到一个老人在田间骑着自行车，感觉特别的凄惨，我说是吗？我不这么认为。一个93岁的老人还能够骑自行车，代表他得有多么的顽强和硬朗。有的画面没拍，就是他每天要抡一个很大的实心铁锤，从里面砸出钢条，能卖个两三块钱。93岁的老人，不染发，头发是黑的，牙没有掉。我能够想象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什么样子，他的兵种是通讯员。就是在战地交通被破坏后，他要一个人上路，比如说从中线去东线送信，可能两三百公里，这一路他要么就搭车，要么就靠走，中途也有特务，他就一个人上路，所以这爷爷胆子特别大，特别硬。

他说我无所谓，我都这么大岁数，我就是想我们这些战友。这些老人普遍都藏着一个心理，就是说他们认为活着不是自己的事儿，一方面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活，另外一方面他们觉得要活就得要把战友的命都给活出来，每一个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