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6日，著名政治评论网站The Globalist总裁Stephan Richter做客观察者网，就全球政治体制等问题发表演讲。本网上周刊发演讲第一部分，以下为第二部分。】

我还记得自己在1970年代末参与学生政治，我是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却被当时的学生政治视为反动派。大部分学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时的德国学生运动有很多共产主义党派。

我当时和共产主义学生领袖的辩论，他说：“你是资产阶级猪猡，你根本不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石油公司的生意。”我的回答是：“你是个单向度的人，一味认定美国是万恶之源。”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有了伊拉克战争。我最近去德国的时候，拜访了这位同学, 我向他道歉，我不该否定美国外交政策是由石油巨头控制的。我们握手言和。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第一次造访中国。当时这个国家把社会批判和整改政府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千万小心，不能再出乱子”的意识。这个国家多次向着正确的方向进发，却经历了极端的混乱。我认为在中国，在资源管理和愿景等等方面，有一种非常审慎的意识。

比较起来，美国是地球上最幸运的国家，自然资源与空间都是无与伦比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格外优异的国家，在实际层面上，这意味着，你丧失了改革的意识，改革的能力。如果一个国家不再意识到需要改变，它又怎么担当世界领袖的地位呢？这是美国眼下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恰如500年前的天主教教会，美国认为手中握有一套具有最终裁决权的教条。罗马教皇错误理解了所面对的挑战，华盛顿的政治人物也没能理解挑战。我的演讲，即使在自由派的公众电台上也未必受到欢迎，这恰恰反映了他们不具备承担真相的能力。

如果美国能够做到名实相副，那么世界会变得更美好。美国绝对拥有必要的物质财富与知识，在科技，能源，管理，收入均衡，公平税收，医保系统，教育系统，等等层面上成为真正的世界领袖。但是这个国家的精英相信，高居社会顶层的人物们不需要这些，我们有私人医生，有各种独家定制的安排，我们是安全的，我们不在乎这个国家的底层。

因此我的结论是，美国仍需要证明自己是民主国家。这个国家，50%的低收入人口不会参与投票选举，投票选举的参与率往往低于50%。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不能算是民主。这是伪装成民主的封建政权。美国保守党对此极端无耻，举例来说，2000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论证了美国不是民主。国会山的保守党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文章很有趣，但是你完全误解了美国宪法的模式，我们不是民主政体，我们是共和政体。”

在美国模式里，共和政体可以倚靠被治理者无声的默认(silent consent)。那么实际的意思就是，穷人要么就是蠢到不会投票，要么就是对当下的状况满心欢喜。这当然是个反讽的解释，也是符合逻辑的解释。他们完全不认为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因为如果有改变的需要，他们就会去投票了。投票总是在周二，雇主不会放假，你要么凌晨五点起来排队投票，要么在下班之后，轮班之间去投票。

这些都是细枝末节。重要的是，批评我的人，三年之后入侵了伊拉克，只为了把民主带入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其结果是，巴格达在美国枪杆子逼迫之下，其民主程度要超过华盛顿特区！没有人注意到这其中的讽刺！

这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加活跃，更有动力，使美国在震荡中认清现实，不要只是讨论东海争端，让美国看清来自中国的具有建设性的挑战。我在北京的多次谈话使我明白，北京领导人原以为还要有20年时间才需要他们出手接管世界权力，或者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当他们看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他们才明白美国政治都是业余选手在玩，整个体系正在分崩离析。这也导致了北京的许多转变，当然这些转变的主要部分也来自中国社会，年轻人，以及可能改变平衡的因素。我想在这里结束，把时间交给问答部分。

美国大选投票站（资料图）

观察者网会客室听众提问：请具体谈谈美国的精英，他们受到保护，他们无需在意国家的未来，他们通过选举来控制政治系统。个人是怎样通过选举来影响美国政治的？难道个人和机构可以提供的政治献金不是有定额的吗？你为什么说某个利益集团可以控制美国政治系统？

Stephan Richter回答：你的问题糅合了许多问题。让我们从利益集团的问题开始。欧洲大陆传统和中国传统都认为，公众利益本身是存在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力表达、制定公众利益？是皇帝？是国王？是内阁成员？还是议会？美国的宪法传统在根本上有所不同。

美国人的观念是，公众利益本身并不存在，而是通过独特的利益构成了自己。胜出的一方就代表了公众利益。这是非常荒谬的。

我年轻的时候驾车游览美国，发现美国人最恨的城市中，莫斯科首当其冲。其次就是华盛顿特区，因为那里是收税的地方。后来里根总统上台，“共产主义”一词逐渐丧失了负面意涵，因为人们无需再为共产主义担忧。

“官僚主义”成了继“共产主义”之后最负面的词汇。重点在于，精英们有一套精炼的机理，来诽谤（malign）公众利益。如果体系运转正常，也获得了被治理者无声的默认(silent consent of the governed)，就没有人会注意到立法上的所作所为。

另一放，方面，在美国的大多数立法，在欧洲大陆看来都是违宪的。法律总是公共法律。只有独特的情形，由议会的力量通过，而应用于全体人口，才称其为公共法律。在欧洲，如果只是某个立法者以立法的形式写下一些东西，这并不能成为法律。这就是以游说为程序的美国立法。另外，在国会山工作的和你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会作为众议员参议员的助手工作几年的时间。之后就可以为私人企业工作，工资是之前的三到四倍。基本上，你赚的钱，就是为私人利益工作，来对抗公众利益，你在公共领域所学到的是为公众利益工作，这一切反过来被应用到富有的私人企业里。

接下来你收买律师，在华盛顿赚大钱的好律师几乎都是犯罪分子。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卖命。这是无法置信的荒谬。这不是民主。

立法者们承认，他们70%-75%的时间都用来募捐献金。这意味着，他们没时间立法。这就如同议员们没时间思考解决国家问题，因为都忙着为自己募捐。更荒谬的是，大部分众议员在选举中并没有对手，他们要募捐献金并非是为了自己再次当选，而是为了打广告，钱都落入了选区内的电台、电视台。

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美国政治家为自己打造了贪污腐败的形象，其实并非如此，钱并没落入他们自己的口袋。尼日利亚的政治家们肯定会说美国政治家太笨：他们获取数以百万计的募捐，却一分钱不拿。这正是腐蚀了美国政治的东西。美国政治不在专注于立法，关心点也不再是公众利益。众议员不应投票或参与曾经收取过选举献金的个人或公司的听证会。这是民主的最基本的“廉洁度测试”(cleanness test)。如果真的实施，那么美国议会就没必要存在了，因为没有几个议员没收受过献金。

（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任致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