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斯坦利老将斯蒂芬·罗奇，是华尔街难得对中国经济比较乐观的一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表示中国将步泰国、新加坡后尘时，时任摩根斯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的罗奇，多次来中国调研，最终预测认为中国能够抵御危机，事实证明，他说对了。

当美国政客和媒体大肆指责中国，应该为中美贸易失衡负责的时候，罗奇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成为中美经济失衡的替罪羊。

7月22日，斯蒂芬·罗奇携带他的中文版新书《失衡——美国和中国相互依存》来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大师讲堂做演讲。他认为，长期以来，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中国储蓄，美国消费”，这样的依存关系会出现两种结果，其一是良性负责任的互惠互利，其二是糟糕的结果，就像现在，中美两国在贸易、货币、网络窃密等问题上互相指责。然而，中国已经启动改革，企图打破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但美国还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样的结果会很危险。】

以下为斯蒂芬·罗奇演讲全文（观察者网整理，有删节）：

7月22日，斯蒂芬·罗奇在大师讲堂做演讲

美国和中国，人们经常会描述他们是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或者全球的强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但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这种口号中不能自拔，我觉得我们不仅仅是要想出一些词来体现人们的情感，还要再深入挖掘这两个经济体背后的发展驱动因素是什么，而且什么促使他们走到一起，什么又会将他们推向对立的两边。

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我作为经济学家研究使命中的一个中心内容，我在摩根斯坦利的职业生涯是从30年前开始的，这三十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非常注重分析预测美国的经济，我在华盛顿美联储工作的时候培养起来的一些技能，能够帮助我做这些预测。

我职业生涯发展的第二部分是更加全球化，更加强调亚洲，尤其是中国（指担任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期间，观察者网注）。对我来说，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的金融系统一夜之间就崩溃了。那个时候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团队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我打造了这样一个团队。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非常羞愧，因为我们团队的预测是最糟糕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亚洲发生了什么。这场危机让我们非常震惊，对我们摩根斯坦利的声誉也产生了影响。

亚洲金融系统几乎失控了，危机马上就要波及到中国。亚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泰国、印尼、韩国、台湾地区，还有新加坡、香港，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大家都认为马上就轮到中国了。那时候我虽然到过中国几趟，但对中国的经济了解不多，我要挽救我们团队的声誉，就必须要搞清楚中国会发生什么？所以在1997年中期的时候，我一个月往中国跑两次。很快，我就发现，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不一样，不会像韩国、泰国、印尼这些国家一样崩溃。

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基于我的分析，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亚洲金融危机最终会触底，这个底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感谢中国经济坚韧的基本面，亚洲经济的领导力会从日本的手里转移到中国。我很骄傲的说，我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我坦诚地告诉你们，这个结论让我在日本很不待见。

所以1997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我从此开始以非常有建设性的态度来分析中国经济的前景。

中美关系相互依赖，摩擦不断

在摩根斯坦利工作30年以后，我就决定换个事情做。我非常荣幸能够从华尔街全身而退，五年前我到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大学，我把自己职业生涯的两大块融合在一起，前半段我是关注美国的经济学家，后半段我更专注中国经济的研究。我确实感觉到，这样的一种经历对我的研究大有帮助，对美国、中国都有深入的研究，这是我的长处。

在开始讲中美关系之前，我想再退一步跟大家讲一些背景信息。我要承认，我受到我夫人的影响，她是一位心理学家，她对关系的认识也影响了我对中美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我夫人的知识和洞察力，我深入了解到关系理论。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做相互依存，二者相互依赖对方生存下去，他们的个人身份都是通过从对方获得的反馈建立起来的，但是这样一种关系不稳定，越依赖于对方来帮助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就越会失去自己的身份认同，甚至有一些脆弱，最终会带来冲突，带来一些矛盾，这样一种相互依存是不健康的，不稳定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和中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明显地展现出相互依存的不利一面，看一看我们的现状：比如在互联网窃密、货币问题方面的互相指责，还有东海航线问题、南海问题，双方都说问题是对方造成的，这就是大家在经济当中相互依存带来的不利关系。

我新书的题目就叫做《失衡——美国和中国相互依存》，就是对心理学当中这样一种关系理论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视角，一方面令人很困惑，因为有很多冲突，但是这本书最后还是让大家充满希望的。最后，有一段诊断性的文章提出解决方案，怎么样应对这样一种相互依存带来的冲突，我会提到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美中关系中一些关键的概念，两个经济体当中消费所占的比重，美国的消费更多，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消费占的比例是非常之高。中国的消费比较少，可以说在现代经济体当中，中国是消费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美国是一个终极消费者，中国是终极生产者，消费者依赖于生产者，生产者也依赖于消费者，所以这里的主题叫做经济互依性，美国消费者急需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这样他们才能够收支相抵，中国的收入变化比较少，消费在增加，现在美国没有额外的盈余，怎么支撑消费？中国来买我们的国债，所以最终生产者的出口推动了它的增长，需要强有力的全球需求来推动中国的出口，最大出口的市场就是美国。

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的故事就是，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带来了一些不平衡，一些摩擦，使得两个国家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变革。在我的故事当中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两国之间关系的故事都是从1978年开始的。

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异常的小心，非常需要发展经济，这样才能生存下去。1978年12月份，邓小平先生宣布改革开放，给出的答案就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很大一部分出口到美国，帮助美国消费者挨过那段滞涨引起的紧巴日子。1978年美国消费不振，急需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就到中国来寻找解决美国两难困境的方法。所以1978年标志着美中关系新故事的开始。

斯蒂芬·罗奇演讲：中美经济关系再平衡

中国发展：三条腿都要稳

2007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说，我们经济发展的背后，中美经济关系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在北京。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关键数据，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非常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是任何现代大型经济体没有经历过的。

温家宝总理的评论引发了一场辩论，那就是到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过了30年的快速增长以后，接下来什么样的模式才是适合中国的？这场辩论延续了四年，最后推动了“十二五”计划，中国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

“十二五”计划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把终极生产者转型成一个更加平衡、更加靠内需来推动的经济体。大家可以看到，转型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提高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2012年这个比例低于43%，大概是美国的一半。所以在“十二五”规划当中强调三大基石：要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尤其是突出发展服务业；通过城镇化推动居民工资的增长；打消大家的顾虑，要打造社保体系，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这就是经过四年争论之后得出的新结论。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实施了三年，城镇化和服务业方面进展不错，但是社保做得不太好。就像我坐了一个三角凳，如果一条腿被抽掉，就可能要摔倒，这就是风险。

首先来看前面两个，一个是服务业。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其实是比较小的，“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从45%上升到47%，好消息是，计划正在见效，第三产业不断在上升，现在成为中国经济体当中非常大的产业，虽然幅度不是很大。

过去，制造业和建筑业每年的增长速度都比服务业快3%，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应该说是世界的制造中心，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以服务业为导向，但这个故事只不过才刚讲了一个开头而已。

从服务业能够看到中国增长的潜力，也能够解释增长速度的放缓。我想给大家强调的是就业人数，经过数据分析，我们会发现，第三产业的单位产出就业人数，比第二产业高出3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而且我非常高兴的说，昨天当我和北京发改委的高级官员沟通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理解这一点。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作为决策者中国政府的目标是要吸纳劳动力，也就是说看就业岗位的增长水平，那么每年经济增长7%也没有关系。与制造业和建筑业为导向的经济不一样，这种形式的经济需要10%的增长率才能保持较高水平的就业岗位增长。现在服务业发展起来了，7%的增长率就可以吸收很多的劳动力，这意味着经济增长7%，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顺便说一下当经济放缓至7%，可以解决很多失衡问题，环境的恶化、资源消耗、不平等现象等，还能改变粗放式的增长，可见，服务业的增长可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途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放缓了，但是却能更持续更广泛的经济增长。

第二就是城镇化，数字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去年是54%，2020年城市人口再增加1亿能占到总人口的65%。城镇化对于我们所说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城市工作人员的消耗率是农村人口的3倍。但我们不能说仅仅是农村人到城市里面去，而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不行的，否则就会有大量的城市失业人口，会有贫困现象出现。

 

 

李克强总理一直在强调服务业和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他认识到，服务业的发展其实是城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哪个经济体都是如此，他们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我前面已经给大家分析了服务业其实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非常需要服务业，服务业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密切，城镇化还能够推动高投资。

有很多人非常担心中国，他们觉得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实在是太高了，难以持续，其实我不是这样看的。因为当我看中国投资的时候，我对于新的产能投资倒不是非常的担心，我担心的是存量，人均资本存量，它能够推动生产率的提升。尽管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但是人均资本的存量，我这里指针对城市的劳工，其实在世界排名是非常靠后的，中国还需要持续不断加大投资，只有这样才能支持生产率不断提升。因而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还需要有很多年。

成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前面说到了，“十二五”计划当中的一个缺陷，应该说是社会保障，尤其是对于医疗的投资，还有对于退休的投资。中国社会正在快速的老龄化，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大家看到抚养比率在不断攀升。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社保基金，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来支持不断老龄化的人口，大家来看全国社保基金，以及当地政府社会保障基金和私人养老基金，人均只有区区569美元，只有这么点钱去支持他们一辈子退休生活。当然人民币在中国可能比在国外经花一点，但是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说了“十二五”计划的战略是对的，问题是在于实施，两条腿已经有了，但是第三条腿还是欠缺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要讲的第四个时间点，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前面讲了两个时间点，一个是1978年，一个是1997年，这第三个是2007年，请大家记住这四个时间点。

中国改革：从世界终极生产商变成平衡经济体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多项建议，怎么样去解决三条腿当中缺失的一条腿？放松独生子女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存款利率自由化等等，都是推动消费者收入和解决最重要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办法，到2020年的时候，国企上缴利润的30%用来支持社会保障的基金，能够减少因为人们的担心而引起的预防性储蓄。

“十二五”计划，加上三中全会，这两个组合让我对于中国的中长期有非常建设性的看法，我觉得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就是要进行转型，从世界终极的生产商变成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这是我的一个核心结论。

另外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计划的实施，过去十五年我在在中国呆了很多时间，我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演讲，听到领导做的各种各样的承诺，承诺他们将会做什么。“将”这个词，其实是非常令人担心的。我们要把将会做什么用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来取代，那这就会把重心关注到实施和落实上面。要去解决中国政策落实的问题，几乎是治理能力方面的一场革命。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是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形式的改革，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西方没有一个人在评估中国挑战的时候，关注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这个新领导小组是由习近平主席来领导的，他不仅仅关注经济、金融，而且也关注政治、环境、文化、生态、政党结构、社会结构，在中国要落实政策就要靠这个组织。我觉得，一些政府部委手中的权力会逐步被削弱，当然我这个观点是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们就觉得老的治理体系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当2012年11月份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主席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头号风险就是特殊利益团体的阻力。

中国要能够成功转型，要能够继续繁荣发展，就必须要破除这些特殊利益群体，要惩处腐败集团，这是整个转型过程当中非常必需也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当然这可能是过渡阶段中最困难最痛苦的一部分，但这是中国早就应该实施的平衡措施。

其实人们对于中国还是有很多疑虑，西方观察家经常担心中国，他们会讲中国债务水平的上升、影子银行，会讲房地产的泡沫等等，很多人深深地相信，中国处于一个重大危机的边缘，我就是为了说服他们，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一些什么。

中国要多消费，美国要多储蓄

我还有最后的一些关键要点要讲，前面我讲到两个相互依赖的经济体，我的结论是，中国是非常依赖美国的，但现在正在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中国正在重新实现平衡，中国感觉到必须要靠自己，更少地依赖别人，从而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大国地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有一点牵强，这就是习近平主席说的中国梦，更多是依赖于自我，自力更生。

那么美国在做什么？在关系理论当中，如果两个个体彼此是相互依赖的，然后他们发现有问题了，其中一方说，我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要更多的独立，更多的自力更生。另外一个人说我不变，那么就会出问题。另外一方会觉得自己的情感受到了伤害，这样就会成为一股非常不稳定的力量，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现在的风险，因为美国并没有变化。

美国现在老观点还在作祟——过度的消费，实际上就是过度消费给我们造成金融危机。我再回到1978年，美国那个时候陷入滞胀。第二个日期是2007年，美国进入金融危机，这是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一个危机，美国现在仍然处在危机造成的衰退当中，美国要修复这种扭曲的不可持续不稳定的资产负债表。

好消息是美国经济的修复取得了进展，收入债务的比重现在下降了，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现在这个比例还是太高，比20世纪最后30年长期平均值还高40%，个人储蓄几乎是零。美国人认为，房地产是他们长期的储蓄，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他们就没有储蓄了。美国现在再重新恢复储蓄，但进展非常慢。结果就是美国进入这样一个时期：70%的经济推动力来自消费，但消费6年没有任何起色。美国通胀调整以后，25个季度平均消费增长率只有1.2%，那是金融危机之前12年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消费者都知道，要消费必须要有收入，他们正在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的政策制定者，通过量化宽松想要重新推动消费者的消费，通过老百姓财富增加来刺激消费，那我们不希望重新再平衡。中国希望再平衡，美国人不希望。

 

 

现在我们来看中国往哪里走，还有美国的故事如何继续。就像我一开始就提到了，中国要少储蓄多消费，美国要多储蓄少消费，美国人根本就不储蓄。我们为什么要储蓄呢？那中国人把储蓄都交给我们了，我们要求中国人努力辛勤的工作来支持我们，中国就答应了，那我要感谢在座所有的人，把你们的储蓄都交给了美国。

如果我刚才的分析是正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储蓄下降，更多是消费，内需对于美国人的支持就会下降，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一定要储蓄。大美国总体的储蓄率，包括个人、企业、政府部门，经过通胀调整以后，2008年的储蓄是负的，现在也是20世纪最后30年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只有通过储蓄美国才能够打造竞争力，才能推动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投资，然后让我们的经济重新平衡，不再是过度消费，而是美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这是美国所需要的，但是现在美国没有这样做。

演讲之前，斯蒂芬·罗奇接受观察者网在内的几家媒体采访

中国已经改变，美国还无动于衷

最后要把我的结论告诉大家，一个好的，一个坏的，这是非常糟糕的情景，这就是不对称的再平衡，中国的再平衡是有可能实现的，储蓄过剩转变为银行吸收存款，这样经常账户盈余会下降，外汇储备等等增加也会放缓，中国不太愿意买美国的国债了，美国必须找其他的资金提供方来补这个缺口。但是其他的一些国家跟中国不一样，他们如果把资本提供给美国，他们会要求条件，比如说利息更高，美元走软，这样会带来美国的通胀。所以这样的一种情景对于中国是好消息，对美国是坏消息，这个不平衡对于整个世界都是坏消息。

另外一个好的情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就是对称平衡，中国不断推动服务导向型的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发展，增长速度更慢一些，但是不再靠大宗货品来推动GDP的增长，而是绿色经济，成为世界和谐增长的一个领导者，非常强调消灭贫困和提高居民收入，然后也给美国带来非常大的机会。在我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就提到服务业所带领的多种转型。在中国接下来到2025年，中国的服务业要增长12万亿美元，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贸易，美国是最大的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美国是有非常大的机会来撬动中国巨大的财富，实现4-6万亿的服务业的增长。

那么出现两种情形的概率有多大呢？我认为更大的几率会出现不对称的再平衡，所以我们要非常努力地避免出现坏的结局。

上个礼拜，中美之间进行战略经济对话，有大量的媒体报道。但是我认为，中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手段来改变这样的结局，这太糟糕了。

最后再回到我的关系理论，这样一种心理分析，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心理分析，我要请大家思考的是，这样一种旧的相互拖累的关系，一方指望另外一方满足自己的需求，越来越依赖于对方，越来越依赖于伙伴来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这样的关系持续下去，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空虚的空壳，这样会带来双方的摩擦和冲突，拒绝承认这个问题是自己造成的，一旦有问题就指责对方，这个关系是不可持续的。最后这种关系往往会以破裂而告终，在整个关系的过程当中，就是相互的指责。

相互拖累会带来危险的信号，如果不转型就会出现最糟糕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担心的贸易冲突，贸易冲突、贸易摩擦就会演变成贸易战争。这是一个恶梦。

但我期待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结果，就像我在书的结尾所说，我们要应对这些风险。对于两个国家以及国民来说，最重要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再平衡。中国看到了再平衡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还没有看到。

这里提供另外一个模型，会更加有建设性，就像个人层面，包括经济层面，包括美国跟中国的两国关系，从相互拖累转变为相互依赖，对于两个国家都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新型关系更加健康，他们互为伙伴，负责任地满足自己的需求：首先自给自足，有非常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然后再来搞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双方的互动更加有建设性，与你最重要的伙伴进行非常健康的合作，双方的成长路径会更加提高对方，关系更加稳定。大家会充分挖掘这样一种健康关系所带来的机会。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贸易、货币、网络窃密、东海、南海等问题上，互相指责，这是传统的相互拖累的依存关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必须要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