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观察者网 郭涵】

近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彭博社撰文表示，美国声称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外资强迫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作弊”，以此为理由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然而，得出这些结论的方法与数据均十分可疑，美方的说法经不起严肃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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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奇文章：《中国真的“作弊”了吗？》

同样的话重复一万遍就成为真理，在中美两国间的“经济冷战”逐渐发端之际，这话用来形容美方对中国的指控可谓恰如其分。美国两党政客均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政府“强迫”在华美国公司转让关键技术，“大肆偷窃与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并对本国的高科技产业提供“庞大且不公平”的政府补贴——这些指控加深了美国人的恐惧，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繁荣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

同很多长期观察中国的人士一道，最近几个月我也频繁接受采访。典型的流程是，采访者上来就基于错误前提抛出一堆问题，比如：“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每年‘偷窃’的美国知识产权价值数千亿美元。难道现在不应该站起来，反击这个对美国来说最大的经济威胁吗？”

但是，“所有人”到底知道什么呢？这个说法源自一份“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IP Commission Report）”，该委员会主席包括两名知名公务员，前国家情报局局长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与前任犹他州州长、现驻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

“知识产权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报告

该委员会2017年估计，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偷窃”问题导致2250亿至600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损失，范围波动很大。其中，80%到90%的部分由“被偷走”的商业机密组成，剩下的则是伪造与盗版的软硬件。

不过，对于这些“被偷走”的商业机密存在一个问题，即没有具体数据能支撑其估值。“知识产权委员会”的计算基于普华永道（PwC）与“责任企业与贸易中心”（CERATe.org）一项2014年的研究。而这份研究本身则依赖可信度存疑的“代理模型”（proxy modeling）方法——一言以蔽之，对于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其统计学意义上的猜估是基于相关犯罪活动的现成数据，比如毒品走私、腐败、职业欺诈与非法资金流动。

这些情况在各国都不少见，但“知识产权委员会”声称，因知识产权问题造成的损失约为美国1%到3%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从上述对非法活动的猜估到这个结论，“步子迈得也太远了”。

美国国务院网站介绍，美国每年因知识产权相关犯罪损失约2270亿美元

而对于因中国造成损失的部分，该委员会的估计就更有待商榷了。他们的数据来源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CBP），后者2015年收缴了价值13.5亿美元的伪造与盗版商品。接下来，他们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另一个模型，将其转换成对美国总共造成的损失。

然后他们得出结论，称其中87%的部分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地区的被收缴品分别占52%与35%。此外，在缺少有关盗版软件直接数据的情况下，他们在报告中又使用了来自“商业软件联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的一个“模型”，声称有61%的盗版软件来自亚太地区。

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整个“失窃”的商业机密中，有多少份额是因中国导致，报告也没有提供量化的结果，毕竟以他们的说法，中国才是美国知识产权损失的“罪魁祸首”。

整件事说到底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所谓“中国偷窃知识产权”的指控，其实建立在高度可疑的模型与单薄的证据基础上。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在去年3月所谓的“301调查报告”中也通过这类可疑的方法，试图为美国对华发起关税进行辩护。其指控的核心在于，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需要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并“被迫”向后者转让技术。

建立合资企业是两方自愿签署的协议，在这一架构里，美中商业伙伴相互分享才华、战略、操作系统、流程设计以及生产技术，都是为了共同拓展生意，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何况，就连美国贸易代表处也承认，他们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美国公司确实“受到胁迫”而转让技术，这正是美方指控的核心。在182页的301报告书中，USTR在第19页承认，“（技术）转让的政策与实践已经变得更加含蓄，通常是基于口头指示与‘后门’商议”。

“301报告书”第19页末尾称，2001年以后，中国的转让政策与实践“更加含蓄”

在这里，USTR采取了类似知识产权委员会的十分可疑的方法——代理调研（proxy survey），来源于非政府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开展的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9%的受访者称在华有过被“强制技术转让”的经历。

有意思的是，在该委员会2018年的最新调查中，99%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年来，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情况并没有恶化。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即日起履行法定职责 图源：《解放日报》

这些偏见甚至蔓延至USTR关于网络攻击的“证据”上。尽管最近有报告称，美国遭受了来自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可USTR在声明中记载的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攻击都发生在2015年9月，也即时任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网络协议之前。

最后，中国有如“中国制造2025”等政府支持、“独特且不公平”的行业发展政策，其目的号称是在人工智能等高新领域抢占制高点。尽管如此，却很少人提到日本、德国长期以来对有关行业提供支持的政策。就连美国国防部，也通过相关的研发项目在这类领域提供国家支持。

而对于贸易战中的“政治避雷针”——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没有人去做认真严肃的经济学分析。毕竟对于储蓄不足的美国经济来说，这仅是其与102个国家逆差的一部分。

中国远非完美，对于其被证实的经济违规行为，也要追究责任。但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指控建立在道听途说与可疑的证据之上，经不起严肃推敲。随着如今“贸易战”有向“冷战”转变的倾向，这届美国政府若足够明智，就不该打着所谓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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