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美国能赢第一次,就能赢第二次?我只回应一个字

来源:微信号“中美聚焦”

2019-09-30 08:39

斯蒂芬·罗奇

斯蒂芬·罗奇作者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2019年7月9月,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先生在香港举行的“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论坛上发表了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

(文/斯蒂芬·罗奇)

在今天的美国,而且越来越严重,有关中国的辩论确实被大量错误的叙事污染了。宏观层面有虚假叙事,结构层面也有虚假叙事。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受政治诿过游戏的驱使。

就是说他们想,他们倾向于让别人来为我们不愿解决,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负责任。

30年前,我们专注于用诿过游戏把能源问题推给日本,对此,当时福田首相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现在我们又对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女士们,先生们,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别人对我们本来能更有效应对的问题负责?在这样的讨论会上,有很多话是重复的,我也打算重复一些你们听过的东西,特别是从曾培炎那里听过的东西,但也许是换个角度来看。

我先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要点开始,这是我们本科生在上经济学入门课程的第二个星期就要教给他们的。就像曾培炎说的,投资必须永远等于储蓄,你不储蓄,又想有经济增长,那就只好从国外引入剩余储蓄,同时保持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来吸引外国资本。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经济理论。

伴随经常账户赤字,我们与许多许多国家有了贸易逆差。这是一个多边的贸易问题。

我们在耶鲁教这些,在美国每所主要大学都教这些。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一些负责经济政策的高级内阁官员,耶鲁大学没能教会他们这些知识。所以我认为,这是目前聘我的大学的一个明显不足。

这张幻灯片的重点是,这是整个国家的储蓄率,这条蓝线是用净额表示的净储蓄,去年还不到3%。这是我们的企业、家庭和政府部门留下来的,为我们的资本存量增长所提供的资金。基本上等于没有。因此,为了要吸引外国资本,从1982年以来,除了1991年,我们每年都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右边的虚线表示,在总统和国会2017年底采取的减税措施下,情况变得更糟。如果你觉得现在很糟,那好戏还在后头。

与我们有贸易逆差国家,去年共有102个,中国是其中最大的,占了商品贸易逆差的48%。最小的谁想猜猜是哪一家?反正是逆差。

是梵蒂冈。没错,我们对梵蒂冈也有精神上的贸易逆差,但那是另一回事。

这张幻灯片的重点是,如果我们不解决储蓄问题(而且根据预算赤字预测,也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虚线部分,我们并没有解决),而且关闭与中国的贸易,中国的逆差只会通过贸易转移扩散给名单上的其他国家,只会转移给成本更高的生产者,这等于向美国公众收税。

因此,宏观经济显然是重要的部分,造成总统和国会日复一日的错误叙事。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2018年3月发表的报告,极尽详细,有182页,1139个脚注,这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新进攻性政策的结构性要素。

它的内容是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采取掠夺性海外并购政策,吞噬无辜的美国科技公司。它认为只有中国在实行国家支持的产业政策,它还谈到网络黑客,以及中国通过非法网络手段,在工业间谍活动中扮演的醒目角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大部分内容来自知识产权委员会收集的证据。领导这个委员会的是两个知名美国人:就是洪博培和退役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

他们列出了一堆估计,说美国每年在知识产权上的损失有2000亿到5500亿美元,其中主要是因为中国。不管怎么说,我会看这份报告里的证据,我会看莱特希泽先生收集在这份详细报告里的证据:这些证据是不会被美国的法院承认的。它们根本是无力的。

就举个例子来说,强制技术转让,它是这场结构性辩论中引起争议的问题,指参与合资企业的美国公司被迫把它们的专有技术交给中国。

在301条款报告的第19页,这位美国贸易代表承认,他完全没有确凿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相反,他靠的是从美国中国商会那儿得来的所谓证据,这些证据说明,一些公司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感到了技术方面的不安。但不堪一击的是,这些都成为口口声声说“我是关税人,我喜欢关税”的总统的根本性证据。

这位关税人的观点充其量也是过时的,它完全无视关税在上世纪30年代所起的破坏性作用。因为关税的催化作用,一场棘手的经济衰退变成了“大萧条”。第一,在上世纪30年代,就像我说的,关税战对“大萧条”起了催化作用,当时贸易占美国GNP的11%,而今天占的比例是28%。与当年相比,我们的经济更容易受贸易冲击的影响。第二,你们看到的是1930年5月5日的《纽约时报》截图,美国1000多位知名经济学家给当时的总统赫伯特·胡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否决摆在桌子上的关税法案。胡佛总统和今天说“我比专家懂的多,我是状态稳定的天才”的总统一样,签署了法案。后来的事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一直批评自己的国家,我不是要让中国逃避责任。中国有很多大家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像处理生产力和供应侧的效率,国有企业改革,增长模式的债务强度,创新挑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而且风险在于,在关税和贸易限制上与美国针锋相对,你就会忘记你们那些有吸引力的国内议程。

我的建议是不要分心。美国的贸易威胁是严重问题,但对中国的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来说,上述问题要严重得多。处在自己的这个经济阶段,美国非常担心,它作为世界领先创新者的角色面临巨大的挑战。大家知道,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储蓄不足的经济没有国内的资金来满足国内投资,而国内投资对推动研发和创新至关重要。我前面给你们看过,在这方面,我们的储蓄不足非常让人担心。

而且,如果你看看这样的图表,它衡量的是所谓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正在趋同。美国把中国的创新挑战当成已经存在的威胁。总统的首席贸易顾问、前教授彼得·纳瓦罗就毫不含糊地说,中国正在威胁美国未来的新兴产业,而如果没有这些产业,我们就没有经济前途。这是非常深的、令人担忧的恐惧,事实上这是对的。争论的双方都存在着恐惧。中国显然担心美国正企图遏制它的发展和增长。美国希望中国改变制度,向西方的自由经济与政治制度看齐。

正像我说的,美国存在的恐惧主要是针对创新、科技和未来的繁荣。我对我们的走势不太乐观。我不想坐在这里,试着粉饰大阪(G20峰会)发生的事情。大家知道,他们握手是好事,但正像之前所说的,这个握手很苦涩,我不是很放心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正回到大阪峰会之前的框架。我不认为那是好的框架。有些人觉得,如果我们长久对抗下去,就会让人联想到另外类型的冷战。第一次冷战,主要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而这一次主要是经济对抗。我希望不要这样。美国的主流观点是,我们擅长打冷战,我们第一次能打赢,第二次当然也会赢。

对此我只回应一个字:错。如果你看看美国今天的经济实力,再对比一下1947年到1991年那段时间,也就是所谓的冷战1.0版,你会发现,在所有三个指标上,GDP增速、储蓄,生产力,美国今天的效率都远不如从前。

如果我够聪明,我会怎么做?我认为这才是讨论会应有的主题,不要走回头路,你觉得大阪峰会让人感觉到了暖意,还是那句话,这种旧框架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新的想法,我认为这正是我们这群人可以做的。

允许我用我的以下想法,作为结束语。

第一,我们需要改善两国彼此的市场准入。最好的方式是我们交流了十年,如今却已经中止的框架——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有145个双边投资协定,美国有42个,全世界总共有大约3000个。一份双边投资协定,如果做得好的话——两年半前我们离这样的协定仅一步之遥——它能够消除外资占比的上限,不必须合资,这也消除了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如果有的话,虽然我不相信存在这个问题。我会承认这一点,但现在先不作考虑。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个框架几乎建成,但我们却把它抛弃了。

第二,关于储蓄。中美两国都应致力于重大的宏观经济调整。美国需要有更多的储蓄,正如我之前给你们看的,也是曾培炎着力强调的。通过增加储蓄,我们可以减少对贸易逆差的天然偏见。这是我们从多边途径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唯一办法。中国则应该减少储蓄,我们知道中国的储蓄率在下降,但还应该下降更多,从而为社会保障网提供资金,鼓励国内的私人消费。

第三,关于网络安全。每个国家都有黑客行为,中国有,美国也有。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多边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不能展示共同的领导力,去建立一个有争端解决和执行机制的全球多边网络协议呢?就像我们在其他多边组织见到的那样。

最后,是大家的对话。我们曾经有过两年一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变成了一年一次,而现任政府只进行过一次对话。现在我们有晚宴或咖啡,有海湖庄园晚宴,北京晚宴,布宜诺斯艾利斯晚宴。在大阪也许是茶会,我不确定,我当时不在那儿。但我们需要一个更永久性的组织,来汇拢双方的专家,全职处理对双方都有重大意义、都很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设置一位常务秘书,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接触框架。

(本文原载于微信号“中美聚焦”)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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