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枪击悲剧高发得都令人麻木的国家。继圣诞节前震惊世界的校园枪击案之后，昨日美国奥罗拉市再发一起枪击案，一名持枪男子杀害3人后被警方击毙，而该市去年曾发生蝙蝠侠首映式枪击案。枪击案如此高频实在让世人骇然，有良知的人无法想像未来美国还会发生比这更惨烈的悲剧。于是，悲剧原因，这个已经炒了又炒、早就成为冷的不能再冷的冷饭，还是被美国和世界端了出来。

美国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发生枪击事件，4人死亡。（现场图）

持枪自由或者枪枝泛滥是美国枪击案的元凶，禁枪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这是一个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也是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恪行之法，在美国却成了无解的“国难”----国家难题。以致于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而再被揭起的伤疤，一而再的令举国上下“心碎”，一而再的令这个国家受辱，一而再的重创其形象和软实力。

制度至上者，往往把美国这个最强大国家的无能为力归之于民主制度。不错，美国三亿人，有两亿枝枪，要想剥夺他们的权利，对于任何政党人物来讲都意味着政治自杀。当年戈尔角逐总统不敌布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倡议收紧枪械管制。但放眼世界，美国毕竟只是特例，许多制度和美国相同的国家，都严格地执行着禁枪令。比如在法国，公开抢劫、偷窃，警察未必放在心上，受害人去报案，警察甚至都懒得登记。但如果得知谁非法拥有枪击，则往往高效得惊人。

2011年巴黎曾发生一起引发华人大游行的抢劫案。一群匪徒在一家举行婚宴的宾馆门口逢人便抢，就是一名在当地执勤、前来参加婚礼的警察也未能幸免。后来一名华侨实在忍无可忍，用自己私藏的枪枝回击。不料，报警不见踪影的警察闻讯立马赶到，将这名华侨当场扣押。此事件虽然成为引发当地华人社会长期不满的导火索，但也从中一窥法国政府对禁枪的重视程度。

应该说，美国的制度阻碍了问题的解决，但并非问题的根源。根源则还在于美国并不长久的文化。

早在独立战争时，美国人认为公民持枪是对抗暴政、捍卫公民权的最后依仗。用鲜血换来自由的建国先驱们，深刻认识到“人民有推翻暴政的自由”之重要性。所以在随后的宪法修正案中，专门规定“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后来美国进入崛起的工业化时代，也同样出现了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混乱”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资本的年代：1848--1875》中把当时的美国定性为世界上最无法无天的地方，腐败猖獗，私人雇佣的“警察”可以任意处死罪犯，整个美国没有欧洲意义上的政府，结果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美国家庭不得不持有枪击的传统就定型于这个时代。

当然，今天的美国与二百多年前、一百多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三权分立制衡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军队完全国家化，不可能有任何一届政府对国民施行暴政，不可能有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入侵美国，美国政府早已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的责任。从道理上讲，《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条款早就到了检讨、修正甚至废除的时候了。

然而事实却是，虽然发生了校园枪击案这样空前的悲剧，“美国步枪协会”执行副总裁韦恩·拉皮埃尔召开记者会，声言坚决反对任何枪械管制，继续支持更多的美国人拥有枪支，并且重复他的陈词滥调说：“是人杀人，不是枪杀人”。而他的解决之道竟然是主张国会拨款在每个学校设置警察保护校园安全。尽管拉皮埃尔的言论被许多美国人斥为鬼话，称他是最恶心、最麻木不仁、地球上最疯狂的人。但却仍然得到更多美国民众的支持。相反理性主张禁枪的人却连说话的权力都可能会剥夺、丧失。比如，美国CNN电视晚间访谈节目英国籍主持人摩根（显然他以为自己是外国人可以触碰一下美国的禁忌），在节目中呼吁禁止大杀伤力武器，便遭到很多美国人的攻击，四万八千人联名上书白宫网站，要求把摩根递解回英国。完全无视言论自由也是美国宪法保护的权利之一。

能够使得枪杆协会如此“偏执”、成为“最恶心、最麻木不仁、地球上最疯狂的人”，则还和拥枪自由掩盖下的巨大经济利益有关。美国2012年销售民间的枪械产值达三百一十八点四亿美元，生产、销售、使用形成一条利益链。成为这条利益链上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宁愿让每年有上万美国人死于枪击，也要维护对于美国已毫无意义的《宪法》第二修正案拥枪条款。

除了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文化以及在此文化下形成的利益链条，禁枪之不可能还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有关。西方的价值观无论是民主、自由还是人权，其共性都是强调的权利，而不是责任。在个人主义强调权利的传统之下，整体上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放弃持枪的权利。在民众（选票）决定政治的社会制度下，假如民众走向偏执，其后果就是今天的美国枪击悲剧。假如民众失去理性、甚至走向疯狂，其后果不妨借鉴一下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

客观公正而言，面对此起彼伏的枪击案和每年数万枪下冤魂，美国的政治人物也曾努力尝试减轻枪枝的危害，甚至许多州自行立法禁枪。但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最新的“退两步”就发生在恶性枪击案频发的2012年：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定芝加哥禁枪令违宪，并且扩大了保障公民持枪自由的宪法条款的适用范围，这意味着美国公民在各州都有权持枪。仿佛是对最高法院的讽刺和抗议，仅仅三周以后，一位博士就制造了震撼全美的丹佛电影院枪击案。这起案件甚至直接冲击了美国的政治：美国总统大选活动暂停。尽管如此，也没有人敢在选举期间拿禁枪说事。就是此次校园悲剧发生后，白宫发言人却依然声称此时并不是谈论禁枪的时机。

如果了解了美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特性，我们很容易理解美国何以无法解决在任何一个国家看来并不困难的挑战。如果放眼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做为一名中国人，观照的对象自然是中国。

不过首先要意识到的一点是，美国的历史不过两百多年，整体上并没有多少历史和文化重负，但仍然面对枪械问题束手无策。而中国文明已经传承了五千多年，其难解的程度远超美国。

中国以家庭为社会结构单元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今天，其文化民族特性可谓有如下几点：政治上的一个中心、国家意识的“大一统”、责任至上、人情社会、官本位、无宗教的人生。

政治上的一个中心、国家意识的“大一统”、责任至上，使得中国很难产生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这种文明对灌溉的依赖导致治水文化的产生：即为对抗水患，需要强大的政府进行大规模的人力动员。这就必然导致一个政治中心、强势政府、弱社会的格局和传统。而在长期对抗水患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勤劳的国民性。“一个政治中心”的传统，还可以解释何以今天两岸都难以做到“党政分开”。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进行改革，曾提出“党政分开”，与此同时，台湾走向民主化，也倡导“党政分开”。几十年过去了，大陆固然无法“党政分开”，台湾也同样如此。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野时，无不批评另一党“以党领政”(即选举产生的台湾领导人一定要兼任党主席)，而一旦自己执政，则必然要“以党领政”。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民主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民主化往往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裂。就是已经建立成熟民主制度的国家，也往往无法解决国家的认同问题。苏格兰和英格兰统一了数百年，但仍然要在2014年进行独立公投就是一例。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都经历了分分合合，虽然宪法规定国家元首的责任是捍卫主权统一，但国家分裂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但这对中国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派学者王力雄也承认，中国实行民主化，必然引发国家分裂，其后果自然是血流成河。出于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国民也会放弃民主诉求，希望强人出现重新统一国家。只是令人费解的是，绝大多数自由派学者似乎都没有认识到这样严重的后果。

习近平率常委在国博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就是国家复兴”。而在美国，美国梦就是个人成功和致富。假如两国领导人互换一下观点，则绝不会被本国民众所接受。这就是一个强调责任和一个强调个人权利文化的不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在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永远是第二位的东西，当这个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冲突的时候，国民会自然选择放弃。如果以西方为镜，民主、自由和人权都不是天赋而生而来的，都是民众前赴后继流血奋争而来，最后也才形成今天的西方制度模式。但在中国，民众对个人权利的诉求再强大，一旦遇到家庭利益、国家利益（传统上，国家利益不过是家庭的放大而已），往往会选择牺牲个人利益。

中国人的责任意识，表现在方方面面。2013年的春节快到了。每年春节，最引起西方人关注的不是璀璨全国的鞭炮，而是春运和它背后的家庭团聚现象。和此现象类似的则是外出打工群体在拿到薪水之后，必将多余的钱汇至家乡父母。这种责任感，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显然，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之上，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制度模式是无论如何难以在中国生根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最主要的启蒙者胡适和鲁迅，都主张个人自由，思想解放、反封建、反传统。但却没有一人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只是他们都只能说而不能为，他们所希望启蒙的民众又怎么可能去为呢？

我们如果看一下世界各国，就会发现儒家文化圈里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大量涌现充满责任感的杰出政治人物。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蒋经国、韩国的朴正熙、大陆的邓小平。而这种现象在非洲和拉美并不存在。这就是儒家文化强调责任、推崇“贤人政治”、内圣外王的传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正是由于儒家文化对政治的决定性影响（以民为本、贤人政治、中庸）、家国一体理念以及最先建立的科举制，从历史长河的对比中，中国即使可以纳入专制的话语体系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世界各国专制之害最轻的国家。也正是由于此，中国没有发生过法国大革命一样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如此极端和惨烈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场革命辛亥革命，也最终是以和平的方式收场。

正是由于专制危害最轻，要求变革制度的愿望也是最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长期停滞、在没有外力介入的前提下难以自我演变的重要原因。或者说西方由于完全失去自由，所以才会去追求自由，而中国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比如可以凭借苦读和先天禀赋进入社会上层），所以才不必去追求自由。

东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差异，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今天的西方，百姓普遍不相信政党和政治人物，但却相信这个制度。2013年伊始，媒体《今日美国》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7%的民众认为现行政治正在导致严重的危害。而同一天，费加罗报所做的调查也显示，91.1%不相信奥朗德首度新年贺词中提出的降低失业率的承诺。可以说，无论是能力上还是诚信上，均已破产。但却没有民众质疑这个制度。反观今天的中国，虽然百姓普遍对官员和制度不满，但却对最高领导充满信任。

人情社会和官本位对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是利弊参半。人情社会，必然导致弹性、中庸、缺乏规则意识、腐败严重。但另一方面，则是浓浓的亲情、商品交易成本下降、归避制度弊端。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西方人是钢铁与石头的关系，中国人则是水和泥的关系，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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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经商开赋被称为另一个犹太民族，这和我们的人情社会特性密不可分。虽然经济学认为，当交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情效应就会递减或者消失。但实际上，不管规模多大，经营者所能打交道的人依然是有限的，依然是可控的，依然可以通过人情社会的原则来降低交易成本。即使今天的中国，人口流动极其广泛，但（世界和国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同乡会、同学会都依然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也是只有中华文明圈才有的独特现象。

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西方有一个困惑，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派。从他们的标准看来，一个有着如此之多问题制度的国家，怎么可以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其实西方不明白的是，中华民族对制度的依赖性很低，他们总能以自己的本能或者智慧寻找到突破口。哪怕文革如此割资本主义尾巴，照样有小岗村。也就是说中国对不完善制度的忍耐性、生存智慧要高于其他民族。

但另一方面，当中国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来解决出现的问题时，则往往会遇到想像不到的挑战。比如2012年，云南当地百姓为谋取补偿款，大规模建房（质量低劣）。于是当地政府出台政策，每位农民拥有的居住面积不得超过240平米。240平米，在任何国家都是豪宅了。政府的标准应该是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但百姓的对应之道是大规模的离婚，甚至九十多岁的夫妻也不例外。

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腐败严重的国家，虽然这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现象，但中国的腐败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人情因素使得腐败不仅得到放大而且更难以治理。从民间上来讲，权钱交易被认为是人情往来，而不被定义为腐败。虽然抽象上讲，人人反对腐败，但具体到个人，却又无不进行着人情社会式的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文明中，如果在贫穷状态下实习民主，会出现严重的贿选，而进入发达阶段则贿选消失，但在台湾却是例外：即使在今天人均GDP都超过两万美元的今天，贿选依然严重。更为奇特的是，虽然议员是选民选出来的，但当选区内的选民由于个人因素要向他们寻求帮助时，也同样需要“表示”。因为在中华文化看来，麻烦别人就要示以人情而已。

从政治上讲，个人效忠式的裙带仍然会存在。宋希濂将军曾经说过：“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也算是一语道破中国文化的本质。蒋介石一生有“三不知”：一不知官职有多少，二不知手令写了有多少；三不知结拜兄弟有多少。这其中，他最著名的结拜兄弟就是张学良。与结拜类似的，则是认干亲。蒋介石为拉拢一人而将其女认为干女儿，又为拉拢另一人而将这干女儿妻之，从而结成一个亲戚体系。

官本位，必然导致大量优秀人才的涌入，提高政府的管治能力。但另一方面，却也产生了轻商传统。这也是中国没有发生资本主义革命的重要原因。

最后要谈的是宗教。梁漱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提出中国文化的两大特点: “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比，没有宗教，对中国的益处可谓多多。如果我们对照各民族早期的经典，会发现只有中国最少愚昧，充满对人的尊重。我们还会发现，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惨烈的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也正是由于没有宗教的制约，中国才能对各种文明持包容态度。当年的唐朝之所以能够超越同时代的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就在于没有宗教原因引发的封闭和迫害。就是进行现当代，中国可以轻易地接受红十字会，但在阿拉伯社会，却由于“十字”代表基督教，而被拒绝，必须建立自己的红新月会。

宗教的危害还体现在它的保守性极难改变。当今世界各主要宗教，只有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实是一场革命），才实现了转型，成为推动（至少不再阻碍）现代化的力量。而伊斯兰教（政教合一、歧视妇女）、印度教（种姓制度）、藏传佛教（只求来世）则依然禁锢着民众的思想，难以走向现代化。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虽然可以有各种宗教的追随者，但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永远不会变为一个宗教性国家。这不妨看看台湾这个号称宗教自由的地方。另外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在回忆录中都曾怀疑中国教徒信仰的真实性。

文化的特性在于，一旦产生，则极难改变。美国的枪械问题如此，中国人情社会下的腐败也同样。所以，我们在正视它的前提下，只能想办法减轻它的危害，而不是试图根除。比如美国可以提高对购枪人资格的限制标准、限制威力巨大攻击性武器的销售、或者减少每一子弹匣的数量----2011年的议员枪击案，嫌犯就是在换子弹匣的时候被制服。而中国，则要尽可能的提高透明度、减少法律规则的弹性，从而最大限度的减轻人情社会的影响。

有一次，曾和几位民营企业家聚会，在谈到民主时，一位老板脱口而出：“中国人这么坏，怎么可能搞民主”。他所谓坏，显然不是指中国人杀人放火，而是指不遵守规则，厚黑，没有底线。不过，如果借用这位老板的简洁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民族下类似的结论：

非洲人这么笨、法国人这么多乱（办事混乱）、德国人这么呆（严谨至古板）、南欧人这么懒（享受文化）、印度人这么慢（经济学有一个术语：印度式增长，指极为缓慢的增长）、日本人这么封闭（岛国心态）、犹太人这么算计(这是世界各地反犹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一种文化对各个民族都是双刃剑，都无法改变。至于中国，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永远无法取代集体主义，中国永远无法成为一个宗教国家，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那样的法制社会。一种文化就只能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另一方面，也由于这可能是一种最不坏的选择，所以也就只能选择这种制度。假如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结合，产生的后果则可能是中国国民性最坏的部分与民主制度最糟糕的部分相结合。比如，各个阶层在人情社会下结成利益共同体，在民主化时代由于控制所有资源不仅可以合法的垄断权力，更由于选票的包装而具有合法性，过去依靠上一级政治力量可以进行干涉的手段，此时也随之失灵。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台湾，官二代、裙代远比蒋经国时代要严重的多。

中共十八大明确宣示“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之后，之前的各种政治争论顿时平静下来。然而，很快一群体制内的自由派人士再次发声，提出他们版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治路线图。且不说，今天的西方正处于危机中----正如号称“末日博士”的鲁比尼所总结的：“美国政治体系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失灵”，是否值得中国学习，仅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应该思考一下是否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壤生根，是否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这就是美国枪击案对世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