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最大的软实力。虽然2008年制造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但令谁也想不到的是，2011年被认为民主最不可能生存的阿拉伯世界竟然发生了“阿拉伯之春”。一个个长期终身执政的领导人穆巴拉克、本·阿里、卡扎菲、萨里赫或和平或暴力都被高举民主大旗的民众所推翻。

阿拉伯之春仿佛给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打了一针兴奋剂，一定程度缓解了经济危机对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冲击。然而，历史自有其规律，一个自身都运转不灵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另一片土壤完全不同的社会里生存——更不用说表现优异。果不其然，仅仅两年，温馨的阿拉伯之春演变成严酷的阿拉伯之冬：突尼斯在连串政治暗杀之后处于一触即发状态，利比亚则处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解体的前夜。最令世人震惊的则是中东核心国家、一度视为“阿拉伯之春”样版的埃及竟然以军事政变，对平民血腥镇压以致处于内战的边缘。更刺激这个世界的消息是，就在推动阿拉伯之春并赢得第一次自由、公平、公正选举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被一个个关进监狱之时，被民众推翻的独裁者穆巴拉克在法院取消对他的贪腐指控后即将出狱！（不知道当初为阿拉伯之春欢欣鼓舞、并竭力期盼这股“春风”来到中国的海内外自由派此时做何感想？假如他们的期盼真的成功，岂不成为中华民族最大的历史罪人？被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阿拉伯之冬以比阿拉伯之春更猛烈的冲击波反袭西方的价值观，不由得令依然在危机中徘徊的西方更加艰难。也更令三十五年来表现卓有成效的中国模式对西方客观形成的威胁益加突出——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处于危机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度过难关，而中国却在这一点上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冷战后一直在否定中国模式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西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也将掀起更大一波攻击中国模式的恶浪。

简而言之，危机中的西方在不得不承认中国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时，更从多个角度对中国制度发难。特别是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制度提出两个尖锐的质疑：中国模式无法解决权力的和平交接、中国模式无法避免政治强人和个人独裁的出现。

虽然2003年，中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但从西方政治学思维来讲，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备说服力。在它们看来，就是一个新生的民主国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标准也在于是否能够实现两次权力更替。更何况中国这种“第三条道路”。而十八大，中国再度实现了制度性和平权力传承，以无可辩驳的说服力验证了中国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时，前任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等高风亮节、宽阔胸怀，带头完全离开，实现了外界所称的“祼退”，完善、确立了中国的权力交接制度。让西方“中国无法避免出现政治强人”的质疑遁形。

西方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批评，还指向中国独特的制度架构：为什么在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和行政权（国务院）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决策机构中共的常委制。尽管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也同样是常委成员。

从今天的世界来看，中国的制度模式确实独特。不过，制度独特非中国所独有。比如瑞士，虽然也被西方称为民主国家，但它却没有反对党，所有的党派都是执政党。每个党每年轮流担任国家领导人，重大事项均通过全民公投。

被称为独特的还有来自伊斯兰社会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纳西方的多党普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兰教法学家担任的国家最高领袖及宪法监督委员会。最高领袖不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但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领导人及伊朗军队的最高统帅，并终生任职。这种将神权统治和民主选举相结合的“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是独一无二的政治体制。不过这也是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唯一解决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者张力的制度模式。另一个被西方捧为榜样的土耳其，自二战后一而再的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天，两派的冲突仍然在街头持续。

不过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出发，最为惊异的还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欧盟对中国制度模式的“模仿”。

欧盟的行政机构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各成员国各选派一名委员组成），立法机构是欧洲议会（下院，选举产生）和欧盟理事会（上院，由各国的部长组成）。立法机构也被称为欧盟主要的决策机构。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事实上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且这个决策机构还不列入欧盟的机构序列中。这就是由欧盟各成员国首脑或元首组成的欧洲委员会。和中国更为类似的是行政机构欧盟委员会的主席、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议长、欧盟理事会的主席也都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

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没有人会指责欧盟的这套制度设计。或许这就是话语权在谁手里的区别。

最后，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个重大缺陷：一是由于血缘的局限，执政集团无法总是产生优秀的最高领导人。二是由于终身制，一旦出现不合格的领导人则无法及时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虽然继承了这个传统，但由于最高领导集体的全国选拔和任期制，前两个问题已彻底解决。不过，有效监督方面，却一直被外界所质疑和批评。

应该说，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国历代关注的焦点。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发展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据甲骨卜辞记载，商代已有御史一职。战国时期，御史已有监察职能。秦汉时期，御史大夫的职掌为“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主要负责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各设刺史一人，以六条问事，监察地方官员。唐代中央设御史台，下属台院、殿院、察院，专司监理。宋代除了设置御史台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还设有谏院，谏官和御史可“风闻弹奏”。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监察，称为“巡按御史”，又新设六科给事中对中央六部对口监督。清代将六科给事中合并于都察院，与御史合称“科道”，专司监察。

到了当代，除了传统的“民本主义”、“天命观”、“绝对权力绝对责任”对执政党的约束和压力，也建立了现代的监督体系。如以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监督；以行政监察监督、行政复议监督和审计监督为核心的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以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监督为核心的司法监督、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及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监督为核心的社会监督；以日益开放、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监督。

中共也先后出台《党内监督体系》、《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实行党务公开的意见》，进一步完善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民主生活会、询问和质询等党内监督10项制度。中央和省级党委都建立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政府则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建立了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司法机关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

诚然，中国的监督体系仍然处于完善之中，与民众和社会的期待还有距离。然而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来临，则有效弥补了中国现行监督体系的不足。由于冷战后中国成为唯一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并通过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成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从而令中国成为全球特别是西方特别关注之地。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被过度聚焦和放大。这种过度的“关照”，自然对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起到了相当有效的监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国的话，西方实际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国无需付出西方多党制的代价和避免其弊端，却可享有监督之利。

信息时代的来临，也起到类似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和手机的高度普及——网民数量5.64亿，手机网民突破4亿，以其无所不在的优势和开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点，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监督和表达意见的平台。同时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适应时代建立了网络举报平台，如今全国已有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2005年底，中央纪委、监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新华社在2009年也通过新华网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网络举报方式。为了鼓励网上举报，一些地方出台了奖励措施。如北京市检察机关规定，对网上实名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的公民，经查实结案后，最高将可获得10万元的奖励。

网络反腐这种新形式一经推出，立即展现奇效。中央纪委网上举报中心仅开通半年，就受理举报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举报、有效举报占多数。而最高检提供的数字显示，全国网上举报案件数量年均达3万多件。

网络时代可以令中国任何一地的问题迅速曝光，高效处理，有效强化了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比如近年网络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价烟”官员、雷政富“艳照视频”，2013年网络反腐更将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铁男拉下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于世。这不仅有助于中央对地方的制衡，更有利于问题的迅速解决，也推动着制度的完善。

中国政治权力制约的另一个他国没有的独特因素是一国两制下香港、澳门特区以及尚未统一的台湾存在。由于两岸三地的制度不同，这本身就存在着无形的制度竞争。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是否成功，将对台湾未来的命运、两岸是否能够建立互信和顺利整合起着关键作用。维护国家统一、重建国家统一的历史责任不仅对中国执政党是巨大的压力和监督力量，也是不断改进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动力。

对于中国的未来，西方即有崩溃论，也有威胁论。威胁论是建立在承认中国现行制度模式能够成功的前提之下的，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稍多说一句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对外传统就是：“王者不治夷狄”，未来的挑战恐怕将是重新崛起后的中国所不得不面对的全球化。因为中国必须要改变传统，不得不介入这个世界。

而崩溃论的一个假设就是中国一定会走向西方模式的民主化。而历史和今天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一过程将极具风险、代价高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起的民主国家，大都发生了内战、政变、混乱和动荡。唯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还是度过了高危的民主化阶段，而众多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被阿拉伯之春席卷的中东各国则仍在民主化的泥潭中挣扎。

 

 

 

2011年，在加拿大芒克，举行了一场极为引人注目的辩论会：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正方有中国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哈佛经济师专家尼尔·弗格森，反方则是美国资深外交家基辛格、曾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位顶尖思想家”和《时代》杂志撰稿人的法里德·扎卡利亚。反方最主要的理由是当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化。但“这些转型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而是充满着血腥与混乱”、“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而且国情非常复杂的国家，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这种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将会是什么样子？”

应该说西方这个质疑十分有力，而且总体上也符合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但这个质疑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看到任何理论都有例外。比如，美国由于没有传统重负，完全由移民组成，因此它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建立了民主制度。再比如，欧洲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世俗化，宗教的影响日益衰微。而在美国则恰恰相反。

如果以史为鉴，中国如果想避免民主悲剧，避免国家的停滞、全面动荡甚至解体的命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走自己的路，开创一条人类代价更小、进步更快、成效更大的模式。这实际上已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今天的中国，正如美国知名的中国与亚洲事务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在其专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所提到的：“与公共舆论所描绘的政府与社会间的巨大冲突不同，传闻报道和评论性研究显示，民众对于现行政治体制和改革进程的支持程度之高令人惊讶……与之想似的是，民主并不适合中国、最起码在当前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还不适合的观点广为接受。”

实际上除了极少数从理论上出发的海内外自由派学者外，自上而下的中国人都明白，如果选择西方这种模式的民主化之路，带给中国的只能是灾难，中华民国悲剧性一幕将重演。当然这一点，不仅西方的学者明白，西方政府也很明白，还有台独、藏独、疆独也都很明白，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势力都团结一致地要求中国民主化。

不过比较奇特的是，当中国开始高度正视国内外、现在和历史的教训时，西方的某些媒体却发生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变化。最近，本人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埃及悲剧再次验证民主困境》一文提到：“在西方看来，中国走向民主化，即使不崩溃、国家不解体，也要发生长期和大规模的内乱和动荡。”不料，美国之音却有如下点评：“这里宋鲁郑是混淆概念。‘民主就要动荡，动荡就会更惨’这种观点，不是西方的观点，而是中国官方媒体推荐的写手王小石们的主要论点。”

事实上，混淆概念的恰是美国之音。它混淆了“民主”和“民主化”的区别。西方国家在建立民主之后是稳定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以后仍然不稳定），但民主化即每一个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却是极为动荡的。

此外，民主化过程中的动荡是历史和现实的客观现象，许多西方政治学学者都对此有过汗牛充栋般的研究。比如享誉世界的美国学者亨廷顿的专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有十分全面的阐述。美国之音对此的否定显然不会是无知，其意只能是掩盖动荡的现实，以便继续向中国兜售这个“特洛伊木马”，从而达到“民主乱华”的目的（大家可能还没有忘记美国总统候选人、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竞选时的一席话：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用两条策略来扳倒中国，一条是网上的力量，一条中国周边的美国盟友给中国挑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媒体虽然并不客观、公正——特别是在报道国际事务时，而且也不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民主制度本身，但还极少像美国之音一样公然地混淆概念、无视事实。原因在于，美国之音是美国官方设立的喉舌，而且严禁国内百姓收听、收看。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就是“忽悠”外国人，所以它才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当然，一个严禁本国民众收听、收看的媒体，其职业道德和操守以及公信力就可想而知了（当然，中国如此之多的自由派学者纷纷接受并无多少公信力的美国之音的采访，不惜辱没自己的形象和学术精神，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我们相信，当美国国务卿克里称赞埃及军事政变是“恢复民主之举”时，它绝不敢指责克里混淆概念，竟把非法的军事政变当成恢复民主的正义之举！

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一而再地郑重声明，中国绝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唯一的方向只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在对三十多年成功经验的总结上，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这种道路已经基本成形。如果放到全球视野的角度进行总结的话，那就是：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

对于今天中国制度的表现，这里不妨引用即将离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国《快报》（l’expresse）杂志专访时所所评论的：自从邓小平在1979年决定经济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就呈现出很多优点，中国是四十年来在经济领域犯错误最少的国家。拉米解释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础上，主要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过去的四十年大幅减少。

事实上，中国制度的优异表现竟然超出了所有极端乐观主义者的预测。法国资深外交官于贝尔·韦德里纳2006年在其专著《面对超级大国》（由法国外交部和驻华大使馆“傅雷”资助出版计划资助）提出一个当时看来非常乐观和大胆的预测：“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在2020年至2030年间，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结果仅仅一年之后，中国就超越德国，四年之后超过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进展顺利的话”，中国才能到2020和2030年间超过德国和日本，那么提前10年到20年，又应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呢？那么超越“一切都进展顺利”的制度又是什么制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