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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美国关门还是美国模式关门?

2013-10-05 08:33:40

世界就是这么巧合和讽刺,当中国(被无数“自由民主主义者”一而再的判定必然、即将崩溃)迎来国庆六十四周年之际,远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政府却关门大吉。

导致美国政府17年以来再一次被迫终止运作的原因假如是重大的制度原则问题,世人或许会多些理解,但令人想不到的却是事关民众健康安全的医疗保险!要知道,美国虽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长期都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但却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

中国是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医疗保险体系的不足,屡屡被一些媒体当作攻击、否定中国模式的靶子。而美国长久以来作为“发达和富裕”国家的象征——注意:其人口仅是中国零头,其医保体系居然尴尬如此,岂不令整个世界不解?令“美式民主”蒙羞?

所以,奥巴马当上总统之后,也堪称知耻而后勇,宁可只做一届总统,也要推行面向全民的医疗保险。正是这个要令美国创造历史的医疗保险法案却制造了美国政府走向关门的命运。

简而言之,一向代表财团的共和党以捍卫自由的名义强烈反对,为此不惜拒绝通过政府的预算案。美国政府实在是躺着中枪,而最后共和党所谓的让步竟是以推迟医疗保险法案一年为前提条件,这自然无法被民主党所接受。于是民主制度能够运转的基础:妥协和让步就此崩溃。国家利益超越党派利益的原则却完全翻转。这不由得令人世怀疑:美国为代表的模式是否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这一次关门和十七年前克林顿时期关门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美国经济运转良好,其代价和后果不难承担。而今天的美国还没有完全从五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复苏,政府开支对拉动经济的作用仍然十分重要。此时政争导致的政府关门不仅打击信心,也会实际性的挫伤经济的复苏。更重要的是,十七天之后,也就是10月17日,美国将再次迎来债务上限。以目前两党的自利、极端表现,美国违约似乎不可避免。这不仅是美国的经济灾难,也会拖累全球金融——毕竟,正如克鲁格曼所说,美国“有债必偿”的假定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石。

或许,对于民主原教旨主义者,美国关门恰好证明了美国制度的优越性,还会论证政府关门了,社会照常运转。显示了小政府、大社会体系的生命力。既然如此,何必全国每四年要花费如此巨大代价选一个无足轻重的领导人、组建没有多少必要的政府呢?

美国人一向自豪自己是“例外之国”,不过这一次,美国模式的危机却是全球性的。

新生的民主国家如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伊拉克、阿富汗我们就不提了,估计这些国家几十年都走不出极度动荡的泥潭,政变、血腥镇压、恐怖暴力袭击甚至国家分裂将会是这些国家一再提醒世人它们还存在的方式。这里我们谈谈发达的老牌民主国家。

和美国同样陷入政治危机的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也是欧盟经济危机最重的国家之一。今年2月刚刚举行过大选,历时两个月的艰苦讨价还价才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然而不过半年就告解体:9月28日,也就是距中国国庆仅仅两天,中右翼领导人贝卢斯科尼所在政党的部长们集体辞职。导致政府解体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内阁未能就削减预算赤字的财政措施达成共识——和美国一样表面也是预算,但真正的原因则是8月份贝卢斯科尼被司法判定税务欺诈后被逐出议会。于是老贝多次放话:若不能继续从政,将让现政府垮台

 

西方的政治家有时是要讲信用的,这一次老贝果然是言出必行、必诺。而政府垮台的后果就正如前财政部副部长法西纳所表示的:政府危机可能让意大利陷入希腊式的处境,由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三巨头“监管,失去财政主权。如果说美国是政党利益绑架国家的话,意大利则更不堪:是老贝的个人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

在我们看来,不管是政党利益还是个人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这都是民主的正常游戏规则,双方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假如要想寻求解决之道的话,恐怕就要从民主本身动刀了。借用一下自由派批评中国反腐的话语模式:真是“动刀就要亡民主,不动刀就要亡国”。

这一次和美国做伴同行、一样陷入政治危机的还有全球第一个华人民主社会台湾。

和美国、意大利一样,台湾在马英九的带领下经济同样是停滞不前,民众极度不满,马英九本人的支持率都低于当年深陷腐败丑闻的陈水扁。台湾仿佛处于爆炸的临界点:一个小火星就能燃起熊熊大火。一名普通士兵之死引发的全社会风潮就已经令世人领教了今日台湾的燥动、不安。这就是为什么南方朔认为台湾正处于“阿拉伯之春”的前夜。此时的台湾,最需要的是凝聚共识,减少内耗和对抗——最起码至少党内应该如此,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以休养生息。但令谁也想不到的是,身为最高领导人的马英九竟然主动贸然掀起狂烈的政治风暴,再一次把整个台湾带入空前的政治大漩涡中:所有的政治力量悉数卷入,民众也在对社会不满的土壤下高效被动员。台湾瞬间处于政治参与的爆炸状态。

目前这场政争的后果不仅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更令“行政院”、“立法院”停摆。“行政院长”江宜桦由于民进党立委的抵制而数次无法完成施政报告:根据“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的规定,“行政院长”必须分别在2月及9月底前完成“宪法”规定的施政报告。按照“立法院”的惯例,都是在开议的第一天邀请“行政院长”报告,并尽可能的在当天完成报告。不仅如此,原定9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全代会——马英九将举行任职仪式和讨论明年七合一选举的提名事宜,也由于如潮的抗议行动而被推迟。

在这场政争中,也令世人再次领教台湾民主的诸多荒唐之处。比如民进党立法院党鞭柯建铭是干预司法个案的当事人,被查出之后,如果还有一点廉耻心、羞愧感,就应该向社会鞠躬道歉、自行辞职下台,但台湾政治人物似乎缺乏廉耻心,不但毫无愧色,部分政党也沆瀣一气挺自家人到底,甚至让他在国会殿堂之上,假质询之名“公审”办案的检察总长。难怪台湾媒体批评,这场“立委拷问司法”的大戏,不仅严重践踏了司法尊严,也让立法院的粗暴鄙陋,暴露无遗。

当然,立法院粗暴鄙陋,台湾的司法就多么“圣洁吗”?比如竟然在王金平的“关说”之下,检方就放弃上诉,令涉嫌犯罪的柯建铭逃过司法正义。在今天的台湾,政治人物一通电话就能摆平一桩官司。自然为台湾辩护的群体会说这种现象在大陆也非常普遍。只是,这样的辩护者可否谈一谈两岸的区别何在?台湾的制度优越性何在?

最令世人想不通的是,何以司法可以干预一个政党的内部事务,甚至有违宪色彩?根据台湾的选罢法,不分区立委只要丧失所属政党的党籍,从丧失党籍那一天起,就丧失立委资格。这样的制度设计其目的在于,不分区立委是政党给予,不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万一言行不妥,无法罢免,唯一的制衡方法就是由政党撤销其党籍,连带让他丧失民意代表的资格,这就是宪政法治的规则。但台北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均接受王金平的主张,做出假处分裁定,让王金平可以暂时保留党籍,这已经实质改变了台湾的宪政规则。

司法裁定违背宪政法理还在于撤销党籍本来就是政党的政治决策,法院不能干涉已经完成程序的党纪处分案。假如一个政党连本党党员都不能处理,将以何种方式制约党员呢?这正如大陆网民讽刺的:加入国民党向法院递交申请书就可以了。

这场风波还意外引出案外案。监听王金平关说的特侦组,竟然被发现监听立法院(总机)!这恐怕是任何一个民主社会都无法想像的事情。白宫敢监听众议院、参议院吗?这也是为什么,司法人权促进会理事长、政大法律系副教授杨云骅痛批:“台湾与警察国家何异?”

更荒唐的是,事件曝光后,特侦组发言人居然第一时间声明这个电话并非立法院总机。结果立即被试打者当场揭穿,更引发全民查证打爆立法院电话。随后特侦组又声明误当作柯建铭助手的电话,最后更声称由于操作原因,长达一个月的监听内容为空白。特侦组如此拙劣专业水准或者表演水准,自然对民意沸腾的台湾如同火上浇油。特别是此前被报复虐待至死的士兵洪仲丘案,也发生了相关录像带变为空白的丑闻。

目前由于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都裁定王金平胜诉,马英九面已一败再败。这场政争已有马拉松之势。“庆父不死,台(湾)难不已”。台湾的前景真的是堪忧。相对而言,大陆还是局外人,而生活在台湾的百姓则是彻底的绝望。曾担任过警察的58岁出租车司机刘进义,9月11号凌晨在台北市阳明山马槽桥跳桥自杀。遗书当中写到“谢谢马英九,给了我一个机会,作出一个最难的决定,景气如此的差,你们这些当官的还有时间搞内斗!”。刘进义在遗书当中还说:“每天都是最早出门最晚回家,还要到处借钱来贴补家用。更让我痛心的是如此痛苦的生活,还被弟妹看不起,这就是所谓的有感,有感的痛苦,有感的贫贱。”——知道在民主的台湾,百姓是过的什么日子了吗?

刘进义的“死谏”——显然是对民主投票解决问题方式的绝望,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震憾性效果。主管台湾政府经济事务的经建会主委管中闵在媒体询问此事时,则回答:“这什么问题呀,连我都要自杀了。” 

二十多年间,国民党最高层屡屡上演分裂和内斗戏码。李登辉时代初期发生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恶果之一是令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蓝明显大于绿的台北市获胜。几年之后又发生宋楚瑜与李登辉的对抗----昔日双方的关系曾被指为“形同父子”。这一次大分裂直接导致国民党丢掉迁台以来的执政权。到了连战时代,国民党继续分裂。把首位民选领导人、长期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开除出党。到今天,则发生党内两大实力派马英九与王金平的摊牌对决。

问题显然在于,何以民主化后的国民党政争反而更加剧烈?民主何以无法成为解决党内分歧、凝聚党内共识的手段?

今天的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正如《纽约时报》10月1日当天所评论的:任何正常的政治体制都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即:政府关门、国家违约)。但我们没有正常的政治体制。我们有的体制是,一大群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可以迫使奥巴马总统放弃医保改革,方法是以政府停摆、债务违约,或两者一起,来进行要挟。而且在这样的体制里,有头脑的共和党领导层害怕与党内患有妄想症的那派人实话实说。因为他们患有的妄想症, 不仅是在经济方面,也在政治方面。

尽管西方民主在全球都处于困境,但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现在就定论西方模式已经走进历史还为时过早。毕竟,西方几百年来从过去残酷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民主、福利资本主义,还是展现了强大的调整能力和生命力。只是到今天,西方的模式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种模式弊端的总爆发。当然西方是否能够再次进行自我革新,首要的是必须承认存在的严峻问题。至于那些仍然把危机中的西方当作“摸着石头过河”的对岸的群体来讲,答案显然是无解。

宋鲁郑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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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梁哲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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