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0日是台湾的“双十节”。这本是一个举岛欢庆的日子，却在台湾演变成全社会的抗议风潮。

抗议的民众对着马英九的画像掷鞋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当年仅仅是红衫军抗议陈水扁不同，来自台湾各个立场的民众难得地齐聚一堂：关厂工人、反核、反土地强征、反两岸服贸等民众组成的公民团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穿黑衣抗议、来自台大及清大等的大学生，他们激愤地高喊“暴政下台，夺回未来”，彻夜不息。

台湾“双十节”成倒马嘉年华

此时马英九的支持率跌破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程度：9.2%，竟然低于民进党贪腐时代的陈水扁。

2009年，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访问重庆时，曾说出语惊四座、轰动两岸的一段话：“有人说薄熙来是大陆的马英九，我们觉得，也许马英九是台湾的薄熙来。”可能，从台湾政治精英的角度来看这两者是可以相提并论、比较一番的。

可是，现实远比想象来得戏剧化。薄熙来因自身因素而急速陨落，马英九2012年再次赢得大选之后，其民意支持率便如高台跳水。现在的台湾，民众怒气冲天，大众的政治参与呈爆炸状。

台湾由曾经创造经济奇迹的“宝岛”变成现在动荡不安的“乱岛”，犹如政治高压锅，岛内外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将台湾点燃。就是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这样外来的挑衅，民众也把满腔怒火喷向马英九执政团队。

马英九执政五年多，社会各界对其的共识是无能。就是国民党自己人也毫不客气直言不讳——新北市长朱立伦（新一代接班人）的岳父、国民党大佬高育仁公开批评他5年来的表现已被定调为“无能”。

连英国《经济学人》也罕有地打破外交惯例、史无前例地直接把“笨拙、无能”的评价送给了马英九——文章的标题就是：“马英九是笨蛋”（Ma the Bumbler）。纵观今日世界，能有此“盛誉”的大概只有日本首相菅直人。他由于指挥救灾一团糟而下台后被起诉, 而他本人也曾被美国《时代杂志》写成无能的笨蛋。

平心而论，马英九执政以来在对外事务上还颇有作为。比如两岸事务上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更创造了六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和平稳定。对台湾免签或实行落地签的国家也从54个上升到129个。但另一方面岛内事务却乏善可陈：物价一再上涨的同时薪资却停滞不前、房价不断攀升、贫穷线下人口越来越多，政策更是反复不清。

与此同时，核心执政团队屡屡出现恶性腐败案：有38岁即担任国民党副主席、“马英九最信任的人”之称的“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索贿一亿多台币）、国民党首席发言人、素有“马英九御用律师”之称、担任马英九竞选办公室主任、马英九办公室主任的赖素如（索贿一千五百万台币）、国民党南投县长李朝卿贪污3038万受贿134万勒索946万台币。国民党被讥讽为“北素如、中朝卿、南益世，牵手污台湾”。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马英九对李朝卿高度肯定，称他的施政表现说明国民党执政展现出“蓝色执政、质量保证”。

就在马英九最后一张“清廉”王牌“玉碎”、整个社会极度不满、处于大爆炸的前夜，在本应该凝聚共识、减少内耗和对抗以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休养生息的台湾，身为最高领导人的马英九竟然主动贸然掀起狂烈的政治风暴，以“关说案”为由将党内最大实力派、民意支持率高达60%以上的王金平开除出党。

双方博弈的结果并不仅仅是马英九一败再败，王金平则成功保住党籍和“立法院长”职务，也不仅仅是再一次把整个台湾带入空前的政治大漩涡中，而是台湾政治停摆：“立法院”瘫痪、“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屡屡无法在“立法院”宣读施政报告。民进党则在发起倒阁失败之后，又发起罢免马英九的战役。

王金平“关说案”将马英九的无能暴露得淋漓尽致

王金平“关说案”将马英九的无能暴露得淋漓尽致。我们既可以说一个兼任国民党主席的台湾最高领导人竟然连开除党员党籍都无法做到，也可以说要摆平王金平、促其合作多的是手段，这么一张好牌竟然打得全输。

这时不妨借鉴一下发达民主国家是如何搞政治斗争的。2007年，社会党民望最高的人物卡恩嫖娼被抓，时任内政部长的萨科奇将之保下。不仅如此，在成为总统后还推荐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可谓一保、一拉。2012年大选前，卡恩“突然”在美国发生“强奸门”而身败名裂，不得不退出政坛。其实，就算没有这起强奸案，要摆平卡恩也容易得很。

相对于萨科奇，马英九显然还是差距太过明显。假如他不是用“关说案”开除王金平，而是以此换取王金平的合作，今天的台湾绝不会是现在的政治乱局。以至于美国的媒体——美联社也在“关说案”之后，效仿当年的《经济学人》，把无能的桂冠送给了马英九。

今天的台湾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不妨看看曾经力挺马英九的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的点评：“马‘政府’只会A钱，不只是官员贪污、索贿，蚊子馆（台湾多有耗巨资建成的公共建筑被闲置，反倒成了蚊子的“安乐窝”，被戏称为“蚊子馆”——观察者网注）太多，中油和台电自肥传闻更不曾间断、自己也很讨厌‘崩坏’这种强烈字眼，可以幸福快乐，谁喜欢崩坏？问题是马‘政府’上任以来，不好好施政，”他深切担忧台湾没有前景，再这样下去真的只能走向崩坏。

目睹台湾的沉沦，世人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旷世疑问：马英九这么无能，怎么就能成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确实，马英九不仅是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政以来，竟然赢得所有参与或主导的选举！台北市长、国民党主席、县市长选举、“立法院”选举、“总统”及连任。只是这样的奇迹竟然由一个“无能”著称的政治人物创造，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过如果认真审视一下台湾“民主”体制的话，我们恐怕会恍然大悟：这种奇迹是台湾“民主”的必然结果。

正常而言，衡量政治人物的首要标准是能力。过去主张民主优越性的主要理由就在于它可以定期更换领导人，尤其是不称职的领导人。从而避免了专制政体下哪怕再无能也终身任职的现象。然而，自从西方民主从精英选举进化到大众选举之后，领导人的平庸俗化现象开始成为常态。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影响选举结果的不仅仅是能力或者能力仅仅是一个相当微不足道的因素。相反形象、性别、宗教信仰、种族、演讲和做秀功夫则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

 

 

 

 

 

 

 

比如马英九号称女性杀手，而女性选票就占据选民的一半。再比如，在南非，白人政党候选人永远是陪太子读书，根本不可能在选举中获胜。2008年希拉里败选，就把原因归于女性因素。事实上，仅就能力和从政经验来看，希拉里远胜于只做过几年参议员的奥巴马。至于2012年挑战奥巴马失败的罗姆尼则和他的摩门教信仰有着莫大干系——摩门教虽然在美国是合法的，但普通百姓仍然视它为邪教色彩的宗教。

大众普选造成的另一个后果往往是政治领导人不得不争相迎合选民，讨好选民。然而，大多数普普通通的选民显然无法理解复杂的政治，更不可能思考一个国家长远的未来。他们注重的只是短期的、眼前的经济利益。当肩负有领导国家走向未来的政治人物也和选民一样变得短视之际，其后果看看今天债台高筑的美国、西欧、日本以及政治乱局下的台湾，便一目了然。

当然不能否认，即使在这样的体制下也仍然会出现有担当的政治人物。但近十几年来，这类政治人物的结局大多不理想。意大利前总理蒙蒂，二战后唯一不是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他的政党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

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持续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形成全面危机，纸里包不住火为止。

当然我们也同样不否认也有极其幸运的成功者。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上任后就以霹雳手段削减福利、打击工会、镇压工人罢工（11300矿工被逮捕，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青少年）。本来这样形同自杀的改革方案将很快葬送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生涯。但她的运气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一场突如其来的马岛战争挽救了她，给她争取到了足够的缓冲时间。几年后改革的成效开始显现，她的政治地位也就得到巩固，从而长期执政开创了她的时代。这种个案实在是可遇不可求，极难复制。

最后一个导致马英九现象的原因则在于民主体制下的政党恶斗。

台湾作为后起的民主社会，政党恶斗不输西方。民意低迷的马英九在第二个任期内竭力拼经济、试图终结政治纷争，以公投方式处理纷扰台湾多年的核四争论、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等。以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绝对多数，通过法案实是正常不过。然而，民进党却以霸占“立法院”的手法将之瘫痪。数人头又变成靠拳头。只是既然如此，台湾何必再搞什么选举？显然在民进党看来，“行政院”、“立法院”停摆让马英九无法执政才最符合它的利益，台湾的整体利益又算得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也不愿意按照民主游戏规则等到下次选举时再改变自己反对的政策。

对于民主的问题，西方政治人物其实也多有清醒的认识。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

西方开创的大众普选模式不过几十年的历史，其未来的命运还取决于它的调整和改革能力。但它令人失望的表现却给了全球重新理解中国模式的契机。这就如同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付出惨痛代价的休克疗法才令世人重新评价中国的渐进模式。对于中国模式，不再多言，只是引用一段《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新书《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世界又热又平又挤》有一章的标题竟然是这样的：假如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他举例道：“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美国从1973年就开始了将汽油去铅的进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实现了全部汽油的无铅处理。而中国决定于1998年开始实行无铅化，1999年新标准已在北京地区试行，2000年实现了汽油无铅化。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结果，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

最后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在这一天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以及一切有利于建立清洁能源系统的标准。一旦上级颁布命令，我们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难以迅速做出重大决策）。要是我们可以做一天中国有多好……”只是一天！仅仅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