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中华文明之所以辉煌，就在于五千年英才辈出，伟人群星闪耀。这些巨人不仅顺应时代带领中华民族开创伟业，也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在这些伟人中，以“小个子”著称的邓小平堪称最耀眼的一个。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正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国家再度强盛所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的国人们，自然对邓公份外感念——当然也包括思索他的伟大之处。

开创了改革开放时代是世人对邓小平惯常的评价。然而，这一句话显然并不能涵盖他的伟大。从中国历史上看，不乏起义和革命，但改革却极难成功，改革者功成而退的更是几乎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国时代的商鞅算是唯一一个成功者：因为即使他被车裂，但他的政策却得以留存。明朝时的张居正虽然在世时改革成效显著，但最终结局却是人亡政息。1840年以后，光绪皇帝的变法，清末慈禧主导的新政都以失败而告终。可以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难度最高、风险最大的就是改革。或许这也是孙中山选择（更容易的）革命而不是改革的一个因素。

邓小平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第一人：不仅在世时力推改革成功，离世后更打破人亡政息的传统，它开创的事业继续引领中国走向复兴。

然而，邓小平却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第一人：不仅在世时力推改革成功，离世后更打破人亡政息的传统，它开创的事业继续引领中国走向复兴。所以要理解邓小平的伟大，这是必不可少的、大历史的角度。

邓小平之所以成为五千年改革第一人，自然也和他特殊的时代和经历密不可分。早年留法看世界、长期残酷的革命经验、建国初期的成功与失败、文革前后的起伏。这可以解释此前光绪（康有为）、慈禧、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失败。他们要么是体制内的强势人物，如慈禧、袁世凯——懂规则，有威望，但难以突破传统和体制的局限，要么是体制外的理想者，如康有为、孙中山——有理想，有眼界，但缺乏对国情的了解，更不懂的体制的运作。但是邓小平的特殊经历使得他兼具两者的优势：他既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了解体制的运作，而且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人脉，又由于文革被打倒而脱离体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这就是常人所讲：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

其次，邓小平复出时面临的时代背景是前所未有的。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以及资本主义的印度都陷入了停滞。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缺乏这方面的研究。甚至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武断的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其结局只能是整个体制的崩溃，然后国家再进行休克式的转换。客观而言，西方这种理论并非全错，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命运都对此加以验证，其后果和代价也同样是触目惊心。然而，打破这个魔咒的，只有邓小平治下的中国——而且是在人口最多、计划经济国家中发展水平最低的前提下取得的。更令人赞叹的是，在如此之多的转型国家中，中国是迄今为止表现最为优异的。金砖国家集团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成功者的代表，但这个概念的发明人尼尔却认为，到今天为之，只有中国才是名符其实的。

谈到邓小平，就不得不谈到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改变了中国自1840年以来屈辱的命运，重新恢复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一名世纪巨人，其贡献难有人超越。然而，除去毛泽东晚期的错误不谈，毛泽东治理国家有一个极其明显的局限：不是依靠制度而是依靠个人意志。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角度讲，这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作对了事，把国家引向正确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所有成功的探索都加以制度化。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就是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国从过去一人决策、终身制到今天的集体决策、任期制，邓小平居功至伟。毛泽东是伟大的，但他没有做到的国家制度建设，邓小平却做到了。要理解邓小平的伟大，这个角度同样不可或缺。

世人在谈论邓小平一生的贡献时，会说到他建国有功以及推动改革开放。但实际上，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三次挽救了中国。一是把中国从极左的道路和氛围中解脱出来，抓住全球化和西方对外技术转移的历史机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二是1989年果断粉碎了来自右的、试图把中国导向苏联和东欧垮台的模式上的尝试。三是1992年面对左派重新崛起试图把中国带回老路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南巡，彻底击溃了左派的回潮，重启改革。至此，中国彻底摆脱保守左派和激进右派对改革开放的阻挠和干扰，改革开放也由此进入坦途，二十余年来再无此前左右对峙时的曲折和波动。

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时，才会觉的邓小平的远见和政治勇气。我们说邓小平超越历史，实是指他在这几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特别是1989年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集团崩溃。整个西方都在鼓吹历史终结，认为中国的命运正在以分秒来计。然而，邓小平以看穿历史的目光，给出了西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答案。

今天，在世人目睹中国的崛起、西方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阿拉伯之春演变的悲剧和惨剧以及台湾民主的闹剧之后，质疑和批评民主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可谓当时的“世界最后一人”，看清了未来的历史。并由此以政治人物前所未有的担挡，不计个人毁誉，为了民族前途而直面矛盾。现在，我们也终于可以自信的说，中国正以它的成功，终结西方“历史的终结”，人类的历史和发展不会停滞。在这里，不仅中国人要感谢他，世界人民也应该感谢他。

最后一个理解邓小平伟大之处的角度是中国崛起前所未有的性质。中国五千年历史几乎可以看作朝代兴衰的循环。每一次的崛起基本上都是上一次的重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都仍然还是一个农业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黑格尔认为中国本质上没有（向前演进的）历史，只不过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但以改革为标志的中国崛起，却把中国改造为一个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信息社会，而且成为全球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演变为工业文明。工业化带来的不仅是财富的增加和技术的进步，而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政治体制、思想理念、社会分工、社会流动、熟人社会的终结、法治和规则意识的主导。可以说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改造可谓脱胎换骨。

此外，中国历史的循环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和人口的矛盾。历经战乱后的朝代初兴，人少地多，社会矛盾平缓。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人口迅速增长。到朝代末期人口规模超过土地的承载力，社会矛盾激化，于是战乱再度朝代轮替。二是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造成中国无法借助外部资源解决内部土地资源有限的矛盾。但全球化时代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彻底打破了上述两个历史局限。中国也彻底告别朝代更替、历史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才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谈完了宏观叙事，还需要提一下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他在推动改革时，能够非常好地平衡各方力量，把阻力降到最低。在遇到争论时，他总是讲：可以试，不行就收。反对者看到最后一句话，就安然。但实际上只有邓小平真正明白，一旦尝试，就不可能完全回头。比如允许私人办企业、创立股票市场、经济特区诸如此类，怎么收回？私营企业解决的就业和创造的财富有什么力量可以取代？邓小平正是依靠制度化和通过政治智慧把改革深化到不可逆转的程度，才取得了成功。

中国前外交部长李肇星2004年曾邂逅戈尔巴乔夫，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戈尔巴乔夫犹豫片刻后回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显然，这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大国失败领袖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成功者最好的敬仰和肯定，当然，可能还有一丝丝自愧不如以及对自己国家的内疚。

虽然历史越久远，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越客观和公允，但我们相信，邓公及其历史地位将会随着中国崛起所不断达到的高度而不断提升。他在各个时期所做出的（主动也好、迫不得以也好）选择也将会被后人所全部理解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