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18日，台湾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和学生突破警力，占领“立法院”，抗议《两岸服贸协议》，由此引爆持续将近一月的“太阳花学运”。时光流转，“太阳花学运”已经过去一年，这一年里，台湾经历了九合一选举的大溃败，经济持续低位徘徊，年轻人依旧前途迷茫。当初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早已归于平静，台湾却在“小确幸”里安然度日。时隔一年，曾经的运动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影响，又将把台湾引向何处？在3·18学运一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此策划专题“太阳花一周年”，以飨读者。】

一年前，突如其来的太阳花学运不仅冲击了两岸关系，直接影响了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更令全球第一大强权美国卷入。其能量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太阳花学运的主角虽然只是一群血气方刚、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但它却是台湾所有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并相互击撞下连锁反应的必然结果：统一和独立的冲突、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对立、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失灵的政党政治与民意的落差、人情社会和法治社会相互之间的排斥、经济发展与民生无法改善的对比、民主化后一代领导人的腐败或无能。台湾，已经陷入一种少见的在任何议题都无共识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无法有效运作的泥淖。

“太阳花学运”虽然收场了，但带给台湾的震荡依旧在持续

两党对立，民众对民主失去信心

国民党上任以来，最大的贡献就是两岸关系的和解与稳定。在这个背景下，双边的经济融合空前发展。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促进统一力量在台湾的壮大，相反大陆这种当下经济让利、未来政治寻求回报的战略则令台湾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甚至恐惧感。国民党对这种恐惧感丝毫无感，或者出于以经济发展获得选票的考量和对未来国家统一的追求，刻意无视这种恐惧感。于是，当服贸协议在“立法院”强行通过时，立即触动了台湾社会追求独立群体特别是最为敏感的大学生的神经，直接触发了3·18学运的爆发。

民进党是台湾的反对党，但在“执政党不知道如何执政，反对党不知道如何反对”的台湾，正常的政党竞争政治演变成你死我活的角力。正如我在台湾观选期间，一位台湾学者告诉我的：在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民主就成了斗争的武器。虽然这一次国民党“立委”强行通过法案是有争议之处，但仅就整个“立法院”的运作来讲，民进党则是规则的最大破坏者，用霸占主席台、把“议长”王金平锁在办公室无法主持会议、斗殴等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瘫痪“立法院”。按照民主规则，各政党根据得票率获得国会的席次，并通过投票方式处理国事。但想不到的是，民主进步党却反对投票！这和泰国民主党反对选举同出一辙。外界在批评国民党无能的时候，常说这样一句话：最可怕的盟友就是国民党。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合民进党。

国民两党由于对立导致台湾社会瘫痪——甚至预算案都受到影响，迟迟无法过关，导致台湾社会对政治政党的失望。这在洪仲丘事件中即可见一斑，当时二十万之众的大游行是由非政党组织发起的。这种非政党形式的公民运动在太阳花学运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并直接促成了政治素人、不属于任何政党的台大医生柯文哲创造奇迹，一举击败国民党重量级政治人物、政治世家子弟连胜文，成为基本盘蓝远大于绿的台北市市长。

太阳花学运固然不是民进党策划的，而且占领“立法院”后，虽然民进党主要核心人物都纷纷显身表达支持，但实际上却被边缘化。整个社会聚焦的是学运领导人。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左右、影响这场学运。可以说这场学运，国民两党都是输家，都是警讯。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虽然大胜，甚至在桃园选前落后十几个点的地方都翻盘——台湾选举史上极少发生，被视为中了头彩。但民进党自己坦承，他们一向比较准确的民调都没能预测到这个结果。也就是说，国民两党都和民意脱节，或者也可以说，民众对政党政治的失望，采取与政党脱离的投票方式，令任何一方都再也无法有效跟踪民意。只是政党政治是西方多党竞争式民主的基础，政党政治不存，这种民主制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才是对台湾政治制度最大的威胁。

“反服贸”的背后是“马王斗”

民进党可以用非法手段瘫痪“立法院”，大学生可以长期非法占领“立法院”，背后则是国民党马英九和王金平的尖锐矛盾。这里面既有性格因素，比如马英九号称“不粘锅”，寡恩寡情。台湾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是：你对马英九再坏，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你对马英九再好，他也同样是无感。可以说马英九不仅是不懂政治，连人情世故都不知。连战是国民党主席时，可以和亲民党的宋楚瑜一起选“总统”，到了马英九时期，不但得不到宋楚瑜的支持，相反还迫使宋楚瑜参加2012年“选举”，对马英九直接形成重大威胁。

王金平对马英九离心离德，再加上很自然的权力分配和争夺，双方的矛盾便不可化解且日益升高。于是王金平非常有“创意”地在“国会”设立“政党协商制度”，不再是一人一票去决定，而是要各个政党先协商。由于大党小党在协商制度中拥有同样的否决权，国民党在“立法院”的优势就毫无意义。但结果却是大大提高了王金平的地位和作用。王金平的做法不仅违反民主原则，更重要的是这套体制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手腕和影响力之上，根本不可持续。一旦他不再担任议长，已经习惯了政党协商的“国会”将又不得不重新建立和适应一套规则，其成本可想而知。

这也是为什么，当民进党采用非法手段瘫痪“立法院”，大学生非法占领“立法院”时，王金平并不动用警察权维持秩序和程序，放任自流。最终马王在服贸协议上撕开脸皮决裂：马英九借口“关说案”，把王金平开除党籍，由于王金平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失去党籍就必然辞去议长。而王金平却借助谁也搞不懂的台湾司法，申请假处分，成功地保留住党籍。在西方模式的民主社会中，大概还从来没有一个政党竟然连本党党员都开除不了，司法竟然还会介入一个政党的正常运作。而且历年国民党由于贪腐或者违纪参选，屡屡开除不少人的党籍，何以这一次王金平就能保得住？难道司法对王金平网开一面，私人定制？

表面上看，服贸协议闯关是引发学运的导火索，背后却是马王矛盾激化的产物。当然，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则是两岸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加速融合。但假如没有马王矛盾，“立法院”能够正常动作，国民党怎么还会强行闯关？

法理敌不过人情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谈台湾的人情与法治社会的排斥、难以融合。台湾表面上按照西方的标准实现了司法独立，但政治上的直接干预虽然没有了，看不见而又无处不在的人情影响却更加突出。上文提到的“关说案”（身为国民党员的王金平却为涉案的民进党人摆平司法）、王金平创造的“政党协商”以及他最终能打赢官司，都是人情因素超越司法。台湾社会也都一致认为是王金平的人情打败了马英九的正义。

以我在九合一观选时的切身感受，台湾社会运作的基础仍然是人情。媒体上讨论的是“情理法”，最有名的特产凤梨酥，其包装盒上强调的不是口味，而是浓浓的人情味！企业、政府、公营部门、私营部门，人情和弹性随处可见（可见观选文章《台湾教我钻空子》）。

这里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西方理论都讲只有民主才有法治。但在台湾，民主不但未能强化法治，反而强化了人情，强化了对法律的不尊重。

根据全球的民主实践，贿选一般发生在贫穷国家和地区，唯独台湾是一个例外。原因自然是人情。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五都选举时，陈致中在父亲陈水扁入狱、母亲病重的时候居然去嫖妓，媒体披露后他拒不认账，并诉诸法律，声称一旦败诉就放弃地方议员选举。然而败诉后他又食言改称：将以选举胜利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此无人格、无操守、无底线的一个候选人，竟然最终以最高票当选。原因很简单，他所在的区，大都是他父亲的铁杆支持者。

简单说就是，在西方要想有选票，需要政党支持、金钱支持和政策设计，但在台湾，尤其是地方选举，更需要的是人情。既然人情至上，法治自然要让位。所以在台湾民主政治体制下，出现了许多荒唐事：比如地方议员不议政，而是热衷于参加选区百姓的红白喜事和处理纠纷。再比如，八八水灾时，警察奉命和依照法律疏散百姓。但不少百姓或许有侥幸心理，或许不忍心弃家而纷纷拒不配合。由于选举将近，地方首脑不敢惹怒选民，只好听之任之——万一风灾没有那么严重，还怎么选？结果竟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死伤惨重。可是过去两蒋威权时代，百姓是不敢公然抗法。仅就这件事而言，威权时代，百姓（不得不）守法，也因此免受灾害。民主时代，百姓可以公然抗法，也因此陷入灭顶之灾。中国人一向是信奉黑猫白猫结果论的，哪种制度更值得肯定，是不难做出判断的。我们总不能说，宁要民主时代的不守法和灭顶之灾，也不要威权时代的守法和免受灾害。

这一次太阳花学运，明明是公然违法，却得到台湾社会相当多的支持。愿因就在于，大家在情理上站在学生一边，以此表达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失望与不满。直到今天，如何评论太阳花学运，台湾社会仍然严重分裂。台湾大学竟然把第一届“利他奖”颁发给了学运领导人陈为廷。甚至许多政治学、法学界学者都力挺这场违法运动，美其名曰“公民不服从运动”。

其实，在西方原来的意义上，或者说西方自己的定义中，“公民不服从运动”是指在非民主国家里，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民主渠道来表达意见，而不得不采取或者故意以违法行动来表达意见。然而，台湾已经自认是一个民主社会，现在却竟然发生“公民不服从运动”，这是对台湾民主多大的讽刺。当然从理论上较真是一回事，从现实层面讲，还是由于在一个“情理”重于“法”的社会，发生太阳花运动是很自然的事，从中也可以感触到台湾的法治程度究竟有多高。

“反服贸”的背后是“马王斗”

经济成了最后一棵稻草

最后其实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济。客观来讲，从全球大视野来看，台湾经济还是不错的，虽然没有多么明显的进步，但至少没有像法国一样明显的在衰退，甚至在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第三世界化的迹象。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显然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现实问题。台湾十多年来物价一直上涨，但工资却停步不前，其购买力缩水感明显。另一个令民众不满的原因是相对剥夺感。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他交的税竟然比大学教授都要少。原因虽然是台湾对高科技企业的减税等优惠措施，有其合理因素，但最终结果却有强烈的不公平感。这同样也是民众愤怒的原因。

应该说，当面对如此之多重大的内外挑战之际，迫切需要一位能够带领台湾前行的杰出领导人。然而，连续几位民选领导人都令台湾人民失望至极。马英九曾批评陈水扁只有18%的支持率，根本不配当“总统”。结果他上台之后，支持率竟然连10%都不到。

客观而言，大众普选制度在常态下选出的领导人都相对平庸是规律。因为能力并不是对候选人最重要的要求，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职业历练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形象、口才、性别、种族、宗教信仰以及前任执政党是否得人心。法国的奥朗德谁都知道没有能力，但选民实在厌恶萨科奇，于是就把票投向奥朗德。结果很快就人人后悔，奥朗德的支持率也创造了第五共和的最低奇迹。只是法国人民付出的代价还要持续五年。

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下，即使偶尔选出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但在体制的束缚下，也难以有作为。陈水扁虽然贪腐，但并非无能之辈，他任台北市长时表现也很优异。但成为“总统”之后，面对朝小野大的局面，第一任期一事无成，第二任期干脆专心腐败。法国的希拉克第一任期也想对法国进行改革，结果在反对党的强烈反对和民众大规模走向街头的压力下，只好当了十二年的和事佬——其实那个时候进行改革实在已经是法国最后的机会。等到全球经济危机冲至眼前，各方面条件更加恶化，老百姓忍受的能力远逊十年以前。只是民主太任性，谁可奈何？而美国民主制度的表现，直接令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大为失望，而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

总之在民主制度下，要么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要么选出来，也由于强大的体制束缚，而难以改变什么。当然，危机到了一定时刻，也不排除产生一位强大领导人的可能，比如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就在国家处于失控状态（军事政变、财政破产、全国罢工）下复出，对体制进行大幅度变革。以法国为鉴，台湾只有在危机达到相当危急的程度时，才有可能选出一位能够足已改变体制的强势领导人。只是台湾已经不可能复制戴高乐模式了，不过幸运的是它还有另一个出路：与大陆统一。以大陆的经济体量，统一后要拉台湾经济不过是举手之劳。

太阳花学运虽然产生了惊人的效果，但却丝毫无法解决台湾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只是让之更为凸现。2016年“大选”无论花落谁家，都不过是马英九或者陈水扁的翻版，甚至更差，这是台湾制度和文化所决定的。太阳花虽然很美，但带给台湾的却只是落日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