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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选丨宋鲁郑:中美竞争,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2016-07-23 08:29:53

对美国的第一印象不错:有活力,人人有干劲,效率挺高。服务行业态度和蔼可亲,热情满面,积极主动。我到超市一问他们的工作时间,简直惊掉了:早八点到晚十点。比勤劳的中国人还勤劳。据美国的朋友说还有24小时营业的超市。这和暮气沉沉、安逸的欧洲对比实在悬殊。在法国这就叫违反劳工法。要么工会会组织罢工,要么司法部门找上门来,大加责罚。也怪不得法国不少学者过去对我讲,中国太像美国:发展模式像,生活模式也像。如果说区别,中国人是为了工作,美国人是为了金钱。而且根据美国人自己的说法,中国的效率大约是美国的两倍。

这一印象印证了自己以前的一个看法:欧洲、日本、俄罗斯都已经没落,只有中、美还有未来。不过,美国的条件确实比中国好。一是地缘政治优势中国望尘莫及。中国邻国大国多,日本、俄罗斯、印度不必说,那些小国也都不是善茬。菲律宾一个仲裁举动给中国带来多大麻烦,耗费多大精力和国际资源。二是美国资源丰富,许多都能自给。还有资源更丰富、关系更铁的加拿大。中俄如果也能保持如此关系,中国资源压力会小很多。三是相对而言,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其国内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规模远小于中国。

本来,以美国的先天禀赋和民族的进取特性,21世纪只会把中国拉的更远,而不是被中国迎头赶上。出现这种局面,有人认为是小布什的失误。可是奥巴马8年也没能改变局面。另一个观点则认为是制度。毕竟他们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仅归于某一个人并不公正。更何况美国是标准的三权分立,个人因素无法主导一切。实是整个制度运作的结果。

确实,两国民众都勤劳、进取,美国的内外先天禀赋都远超中国,却日益被中国迎头赶上,不是制度是什么?

其实许多美国学者也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制度。只不过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专制制度遇到好的领导人,表现会远远优于民主国家。但遇到不好的领导人,就会前功尽弃。福山就是这种看法还提出中国如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但中国早就解决了“坏皇帝”命题,一是最高领导经过长期基层锻炼和全国选拔——过去皇权只是在家族里,也无基层经验。二是任期制。假如有不称职的领导人,也会和西方一样定期改变。

解决了“坏皇帝”挑战的中国,自然表现将远远优于西方这种民主体制。

说起来,西方等着中国出错然后再超过中国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真正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是看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八年把美国的国债从10万亿美元极速上升到近20万亿,也就是说他八年欠的债等于过去美国两百多年欠的债!对外则是反对中国搞亚投行,在南海挑衅中国。7月12号美国官员、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竟然在智库发布演讲时声称: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top national interest)。真是无比荒唐和愚蠢。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美国不改革自身,总寄希望于中国自己失败或被它搞下去,怎么能赢得这场竞争?

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何以如此,但是中国的自由派或许功不可没:他们一直忽悠美国是中国的学习榜样,既然美国是榜样,自然无须改革。看来中国没有被忽悠,倒是忽悠了美国。

我到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才发现在机场命名上,新旧大陆可谓不谋而合:都喜好冠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英国是希思机场,法国是戴高乐机场,华盛顿另一机场是前总统里根。机场还有里根的雕像。不知这算不算个人崇拜。这是我对美国的第二印象我想,如果北京首都机场命名为毛泽东机场,也树立毛泽东雕像,估计西方和海内外某些群体必群起而攻之。

对美国的第三个印象是它的宏伟建筑许多地方颇有纪念碑式的风格。至于林肯纪念堂等地标场所更是巍峨。这竟然一下让我想到北朝鲜。不管双方目的为何,但风格上颇为相似,给人的感受也一样:产生畏惧感、崇敬感。

第四个印象则是警察多,报亭少。来之前就听说美国街头警察密集。一到美国,发现果然如此。一下飞机先看到警察,到了出关大厅、等行李的地方也到处是警察。从机场出来也是如此。街道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警笛声不断。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在布鲁塞尔开会,两小时就听到六次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见微知著,可知西方现在的状态。

华盛顿没有综合性的报亭。这和北京、巴黎、台北随处可见报亭的情景很不同。原因暂时无法知晓,估计是美国特色,但感觉确实非常不便。

美国一个让我意外之处是出租车非常方便。简直和国内一样,大街上随手拦车,随到随走。过去总说欧洲打车难、出租车极少是因为家用车普及。可是美国也是家用车普及,何以出租车仍如此方便?当然出租车都是黑人在开,职业和种族如此固定化,还是显示了美国的问题。社会上下流动如果和种族出身有关,实是社会的倒退。

最后一个美国不同之处(当然是和中国比,和欧洲比),是家庭门口悬挂国旗的现象很普遍。欧洲即使国庆节,家庭挂国旗的也很少,更别说平时了。这可能和欧洲二战后去主权化的欧盟建设有关。德国是因为二战原罪。中国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去政治化有关。只有美国,象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旗依然高扬。这也从一个侧面理解何以如今美国民粹主义盛行,以至于出现特朗普现象。

第一印象往往敏锐而未必准确全面。下面就看和美国学者们的碰撞了。

我在华盛顿一共和三位美国学者交流了看法。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老师。他在很短的时间就安排妥当。从中也可见,中美如果合作,必然高效、务实,易出成果。如果换作法国,没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第一位学者是马伟宁先生(Brendan S. Mulvaney),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还是复旦大学的博士。刚和中国军方著名作家戴旭合出了一本书。由于他下午还要赶飞机,我们在华盛顿一家快餐店见了面,虽是快餐,但也有些名气。吃饭时有个细节,再次显示了美国的“文化”。我们各要了一盒酸黄瓜。可是我发现既无刀叉,也无筷子。原来要下手吃!美国人穿着随意的现象也随处可见。我旁边一位食客居然身着带洞的衣服外出就餐。

征得马伟宁先生同意,我可以无保留发表我们的看法。以下只是大意,并非原话。

由于时间紧,我没有客套直接发问:中美是竞争对手,双方争夺的是什么?

他答:中美不是竞争对手,只是竞争者。比如在经济上。

我追问:竞争对手和竞争者很难区分。关键是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理解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中国,一些学者和我一样认为,中美在今天竞争的目标有三个——谁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谁的货币是世界货币?谁的制度更好?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双赢。

他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经济总量20年、30年会超过美国,但人均不可能。政治领域并不是竞争的关系,适合一个国家的,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国家。

我回应到:我理解你的看法。可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中美关系的现状。比如南海问题。美国反对亚投行。

他的观点令我意外:南海并不重要。并不是双方必须争夺的领域。至于亚投行,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是美国的愚蠢行为。

我又问:那么中国不接受海牙法庭的裁决,您认为是正确的吗?中国认为,美国就经常不遵守国际条约。

他并不赞同这一说法:现在形势不同了,过去能做的事,现在就不合适了。

我换了一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的模式可以持续吗?

他回应:中国发展很快,当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污染。但我认为是可持续的。

我继续发问:那么未来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民主化了?

他笑了:政治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好说谁最好。从欧洲角度看我们有黑人问题,有死刑,也有其他人权问题。中国的制度其实有不少民主因素。比如人民的代表性。中国没有皇帝,也积极回应民意。

从历史上看,我们是一步步实现民主化的,先是白人有产者有投票资格,到后来一步步实现普选。

我立即发问:如果中国民主化,可否像美国一样一步步来?先是男性有产者、受教育的人有投票权?

他再一次笑了:中国民主化是应该一步步来,选举应该是一步到位。至于怎么一步步开始,我也不知道。中国今天的制度就是试错型的,发现问题就调整。

我问了个敏感的话题:您认为中国一党体制下,反腐败能成功吗?

这个话题显然他很熟悉:我知道许多人说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是权力斗争,但我认为中国是真的在反腐,是为了拯救这个党,这个民族和国家。当然一开始会有激烈的做法,但以后会制度化。腐败是很顽固的,美国也有腐败。

我插话:都是相对廉洁。法国和意大利就是西方较为腐败的国家。新加坡和香港则做到了非常廉洁。

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希望中国反腐败能够成功,但我确实不知道答案。

最后我自然不会放过对西方制度的质疑: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没有未来。有两个原因。一是种族结构。根据出生率,欧洲二十年后就全面伊斯兰化。二是中产阶级日益萎缩,欧洲和美国都不到50%,已成绝对少数。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原因则是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这两大历史趋势。这也是福山忧虑的。

马伟宁先生赞同欧洲已没有希望了,无法改变。采取措施也已经太晚了。美国仍然还有机会改变。因为这种现象以前出现过。当爱尔兰人大量涌入时,美国惊呼要改变自身特性。当意大利人大量涌入时,也出现同样的担忧,后来是中国人,现在是拉美裔。每一次美国都找到了解决办法。

美国大选在即,自然也是我们的话题。他强烈反对希拉里,认为她的政策比特朗普更坏。他认为政府当然有存在必要,但不能决定我们买什么医疗保险,不能决定我们干什么。他属于保守派小政府的立场。

我笑道:中国人都支持特朗普,他主张美国事务优先,不愿意介入国际事务。他当选,什么TPP、南海问题,都不存在了。

他也大笑道:这很好。

第二位学者来自华盛顿著名的智库。他同意我不记名转述他的看法。我尝试总结如下。

他不赞同中美竞争三个目标说。认为国际货币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取决于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决定的。我反驳说表面上是取决于市场,但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和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些要素被破坏掉,也就丧失了成为世界货币的资格(比如南斯拉夫内战,就令欧元大跌。还有乌克兰危机,也令欧洲削弱,影响欧元地位)。不过这个话题我们各自保留看法。

至于经济总量中国超过美国,也不可能拥有美国同样的影响力。美国的军事优势,盟国优势。中国无法企及。

总体而言,他认为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都不可能赶上美国,所以他认为中美竞争的目标不可能是这三个领域,中美冲突也与此无关。

但问题出来了。何以解释目前紧张的中美关系?美国战略转移、反对亚投行、推动TPP和积极介入南海又是为何?我特别把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的话告诉他(即南海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他非常惊讶和意外,他显然也不赞同。他虽然承认康达的官方身份,但否认是美国的官方立场。因为美国马上要选举了,南海问题由新政府来决定。康达如此表态的另一个原因是向亚洲盟国表示支持。

他认为南海问题,历史权益不好衡量,中国历史太长,其他国家没法和中国比,而且历史是变化的。1946年,美国帮中国在南海宣誓主权,那个时代大家的理念不同。现在的形势和做法已经和过去不同了。

对于亚投行,他也承认美国的做法愚蠢(stupid)。但究竟是反对亚投行这件事本身是愚蠢的,还是反对是正确的,但反对的方式是愚蠢的,他没有解释。

中美关系紧张,他的理解是根源于如下问题:中国竞争导致产业转移、失业率提高;网络黑客问题;产品倾销;中国意图挑战国际秩序等。亚投行就被视为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秩序。他倒是明确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威胁。而且人员和经济的交流作用有限,对改善双边关系的作用不大。

我也承认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是一个威胁,但不是有意为之。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在工业品生产、资本输出、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这直接威胁到西方在全球的统治。

当我问他中国政治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他很干脆地回答道:“Can”。当我问他中国未来是否会民主化时,他反问民主的定义,我说:多党、一人一票。他立即答到:不可能。

我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仍然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吗?他笑了:中国已无共产党,何来共产主义国家?

我也和他交流了我们认为的西方面对的两个挑战。即种族结构问题和中产阶级成为绝对少数。

他也赞同欧洲已经没有机会改变。美国还是可以的。至少美国有学者在公开谈这个话题。比如亨廷顿写《我们是谁?》。忧心传统白人成为少数会改变美国赖以成功的特性。但在欧洲,是政治不正确,无人敢面对。

至于中产阶级萎缩,他还没有关注,但是非常惊讶。我的感觉是美国学者除福山外,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总认为改革是别人的事。

他也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在美国大选后将在南海采取什么措施?

我坦率以对:这取决于谁当选。如果是特朗普,中国的动作就比较大。如果是希拉里,中国就会比较克制。特朗普主张美国第一,不想介入全球事务。那样的话,TPP、亚太转移、南海、东海就都不是问题。

他插话:可是特朗普也主张过韩国和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

我回应:核武器有国际条约,日韩受约束。但南海等问题没有。其实如果特朗普胜选,不用等中国出手,其他相关国家马上就会妥协、退让。因为他们知道美国靠不住了。就如同英国一脱欧,土耳其总统马上向俄罗斯普京道歉。是同一个道理。

第三位学者的观点和前两位大同小异。比如他也不赞同中美关系恶化是源自三个竞争目标,他认为是争夺规则制定权,是捍卫纽约——伦敦金融秩序。再一个就是地缘政治。虽然美国主观上的政策并不是要摧毁中国,但由于地缘政治却不得不遏制中国。

我随后问: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假如中国未来西方民主化,双方仍然是敌对?他点头同意。

虽然我一向认为中美是利益之争,不管中国采用什么制度都无法改变竞争甚至对立的关系,但由一位美国学者坦率承认还是很震动的。

在谈到中国模式是否持续、未来是否有可能采用西方制度模式时,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和自由派群体认为中国只有经改而无政改很不同。而且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稳定是很好、很聪明的模式。不过未来当中国中产阶级成为主流时,有可能会民主化。

我随后反驳道:可是很多国家没有中产阶级却早就民主化,如印度、泰国。他们的主体都是穷人和农民。中产阶级一定是民主化的必然条件吗?

整体而言,这位学者明显对中国是友好的,他反对美国在南海的做法,认为应该和中国坐下来谈;也反对美国用大棒逼迫中国遵守国际法(指南海仲裁),美国不应该继续当世界警察;双方应该合作。

和三位学者交流下来,对于中国何以在如此之多不利条件下,仍然能够迎头赶上美国有了更大的信心。一是连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中国不可能采用他们的制度。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美国必须改革了,福山只是一个少见的特例。毕竟,谁能赢得中美世纪之竞争,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理好自己国家。连问题都意识不到,连自己必须进行的改革都无视,何谈解决问题,何谈赢得竞争?这就是此次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

采莲西洲解读:

我随后问: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假如中国未来西方民主化,双方仍然是敌对?他点头同意。虽然我一向认为中美是利益之争,不管中国采用什么制度都无法改变竞争甚至对立的关系,但由一位美国学者坦率承认还是很震动的。---这个事实就是中美之争实际上是生存竞争。这个但凡有点脑子都知道。前一段时间去医院,等候就诊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聊南海裁决,一个中学生模样的说干嘛外国那么多人讨厌我们中国?有个阿姨说:因为我们中国人多啊,每个人都要吃好一点,人家就得少吃一点。多么简单明了的道理,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公知看不到,他们坚持认为只要中国的制度西化了,美国就会对我们亲如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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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鲁郑

宋鲁郑

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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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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