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的第一印象不错：有活力，人人有干劲，效率挺高。服务行业态度和蔼可亲，热情满面，积极主动。我到超市一问他们的工作时间，简直惊掉了：早八点到晚十点。比勤劳的中国人还勤劳。据美国的朋友说还有24小时营业的超市。这和暮气沉沉、安逸的欧洲对比实在悬殊。在法国这就叫违反劳工法。要么工会会组织罢工，要么司法部门找上门来，大加责罚。也怪不得法国不少学者过去对我讲，中国太像美国：发展模式像，生活模式也像。如果说区别，中国人是为了工作，美国人是为了金钱。而且根据美国人自己的说法，中国的效率大约是美国的两倍。

这一印象印证了自己以前的一个看法：欧洲、日本、俄罗斯都已经没落，只有中、美还有未来。不过，美国的条件确实比中国好。一是地缘政治优势中国望尘莫及。中国邻国大国多，日本、俄罗斯、印度不必说，那些小国也都不是善茬。菲律宾一个仲裁举动给中国带来多大麻烦，耗费多大精力和国际资源。二是美国资源丰富，许多都能自给。还有资源更丰富、关系更铁的加拿大。中俄如果也能保持如此关系，中国资源压力会小很多。三是相对而言，美国只有3亿多人口，其国内问题的复杂程度和规模远小于中国。

本来，以美国的先天禀赋和民族的进取特性，21世纪只会把中国拉的更远，而不是被中国迎头赶上。出现这种局面，有人认为是小布什的失误。可是奥巴马8年也没能改变局面。另一个观点则认为是制度。毕竟他们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仅归于某一个人并不公正。更何况美国是标准的三权分立，个人因素无法主导一切。实是整个制度运作的结果。

确实，两国民众都勤劳、进取，美国的内外先天禀赋都远超中国，却日益被中国迎头赶上，不是制度是什么？

其实许多美国学者也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制度。只不过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专制制度遇到好的领导人，表现会远远优于民主国家。但遇到不好的领导人，就会前功尽弃。福山就是这种看法，还提出中国如何解决“坏皇帝”的问题。

但中国早就解决了“坏皇帝”命题，一是最高领导人经过长期基层锻炼和全国选拔——过去皇权只是在家族里，也无基层经验。二是任期制。假如有不称职的领导人，也会和西方一样定期改变。

解决了“坏皇帝”挑战的中国，自然表现将远远优于西方这种民主体制。

说起来，西方等着中国出错然后再超过中国不过是一厢情愿。其实真正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是看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从目前来看，美国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奥巴马八年把美国的国债从10万亿美元极速上升到近20万亿，也就是说他八年欠的债等于过去美国两百多年欠的债！对外则是反对中国搞亚投行，在南海挑衅中国。7月12号美国官员、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竟然在智库发布演讲时声称：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top national interest)。真是无比荒唐和愚蠢。

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康达：南海是美国“最高国家利益”

美国不改革自身，总寄希望于中国自己失败或被它搞下去，怎么能赢得这场竞争？

我们不知道美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何以如此，但是中国的自由派或许功不可没：他们一直忽悠美国是中国的学习榜样，既然美国是榜样，自然无须改革。看来中国没有被忽悠，倒是忽悠了美国。

我到达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才发现在机场命名上，新旧大陆可谓不谋而合：都喜好冠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英国是希思机场，法国是戴高乐机场，华盛顿另一机场是前总统里根。机场还有里根的雕像。不知这算不算个人崇拜。这是我对美国的第二印象。我想，如果北京首都机场命名为毛泽东机场，也树立毛泽东雕像，估计西方和海内外某些群体必群起而攻之。

对美国的第三个印象是它的宏伟建筑。许多地方颇有纪念碑式的风格。至于林肯纪念堂等地标场所更是巍峨。这竟然一下让我想到北朝鲜。不管双方目的为何，但风格上颇为相似，给人的感受也一样：产生畏惧感、崇敬感。

第四个印象则是警察多，报亭少。来之前就听说美国街头警察密集。一到美国，发现果然如此。一下飞机先看到警察，到了出关大厅、等行李的地方也到处是警察。从机场出来也是如此。街道上，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警笛声不断。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在布鲁塞尔开会，两小时就听到六次警车拉着警笛呼啸而过。见微知著，可知西方现在的状态。

华盛顿没有综合性的报亭。这和北京、巴黎、台北随处可见报亭的情景很不同。原因暂时无法知晓，估计是美国特色，但感觉确实非常不便。

美国一个让我意外之处是出租车非常方便。简直和国内一样，大街上随手拦车，随到随走。过去总说欧洲打车难、出租车极少是因为家用车普及。可是美国也是家用车普及，何以出租车仍如此方便？当然出租车都是黑人在开，职业和种族如此固定化，还是显示了美国的问题。社会上下流动如果和种族出身有关，实是社会的倒退。

最后一个美国不同之处（当然是和中国比，和欧洲比），是家庭门口悬挂国旗的现象很普遍。欧洲即使国庆节，家庭挂国旗的也很少，更别说平时了。这可能和欧洲二战后去主权化的欧盟建设有关。德国是因为二战原罪。中国则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去政治化有关。只有美国，象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旗依然高扬。这也从一个侧面理解何以如今美国民粹主义盛行，以至于出现特朗普现象。

第一印象往往敏锐而未必准确全面。下面就看和美国学者们的碰撞了。

我在华盛顿一共和三位美国学者交流了看法。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老师。他在很短的时间就安排妥当。从中也可见，中美如果合作，必然高效、务实，易出成果。如果换作法国，没有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的。

第一位学者是马伟宁先生（Brendan S. Mulvaney），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还是复旦大学的博士。刚和中国军方著名作家戴旭合出了一本书。由于他下午还要赶飞机，我们在华盛顿一家快餐店见了面，虽是快餐，但也有些名气。吃饭时有个细节，再次显示了美国的“文化”。我们各要了一盒酸黄瓜。可是我发现既无刀叉，也无筷子。原来要下手吃！美国人穿着随意的现象也随处可见。我旁边一位食客居然身着带洞的衣服外出就餐。

征得马伟宁先生同意，我可以无保留发表我们的看法。以下只是大意，并非原话。

由于时间紧，我没有客套直接发问：中美是竞争对手，双方争夺的是什么？

他答：中美不是竞争对手，只是竞争者。比如在经济上。

我追问：竞争对手和竞争者很难区分。关键是竞争的目标是什么。这是理解中美关系的关键。在中国，一些学者和我一样认为，中美在今天竞争的目标有三个——谁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谁的货币是世界货币？谁的制度更好？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双赢。

他显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中国经济总量20年、30年会超过美国，但人均不可能。政治领域并不是竞争的关系，适合一个国家的，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国家。

我回应到：我理解你的看法。可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中美关系的现状。比如南海问题。美国反对亚投行。

他的观点令我意外：南海并不重要。并不是双方必须争夺的领域。至于亚投行，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是美国的愚蠢行为。

我又问：那么中国不接受海牙法庭的裁决，您认为是正确的吗？中国认为，美国就经常不遵守国际条约。

他并不赞同这一说法：现在形势不同了，过去能做的事，现在就不合适了。

我换了一个话题：您认为中国的模式可以持续吗？

他回应：中国发展很快，当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污染。但我认为是可持续的。

我继续发问：那么未来中国不可能实现西方民主化了？

他笑了：政治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好说谁最好。从欧洲角度看我们有黑人问题，有死刑，也有其他人权问题。中国的制度其实有不少民主因素。比如人民的代表性。中国没有皇帝，也积极回应民意。

从历史上看，我们是一步步实现民主化的，先是白人有产者有投票资格，到后来一步步实现普选。

我立即发问：如果中国民主化，可否像美国一样一步步来？先是男性有产者、受教育的人有投票权？

他再一次笑了：中国民主化是应该一步步来，选举应该是一步到位。至于怎么一步步开始，我也不知道。中国今天的制度就是试错型的，发现问题就调整。

我问了个敏感的话题：您认为中国一党体制下，反腐败能成功吗？

这个话题显然他很熟悉：我知道许多人说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是权力斗争，但我认为中国是真的在反腐，是为了拯救这个党，这个民族和国家。当然一开始会有激烈的做法，但以后会制度化。腐败是很顽固的，美国也有腐败。

我插话：都是相对廉洁。法国和意大利就是西方较为腐败的国家。新加坡和香港则做到了非常廉洁。

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希望中国反腐败能够成功，但我确实不知道答案。

最后我自然不会放过对西方制度的质疑：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没有未来。有两个原因。一是种族结构。根据出生率，欧洲二十年后就全面伊斯兰化。二是中产阶级日益萎缩，欧洲和美国都不到50%，已成绝对少数。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原因则是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这两大历史趋势。这也是福山忧虑的。

马伟宁先生赞同欧洲已没有希望了，无法改变。采取措施也已经太晚了。美国仍然还有机会改变。因为这种现象以前出现过。当爱尔兰人大量涌入时，美国惊呼要改变自身特性。当意大利人大量涌入时，也出现同样的担忧，后来是中国人，现在是拉美裔。每一次美国都找到了解决办法。

美国大选在即，自然也是我们的话题。他强烈反对希拉里，认为她的政策比特朗普更坏。他认为政府当然有存在必要，但不能决定我们买什么医疗保险，不能决定我们干什么。他属于保守派小政府的立场。

我笑道：中国人都支持特朗普，他主张美国事务优先，不愿意介入国际事务。他当选，什么TPP、南海问题，都不存在了。

他也大笑道：这很好。

第二位学者来自华盛顿著名的智库。他同意我不记名转述他的看法。我尝试总结如下。

他不赞同中美竞争三个目标说。认为国际货币是美元还是人民币，取决于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国家可以决定的。我反驳说表面上是取决于市场，但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力、发展和稳定。如果一个国家的这些要素被破坏掉，也就丧失了成为世界货币的资格（比如南斯拉夫内战，就令欧元大跌。还有乌克兰危机，也令欧洲削弱，影响欧元地位）。不过这个话题我们各自保留看法。

至于经济总量中国超过美国，也不可能拥有美国同样的影响力。美国的军事优势，盟国优势。中国无法企及。

总体而言，他认为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中国都不可能赶上美国，所以他认为中美竞争的目标不可能是这三个领域，中美冲突也与此无关。

但问题出来了。何以解释目前紧张的中美关系？美国战略转移、反对亚投行、推动TPP和积极介入南海又是为何？我特别把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的话告诉他（即南海是美国的最高国家利益）他非常惊讶和意外，他显然也不赞同。他虽然承认康达的官方身份，但否认是美国的官方立场。因为美国马上要选举了，南海问题由新政府来决定。康达如此表态的另一个原因是向亚洲盟国表示支持。

他认为南海问题，历史权益不好衡量，中国历史太长，其他国家没法和中国比，而且历史是变化的。1946年，美国帮中国在南海宣誓主权，那个时代大家的理念不同。现在的形势和做法已经和过去不同了。

对于亚投行，他也承认美国的做法愚蠢（stupid)。但究竟是反对亚投行这件事本身是愚蠢的，还是反对是正确的，但反对的方式是愚蠢的，他没有解释。

中美关系紧张，他的理解是根源于如下问题：中国竞争导致产业转移、失业率提高；网络黑客问题；产品倾销；中国意图挑战国际秩序等。亚投行就被视为中国要挑战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秩序。他倒是明确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威胁。而且人员和经济的交流作用有限，对改善双边关系的作用不大。

我也承认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是一个威胁，但不是有意为之。中国崛起打破了西方在工业品生产、资本输出、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这直接威胁到西方在全球的统治。

当我问他中国政治模式是否可以持续，他很干脆地回答道：“Can”。当我问他中国未来是否会民主化时，他反问民主的定义，我说：多党、一人一票。他立即答到：不可能。

我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仍然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吗？他笑了：中国已无共产党，何来共产主义国家？

我也和他交流了我们认为的西方面对的两个挑战。即种族结构问题和中产阶级成为绝对少数。

他也赞同欧洲已经没有机会改变。美国还是可以的。至少美国有学者在公开谈这个话题。比如亨廷顿写《我们是谁？》。忧心传统白人成为少数会改变美国赖以成功的特性。但在欧洲，是政治不正确，无人敢面对。

至于中产阶级萎缩，他还没有关注，但是非常惊讶。我的感觉是美国学者除福山外，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总认为改革是别人的事。

他也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在美国大选后将在南海采取什么措施？

我坦率以对：这取决于谁当选。如果是特朗普，中国的动作就比较大。如果是希拉里，中国就会比较克制。特朗普主张美国第一，不想介入全球事务。那样的话，TPP、亚太转移、南海、东海就都不是问题。

他插话：可是特朗普也主张过韩国和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

我回应：核武器有国际条约，日韩受约束。但南海等问题没有。其实如果特朗普胜选，不用等中国出手，其他相关国家马上就会妥协、退让。因为他们知道美国靠不住了。就如同英国一脱欧，土耳其总统马上向俄罗斯普京道歉。是同一个道理。

第三位学者的观点和前两位大同小异。比如他也不赞同中美关系恶化是源自三个竞争目标，他认为是争夺规则制定权，是捍卫纽约——伦敦金融秩序。再一个就是地缘政治。虽然美国主观上的政策并不是要摧毁中国，但由于地缘政治却不得不遏制中国。

我随后问：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假如中国未来西方民主化，双方仍然是敌对？他点头同意。

虽然我一向认为中美是利益之争，不管中国采用什么制度都无法改变竞争甚至对立的关系，但由一位美国学者坦率承认还是很震动的。

在谈到中国模式是否持续、未来是否有可能采用西方制度模式时，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和自由派群体认为中国只有经改而无政改很不同。而且以经济发展换取政治稳定是很好、很聪明的模式。不过未来当中国中产阶级成为主流时，有可能会民主化。

我随后反驳道：可是很多国家没有中产阶级却早就民主化，如印度、泰国。他们的主体都是穷人和农民。中产阶级一定是民主化的必然条件吗？

整体而言，这位学者明显对中国是友好的，他反对美国在南海的做法，认为应该和中国坐下来谈；也反对美国用大棒逼迫中国遵守国际法（指南海仲裁），美国不应该继续当世界警察；双方应该合作。

和三位学者交流下来，对于中国何以在如此之多不利条件下，仍然能够迎头赶上美国有了更大的信心。一是连他们也终于意识到中国模式是可持续的，中国不可能采用他们的制度。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美国必须改革了，福山只是一个少见的特例。毕竟，谁能赢得中美世纪之竞争，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理好自己国家。连问题都意识不到，连自己必须进行的改革都无视，何谈解决问题，何谈赢得竞争？这就是此次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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