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18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以非常出人意料甚至不可思议的结局收尾。民进党再度执政仅两年多，就创造了其历史上最大惨败。不仅丢掉七个县市，而且还是非常羞辱的悬殊选票差距。特别是高雄，竟然所有选区包括传统上民进党绿的不能再绿、铁的不能再铁的选区都输给了国民党候选人。此外，民进党没有一个县市的议会取得过半议席，国民党则高达9个县市。甚至连民进党支持的公投也全都失败。尤其是一个涉及民进党的“台独”理念，一个涉及无核理想。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年多国民党还没有足够的反省，也没有任何感动人民的言行。但选民却以这种完全不成比例的方式惩罚了民进党，奖励了国民党。

从2016年以来两党的表现来看，民进党是应该输一些县市，从而受到教训。而国民党小赢，也同样有着继续反省的压力。但目前这种极其令人瞠目、超出两党表现的结果，则会令国民党自我感觉良好，民进党则不知道错在何处。大选后蔡英文还宣称改革的方向没有错，是人民没有能够跟上民进党的进步价值！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还公开声称是假新闻影响了选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在辞职后也接受挽留。

事实上，这次投票显示了台湾选民的非理性。被激怒和失望控制的选民冲动式地做出了一种超出正常范围的选举行为。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台湾已经三次政党轮替，选民应该日益成熟，何以这一次表现得如此歇斯底里，简直是不顾一切地把民进党往死里打？

应该说选民的非理性是台湾民主的第一个危机。

第二个危机则是台湾民意改变的时间越来越短。

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的陈水扁到了第二个任期才民意支持度崩盘。2008年国民党再次执政，马英九也是到了第二个任期后半段才出现全面危机。但这一次，民进党才执政两年多民意就重蹈覆辙。

台湾民众日益没有耐心，这对任何一个执政者都是巨大的压力，蔡英文和民进党的下场也令所有拿到权力的政治人物惊恐。毕竟，再过两年面临这种凄惨境地的可能就是自己。这只能促使他们采取短期行为，尽快出政绩，哪怕饮鸩止渴也在所不惜。本来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偏重眼前，偏好短期行为，比如借债搞福利。但在现在这种民意压力下，只能是愈演愈烈。而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和挑战就再也没有人去关注了。那些必要而又不得不付出代价的改革就再也不会有人去做了。

目前，距下一次大选只有十三个月的时间，民意排倒数第一的蔡英文为了连任，不管她嘴上怎么说，行动上则必然放弃任何改革，尽力讨好选民。其实今天的台湾不改革已经不行。即使改革错了，也会给后来者带来经验和教训，并非一无是处。但什么也不做，用最后的老本去迎合民众，则对台湾毫无益处，只能使台湾陷入更深更大的危机。从根本上讲，这并非政治人物不负责任，而实在是制度设计使然。

第三个危机则是不受控制和管理的社交媒体作用日益突出。

韩国瑜到高雄时一无所有，他自己也曾抱怨说国民党连一碗卤肉饭都没给他。但他借助网络和社交媒体，制造出巨大的轰动效应，并转化为现实中的选票优势。相反陈其迈则对网络敬而远之，连最受大众喜爱但颇为低俗的馆长网络节目都不敢参加。

网络的巨大影响力和不受控制自然对选举产生相当大的冲击。一是候选人不一定有能力，不一定有专业性，但只要个性有特点，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就能吸引民众的注意力。比如韩国瑜在网上直播洗头，大量网民涌进去观看。因为大家都好奇，一个秃子怎么洗头。新北市力推一项民生政绩项目，无人观看。相反，市长朱立伦滑水和下属撞在一起的视频则在网上自然走红。

韩国瑜直播洗头

网络空间关注的是有趣的，流行的，娱乐的。但政治本身恰是严肃的，专业的，枯燥的。一个政治人物要想吸引网民，就必须把自己娱乐化，就是谈政见，也必须是喜闻乐见、非常易懂的形式。比如韩国瑜就是一句“货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打动选民。事实上正如台湾媒体所总结的，就是“发大财”三个字让韩国瑜所向披靡。但至于怎样发大财，并没有人关心。

二是网络上假消息众多，真假难辨，而且往往由于传播极其迅速，而令人先入为主。后面的辟谣或者解释往往没有什么效果。比如韩国瑜第一次和陈其迈辩论，焦点却成了陈其迈辩论时戴耳机作弊的假新闻。第二次辩论，焦点也成了韩国瑜由于化妆师抹唇膏而表现不好。

相反，辩论能力、应变能力、逻辑推理、综合能力以及政策优势，都不见了。

应该说网络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大大减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但假信息的泛滥也造成了选举被操控的可能性。这在美国大选中有着惊人的表现。另外网络也造成了信息的封闭：同一观点的群体聚合在一起，只接收共同认同的讯息。这也是为什么辟谣基本无效的原因，他们根本不看。于是就出现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现象。

三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种族问题，整个西方民粹主义崛起。与此同时，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又成为民粹主义赢得一个又一个选举或者通过选举赢得前所未有政治席次的手段。虽然这次韩国瑜形式上有民粹色彩，但他理念上并非民粹主义者，对台湾的民主并没有什么危害。但未来则很难讲。

在网络时代，要么一个低俗或者民粹的候选人更易脱颖而出，要么选举结果很容易被各种势力人为操纵。本来多党普选民主制度就很容易出现“良币驱逐劣币”的结果：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受全面和良好教育的都是少数，决定选举结果的是那些既不关心国家未来，也不关心世界的群体。网络时代则令这个问题更加突出。

当然这也是全球都有的挑战。西方已经把社交媒体视为对其制度的威胁。

第四个危机则是政党作用明显萎缩，个人特质成为决定选举结果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础政党政治面临瓦解之势。

由于台湾长期政党恶斗，再加上三次政党轮替都未能解决台湾民众切身关心的问题，民众对政党普遍厌恶和不信任。中间势力远远超过两大政党。这次九合一选举一直是极为冷清。几乎是无人关注，无人参与。直到韩国瑜崛起之后才重新点燃民众和社会的热情。韩国瑜虽然是国民党籍，但却有强烈的无党籍色彩，其能够赢得绿营选民支持也是因为这一点。本次选举得票最高的新北市市长候选人侯友益，也有同样的无党籍色彩。而且在选举过程中，政党要么如同国民党一样起不到什么辅选作用，要么就如同民进党那样，还会起反作用。选后民意调查显示，排名最后的政治人物分别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倒数第一，国民党主席吴孰义倒数第二。

所以在这次选举中，各候选人无不淡化自己的党籍，突出的只是个人和立场。

众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如果政党作用式微，这个制度还怎么运作？还如何存在？

第五，台湾民主发展的方向出现了问题。即意图大量采用“公投”弥补现行代议制民主的缺陷。

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降低了“公投”发起和通过的门槛，结果一次就有十个“公投”成案，并有7个获得多数通过。而之前台湾一共才有六次“公投”，没有一个成功。

在西方，对公投一般的说法是直接民主，可以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但从实践来看，西方对公投十分慎重甚至是排斥。而且很少的试验也表明公投往往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国家命运。

2005年法国对欧盟宪法（《里斯本条约》）公投（欧盟国家多数是议会表决），结果由于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条约被否决（大量的选民根本没看厚厚的条约）。整个欧盟一体化被推迟并不得不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条约法国也不再采用公投，而是以国会表决的方式顺利通过。

后来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修宪公投、希腊对经济紧缩政策的公投都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英国脱欧公投

美国从不搞全国公投，下面的州如加州是搞公投最多的地方，结果只要是提高福利的提案就通过，增税的公投就失败。直接导致加州成为全美负债最高的地方。

至于西方历史上，一些政治强人更是利用公投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比如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这位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就通过公投，以极其悬殊的压倒性优势成为皇帝，终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除了小国瑞士，公投在全球的表现已经证明这种直接民主形式是有高风险的，不可行的。尤其是在今天民粹主义崛起、网络社交媒体的时代。然而台湾却选择了以公投作为民主改进的方向。

确实，今天西方的代议制民主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失灵、失能成为常态。但公投显然不是解决办法。

在台大有关选举的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认为台湾应该把公投的议题从宏观政治改为微观民生，比如是否多建一个垃圾场。然而，如果选举产生的政府和政治人物连这样的日常事物都进行公投，那么他们的作用和意义何在？

公投从本质上讲是应该对涉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大议题进行全民表决。比如意大利对修宪，英国对脱欧，法国对欧盟宪法等，而不是用于对日常生活问题的解决。

重大议题往往过于复杂和专业，普通民众要理解难度很高。比如英国脱欧之后，网络搜索排名最高的居然是“欧盟”，选民连欧盟都不了解，就要投票决定国家是否脱欧这样的事关国家命运的议题，实在是荒唐。事实上，这一次台湾投票发生重大问题，以致于出现人类历史上首例边看开票边投票的奇异现象，而且直接影响了台北的选举结果。根源就在于许多选民连理解公投题目都有困难。以致于后来网络上流行这样的段子：要举办“公投中文补习班”，教大家怎样去理解公投议题。

如果说公投才是人民当家作主，那只能说要么这种方式有问题，要么人民根本就没有能力做主。

虽然照搬西方的台湾不可避免地会有这种制度在全球所表现出来的难以解决的弊端，但选择公投做为解套的方向显然是错误的，将会给台湾带来更大的危机。

台湾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到今天已经困境重重，难以为继。它出现的这五大危机，既有与西方的共性，又有自己的在地特色。两者相加，其严重程度更远超过西方。看来，台湾作为华人社会试点的阶段性任务正在接近尾声，它将以自己的失败反衬大陆的成功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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