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5月6日 星期三 晴

解封倒计时第五天！

今天法国最大也是最小的新闻是：法国《鸭鸣报》（Le Canard enchaîné）在刊文中证实，马克龙总统在去年12月就收到了法国驻北京大使馆提醒的冠状病毒的危险警报。

之所以说是最大，因为这件事涉及总统，涉及疫情。之所以说它是最小，因为没有任何媒体再去跟进报道。不过这件事对中国还是很有意义的，说明法国的疫情是政府忽视造成的，想甩锅中国是不可能的。

解封应该已成为法国社会各界的焦点。根据民调，三分之二的法国民众对解封表示担忧。80%的民众担心病毒扩散，83%的民众担心乘公交，75%则担心幼儿园和小学重开，50%担心回去上班。大家不要被这个民调误导，以为法国民众这不是很理性嘛，都知道解封的风险。假如再做另外一个民调：是否推迟解封，反对的也绝对会在80%以上。这就是法国这个民族性格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两年前的黄马甲运动给多数民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们对这种暴力行为也是反对的，但是另一方面，民调也同时显示多数人又支持黄马甲的抗议行动。最近华人微信圈都在转发一则漫画：当政府决定封城时，民众大喊这是专制、独裁，我要自由；但当政府决定解封时，民众又大喊这是资本主义、我的健康。典型的法兰西性格。

不过非常不妙的是，意大利5月4日初步解封后，新增死亡和确诊人数明显上升：死亡人数攀升到369例，比昨天增长133例；单日新增病例从1075例增长到1444例。虽然这只是一天的指标，还需要后续观察，但病毒超强的传染性已经是事实和共识，在没有达到中国有效控制的程度就要解封，实在是拿宝贵的人命在赌博。

昨天的法国媒体都对解封没有信心，《巴黎人报》头版标题就是“无法做到的解封”。《费加罗报》则是问句：“法国真会在5月11日解封吗？”今天法国又暴涨4000多例，令人惊心。明天法国时间16点，菲利普总理将宣布解封的所有细节，全法瞩目。能否解封，这将是第一个考验。

法国发生疫情以来，民众最不满、备受各界质疑的就是口罩。特别是有关佩戴口罩的用处、强制性、价格等，一直是政府受到批评甚至攻击的问题。到今天，法国政府终于为此事道歉了。但道歉的既不是卫生部长，也不是总理 ，更不是总统，而是内政部长克里斯托夫·卡斯塔内。法国政府的分工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

但看完道歉全文，这与其说是道歉，还不如说是推卸政府责任：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不够明确。”“世界卫生组织、法国国立医学科学院和所有卫生专业人员都告诉我们，系统性地佩戴口罩没有必要。但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几周前，国立医学科学院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立场，因此我们正在适应。”

这个时候把西方因肯定和推荐中国抗疫模式而不信任的世卫组织也搬出来，还是令我惊讶。在我看来，世卫组织这次应对疫情唯一做错的地方就是没有公开要求人人戴口罩。至于世卫为什么连这么常识性问题都“忽略”，我没有直接证据，但如果合理推测，应该是和西方口罩短缺有关。间接证据是当美国改变政策要求民众戴口罩之后，世卫立即跟进。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请别把病毒政治化。”

至于“法国国立医学科学院和所有卫生专业人员”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当时还是有不少医学专家建议大家戴口罩的。

现在世卫组织在西方眼里已经有三重罪了：肯定中国、未能及时提醒世界、没有提议戴口罩。这些国际组织要伺候西方可实在是太难了。

不管怎么样，道歉比不道歉好，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中国知道现在西方政治人物是怎么道歉的。

今天法国政坛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国会表决解封方案时，执政党唯一一名投反对票的女议员、也是一名医生的Martine Wonner被排除出党团。在法国，一个议员或者部长，如果和政府意见不一致，要么辞职要么被免职要么被开除出党。政党政治下，这等于断送了这个人的政治生命。

这次疫情，没看到西方哪个官员因为抗疫不力而被免职，倒是有不少得罪上司的人被免职。比如罗斯福号航母舰长。再比如巴西，确诊总数超过十万，死亡人数接近7000，单日死亡达到600的新记录。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被问责。只有卫生部长因为反对总统的不做为而被迫辞职。

因此，在西方这种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下，有官员敢讲真话吗？特朗普讲得再离谱，政府官员不都是争着为其圆场吗？有谁敢说特朗普错了？整个欧美疫情这么严重，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德国今天联邦政府和各州开会讨论解封安排。目前德国的疫情是单日新增病例超过900，累计接近16.5万，单日死亡165例，累计接近7000。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根本不会考虑解封的，民众也绝不会支持。但在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解封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是考验政治人物的时候了：是顺应民众和企业的愿望，还是尊重医学专家意见，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参照中国解封的经验和良好效果——今天只有两名输入型病例，无本土新增，新增死亡为零。

其实这对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默克尔并不是问题，此时民众和资本都限制不了她了，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更何况，一旦出现第二波，不仅她的政治生涯难以善后，甚至断送她的整个历史贡献。但最终她还是宣布除了边界继续关闭、禁止大型体育活动等外，其他限制措施全部取消。这将是默克尔继无限制接受难民后的第二次人生狂赌，也是整个国家的狂赌。

如果整个西方赌输了，固然是巨大的人道灾难，对中国的依赖也将继续，至于“问责”中国，就遥遥无期了吧。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说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有反对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因此对权力存在有效的监督。另外由于三权分立，每种权力都得到有效制衡。

这一次疫情，CNN、纽约时报、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批评一直存在，监督功能并没有丧失。相对于欧洲，更是比较突出。可是为什么没有效果？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可是特朗普的权力得到制衡了吗？

现在唯一寄于希望的是11月份的大选。可是特朗普如果连任了呢？这是不是说明一切监督和制衡都失灵了？即使11月份特朗普败选，证明西方还是存在纠错能力和监督、制衡，那么仅凭四年一次的选举才能发挥作用的监督 、制衡是不是只能证明西方在权力的产生过程中有监督，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是放任的呢？

当然作为学者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答问题。今天西方的媒体失去监督能力，和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崛起有关。特朗普一个推特拥有的粉丝就超过传统媒体的阅读量，他还怎么会怕你媒体监督呢？面对时代的进步和挑战，西方能否应对，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昨天我提到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先生于2月1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观点。当时欧美疫情还没有爆发，他从自己的价值观和理论出发，在当时的现实下做出了错误的学术判断。一个月以后，即3月11日，当欧美疫情爆发时，另一位有着公共知识分子头衔的清华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再一次提出：

“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指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就社会层面而言，宪政民主，不仅是政体的选择，也是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

她对中国的抗疫表现是这样评价的：

“此次疫情的发生和抗疫过程不仅将体制弊端和权力的颟顸霸道暴露无遗，也清楚地显示出民众的绝对弱势和社会力量的羸弱。正是这种社会结构性失衡才使得灾难后果极其严重，整体危机加倍放大。”

但3月11日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已经有效控制住了，每天新增只有15例。此时意大利已经封城两天，两天后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对欧洲实行旅行禁令，三天后西班牙封城，五天后法国和德国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封城。

所以面对这样的事实，郭教授仍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如果从现在的角度看，欧美的老年人成为牺牲的对象，甚至长时间死了都不能被统计，纽约殡仪馆近六十具尸体腐烂被民众发现而报警，到现在也没有查出原因，《纽约时报》试图联系殡仪馆，但电话被工作人员挂断。CNN也联系了该殡仪馆，但一位自称负责人的人士拒绝发表评论。这是不是“将西方体制弊端和权力的颟顸霸道暴露无遗，也清楚地显示出民众的绝对弱势和社会力量的羸弱呢？”

CNN报道：在布鲁克林殡仪馆外的四辆卡车上发现60具尸体

另外2020年3月7日，她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

“这次武汉疫情还没能觉醒的人是无药可救了！”

大学的老师，除了学术研究，主要的职能是教书育人，重要的品质是为人师表。现在郭教授应该发现当时在梦中的不是别人，恰是她自己。那么，现在梦醒时分，她是不是应该收回自己的结论？否则，大家都会说：“这次全球疫情还没能觉醒的人是无药可救了！”

最后，知道郭教授是一直强烈主张以西方为榜样，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所以我有一问题请教：郭教授怎么看待疫情中西方公民社会的表现？是宗教聚会引发疫情？是组织抗议政府实行了隔离令？他们是否帮助过养老院惨死的老人？或者他们是否给封闭的社区提供什么基本服务？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要动用警察来执行隔离，这样的国家还有公民社会吗？

这次中国抗击疫情，西方给予了中国民众极其罕见的一致的非常高的评价，为他们高度的责任感、纪律性，识大体、顾大局的牺牲精神。而且在现实中，他们也确实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强烈的互助意识，各地自发的援助源源不断涌向湖北、武汉。大量的志愿者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难道西方不应该好好向中国学习吗？

今天和大家分享中国当代崛起的时代因素、特定时期历史人物的贡献。

改革开放启动时的时代条件则包括：

一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西方开始在全球进行产业和资本的转移。当时西方对新市场的渴望难以言述。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建国后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赴西欧考察。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不是总理）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

放到今天的时代背景下，简直不可思议。假如今天再有国家要搞改革开放，就难有中国当时的条件。

二是冷战仍没有结束，中国和西方成为对抗苏联的盟友，获得了西方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以及外交支持。比如1988年中越在南海发生海战，美国为首的西方保持沉默，反倒是苏联一边倒地谴责。这和今天俄罗斯保持沉默、美国积极谴责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特定时期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巨大贡献，则当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从中国历史上看，不乏起义和革命，但改革却极难成功，改革者功成而退的更是几乎没有。然而，邓小平不仅在世时力推改革成功，离世后更打破人亡政息的传统，他开创的事业继续引领中国走向复兴。

这和他特殊的时代和经历密不可分。早年留法看世界、长期残酷的革命经验、建国初期的成功与失败、文革前后的起伏，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他兼具两样优势：既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了解体制的运作，而且具有崇高的威望和人脉，又由于文革被打倒而脱离体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这就是常人所讲“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

简而言之，邓小平1978年复出后，三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把中国从极左的道路和氛围中解脱出来，抓住全球化和西方对外技术转移的历史机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二是1989年果断粉碎了试图把中国导向苏联和东欧垮台的模式上的尝试。三是1992年面对左派重新崛起试图把中国带回老路的严峻形势下，通过南巡，彻底击溃了左派的回潮，重启改革。至此，中国彻底摆脱保守左派和激进右派对改革开放的阻挠和干扰，改革开放也由此进入坦途，二十余年来再无此前左右对峙时的曲折和波动。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能够打破人亡政息的最主要原因，并不仅仅是他政策的成功，而是他把所有正确的改革举措都制度化。比如政治上从一人决策、终身制转向集体领导、任期制。特别是任期制，在中国五千年政治史上都没有，邓小平却做到了。

最后一个因素——运气，我们明天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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