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一个自称“历史学家反对特朗普”的团体散发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这些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这封信的目的是告诫人们警惕“特朗普的参选以及他的竞选活动对公民社会所造成的严峻挑战。”这些历史学家暗示，他们是唯一有资格发出这种警告的人，因为他们“作为历史学家，有专业领域上的职责，为了美国的未来，他们有必要与普通人分享自己对历史的理解。”

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是历史学家而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明白这些现象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影响。”因此他们不能保持沉默，“历史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公开发声来反对特朗普”，信中说。

唐纳德·特朗普（资料图）

我认为，这封信简直狂妄得离谱，这些教授们竟然认为拥有高学历就等同于拥有了美德。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学科专业知识所带来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优越感，还由于专业的训练，历史学家们认为自己是唯一客观的观察者：“作为历史学家，我们能够考虑到不同的观点，虽然我们也承认自己有局限性和主观性。”

但他们在信中很少提到自己的局限性和主观性，只有对特朗普典型、常见的批评之词，这种批评从政治角度来说，并不能作为参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是一场暴力运动：暴力反对个人和团体；反对记忆和责任，反对历史的分析和现实。”发出这样的声音，怎会做出冷静、温和、公正的分析？

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他们关于特朗普先生的观点本身是错误的，我也不是说这种观点切中要害：这只是一种观点，就像其他人的一样。通过包装把他们显而易见的党派的观点变成“历史的教训”，公开信的签名者把自己作为真理化身。但事实上，他们不过是有着历史学学位的人，这意味着他们读过特定的书目，上过特定的课程并且写过学术论文，仅此而已。

虽然专业的学科训练使他们有资格能够发问并且回答学科内特定的问题，但是当我们准备在总统大选中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时，他们没有资格成为我们的导师或指南针。学术上的专业知识并不等同于政治智慧。

发表政治意见也不是他们的工作，尽管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填补特朗普的竞选所造成的漏洞是我们全部的工作”（我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这句冠冕堂皇的话的意思）。不，他们的工作是教学生们怎样处理档案材料，怎样确定证据是否可靠，怎样对有争议的事件发表有说服力的解释。简言之，怎样做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预言家或者政治评论家。

如果某个历史学家以个人身份在专栏或者读者来信中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意见，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当一群历史学家声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甚至暗示他们所说的代表了整个历史学界，我觉得这就确确实实存在问题了。

从这份公开信来看，至少有两方面是错的。首先，它不可能符合事实，除非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一个历史学家都没有；事实上只需一两个历史学家支持特朗普就可以证明他们的结论不成立。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历史专业人士不应该做任何形式的政治性声明，它的能力应表现在其本专业的学术方面。

如果一个学术组织宣布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那它将不再是一个学术组织，而是把自己转变为政治组织，其观点不能再借他们的学术背景获得支持或权威。它的成员可能成为政治活动者，他们都拥有高学历。但在政治问题上，学历最终是无关紧要的东西，辩论将决定最终结果。

学者举着学术的旗帜，却卷入政治事务，这绝对是错误的。

那么，露丝·巴德·金斯伯格错了吗？她在一次采访中曾对特朗普进行直白的评论。也许是（的确，她自己已经对这些评论感到歉意），但是她没有犯下和这些历史学家一样的错误。法官金斯伯格是即兴演讲，发表了自己关于当下新闻中一个事件的看法，就像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做的那样。她没有引用或者利用她的法官服饰；她也没有在法官席上宣告。

“历史学家反对特朗普”在他们的长凳上宣布，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长凳，而是代表他们学术地位的长凳。他们说，“你要特别注意我们关于大选的观点，因为我们来自学术界；而且，大选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而法官金斯伯格却说，“请特别注意，这只是我对特朗普先生的一些个人观点”。对于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学术背景是他们所倚重的关键，但对于法官金斯伯格来说，自己的身份与对特朗普的评价无关。

为了避免不恰当的表现，法官金斯伯格本应该更谨慎一些（对于她的党派观点可能会外溢到她的审判行为中的怀疑是难免的）。但是无论她说的有多么不恰当，她没有以最高法院法官的身份来说，也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威来为上述言论背书。而“历史学家反对特朗普”这个组织，却利用他们的学术背景来增信自己的言论，并且通过这样做他们也损害了自己手中学历证书的权威性。

（青年观察者林梦婷译自7月15日《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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