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妮·贝克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8月下旬的一天，在因疫情而沉寂多时的巴尔的摩市某工业区一角，一家红砖制造厂正忙得团团转。在该制造厂内部有一处被称为3区的地方，一个刚刚被从马萨诸塞州运过来的生物反应器不锈钢外壳斜躺在地上。员工们正试着让这个生物反应器运行起来。在几周后，它将成为新冠病毒疫苗生产线上的核心装置。

当工厂的所有者Emergent BioSolutions公司订购这个生物反应器时，一家供应商表示，一些关键部件要到11月或12月份才能到货。为此，Emergent公司求助于“曲速行动”计划，一项美国联邦政府为加速新冠疫苗研制而设立的疫苗开发计划。负责执行此计划的官员们（某些人就坐镇在Emergent公司）给这个供应商打电话，声称该订单不得拖延，并把政府拉进来给这一要求撑腰。在Emergent公司负责合同制造业务的赛义德•侯赛因（Syed Husain）说：“这几乎就像是发出了‘呼唤蝙蝠侠’的信号。他们真是我们公司的重要伙伴。”

彭博商业周刊发表本文：Inside Operation Warp Speed’s $18 Billion Sprint for a Vaccine

Emergent公司很可能是曲速行动给予帮助最多的一家公司。今年6月，该公司获得了一份6.28亿美元的非投标合同去生产新冠疫苗和治疗药物，这是并未实际开发疫苗的非制药公司所获得的最大一笔曲速行动拨款。随后，该公司签署了一份2.61亿美元的合同，为阿斯利康公司（AstraZeneca Plc.）生产药剂，随后又与强生（Johnson&Johnson）的子公司杨森制药（Janssen pharmaticals Inc.）签订了一份4.8亿美元的合同。这些公司本身也收到了曲速行动的十几亿美元补助。今年早些时候，Emergent为生物技术公司诺瓦瓦克斯医药（Novavax Inc）生产疫苗用于试验，诺瓦瓦克斯随后就从曲速行动获得了16亿美元。在曲速行动支持的六家疫苗制造商中，有三家与Emergent公司有业务往来。

在过去的十年里，Emergent把自己打造成了一家美国政府须臾难离的企业，它是唯一一家获准储备应急炭疽疫苗和单剂量天花疫苗的生产商。当今年年初新冠疫情袭来之时，美国政府亟需增大疫苗产能，这时候它们想到了Emergent。“这实际上是一场确保制造能力的全球性竞争，”保罗•芒格（Paul Mango）说，他是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负责政策制订的副主任，同时也是曲速行动的负责人之一。“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大量的产能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史无前例地生产数亿只药剂。在美国我们并没有这么多闲置产能。”

“曲速行动”本身并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种在私营企业和美国政府各机构间进行协调的机制：国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等。目前已有超过600名卫生部人员和90名国防部人员参与其中。强生公司的首席科学官保罗•斯托弗斯（Paul Stoffels）说：“这是一项有助于加快突破官僚机构束缚的协调活动。”曲速行动已授予相关公司超过120亿美元的疫苗合同，该计划的总预算高达180亿美元。

特朗普总统似乎还嫌后勤和研发任务的挑战性不够大，于是加大压力要求在11月3日大选前获得疫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在9月底为冠状病毒疫苗审批流程起草了一份严格的新安全指南，快速获得疫苗的希望就此破灭。后来特朗普因感染新冠病毒而住院，他一出院就在推特上攻击哈恩：“这是又一次的政治打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史蒂芬。”

总统对抗击疫情唯一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贡献是帮助设立了曲速行动计划。特朗普否认病毒具有威胁性长达数月之久，在此期间他始终未能拿出控制病毒传播的国家战略，只是让各州各自为政。此后，他开始支持企业研发方式。芒格说，现在有超过25个生产设施正在生产或准备生产疫苗、药瓶和其他在大规模接种疫苗时需要用到的物品，曲速行动通过收发电子表格的形式来跟踪进展情况。

在特朗普灾难性的抗疫举措中，这似乎是一个明显的亮点。休斯顿市贝勒医学院国家热带医学系主任彼得•霍特兹（Peter Hotez）说：“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唯一举措就是让公司去制造药品。但不为人知的是，困难之处在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确保疫苗有效。这总被变换成生产问题。特朗普把自己和公司老总们的私人关系扯进生产过程，让他们去生产疫苗。”

把寻找疫苗的行动称为“曲速行动”并不总能带来信心。这个名字来自于《星际迷航》，星舰迷们都知道，当宇宙飞船在高曲率系数下飞行时，就可能会出错。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曾担心这个名字暗含鲁莽之意。福奇坚持说开发疫苗没有捷径可走。撇开感知问题不谈，支撑曲速行动的理念并非没有道理。一位来自私营机构的顶尖疫苗专家，前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 Plc）的执行总监蒙塞夫•斯劳伊（Moncef Slauui）正与军事后勤专家、四星上将古斯塔夫•佩纳（Gustave Perna）合作开发疫苗，后者曾领导美国陆军物资司令部，现为曲速行动首席运营官。他们反差强烈：在最近一次去辛辛那提医院参加疫苗试验时，佩纳身着迷彩服，而斯劳伊则穿着一件蓝色正装衬衫。

斯劳伊出生于摩洛哥，是比利时裔美国科学家，曲速行动在其指导下挑选了一系列由世界顶级制药公司开发的备选冠状病毒疫苗和未经试验的新产品。通过多头下注，曲速行动理论上增加了一种或多种疫苗最终脱颖而出的几率（但愿它们能以曲速胜出）。斯劳伊不仅将投资引向了不同的公司，而且还将投资投向了不同的疫苗生产方式。美国Moderna公司，辉瑞公司与德国BioNTech SE公司的联合体都在测试使用信使核糖核酸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信使核糖核酸是一种基因物质，它可以指导人体制造病毒蛋白，从而引发对抗SARS-CoV-2病毒的抗体反应，而正是SARS-CoV-2病毒导致了冠状病毒的产生。强生公司和阿斯利康则利用病毒载体技术制造疫苗，它们让一种经过改造的普通感冒病毒携带冠状病毒基因物质去产生免疫反应。诺瓦瓦克斯公司的疫苗，葛兰素史克（Glaxo）与法国赛诺菲公司（Sanofi SA）联合研制的疫苗都基于病毒的纤突蛋白，使用免疫增强佐剂来激发抗体产生。辉瑞可能会是第一个生产出疫苗的公司；该公司已表示，它可能会在11月下旬做好疫苗审批申请准备。与其它公司不同的是，该公司选择自己承担疫苗测试和生产成本，只有在疫苗获得授权且由曲速行动计划购买了这些疫苗后，它们才会收回部分投资。

对政府不熟悉可能实际上对斯劳伊有利。他说：“人人都是术业有专攻。让一个外人参与进来，此人对所有历史和政治以及可能存在的官僚作风全然无视，只专注于整合他们的工作……这是能促进曲速行动快速向前推进的一个基本要素。”

曲速行动在9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文件，概述了它将如何分配疫苗剂量。这份文件带有一种军事腔调，标题是《从工厂到前线》。佩纳的副手保罗•奥斯特罗夫斯基（Paul Ostrowski）将军表示，他们的计划是一旦疫苗获得批准或紧急使用授权，则在其后的24小时内分发这些疫苗，负责集中配送和合同分包的主要是麦克森公司（McKesson Corp.），这是一家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药品分销商，此前曾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签订过疫苗配送合同。为了追踪每剂疫苗的走向，曲速行动计划正在创建一个集成化的计算机系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电脑系统也将被接入其中。曲速行动表示，预计全国到时将有多达75000个疫苗接种点。目前各州已向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递交了如何在当地管理配送的方案，但在10月中旬，跨党派的全国州长协会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了一份长长的问题清单，内容涉及从资金到存储的各个方面，明确表示各州并不认为现在已有可行的联邦计划就位。

一些观察家质疑，如果乔•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将对该计划的进程产生何种影响。芒格认为，这个问题基本上毫无意义。他说，到今年年底，美国有望由多家公司生产出1亿余只冠状病毒疫苗，而到了就职日，“绝大多数繁重的工作都将结束。”拜登竞选团队表示，他们将支持参与曲速行动的科学家。其竞选团队发言人安德鲁•贝茨（Andrew Bates）说：“乔•拜登和卡马拉•哈里斯将提供特朗普当局所一直缺乏的领导力，授权我国政府内部的科技人才，包括那些参与曲速行动的人才，确保将安全有效的疫苗公平、高效、免费地分发给所有美国人。”

芒格说，到2021年4月，美国将有超过6亿只疫苗可用。而在这些大数字背后，还存在很多变数和不确定性。在6种曲速行动支持的候选疫苗中，有5种需要使用两剂。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可能不会批准所有疫苗上市，这意味着难以估计的数百万疫苗可能会被扔进垃圾箱。（事实上，阿斯利康和强生出于安全考虑曾不得不暂停在美国的试验。后来两家公司的试验于10月23日恢复）。每种疫苗都有自己的储存要求。辉瑞的疫苗需要保存在-75摄氏度（-103华氏度）的环境里，这使得向全国配送辉瑞疫苗成为一项艰巨任务。

如果不是因为此前做出了一系列目前看来极其短视的决定，曲速行动计划本无存在的必要。在过去20年，公共卫生专家一直在警告美国对突发疫情准备不足，但对生物恐怖袭击的忧虑淹没了这些警告。2001年6月，一群美国官员和决策者举行了一次名为“黑暗冬天”的演习，该演习模拟天花病毒被用作生物武器袭击美国，这次演习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在许多方面，这次演习并没有解决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的许多问题，包括缺乏应急能力去治疗患者和难以控制疫情爆发。

在黑暗冬天演习之后，美国发生了911恐怖袭击和一系列被大肆宣传的炭疽攻击事件，这导致美国推出了新一轮政府开支计划去应对生物恐怖袭击。在当时还叫做Bioport的Emergent公司是唯一一家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许可的炭疽疫苗生产商。联邦政府在这些袭击发生后不久就开始储存数以百万计的疫苗。

Emergent公司办公大楼 图片来源：该公司官网

2004年，国会通过了《生物防护项目法》，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为“战略性国家储备计划”提供56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和购买“医疗对策”——应对生物和化学攻击的疫苗和疗法，包括Emergent公司生产的炭疽疫苗。出台这项法案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应对自然发生的传染病，尽管该法案出台后不久就爆发了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译注：即非典型性肺炎）。那时，全球已有8000人感染了非典，774人死亡，而且在那一年非典疫情在亚洲各地始终层出不穷。

而那时的制药公司并不急于投资开发“战略性国家储备计划”所急需的药品和疫苗，因为这些研究常常风险极大而投资回报却不确定。因此，国会于2006年成立了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以填补研究空白。在该局大肆收购公司和授予合同后，Emergent公司巩固了自己对生物防御产业的控制。在2007年，它获得了一份合同，为国家储备计划提供1900万只炭疽疫苗。随后，该公司收购并翻新了巴尔的摩市的一家工厂，该工厂目前正在生产冠状病毒疫苗。

本来，这个世界应该会更快地迎来疫苗。2012年，贝勒大学的科学家霍特兹获得了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一大笔拨款，用于研发一种对抗非典的疫苗。到了2017年这笔拨款用尽时，尽管疫苗看起来非常有希望被研发出来，但他已经没法凑够足够资金用于人体试验。他说自己当时研发的疫苗有可能为人类对抗新冠病毒提供一些帮助。他说：“我们当年把它存放到了冰箱里。这些产品真的不赚钱。”

奥巴马总统在10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说，他给特朗普政府留下了一份69页的文件，内容是如何应对包括冠状病毒在内的新出现病原体。他说：“我们真的给白宫留下了抗疫的预案。”但特朗普当局却早就习惯于对奥巴马时代的计划釜底抽薪。2018年，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解散了全球卫生安全和生物防御局，该局是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由奥巴马创建的，旨在配合白宫应对全球各地爆发的传染病。博尔顿在推特上说，应对全球健康危机仍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要任务，该委员会的专家们有效处理了2018-19年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制定抗疫计划的责任长期被分散至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最明显的莫过于联邦应急管理局。也许最应承担责任的是由医生、退役空军上校罗伯特•卡德勒克（Robert Kadlec）领导的备灾应变事务助理部长办公室。在被特朗普任命担任这一职务一年后，卡德莱克控制了总值6.5亿美元的国家战略储备预算，而负责管理国家战略储备计划的是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据《华盛顿邮报》5月报道，卡德莱克曾在Emergent公司担任有偿顾问一职，并与该公司创始人有过业务往来。当Emergent被问及它与卡德莱克的关系是否会使其处于有利地位时，该公司表示，它与多届政府有过合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在特朗普执政时期，Emergent的收入翻了一番多，从2016年的4.88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11亿美元。当疫情来袭时，国家战略储备计划储存有数百万剂炭疽疫苗和足够多的天花疫苗，可以给每个美国公民接种上一只。

这并不是说卡德莱克没有意识到疫情突发的风险。2019年，他的办公室监督模拟了一场来自中国的流感疫情。这场名为“深红传染病”的演习暴露出在应对诸如新冠病毒传染这样的疫情时，美国将措手不及。卡德莱克于2019年12月在国会作证说，美国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几乎所有抗疫所需物资都产能不足：疫苗、药品、针头、注射器和口罩。如果这个模拟演习的设计初衷是为了给政府应急计划带来重大改变，那这种改变并没有发生。

今年1月13日，Emergent公司的制造和技术运营负责人肖恩•柯克（Sean Kirk）在看到中国武汉出现呼吸道传染病的新闻后，就变得越发担心起来。他找到负责公司全球供应链的同事，告诉他们开始储备关键的产品原材料。他回忆说：“我担心这场疫情可能会大爆发。”当月晚些时候，Emergent公司向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提交了一份深入分析的白皮书，提醒该机构Emergent公司能完成哪些工作。

瑞克•布莱特（Rick Bright）在美国疫情初起时担任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的主任，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提出了一次检举揭发式的申诉，指出联邦政府在开发疫苗方面行动迟缓。他说自己抗住压力拒绝把羟氯喹当作抗疫药物，因而被免职。羟氯喹一直是特朗普在大力推销的一种抗疟疾药物，目前缺乏严格的试验以证明这种药物能安全有效地治疗新冠肺炎。今年1月，布莱特说，他曾试图说服卡德莱克和卫生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为开发抗疫药物和诊断流程拨款，但未能成功。卫生部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布莱特所处地位使其无法知晓所有已实施的抗疫措施。布莱特没有回应记者就此事发表评论的请求。

不管怎样，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还是实施了抗疫措施。该局首席科学官斯托弗斯回忆说，今年1月，该局与强生公司联系，讨论用与开发埃博拉病毒疫苗一样的方法开发新冠病毒疫苗。他还记得开发局的专家曾说过：“我们知道你们公司的技术已经研发出来了，你们现在可以扩大研发规模。” 斯托弗斯说，2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的三次会议中，该公司和开发局达成了一项开发计划。在敲定草签合同时，强生公司开始与Emergent公司商谈如何确保生产能力。3月30日，美国卫生部宣布拨款4.56亿美元，用于支持强生最终版疫苗的临床试验和生产，随后又向Moderna公司追加了4.83亿美元投资。今年4月，Emergent签署了一份1.35亿美元的初步协议生产强生疫苗，个别工作将于2020年开始，大规模生产将于2021年开始。

到了4月中旬，每天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激增，采取行动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卫生部官员开始讨论设立曲速行动计划的细节问题。建立新机构的决定让一些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毫无必要的噱头，因为政府早已经建立了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跨部门机构。

虽然曲速行动计划直到5月中旬才正式宣布，但卫生部和国防部已开始为寻找首席顾问面试了多达10人。阿扎、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和白宫顾问、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面试了斯劳伊，他们最终认定斯劳伊是这份工作的合适人选。斯劳伊此后以外包商而非政府雇员的身份加入曲速行动计划，这意味着他不受联邦道德规范的约束，有关信息披露和股权撤资的联邦规定可能与他担任的职务相冲突。斯劳伊同意为曲速行动计划工作，名义工资为1美元，他的开支由一份卫生部合同支付，该合同被给予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Advanced Decision Vectors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负责支付几名曲速行动计划顾问的薪酬。

美国国防部自称曲速行动计划加快了疫苗研发工作 图片来源：美国国防部

斯劳伊受到国会民主党人的抨击，他们说他与曲速行动所涉公司有太多的利益纠葛。斯劳伊竭力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是一名注册民主党人，他加入曲速行动计划是因为他相信找到疫苗比政党政治更重要。）在葛兰素史克领导疫苗研发工作后，他先在Moderna公司，后来短期在瑞士制药公司龙沙集团（Lonza Group Ltd.）担任董事，后者是Moderna首选的疫苗制造商。当他同意加入曲速行动计划后，他从龙沙集团和Moderna公司辞职，并承诺出售自己持有的所有Moderna公司股份。但他坚持保留自己在葛兰素史克公司拥有的数百万美元股份，他称这些股份是自己的“养老金”，只是许诺在他开始为曲速行动计划工作后会捐出部分所得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他声称自己没有参加与Moderna公司或赛诺菲-葛兰素史克联合开发体进行的谈判。“我完全置身事外，”斯劳伊说。

7月2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和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开发局代理主任加里•迪布罗（Gary Disbrow）在国会就曲速行动作证，但他拒绝提供该项目如何挑选疫苗进行资助的具体细节。当时，曲速行动宣布为阿斯利康与牛津大学联合开发的疫苗提供12亿美元。民主党人问曲速行动计划会支持多少疫苗。“不止一个，”迪布罗笑着说。“很抱歉，这确实是一个关于采购的敏感问题。”

在接下来的六周里，曲速行动与葛兰素史克签署了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合同，为另外五种疫苗提供支持，这些疫苗来自强生、Moderna、诺瓦瓦克斯、辉瑞以及赛诺菲-葛兰素史克联合开发体。为了回应《信息自由法案》的要求，政府不情愿地公开了一些在今年夏天签署的（已经过大量修订的）合同。斯劳伊说，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它们只是单纯的合同。除了疫苗研发成本的金额，这些合同没什么特殊的。” 10月中旬，倡导型组织“大众公民”提起诉讼，要求公开冠状病毒疫苗合同细节。10月底，美国卫生部公布了一份已大量修改过的Moderna公司合同。

与曲速行动做交易给许多制药公司的高管带来了丰厚的薪酬。据无党派监督组织“负责制药”称，从5月15日到8月31日，Moderna高管通过出售公司股票获利1.155亿美元。Moderna的一位发言人说，这些股票的出售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符合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定。在同一时期，Emergent公司高管卖出股票净赚500万美元。9月份，该公司执行主席福阿德•埃尔•希布里（Fuad El-Hibri）又卖出了8万股股票，获得净利润810万美元。Emergent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高管经常会卖股票，他们遵守了与金融交易相关的所有法律。截至10月23日，Emergent的股价已在今年上涨了78%。

“这是一桩完美的生意，”“负责制药”发言人伊莱•佐普尼克（Eli Zupnick）在谈到与曲速行动相关的公司时这样说到。“它们赔钱了就由纳税人买单，它们赚钱了就放进自己口袋。”

在6月份宣布把一份6.28亿美元的曲速行动计划补助给予Emergent公司后，佩纳和斯劳伊访问了该公司位于巴尔的摩市的生产工厂，意为美国军方已准备好帮助该公司解决供应链方面的问题。Emergent公司的侯赛因在回忆佩纳时说：“他说什么事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每一天都很重要，每一小时都很重要。”

一些制药公司的高管曾经形容过军方在加速疫苗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他们称军方的表现是联邦政府抗疫举措中唯一真正的亮点。但其它大多数抗议措施仍然不怎么样。佩纳的副手奥斯特罗夫斯基说，曲速行动代表供应商与Moderna展开合作，加速了关键设备和用品的生产，但他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他在回复《彭博商业周刊》问题的电子邮件中说：“对于那些想要在此次全国抗疫行动中贡献自己一份力的伟大美国人，我要向他们致敬。”纳税人的钱大部分都流向了Moderna公司，这些钱总计为21亿美元，用途是促进疫苗研发和供应。其中3亿美元是节点式付款，在获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批准或完全许可的情况下，如果该公司能在2021年1月31日前交付1亿只疫苗就能获得这笔资金。Moderna在一份声明中说，它已与多个联邦机构展开了交流，但它拒绝透露得到了什么样的支持。一位该公司发言人说，节点式付款并没有促使本公司加快疫苗试验。

在人们普遍担心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会出现材料短缺情况时，曲速行动签署合同，为数亿只疫苗药瓶的大规模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康宁公司（Corning Inc.）6月份从曲速行动计划获得2.04亿美元资金，用以扩大其专用玻璃药瓶的生产能力。该公司每周都会与曲速行动通电话，并通过一个根据《国防生产法》设立的系统来优先获得材料供应。康宁公司制药技术部负责人布伦丹•莫舍（Brendan Mosher）说：“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可以确保我们不会在阴沟里翻船。我们现在工作的效率至少是原来的三倍。”

也不是每家公司都像保守军事机密那样掩饰自己与曲速行动的关系。位于阿拉巴马州奥本市的SiO2 Materials Science公司今年6月获得了1.43亿美元的补助，为Moderna和其它几家它拒绝透露名字的公司生产疫苗用药瓶，该公司将为这些公司生产1.2亿只带有薄玻璃内涂层的塑料瓶。该公司负责客户运营的总裁劳伦斯•甘提（Lawrence Ganti）说，他们公司利用《国防生产法》解决了无数问题，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在夏季，该公司一家位于芝加哥郊外的供应商因当地电力短缺而停产。甘提说他给当地电力公司负责法律事务的主管打了电话，给了该主管那家供应商的《国防生产法》信函。随后在45分钟内，那家供应商的电力供应就恢复了。他说：“他们理解我们所做工作的重要性。”

芒格说，他相信美国将在今年年底前做好为数百万人接种疫苗的准备。“疫苗将是现成的，” 他说，但他拒绝透露他指的是哪种疫苗。“所有的针头、注射器、塞子和小瓶，我们都一应俱全。只等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所有这些东西就都可以装箱运走。”

以Emergent公司的情况做参考，完成这些事似乎需要一段时间。阿斯利康公司的第一剂疫苗最早也要到1月底才能面市。Emergent公司的生产最终在9月中旬启动，但它需要90天的时间才能大规模生产药剂，然后它要将这些药剂船运至新泽西州萨默塞特县的另外一家公司Catalent进行灌装，这一过程还需要45天，其间还要进行质量控制检查。福奇在10月底证实，美国的疫苗不会在明年1月份前上市。

因为急于上市的疫苗如此之多，所以如果Emergent公司生产的疫苗不能及时上市，那曲速行动还可以寄希望于其它疫苗，获准上市的疫苗变少会延缓数百万只疫苗的配送。世界想要恢复正常可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芒格说：“并不是6种疫苗全都管用就证明曲速行动成功了。到今年年底，将有足够种类和数量的疫苗使绝大多数易病美国人获得免疫接种。如果6种疫苗都如我们所愿及时研发出来，那我觉得你可能宁愿被雷劈也不会去接种。”

最可能导致曲速行动计划失败的可能不是科学方面的挑战，也不是后勤方面的挑战，而是人们拒绝接种获批的疫苗。皮尤研究中心9月份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5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肯定会或可能会接种疫苗，这一数字低于5月份的72%。

斯劳伊说：“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抗疫进程被政治化，疫情在选举年前后发生，以及这个国家当前的政治形势。”他希望有60%到70%的美国人能接受免疫接种，到那时，即使新冠肺炎不会消失，疫情也会消退下去。他说：“病毒的传播能力将被极大削弱。”他在接受大卫•科西涅夫斯基（David Kocieniewski）采访时说：“感染会减少，易感人群会幸存，生活将会恢复正常。我对此抱以期待。”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彭博商业周刊》）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