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第二十一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23年10月14日至15日在吉林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了持久动力和深厚沃土。如何用历史的、比较的、实践的眼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概念化、理论化、知识化，既是破解当代中国发展之谜的关键，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探索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为构建现代化新范式提供了中国经验。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知识生产，既需要合理的学术分工，也离不开跨学科、融学科的交流与合作。研讨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知识生产的可能路径和有效方式，将推动学科性学术向问题性学术转型。

本组笔谈由发言人根据现场发言整理扩充而成。篇幅所限，部分发言人的报告内容未能收入。另有部分发言人提交了论文，本刊将择优陆续刊出。

朱苏力：一个文科学人如何面对中国的现代化

我不习惯，甚至害怕，现代化与知识生产这么宏大的问题。我习惯从琐细处，从边边角角，甚至是鸡零狗碎中，发现自己觉得有意思的问题，讲点道理。

甚至我不觉得文科，包括社会科学，生产的都是知识。其中肯定有知识，能启发人，值得传承。但不是启发人的就是知识。许多民间谚语就很难说是知识，除非你明白其中道理。甚至，我对《论语》和其他许多经典也是这么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知识吗？也算，但更多是告诫，是规矩，要人记住，照着做就行了。我的经验也告诉我，但凡需要铭记的，往往是因为不懂其中的道理，真明白了，就不会忘记。能不能做到，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我是了解社会生物学后才算明白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再将之当成一个道德信条。当年我曾很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后来才发现，抽象来看，这就是强调社会角色的责任和相互协调。即便如此，别忘了《论语》中仍有许多不是知识。“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是知识吗？骂人就是骂人，尽管在物资注定且永远稀缺的早期农耕时代，这话还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其实一直有偏见，重理轻文。但偏见不是偏见的结果，偏见也有其根据或理由，就因为我很在意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近现代中国的法治变革，从宏观到微观，我都没法不谈中国革命、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这也不是选择，就因自清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现代化。要讲清（或我认为的“讲清”）当今中国的诸多法律制度变革和麻烦，不可能不注意这个时代背景。但缺乏足够的自然科学知识，我最多也只能“事后诸葛亮”，回头看看来路，没能力展望、预测和应对。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变量实在太多，许多还在路上，有些也许刚刚萌芽，变量互动的长远影响究竟如何，真不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就足以产生务实有用的知识的。天不变，道才不变。个人的学术研究真要面对中国现代化问题，而不只是文字演绎相关文件的要点，即便胸怀理想，加恪守学术，也远远不够。

而且，尽管知道“价值无涉”，甚至就因知道，我更没法假装在中国现代化问题上价值无涉了。我的存在塑造了我的前理解或前判断。哲学阐释学告诫的认知的阐释循环对我毫无帮助，也许我的视野扩展了，但我的判断仍是那么不可救药。最残酷的真实不讲逻辑。

这与知识生产或学术的品味无关。我其实在意的从来都是“有没有意思”，“是否好玩”，在学术研究上我一直是兴趣主义。不幸的是，但也幸运的是，即便从很政治的问题，我也能察觉并拓展自己的学术兴趣，或相反，从纯学术甚至艺术的问题，也能察觉其中的政治功能或意味。

没人认为书法会与我的法学专业有关。我就是凭直觉判断，然后在文章中论证了，书法在近现代被塑造成艺术，看起来也好像是艺术，但在历史中国，其实更多是一个社会机制，其功能是确保大国的“书同文”，确保准确有效的上下交流和各地交流，这与历史中国的“文治／法治”有关。鉴于当代中国人，小学生或除外，几乎都通过计算机输入实现“书同文”，我的结论是：因为现代化，书法失去了其传统的“书同文”功能，在迈向“艺术”的同时，也正大步迈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

说这些话并不离题。在尊重这次论坛主题的前提下，我力求依据自身经验，剖开并展示中国现代化实践可能给我带来的困惑和麻烦，正视并端正我的态度。

中国现代化实践不可避免，也应当从各方面重塑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在我看来，现代化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其核心是科学技术大发展。三届和四届全国人大都提“四个现代化”，首先是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而不是抽象的思想文化或人文社科。邓小平后来则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鉴于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生产力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可以说，这在中共党内高层是共识。毛泽东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在家书中，他叮嘱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惟有一事”，趁年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要谈，“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2]“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毛泽东都特别提出改造中国当时的大学文科，甚至明确强调主要是办理工科大学。[3]针对所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发明火、发明蒸汽机，以及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才是人类历史上几次最大的文化大革命。[4]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这条路是必须的。从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中，从我们的父辈到晚辈这几代人的生活经验中，也会发现中国现代化正带来各种知识需求和生产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变化。广义的文科，包括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也包括应用导向的如法学、管理学、新闻传播等，变化相当显著。有的学科差不多完全更新了，有的学科名称没变，但原先的知识已边缘化，有的学科甚至变得很接近理工科了，如心理学、图书馆学和考古学。而对于刚升级为一级学科有博士授予权的“书法”，也有攻读者承认社会“存在感”很低。[5]“百度”上如今仍能搜到电影文学剧本的词条，但出版的这类文本消失多年了。我最后阅读的有文学可读性的电影剧本是《阳光灿烂的日子》。[6]如今有谁还会去写作并出版这样一个剧本？影视时代总体而言是拒绝文字叙事作品的。人没变，是技术变了，更易迎合或配合普通人的视觉感官。再过十年，灵境游戏会不会取代电影？人工智能技术会不会令许多演员失业？后面会谈及的“颜值”会不会因此失去意义？

姜文等：《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相关科技发展也可能令许多文科学人失业。因为今天有大量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缺乏个人学术创造甚或印记，真的算得上是产品了，只是既有信息的汇集和重组。从理论上看，以人工智能替代这类所谓的知识生产指日可待。美国就有律所用机器人替代法学院毕业生，检索先例，查阅论文，撰写律师建议，更完整、全面、精细、迅疾和靠谱。法学专业教育的前景因此堪忧，时下热门的法学专业学生，此后就业可能有麻烦。关羽为何不骑赤兔，提着青龙偃月刀上阵，就因“宝马没有兵器灵（冰淇淋）”。[7]“ChatGPT”（一种聊天机器人程序）生成的这个段子，令我乐极生悲——打碎了我曾经的疑惑：人工智能，它能抖机灵吗？

我先前认定只有人才能做的事，至少有些，如今人工智都能做。那么，人文社科就有麻烦了：学术对于一个学人还有什么意义？真如两百年前项廷纪的那句名言吗，改一个字，“不为无聊（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这主要是未来学人的问题。对我，这不是个问题。沉淀成本太高了，学术成了我的职业病，即使看穿了，也没法放弃这个呼吸机。此外，眼下人工智能还没走到那一步，还有时间和空间容我苟延残喘。

而且，我还心存幻想。就算人工智能可以完美回答问题，在我看来，真正好的学术或知识生产也首先要有好问题，以及隐含在提问背后的思路。人工智能，还不大可能自动去研究“风马牛是否相及”，除非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许多真有意思、别有洞天或影响广泛的问题，仍可能要有人提出，在最不成问题的地方。而众所周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这就给广义的文科学人留了一条活路，也是一条正路。这要求我们能提出有创意的问题，去激发人工智能生成相关知识，而不是就某个问题汇集更多相关文献，给出一份更细致的综述和更准确的概括。一个文学研究者在我看来就不该提问：历代作家是如何刻画人物心理的？今天与一百年前相比，作家在刻画人物的心理上有区别吗？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有哪些社会因素、文学思潮或社会理论／偏见的影响？即便人工智能给出一个荒唐的答案，那也可能激发文学研究者提有意思的问题，包括部分借助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去系统研究，得到不一定正确却可能别有洞天的回答。一位历史研究者可能提出：《史记》与《汉书》为什么对某事或某人记录有别，你（人工智能）认为，除作者的随机记录之外，还可能会有哪些因素？宫刑在《史记》中留有痕迹吗？无论对与否，这都会便利研究者继续研究，甚至有可能自动生成或隐含一种全新的思路。许多学术或知识都来自无意的资料勾连或学科勾连。

这就不再是停留于作为过程的研究，而真可能算得上是知识或学术生产，即便未必都有用或好用。

中国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伟大的事业。不仅因为中国是大国，还因为她是地球上唯一经历了文明变迁但不曾中断的大国，尽管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冲击，却通过伟大的革命，创造性地完成了从农耕到现代工商社会的变革。从古至今，中国有许多制度或“文化”相当独特，但我们对这一切很容易“日用而不知”。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代化艰难跋涉的进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难题，在近现代以来的中外交往中，不少人曾崇洋媚外，自我怀疑。在各时期、各领域一直都有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许多时候与对中国经验缺乏自觉，对理论和文化缺乏自信有关。

我不认为仅仅提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能化解诸如此类的“不自信”。说到底，就全社会而言，最终得靠中国的现代化，只有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才能彻底消解此类自卑情结。我如今也不指望学术研究或知识增加能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以及夹杂其中的各类利益盘算。但中国学人还是可以做点什么，拓展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有效表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扩大中国人文社科的学术影响。

中国近现代剧变应当令我们明白，“日用而不知”不足以应对今天的国际交流，习以为常不等于理所当然，历史叙述替代不了理论解说。在传统农耕中国还行，那大致是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代，别说圣人言了，听听老人言也许就足以应对一些人生难题，乃至“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都是一种美德。在一个人均预期寿命30岁上下的农耕社会中，除了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外，个人生活也不大可能有重大社会变化，没法了解远方，自然也就没有远方，也就很少需要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帝力于我何有哉？”能想到国家或皇权为何发生，与我何关这类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问题，那也算是吃饱饭没事干了。社会对这类知识没有多少需求。直到战国后期，才有少数人明白了“乱莫大于无天子”之类的道理，但也只是个断言，不是分析的和理论的，很难称其为可有效传授、交流的知识，乃至我曾愚蠢地仅从字面上理解，进而否定。甚至，至今仍可能有不少读过些书的人不理解，有时还可能是有意不理解，却习惯用，或是更便于用“民主”“自由”之类的概念话语，来批判这类断言。在一个崇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年代，面向社会公众，面对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有许多中国经验需要系统的理论表达。

［清］丁观鹏：《太平春市图》（局部）（图片来源：书格网站）

重新理解和表达我们自己，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今日中国，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人和他国，同时便于他人理解。这种理解不是抽象的古今和中西概念、命题或理论比较，而是要把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现象放在具体时空。只有基于理解，才会有更具现代解说力的中国话语，从而改变近代以来国际学术文化思想交流的中西贸易逆差。在国际交流中，这客观上会有意识形态功能，但不是为了制造和传播意识形态，而是能消解西方流行的普世的意识形态。

例如，我近来察觉和猜想，历史中国的“家”，聚居的同姓村落，并非抽象的农耕的产物。近现代之前的欧洲，也有广大的农耕地区，却从来没有类似历史中国的“家”的概念。促使血缘家族／村落出现，令高密度人口聚居成为可能，并在此基础上早早形成农耕地区的“大一统”的关键因素，不只是中国农耕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更重要的也许是精耕细作的农业。与同时期的欧洲农业相比，以“种子产出比”为标准，历史中国精细农业的粮食产出要高出几倍。[8]欧洲平原广阔。但在14世纪前，欧洲农耕区的种子产出比一直很低。这意味着，为收获同样数量的粮食，就必须耕作更多土地，为节省时间和体力，以免耗费在耕作路途上，欧洲的农耕者居住必然更分散，很难形成中国式聚居村落——想想《堂吉诃德》《呼啸山庄》或普希金笔下的戈留欣诺村，再想想《水浒传》开头即提及的史家村“三四百家，都姓史”等。这不仅需要诸如教会这类组织来勾连散落田间的农户，形成“社区”。太低的种子产出比还使得欧洲各国长时间的税收成本太高，国王和贵族只能“封建”或称“分权”，或最多也就是个帝国，统一治理根本不现实。如果这一点成立，或可以推断，历史中国“家国天下”中的“家”，有别于今天的“family”，很难说是儒家思想的创造。更可能相反，聚居的同姓农耕村落中父子、兄弟和男女这三大关系，三大难题，促使儒家不得不作出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佳（无可替代）应对：“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和“男女有别”。

许多中国的或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如果中国学人不能借助现代化提供的开阔学术视野，将信息和学科勾连，作出更合理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就可能被一些西方话语所占据，甚至被长期占据。这种现象就在我们身边发生，有的甚至是我们的智识盲点。近年来，随着西方有关中国的译著增多，“中华帝国”这个概念，稀里糊涂地就在中国变得常态化了。其实，即便清末，查看清朝同外国签订的条约，也只有在日本人准备的《马关条约》草案中称中方为“大清帝国”，其他中外条约，从最早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开始，中方都自称中国或大清国。西方历史上，帝国都是靠军事征伐占领撑起来的，没有很实在、长期和统一的中央治理。而历史中国至少自西周以来一直靠“文治”逐步整合。中原地区会同北方游牧民族打仗，但追求的是，最豪迈的也就是“不教胡马度阴山”。不让你进农耕地区，说白了甚至令人气馁；也会远程出击，但“不破楼兰终不还”透出的仍是“安土重迁”“回家过年”的气息。欧美人借助其预期的（欧美各国）读者熟悉的历史想象和概念来叙述和定位近代中国这个多元一体的大国，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不清醒意识到我们有别于作者的预期读者，不意识到我们阅读时的宽容和理解，相反，以为帝国概念（学术上）更精准或（商业出版上）更醒目，就跟着拿中华帝国说事，那真就是“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弄不好还会被一些国家利用。

还有个例子。基于对历史中国不可能真切了解，也更多基于欧洲历史，当然还可能有德国学人的老毛病——他们特喜欢先造一个先验分类，然后把世界各地的经验横竖都要塞进去，再勾连演绎（可以理解，这也是做学问的一种路数），韦伯用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来概括秦汉之后的历史中国，[9]我们本来一笑了之就行了，一百多年前，怎么能指望一个外国人多了解中国！但在中国法学界，韦伯的一些说法，非但有一定市场，还常被用作标准来评判历史中国“不规范”，有些对中国历史的误读甚至被当成有关中国的事实。只要对中国历史稍微多了解一点，就知道，西周以来一直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世皇帝对皇亲或功臣时有封侯食邑的，也偶有赏赐。秦以后的中国，总体而言，皇家的财产和国家的财产分得相当清楚，如户部与少府之别，也有“官山海”，官员称效忠皇帝，但从来称自己吃的是朝廷的俸禄，而不是皇帝的赏钱。为了推进中国的法治，就说历史中国从来是“人治”，属于韦伯笔下的“卡迪司法”。然而只要稍微仔细看看韦伯心目中最理想的法治标准和原则，[10]就会发现，出土秦简以及后世文献都表明，秦之后的中国，一直就是韦伯最理想的法治，即科层化官僚治理，只不过历史中国的说法是“文治”。也不是说历史中国就没有“人治”，在韦伯的分类中，那是魅力型统治，其实是制度创造期所要求的常态。这或者是中国人说的开国君主，其责任是开国／“大一统”（constitution），或者是诸如汉武帝这种有为君主，其追求属于宪制重构（reconstitution）。在当今国际学术交流中，如果我们总想着把中国经验塞进某个外国人的概念系统，塞不进去，或塞得“不圆满”，就自惭形秽，弄不好我们这些学人就成了“二鬼子”，不能表达自我，甚至也不是被表达，而是主动自我被表达。

为什么会出这种幺蛾子呢？学术自信和自主不够是一方面，学科界限太细太深是另一方面。在法学界，偏理论的人往往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缺乏扎实真切的了解，更在意捯饬概念和命题，做进口贸易。法史学则更关注史料的真和多，不在意抽象、概括和理论表述，交流对象也局限于法史——有别于法学——的圈内人，以为只要史料摆在那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了。也还有个学界长期分享的有关语言的迷思——不知不觉但坚定不移的本质主义，而不是语用主义的语言观，爱琢磨“词”，而不是琢磨词背后的“事”。西方传统的“natural law”，中文通译为“自然法”，历史中国没这个词，不少学人就认为这就是中国法学，隐含地，则是中国文化甚至智识上的一大缺陷。其实，就其社会功能（有别于其具体的地方性内容）而言，自然法就是中国人说的“天理”，它高于“国法”，即实证法或成文法。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提醒我，要细致且具体地了解中国，同时还要有理论抽象和思辨的能力。有这两碗酒垫底，才可能头不晕、眼不花，自重、自主和自信。而自信，就是清楚中国所以如此，不仅有道理，有时甚至就是别无选择。这个道理，因此不是话术，也不是修辞，不是宣传，而是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根据的，也有考古或文献证据的，可以细细掰开，揉碎，仍魅力无穷。这样的学术，才是制度、文化上的自信，而不只是为表现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在中国现代化的视野中研究法律，前面就说了，我没能力展望和预测，因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变量实在太多，提不出实在、有效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应对之策。这其实是科学务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即便如此，我仍希望自己保持足够学术敏感，能察觉、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细细追究，会发现其复杂且影响深远。

例如，共同富裕，这个现代化追求符合民心民意，对于国家的长期安定和发展也很关键。但也必须看到，在现代化社会中，要有效应对这个问题，难度比在传统农耕社会大多了。因为在农耕社会，绝大多数耕作者都凭体力从土地中获取生活资料和财富，普通人之间的贫富差别其实不可能太大。姚明和我都当农民，他身高体壮，能挑300斤，我只能挑100斤，他最多也就比我富裕两倍而已；甚至就不可能富裕两倍，因为个子大，他一定吃得多，穿衣也更耗布。因此，回头去看，在农耕条件下，个别例外，农村贫富差别其实不可能特别大，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的贫富差别的参照系非常“地方”，甚至有时“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粮啊”。在电影《一九四二》中，张国立饰演的狡猾、市侩的地主，同样躲不过重大天灾和人祸（日寇入侵），逃荒路上，他目睹儿子、儿媳、老伴等亲人一一死去。[11]

即便从理论上看，也是必然。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产出一定有上限。是的，地主不劳动，出租土地给农民耕作，剥削了农民。但也需注意，只要农民还愿意租地耕作，这就意味着交完租后，农民一家大致还能活下去，也没其他更好的可能选项。一旦租地耕种也活不下去，农民就不再租地耕作，可能变成流民，甚至可能造反。换言之，地主剥削压榨农民其实也受限于土地的产能。有理由推断，在农耕社会，除极少数恶霸地主、大地主外，普通地主和农民的贫富差别不会特别悬殊。

因此就容易理解一百年前孙中山为什么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普遍的贫穷，[12]尽管孙中山说这话时可能还有其他政策和策略考量。然而，即便当时中国贫富不均的严重程度远不如欧美，但最真实迫切的问题是，如黄仁宇所言，这个差距在当时对于许多人就是生死的差距，因此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3]为此，我们也就能理解，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为什么会专门讨论“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14]而在20世纪40年代，据黄仁宇观察，包括他本人在内，当时中国不少留学欧美回国的，算是广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杨懋春等，不同程度地得出了与中共类似的判断。[15]

黄仁宇：《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在日益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社会，情况已有很大变化。许多人的收入，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中，主要不来自体力，有的甚至未必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手艺或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他因素暂不考虑，相貌、身材、歌喉，包括先前社会一般很看不上的“耍贫嘴”，如今称“脱口秀”，都可能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此而言，今天许多人去整容和健身，已不能仅视为消费，而可以视为个人投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理论上没理由质疑这种所谓“靠颜值吃饭”——其实主要是“颜值加分”，尽管有时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天赋，不是“劳动”，无论体力还是智力。但专业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也都有甚至必须有天赋。科学家、企业家、学者乃至技术工人，换言之，每一行当的精英，不同程度地都有某些天赋，并非主要靠吃苦、勤奋或运气，甚至与受教育程度也未必正相关。这意味着，在现代化条件下，个人天赋，即个体之间体力以外的其他各类自然禀赋的微小差异，对于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可能要比在主要依赖体力劳动的前现代社会，无论是农耕、游牧、渔猎还是采集社会更显著。

大国的地理、地形、气候差异注定各地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当代中国人评判贫富差别的社会参照系大大有别于两代之前，不再是隔壁邻居或附近某村、某单位。“人比人，气死人”，饿不到，但更可能催生“躺平”。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共同富裕问题在语词上是个老问题，实际却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难题。这一点其实已很明显，历史上农耕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关中、长江中下游或成都平原，而近现代，无论是欧美各国，还是当今中国，最繁荣的都是沿海都市及其周边地区。

人文社科学者对诸如此类的难题，尤其是对其新特点和细节必须更敏感，要能感同身受，分析则要更细致，更少本本主义，无论是传统中国的理想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6]还是来自外国学者的相关思辨，诸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或是诺齐克、桑德尔对其的批评。[17]即便对种种通用的统计指标，诸如基尼系数，也必须考察相关的社会语境。重新界定共同富裕是难免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长河中，什么是我们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可能接受（有别于“喜欢”）的有感召力的共同富裕？该如何与时俱进，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做，做到哪一步。累进所得税制很合理，世界各国通行，只是这意味着高收入群体纳税更多。这肯定会引发避税和逃税的问题，但不仅是这些问题。

更细致地，我们会发现，如果针对高颜值明星的超高收入税率更高，在特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一种“颜值税”。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对科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以及人文社科学者和相关从业者的超高收入征税则可以视为另一类型的“智商税”。这里没什么对不对的问题，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会影响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吗？会影响人才移民吗？或是有多少人会通过离婚，或在外国诉讼申请财产保护，来转移资产？

我的有限阅读、想象力和分析能力也只能够到这里。然而，仅此也会发现，这真的不只有关理解，重要的是应对。这不是个理论分析的问题了，这涉及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法律制度问题，甚至涉及国际间的竞争。有能力提出具体应对的实践导向的人文社科学者，可以也应当进入国家相关机关，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更多人文社科学者也应立足专业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察知、分析这类现实难题。至于我自己，由于涉及我根本无力有效分析和精准判断的领域，只能知难而退。这不丢人。有些事，若仅有关自己，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若有关社会和他人，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许更好。不因为自己有个什么学位，身在某个高校，有个什么头衔，就情不自禁，义正词严，甚至大义凛然起来。说话容易，做事很难，做成事更难。现代化社会的劳动分工远优于任何个体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很快，许多专业知识和技能折旧很快，折旧率也很高，有时甚至会直接报废。

不管是否喜欢，有无能力，这类很难一一缕析，说服相关利害人的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学术和知识生产，甚至生产体制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注释

[1]《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2]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941年1月31日），载《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3]“文科不改造不得了……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在毛泽东看来，理工科情况不同，后者有实习工厂和实验室。毛泽东：《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1965年12月21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2—493页。“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毛泽东：《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一段谈话》（1968年7月12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页。

[4]“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指“文革”——引者注）”。毛泽东：《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8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526页。

[5]“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新版目录，将‘美术与书法’正式列为一级学科……” 上观新闻网站，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531812.html。

[6]姜文等：《诞生：一部电影的诞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与剧本同名的电影是此前10年完成的。

[7]这个段子针对的是：在2023年上海车展上，宝马展台现场派发免费的冰激凌，有两位中国女孩过来想领冰淇淋，工作人员说没了；但外国访客来领时，他们不但领到了冰淇淋，工作人员还贴心地教他们如何食用。

[8]秦朝时，中国农业“种子产出比”就大致是1：12，见梁永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6页。而欧洲农业一直是耕牧并重，尽管“在11世纪期间，农业发展有几次变革……谷类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法国加洛林时代（公元8—9世纪——引者注）的小麦产量不超过2或2.5比1，而在1200年至1400年的两个世纪里，温彻斯特主教土地上的平均产量高达4比1”。M. M. Postan (ed.),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Vol.1, the Agrarian Life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25。欧洲农业从8世纪的查理曼时代到公元13世纪，产量翻了一番。先前农家播种一蒲式耳仅可收获两蒲式耳；到12世纪，四蒲式耳的产量更常见。Judith M. Bennett,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McGraw-Hill, 2011, p. 141。

[9]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5页，第1191—1195页；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10]韦伯：《经济与社会》，第323—327页。

[11]此类印记很多，例如在威虎山，座山雕为自己摆六十大寿的“百鸡宴”，有人“从早晨就没吃饭，留着肚子，等着晚上的百鸡大宴”。曲波：《林海雪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82页。

[12]“中国人大家都是穷，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的贫。中国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中国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相比，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1月—8月），载《孙中山全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1—282页。

[13]黄仁宇：《黄河青山》，张逸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1页。

[14]“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载《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15]费孝通认为，如果可耕地面积不够，必须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做选择，只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杨懋春认为要重新分配农地，然而即使农地私有，也不可能不诉诸暴力。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98页。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Martin M. C. Yang（杨懋春），Socio-Economic Results of Land Reform in Taiwan, East-West Center Pre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0, pp. 1-2。

[16]《礼记·礼运》。

[17]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Basic Books, 1974; 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