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日前刊载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周永明的文章，作者在文中提到，回国后第一次听到“爱国贼”的说法，惊讶莫名，感叹某些中国人对爱国者这一概念的影射和亵渎超出想象。

有读者指出，“爱国贼”一说，是鲁迅先生的发明；也有读者留言，称“爱国贼”的说法是胡适提出的，发明的时间，是在1946年发生的美国士兵强暴北大女生沈崇事件，认为胡适污蔑反蒋反美的广大师生与民众是“爱国贼”。今天，我们来对后者的说法做一番考证。

胡适在沈崇事件中的表现，确实受到一些批评。他的主张是不要将法律问题扩大化为政治问题，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

胡适还对记者称：“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

笔者没有查到胡适在当时用“爱国贼”一词的直接证据，而胡适的态度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否定学生的爱国行为。

不过，胡适确实发明了一个词“爱国癫”，当时他用这个词表达的意思，和今天在社交媒体上频现于论战中的“爱国贼”是不是一回事？

1915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也和国内一样抗日情绪高涨。但对于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呼声，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认为开战的主张不负责任。当时《中国学生月报》上有人称：“我有100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而胡适列举事实，认为中国仅有12万训练有素的士兵，且装备简陋。最大的战舰也只是吨位仅4300吨的三等巡洋舰。开战的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胡适确实甩出了“爱国癫”的帽子，自己也被扣上了卖国之名。

不过细读胡适的原文，不难再次验证一个常识：以爱国的名义，完全可能提出相反的主张，做出相反的行动。而任何人都可以打起爱国的旗号。

当然，分辨爱国名义下的行动是否对国家和历史负责是一回事，而爱国这个词本身，作为崇高的概念，是被敬重还是玷污，则是另一回事。

李敖2005年在北大演讲，表示愿意捐款在北大设立胡适的铜像。当时就有不少人翻出了胡适“亲日”、“卖国”的旧账。除了上述“爱国癫”的例子，还有从《胡适全集》中搜出的许多罪状，比如指出胡适对《二十一条》的赞赏。

胡适在日记中的原文是：“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有说法称，胡适将《二十一条》全文抄录在日记中，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事实是怎样的呢？胡适在4月1日记了《日本要求二十一条全文》之后，并未加以评论。而上述这句话，是在5月10日的《日人果真悔悟乎》中的。胡适首先指出中日交涉得暂时了结，“日人似稍憬然觉悟侵略政策之非计矣”，然后列举了日本在声明中取消的要求，种种让步后的结果，包括可以将胶州归还中国。在详细分析了每一个条款之后，胡适给出的是这样的评价：

“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然余之乐观主义终未消，盖有二故焉：（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二）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又收回第五项之要求，吾虽不能骤变初心之原因果何在，然日人果欲以兵力得志于中国，中国今日必不能抵抗。日之不出于此也，岂亦有所悔悟乎？吾则以为此日人稍悟日暮途远倒行逆施之非远谋之征也。”

对于胡适日记中的观点，读者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包括能否据此推断胡适赞赏《二十一条》，这里仅做澄清事实，与流传的版本确有出入。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胡适没有对日妥协的思想，他在《提议废止国耻纪念》的演讲中，反对将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认为“这种机械的纪念，毫无意思。”

胡适日记中，也确实还存在支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和主张在谈判中对日让步的言论。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依然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7、618页、《年谱》第211页）胡适还主张由国际共管东三省，主张东三省问题“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

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给罗隆基的信中称，他曾写信给外交部长王世杰“主张与日本交涉解决一切悬案；中国可以承认满洲国。”（《胡适全集》第24卷第233页）

胡适在日记中哀叹汪精卫：“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在行动上，胡适亲自另搞了一个以“兴办实业为宗旨”的“自觉救国会”，来抵制“抗日救亡”团体。他给自己参加的不满主战派的团伙命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组织的成员很多日后都加入了汪精卫伪政权。直到被蒋介石派去美国做大使，胡适才从和平幻想中醒了过来。

周永明教授在文章里引用并赞同了学者周锡瑞的话：“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胡适，或许也该被看作民族主义者，也不会说出“爱国贼”这种话。从胡适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试图恢复中国尊严的关切，同样，也能看到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与当时主流意见的分歧。

但胡适又不同于普通的知识分子，他被许多人竖为代表民主、自由的旗帜，罩上民国大师的光环，因此有必要还原更多的历史细节加以说明。与胡适合著《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的评价或许也可作为参考：“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

从这个意义上，反对李敖为胡适在北大竖立铜像的人，未必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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