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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苏珊·艾丽斯·沃特金斯】

我们要如何思考新冠病毒疫情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外交事务》夏季刊上撰文，粗略勾画了这场旷日持久危机的未来，并指出这次疫情在暴露民粹主义者外强中干的特性的同时，彰显了专业人士和专业知识的优势。

博索纳罗现在已经陷入困境，特朗普也没能领导美国。相比之下，默克尔的表现则相当出色。福山随后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时表示，新冠疫情可能会“戳破民粹主义的泡沫”，因为“糟糕的现实和民粹主义者息息相关。”

该论调随即被《金融时报》的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所引用，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新冠病毒能杀死民粹主义》的文章。拉赫曼在文中表示，特朗普和博索纳罗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在面对严峻现实时无能为力，而默克尔处理危机的表现则极为出色。总而言之一句话，“自由主义者有充分的理由展望未来。”

伊沙恩·塔鲁尔（Ishaan Tharoor）也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附和，“极好的反民粹主义者”默克尔已经是政坛女杰，而特朗普和博索纳罗治下的国家则遭受着西半球最严重的疫情侵袭。“伴随着确诊数的急速上升，他们的总统支持率也如自由落体般下降。”

聪明的专家不会妄下定论，无一例外。从全球的视野来观察这次疫情，他们的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实证结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关于新冠疫情的数据通常不可靠，因而缺乏可比性。确诊总数仅能凸显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中数字上最大的那个。

衡量疫情影响更有意义的指标应该是平均死亡人数。以这个数据来看，美国和巴西绝不是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由中右翼执政的秘鲁因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就高于美国和巴西，每百万人里有1028例死亡，这个数据也为全球最高。接下来是自由派领导的比利时（884）和玻利维亚（721）。后者的临时总统是右翼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党的阿涅斯（Áñez）。

这三个国家的每百万人死亡率均高于博索纳罗所执政的巴西（707）。而右翼富豪皮涅拉（Piñera）领导下的智利（698）、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执政的西班牙（696）和中左翼总统莫雷诺（Lenín Moreno）治下的厄瓜多尔（687）所面临的疫情挑战都比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645）和保守党掌权的英国（638）更为严峻。

单就概念而言，“民粹主义者把事情搞砸”这个说法不管从意识形态立场、流行病学能力评价还是（希望的）选举结果上，都淡化了新冠疫情所产生的不同层面的深刻复杂的影响。该病毒肆虐的背景是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环境，国与国间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以及各国间医疗、行政和社会资源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尤其某些国家的基础健康体系是依靠着几代人的积累建立起来。

秉承自黑格尔时代所传习的悠久历史传统，福山下结论时至少考虑到了这方面的因素。谈到有关政治和疫情的问题时，从黑格尔、马克思、葛兰西再到年鉴学派（Annales）及他们的后继者，该传统的激进派已经提供了一套经过经验的非常成熟的理论工具。因而我们能自由运用“事件”（event）、情势（conjuncture）和长时段（longue durée）（结构）这些概念。

它们帮我们更好地思考疫情涉及到的外在“事件”（event）、因疫情引发的国内和国际间的政治情势（conjuncture）变化和深层次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竞争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情势的特性和正起作用的外力将决定事件所造成的反响，同时事件本身所带来的的冲击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也可能会阻止、延缓、改变抑或放大并加速现有的趋势。

较之福山“混乱或自由主义成功”的二元结论，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就新冠疫情后的政治影响提供更详实的观点。若我们要从历史角度思考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回顾这次疫情中的几个时间节点。

今年二三月时，像中国、意大利和伊朗这些率先遭受新冠病毒冲击的国家对新冠病毒本身的了解还非常匮乏。可到了今年八九月份，世界对病毒的了解更加深入。可是由疫情引发的政治连锁反应将不仅止于2021年，还会在未来延续更长的时间，而我们对由此带来的迫在眉睫的世界债务危机目前还只有粗浅的了解。因而严格来说，下文中提到的内容只是鉴于写作当时的情况，是历史潮流中我们留下的临时的标记。

一、秘鲁

我们先讨论秘鲁的情况为什么会如此糟糕。尽管秘鲁是安第斯山脉国家里比较富裕的，但其社会支出水平却处于最低的行列中。秘鲁的经济主要依靠外国采矿巨头在该国山区和亚马逊雨林开采铜、金、锌和碳氢化合物。

自2014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秘鲁采矿业也开始走下坡路。该国渔业饱受气候变迁的影响，几近消亡。自上世纪70年代最后一次改革失败后，该国掌权者一直是贪婪的精英阶层。秘鲁本国的临时工比例在拉丁美洲中位居前列，80%左右的劳动者必须要在首都利马的街头谋生，而那里也是全国结核病发生率最高的区域之一。

目前秘鲁的总统马丁·比斯卡拉（Martín Vizcarra）曾是人烟稀少的采矿州的州长，2016年他被前总统佩德罗·巴勃罗·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任命为副总统。库琴斯基是秘鲁的资深政客，取得了牛津和普林斯顿的文凭，兼具世界银行、华尔街和私募基金的工作经历。按福山的标准划分，他显然属于专家。然而，有人指控库琴斯基将资金转移到一家美国石油公司。

秘鲁总统马丁·比斯卡拉（图源：新华网）

2018年，库琴斯基和之前传出过腐败丑闻的藤森（Fujimori）家族共同牵涉进奥德布雷希特（Odebrecht）公司的丑闻中而黯然下台，比斯卡拉借机踏入总统宫。然而他在试图推动反腐败法律时，遭到了以藤森家族为主导的议会的阻挠。2020年1月比斯卡拉主持了议会选举，然而最终又选出一届对他充满敌意而又深度分裂的议会。

因而当新冠疫情袭来，秘鲁的政治精英正在内斗。比斯卡拉的应对措施紧密切合国际组织给出的建议。加拿大籍的世界卫生组织的高级官员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2月下旬考察完武汉后建议全世界“向中国学习”。严密的封城措施成功地遏制了病毒传播。因而在3月15日，比斯卡拉宣布了拉丁美洲地区首个封城令：在安全部队监视下的普遍强制检疫、除生活必需原因居民一律不得离开家中、学校关闭、边界封锁以及城市宵禁。

可问题在于，秘鲁的社保体系建立时参照了国际货币基金（IMF）为代表的主流意见，目前基本就是空壳，因此随之而来的便是混乱的场面。由于利马城中数百万人没法工作，他们很多人贫困交加，生活难以维持。很多人想要离开城市返回家乡，却遭到了防暴警察发射催泪瓦斯的阻挠，只得重回贫民区。该国的监察员报告，在2020年的3月到5月间，秘鲁至少发生了300起以上的抗议活动，同时新冠肺炎的确诊数也开始飙升。

重压之下，比斯卡拉政府宣布了一项针对贫困家庭的现金资助计划。但是秘鲁政府严重缺乏低收入家庭的资料，相关信息登记在同地区是垫底水平。这项计划覆盖的儿童还不及全国五分之一。因而当政府开放一个网站让秘鲁人自行注册以获取救助信息时，该网站因瞬间涌进的1600万个申请而崩溃。

直到5月，政府才推出一项覆盖面更广的救助计划，然而领取救济金的民众不得不排起了长队，反而形成了疫情传播的环境。秘鲁一共遭受了两波大的疫情，第一次是五月，第二次是八月。八月疫情的规模更大，死亡病例数在夏天节节攀升。同时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推高了金银的价格，因而采矿巨头无视政府的封锁令，继续加大生产力度。

矿山成为了新冠疫情的传播媒介，为此甚至引发了饥肠辘辘又缺医少药的土著居民与安全部队间的武装冲突。在这个阶段，秘鲁的公墓已经不堪重负，医疗体系近乎崩溃，成百名无可替代的医务人员因感染病毒去世。

二、巴西

借着中国先前疯狂采购拉美大宗商品的东风，由左翼领导的拉美国家——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厄瓜多尔——在国内推动了覆盖更广的减贫计划。这些国家先前所做的努力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可此前巴西的政治情势是对这项政策的疯狂反攻倒算。先是由巴西传统的政治精英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伙同高度介入政治的国家检察官塞尔吉奥·莫罗（Sérgio Moro）掌权，之后取代他们的是更加疯狂的极右翼政治家博索纳罗。

在背后支持博索纳罗的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投资基金经理保罗·格德斯（Paulo Guedes）。可巴西的情况和秘鲁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疫情，巴西能够依靠社会保障机制如家庭补贴（Bolsa Familia）计划做出有效应对。这套机制的基础是由过去十年劳工党卢拉和迪尔玛·罗塞夫执政时打下的。

三月下旬，国会里劳工党的核心议员成功推动了针对新冠疫情的紧急现金资助计划，目标对象是月收入尚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一半的所有巴西人，政府将每月发放大约价值110美元的现金作为基本收入支持。

巴西前左翼政府推动的家庭补贴计划logo（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一开始巴西的局面也非常混乱。即便新冠肺炎感染率激增，因疫情关闭的政府部门也必须得重新开放。与此同时，巴西强大的地方政府在没有博索纳罗的情况下继续推进相关防疫措施，宣布各个州进入紧急状态，还关闭学校。巴西的新冠肺炎的新病例数在7月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死亡病例数在6月已经趋于稳定，之后也开始下降。

然而，这样的情况又让博索纳罗在政治上捡到了便宜。随着升级版的现金资助计划，疫情期间巴西的贫困水平开始下降，博索纳罗在穷人中的支持度上升了10%。博索纳罗政府趁热打铁，将现有劳工党的救助计划合并成为针对低收入非正劳动者的永久基本收入计划，他们将之命名为巴西收入计划（Renda Brasil）。

尽管实施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势必会碰触到2017年特梅尔政府设下的政府支出上限，未来也可能会引爆新一轮政府债务危机，但截至目前，专家预测的“民粹主义者失能”离实际情况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印度

与秘鲁的情况一样，印度由于积极按照福山式的专业论述一味采用最新的全球政策模型，不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切实的社会需求。这次疫情在印度境内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尽管印度的经济增速下降，引发了国际投资者对印度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但是莫迪的地位依旧稳如磐石，2019年莫迪第二次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选举。

这是目前印度的政治情势。印度与巴西不同，极右政策的背后依靠的是纪律极度严明且有众多基层干部的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这样的组织结构未来可能会取代目前地主/婆罗门（landlord/brahmin）的社会结构。一直以来，目前的结构都是尼赫鲁创立的国大党所依靠的关键。

然而，去年12月新冠病毒已经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莫迪发动了反穆斯林教法风潮，引发了全国的抗议潮和占领德里街头的运动。不管莫迪是由于威权主义的条件反射，还是出于要和中国一争高下的心态，或者是为了向海外投资者展现他对国家的掌控力，就在3月24日莫迪宣布全国封锁，强制全国13亿人留在家中，但只留给印度人4个小时的反应时间。

莫迪的超集权统治让人回想起1975-1977年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执政时的紧急状态，可他的封城令只是让病毒在拥挤的贫民窟中蔓延。2020年，印度既没有控制住病毒的传播，经济上还经历了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里最严重的下滑。

莫迪一手夺走了印度庞大的非正式劳动力的生计，另一方面，他却以“投资者信心”的名义推迟扩大印度类似于社会保障系统的覆盖面：按这个计划，国家粮库得向约8亿持有口粮卡的国民发放大米或小麦。政府将医疗保健和相关社会责任推给资金短缺的地区，其中许多邦（如阿萨姆邦、比哈尔邦、北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夏季还遭受了洪灾。

然而，由于国大党的倒台，莫迪的政治地位目前仍然无可撼动。这使他得以利用新冠疫情分散别人的注意力，趁机放松对农业的管制以及推行其他自由市场措施。与此同时，莫迪还在阿逾陀清真寺（Ayodhya Mosque）的旧址前假作谦卑。摄像机的镜头中他沐浴在藏红花雨下，跪着重新献上祭品。

众所周知，印度的医疗服务资金严重不足：预算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人均只有70美元；一线医务人员通常是低种姓和女性，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防护措施的保障。印度的统计数据本身也是一团乱麻——即便在最佳情况下，国内也只有少数人的出生和死亡能进行登记——因而外界只能靠猜测得出印度国内感染新冠病毒的数据。

希望该病毒在印度以及非洲一些国家能像报道中说的那样没那么致命。然而印度的情况就像巴西的博索纳罗一样，极右翼“失能”的情况反而拉抬了莫迪的支持率。

四、中国

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冠疫情正在肆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各国靠着高科技手段控制了疫情。不过中国所需面对的情势是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债务水平和失业率持续升高。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即便中国还存在着区域和个人的差异，得益于过去10年间不断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努力，医保也已经覆盖了全国95%的人。在新冠疫情中，患者能“先治病，后结账”。整个医院体系和大规模私人的远程医疗公司合作，通过线上方式为数百万的患者诊疗。

但是社会保障的相关制度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当武汉于1月23日封城时，很多农村户口的工人——他们从事的是城市里的底薪行业，如建筑业、制造业、食品服务业和零售业——便无法回家过春节。他们在家乡被认为是农民，因而即便没了工作他们也拿不到失业救济金。和城市里到处铺满了高科技的测温点和手机二维码的情形相比，农村的封锁办法更直接，一般是直接掐断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图片来源：新华网）

然而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中国人民和政府都动员了起来，同心协力战疫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战疫”中显现无疑：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迅速建成，数万名军医护士紧急动员驰援武汉。宣传战线也同步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各小区进行自我监管的同时也拉起了大幅的标语宣传“抗疫”。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继续扩大他反向贡献（reverse-tribute）经济外交的模式，向全世界提供低廉的医疗用品，同时进一步巩固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疫情对持有农村户口的人的收入的冲击会威胁到中国经济的“V型（swoosh shaped）反转”——在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型中，靠资产密集产业拉动经济的优先级显然高于依靠工资过活的普罗大众，这会让走出疫情的中国又有陷入长期滞涨的风险。

五、德国及欧洲

迄今为止，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都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的蔓延，这是这场危机里最好的消息。和英国、意大利以及西班牙的情况比起来，德国的成就便显得更令人影响深刻。

但是默克尔本人并没有采取很多举措。相关政策和条例一直是由权力强大的联邦州（Länder）负责。各州的议会和重要的公务都是在联邦议院进行商议，并不需要总理介入，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经过协调，各州在强制性封城的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弹性：确诊数很少的东部地区，基本维持开放状态，而在巴伐利亚和西部则实行严格的封锁。

德国去中心化的体系使得他们避免了出现像约翰逊和马克龙政府一样随民意反复导致的政策摇摆。战后体系中固有的惯性也减缓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冲击：高质量的工业基础能立马供应医疗用品的生产；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会愿意协助政府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最重要的是，德国是在欧元区危机中能维持稳定增长的重要经济体，同时他们要求受债务冲击的国家采取严格的紧缩政策。正如沃尔夫冈·斯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指出的那样，德国的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11％以上，大大超过意大利或西班牙。

自金融危机以来，德国的医疗保健预算每年以大约2％的速度增长，而意大利的医疗支出在柏林所要求的严格财政紧缩条件下，自2009到2013年平均每年减少0.9%，而西班牙更是达到了1.4％。

封城令下，德国的限制债务计划濒临破产。面对意大利和西班牙令人震惊的确诊和死亡人数，默克尔却迟迟没有推动共同债务工具筹集欧元区新冠疫情复苏基金。但正如约翰·格拉尔（John Grahl）提到的那样，即便这笔资金的数字并不小，但与欧元区信用市场上动辄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注入资金相比，该基金的规模（三年内依次无偿资助3900亿欧元以及可能外加的3600亿欧元）就显得杯水车薪。

英美（Anglo）圈内的评论员认为默克尔应该庆幸“危机是场及时雨”。2020年初，默克尔在德国政坛已呈跛脚之势。她提名的接班人未获党内支持，Wirecard公司[1]引发的丑闻又直接冲击了她的声望。德国的防疫系统运转顺利，恰与英国连续因为无力检测和追踪新冠疫情而遭受质疑的现状形成强烈的对比。

自2020年3月开始，默克尔所在政党的民意支持度上升8个百分点，而绿党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支持率应声下跌。然而，目前依旧没人要求默克尔继续留任总理一职。

六、美国

特朗普又做得如何呢？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都萎靡不振，遭遇新冠疫情的打击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失业人数重新攀升、经济增长乏力、制造业流失以及资产财富过高，这些问题都已经根深蒂固，且更加激化了美国红蓝文化的矛盾。

特朗普当然是这种现象的表现，而非原因，不过他本人更是助长了国内各势力极端化的势头。正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所说，他明摆着要跟民主党执政的“失败的、高犯罪率的”州市对着干。

即便按人均计算，这场疫情给美国带来的损失并非全球最糟糕的（目前已经有213,000人死亡，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但鉴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以及名义上医疗支出的惊人占比（占GDP的17%），当下美国染疫的数字依旧远远高出它应有的水平。

满嘴胡话的特朗普面对疫情时的疏忽大意该为这一切负多大的责任呢？外界对他诟病最多的便是他不顾一切地贬低戴口罩的作用，并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将本是防护病毒传染的举措演变为文化争斗中的武器；接着他又无理地拖延了联邦总动员以应对国家级危机的时机，使得病毒加速传播；还有他在5月敦促阳光地带（Sunbelt states）解封，导致了第二波疫情的反弹，这波疫情的确诊数比以往更多。

最后特朗普亲手把白宫变成了新冠病毒的孵化器，他在玫瑰园为候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举办的活动给新冠病毒超级传播创造了绝佳机会，以至于包括美国总统自己、第一夫人和他半数的竞选团队都因此感染。

以上对于特朗普的诸多指责杀伤力并不一样。即便特朗普不负责任地将戴口罩政治化，美国人似乎也还是愿意戴口罩。据报告，大约70％的美国人会戴口罩，即便是在共和党人中这个比例也超过一半。这个数字远比这一人群在丹麦和瑞典的比例高得多，在这两个国家的人民戴口罩的比例只有10％。

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72％的美国人（包括将近一半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未能对新冠病毒的风险予以充分重视。自7月以来，美国国内对他处理疫情的满意度一直停留在35％。联邦政府应对疫情的缓慢和无能已无可辩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最初对疫情轻描淡写的态度，加上他任命自己毫无经验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来监督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采购、存储和分发个人防护用品（PPE）和其他医疗用品。

这样的裙带风气更是影响了整个疫情应对措施。还有该机构长期存在的问题也在这次危机中一并凸显，3月和4月时各州之间疯狂抢着呼吸机、N95口罩、呼吸器、手套和防护面罩。

华盛顿纪念碑前的草地，每面国旗代表着10名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图片来源：USAToday）

特朗普要为7月和8月的第二波疫情爆发而承担的责任要轻得多。虽然疫情横扫美国阳光地带和共和党基本盘所在地区，但相对而言新冠确诊数偏高但死亡人数相对较低。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贡献了最多的确诊数，这个州是民主党在执政。

总体而言，正如罗斯·道萨特（Ross Douthat）所指出的那样，对美国近25万例死者而言，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社会因素，不管是在特朗普上台前还是下台后，这些因素都不会改变。这些因素包括：医保体系价格高不可攀，而且远没有覆盖所有人；不少人没有稳定的工作，薪水也低，他们不敢不工作；社会里充满着阶级和种族歧视；国民基础健康状况不佳（例如美国肥胖病流行），美国人一生都要面对各种来自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压力。

疫情应对最好的地方是韩国、中国台湾、日本、越南和德国，他们不但像福山说那样，政府有出色的执政能力，而且他们社会的贫富分化也不明显。即便在拉丁美洲，相关减贫的政策也在疫情中证明了它的价值。

特朗普对总统第二任期的展望取决于蓬勃上涨的股市、减税后带来的财富效应以及缓慢而持续的经济复苏（这是2020年初的特征）。但事实却相反，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历史记录上最严重的衰退之后，经济复苏的程度并没有超过原有的60%。

9月初，美国失业率为8.4％，几乎是疫情前的两倍，全美发放的每月600美元失业保险计划也已经到期。小型企业的收入下降了19％，休闲娱乐部门更是下降了48％。全美依照破产保护法第11条进入破产程序的人数比2019年增加了一半。

由于疫情，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仍然在家工作。有孩子的家庭中有接近三分之一吃了上顿没下顿。佛罗里达州的休闲旅游业已被摧毁，那里有14,000人死亡，仅在迈阿密-戴德市就超过3000人。威斯康星州的病例激增，密歇根州的病例重新上升，宾夕法尼亚州每天的新增确诊数稳定在900个左右，该州已有8,000人死亡。俄亥俄州每天有1000例新增病例，该州就业人数仍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如果特朗普因新冠病毒死亡或丧失能力，即便由副总统彭斯代替他参选，这次选战的结果也不会改变。拜登已稳操胜券。

他的胜利能否“激发”美国的不满？疫情本身只是激化了这些早已存在的因素。全美平均死亡人数中，低收入的拉美裔和非洲裔比例最高。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彻底消灭了许多低薪服务业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后出现的。

救助法案在国会的通过（救助企业的金额高达数万亿级美元，相比之下，家庭方面的援助支出相形见绌）证明了两党对美国现有的政治秩序的支持。针对这个法案，民主党中只有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简写为AOC）、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零星几人持不同意见。

在充满压力的社会中，来自疫情的额外焦虑在带来问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机：美国出现了互助网络，枪支销售量飙升，无耻警察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示威游行。

和法国一样，美国境内充满了社会冲突。3月初，大家认为封城令会让相关活动偃旗息鼓。可事实上，社会运动热情有增无减。劳工网站《发薪日报告》（Payday Report）统计，过去六个月中美国发生了数百次罢工，其中包括：内布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肉类包装工人、宾夕法尼亚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养老院员工、弗吉尼亚州的公交车司机、佛罗里达州的建筑工人、亚马逊员工、卡车司机和快餐店的打工人。

6月9日，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葬礼举行的时候，美国的码头工人和装卸工团结起来，为声援“黑人的命也是命”，关闭了该国的港口。随着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大学可能会成为新的前线。同时，在智利和哥伦比亚，激烈的抗议者高举着标语“饥饿”。

特古西加尔巴[2]、巴拿马、墨西哥的瓦哈卡和普埃布拉以及印度的孟买和苏拉特都发生过哄抢食物的暴动。埃及、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民众愤怒情绪一直在增长，白俄罗斯和哈巴罗夫斯克也面临着一样的情形。未来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民粹主义的消失，还在于这些大规模抗议活动结束后，在未来的十年里又会演化出什么样的新政治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译者注：

[1]该公司业务模式类似支付宝。

[2]洪都拉斯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