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悼梁思礼:爱国这一课不曾落下半节 七常委献花圈志哀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2016-04-18 20:27
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梁思礼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14日上午10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今天(4月18日)上午,梁思礼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社会各界,梁老生前同事,朋友,都前来送别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4月18日上午,梁思礼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东告别室举行
现场有超过100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亲人,朋友,还有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现场还有很多人是从外地专程赶过来的,他们来到现场悼念梁思礼院士,送他最后一程。除了曾经与梁老工作过的同事,许多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也前来送别。
据江门广播电视台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位委员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敬献了花圈。
广东省委省政府敬献了花圈。
梁思礼生前同事刘竹生院士:“梁老这个人很豁达,他的去世对我们导弹事业、对我们国防事业都是重大的损失。”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他是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曾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他对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辟论述,成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少年梁思礼:奋发求学 一心报国
梁思礼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是家里9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由于是老年得子,出于父亲的疼爱,梁启超叫他老白鼻。
幼年时期的梁思礼
虽然是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但在他年仅4岁半的时候,父亲因病离开了。但是在幼小的梁思礼心中,父亲的记忆就显得尤为珍贵。而“爱国”二字从他小时候起,便印在了他的骨子里。
梁思礼对国家的热爱来自于少年时不可磨灭的记忆。抗日战争时期,梁思礼正就读于南开中学和耀华中学。虽然生活在租界区,但是国难当头的气氛,让他永远难忘。
自强救国的愿望让梁思礼更加奋发求学。1941年,梁思礼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踏上赴美留学之路。但就在他到达美国后两周,珍珠港事件爆发。这让初到美国的他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并且经济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梁思礼:“端盘子、洗碟子、洗碗,那会儿刚18岁,生活全靠自己。”
少年时期的梁思礼
在异国他乡的磨砺下,梁思礼坚持完成8年学业,1949年,他获得无线电硕士、自动控制博士学位,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了回国的旅途。梁思礼并不知道,其实他也是当年第一位搭乘这艘具有传奇色彩的邮轮回国的科学家。在这之后,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多位学者也都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到祖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在回国的路途中,梁思礼用自己制作的收音机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这群年轻人激动不已,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在船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
当船快靠近天津码头的时候,梁思礼看到了早早站在码头,等着自己回来的母亲。那一刻的情景,让他难以忘怀。
青年时期的梁思礼
梁思礼:“八年了,母亲伸着两个手臂来欢迎我,正像祖国欢迎我一样。”
学成归来:投身航天六十载 一生为国问星河
带着满腔热情回国的梁思礼,在1956年作为第一批专家,投身航天建设,并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航天工作。今年也正是中国航天创建60年,在这60年间,梁思礼见证了中国自己设计的第一枚导弹成功发射,完成了我国长征二号火箭从失败再到成功的重生。
1956年,梁思礼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在这一年,新中国的航天事业正式起步,面对薄弱的工业基础和一无所有的理论体系,梁思礼是最初的拓荒者之一。
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不久,面对美国导弹、原子弹的成功,以及才结束不久的朝鲜战争,军事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意识到,必须自强才能自立。同时,钱学森,王希季等一大批精英科学家的回国,更是让中国有了在尖端科学领域展开攻关的底气。
1960年,中国人仿制苏联导弹研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成功试射,志气满满的航天人开始完全自行设计,进行首枚中程导弹东风二号的研制。梁思礼当时担任的就是主任设计师。
梁思礼:“我们要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导弹,那时候真是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很快的,大概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设计制造出来了,准备到靶场发射。”
但令梁思礼没想到的是,这次发射失败了。他和中国的第一批航天人一起,首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
梁思礼:“我准备凯旋,因为我充满信心——这导弹一定能发射成功。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就跟喝醉酒一样。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大坑。”
经历失败的痛苦之后,梁思礼和同事们连夜总结,找到了失败的关键。但这一经历,也成为梁思礼后来提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直接原因。1964年,经过一年多改进和重新研制后的东风二号终于发射成功。
工作中的梁思礼
紧接着1966年,我国第一次导弹核试验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导弹核武器的国家。梁思礼说,虽然已经见证过中国导弹的一次次跨越,但那次的成功,让他最为难忘。
梁思礼:“不仅我高兴,全国人民都很高兴,马上报告给了周总理,很快,我们的导弹核武器成功的号外就出来了,全国人民欢腾,而在那个时候,国际上才承认我们是核大国。”
在导弹和核弹的“两弹”计划目标成功实现后,中国的首颗卫星发射也具备了技术基础,卫星的发射首先需要能够进入太空的运载火箭。事实上,导弹与火箭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将导弹弹头换成卫星,就是火箭。于是1965年,在中国导弹研制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梁思礼,正式转入运载火箭研究领域。他曾先后担任长征二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等工作,成为中国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权威专家。
1983年,梁思礼创新性地提出航天领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我国航天事业开始全面进入数字时代,这不仅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同时对我国载人航天等多个重大工程项目形成了深远影响。
生活中的梁思礼
60年,梁思礼心系航天,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梁思礼:“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应该教育下一代,还要继续这样做。我们国家要强盛,需要这种精神。”
众人追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航天事业
梁思礼院士从1956年开始从事航天研究,在航天系统工作了60年间,也奉献了60年。虽然梁老已经走了,但是与他接触过的人并不会忘记这位亲切、可爱的老先生。在与梁老共同工作了20多年的秘书眼中,梁老是亲切的,可爱的,而在同事和后辈的眼中,梁老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员会主任兼梁思礼秘书杨利伟,从1994年底开始担任梁思礼院士的秘书工作,那年梁老70岁,他35岁。但是梁老从来不在乎这30多岁的年龄差距,总是亲切地喊他小杨。
杨利伟:“他英文比较好,出国调研时工作人员可能英语不太好,也不敢提问,他就鼓励说没关系,你想问什么问题就问,我给你当翻译。”
而大家没想到,从此之后,梁院士一直惦记着同事们需要用到英语,曾经有过赴美留学的梁老主动当起了老师,工作再忙,他也会抽出时间给大家辅导。一直持续了一年时间。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杨德生:“他当时已经是副所长了,很忙,教英语还很认真,会先备课。”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控制系统副总师孙凝生:“梁老这一生都奉献给了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他一直在抓型号,跟我们一块加班,跟我们一块流汗,在艰苦的生活中跟我们打成一片。”
2014年,已经90岁高龄的梁老,逐渐离开岗位,不再担任科研任务的主要工作。即便在家里,他也并没有放下自己心爱的航天事业,时时关心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梁思礼留下的珍贵资料
杨利伟:“比如说北斗导航,他很关心,他一直关注着,还有一些型号的事,他会经常让我给他报告一下进展,大概去年的时候,他还关心天上有多少卫星,北斗导航有多少卫星,到什么程度了,他不仅考虑现在,还考虑将来的,比如哪个型号怎么搞,他会提出建议。”
梁老走了,但这位中国航天领域泰斗一生渊博学识,所形成的无数文献和资料,以及建立的技术体系,仍然将在中国航天事业中,被不停地继承和发扬。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所长董若环:“他全心付出航天事业,全部心血全部智慧都用在工作上。他走了我们的确是非常沉痛,但是他留下的这些宝贵的东西,也是我们继续学习的珍贵读物。”
延伸阅读:
“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追忆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4月18日上午,梁思礼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东告别室举行
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他曾坦言:“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除此之外,梁思礼另一个身份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儿子。不过,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办公室主任杨利伟(兼任梁思礼秘书)看来,“他首先是一名出色的航天专家,然后才是梁启超的孩子”,因为“即使不提这个身份,他的人生也有太多的经历值得倾听”。
有人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
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梁家的遗传
一双大眼、宽阔的前额再加上一张典型的“梁家嘴”,梁思礼举手投足间总有父亲梁启超的影子。梁家的遗传,一个留在了脸上,一个种在了心里。
可能是老年得子的缘故,九个子女中,父亲梁启超特别喜欢这个最小的儿子。“父亲平时在天津饮冰室写作时,一般不许孩子们去打扰,可由于他特别喜欢我,有时候我到他那儿去玩,他便常常跟我玩玩、逗逗,等于给了他休息的机会。”在《一个火箭设计师的故事》一书中,梁思礼自述道。
幼年的梁思礼被家人唤作“老白鼻”——这是风趣的父亲对他的昵称,系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而来。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白鼻”后来竟然成了中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
“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工业救国”梦
尽管生在北京,但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是在天津度过的。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
然而到美国两周后,珍珠港事件就爆发了,日美宣战让他失去了与家庭的联系和经济来源。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活,在罐头厂装过罐头,在餐厅端过盘子,在游泳馆当过救生员……“第一个寒假我没地方去,外甥女周念慈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我就在她那儿过的。在那儿我第一次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增强了我的进步倾向。”
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想转到工科大学。“因为那时我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觉得中国老受人欺负,将来学一门工业技术,学成回国后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就好了。”于是,他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的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
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后来的无线电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当时一个很有名的无线电公司RCA已经同意接受他。“如要到美国公司工作的话,随时可能被抽调去当兵,可我就是不愿给美国当兵,所以还是决定继续上学。”就这样,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作为北美中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CSCA)积极分子的梁思礼一方面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此刻,站在彼岸码头迎接他的,是阔别八年、白发苍苍、眼含热泪的老母亲,正如饱受苦难的祖国一样张开双臂欢迎海外游子的归来。
“我们这些热爱祖国的归国留学生心中暗暗发誓:要把一生奉献给祖国,为改变她贫穷落后的面貌,为她的独立、强盛、繁荣而奋斗。”在自述文集中,梁思礼如是描述自己的感受。
“驯火者”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他的职业生涯见证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只是失败的记忆要远比成功来得痛切。
1962年的这次导弹发射,留给梁思礼的是一段惨痛的记忆。“导弹冒着白烟,摇摆不定,爆炸于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这样的描述在梁思礼以后的报告和演讲上被反复提及。
不过,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的经验要比成功的经验宝贵得多。
多次试验失败,让梁思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梁老总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生产出来、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中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而这也成为我们应该贯彻执行的宝贵财富。”航天科技集团一院12所原所长董若环说。
1977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退居二线后,梁思礼从未远离“战场”,而是重新站上讲台,将航天的火种传给下一代。正如他所信奉的萧伯纳那句名言:“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普渡大学埋首实验、国防部五院夜夜鏖战、酒泉发射基地发射前检查、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在每一个人生节点,梁思礼和其他“驯火者”一样,被镌刻在历史的坐标上。
“父亲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的一生,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坚持了一生的选择——中国航天事业。”对于父亲的离开,女儿梁旋悲痛万分。但她认为,父亲能够坚定信仰并践行一生,已是“无憾”。
(本报记者 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