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全国中医药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学习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批示。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中医在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观察者网就此采访了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美中医史专家谢尔顿（Tamara·Shelton）女士。】

观察者网：谢尔顿女士你好，很高兴有机会对你进行采访。你把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中医发展史作为中西文明碰撞的样本，选题非常有吸引力。你认为旅居北美的华侨人群中，中医大夫是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对此可否再具体阐述一下？

谢尔顿：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有一个词形容19世纪末的美国，那就是“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用“进步”这个词形容这个时代，某种意义上有其合理性，那就是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提高，宗教的地盘在退却，人类的理性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工业文明给人类的带来了对未来世界的无限乐观。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国力急速上升的时候，正朝着世界工业实力第一的宝座发起冲击，可以这么说，1880-1900是孕育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时代。

但“进步”这个词有两面性，他掩盖了工业技术主导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产生，出现了文明话语权的战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1882年，也就是在“进步时代”的美国出台了《排华法案》，这个法案是符合当时美国精英白人的“进步”理念的，那就是“文明”压倒、消灭 “野蛮”。

中医大夫Ing Hay，是中医在北美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基于对这个历史背景的大概了解，我们发现北美华人中的中医医生确实是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比如他们往往能团结一个华人社区，中医馆往往是华人社区筹划议事的地方，比如Ing Hay创立的Kam Wah Chung中医馆，Foo Yuen和Li Wing合办的东方医学中草药公司（Foo & Wing Herb Company）等，而且这批华人往往也是第一批能体面赚钱致富的一群，而且因为他们的职业特殊性，在《排华法案》颁布之后，往往能躲过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清洗和迫害，而且还能保全整个社区。

观察者网：有关中医医生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生存环境，你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美国东方主义”（American Orientalism），这股思潮在“进步时代”又是如何影响中医在美国的发展的？

谢尔顿：东方主义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实由来已久了，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是近代以来的东方主义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尤其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牵连到对文明优劣坐标的认定，其中掺杂了大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素，这是古典东方主义所没有的。

简单来说，美国19世纪晚期的东方主义，不但判定华夏文明圈在文化上处于全面的劣势，而且整个东亚人的人种也是劣等的。当时的中国人被描绘成对现代文明一无所知的异类，单调野蛮，而且中国男性缺乏男子气概。美国早期东方主义眼中的那种“异国情调”（exoticism）情绪迅速让位给了种族优越感（ethnic superiority）。

中医学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被当成了中国文化和种族劣势的一个论据。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的Rev. A.W. Loomis 在《医学艺术中国季刊》（Medical Art in the Chinese Quarter）上撰文，认为中医主要基于迷信和神秘主义，认为中医医生对古老经验方术的尊敬远大于对现代科学的求知欲，而且中医对人体器官、神经、血管显得非常迷茫，无所适从。总之，在他看来，中医是无法纳入现代科学医疗体系的，而且Loomis还断定，中医在北美大陆没有生存空间，将会很快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死亡。

19世纪末美国中医馆内陈列的对人体器官的描述图

1875年，《利浦科特杂志》（Lippincott's Magazine）的主编J.W. Ames曾在警察的护送下，进入旧金山一家Li Po Tai医生开的中医馆调研。中医馆的陈列和平平无奇的装饰一开始让他很震惊，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他打开中医药柜的时候，发现药材整整齐齐在每个小屉中摆了四种，有犀牛皮、虎骨、鹿角和一些虫子的尸体，很多兽骨堆到有他的下巴那么高，掌柜Li Po Tai在半挽着袖子熬制某种汤药。当他身边的警察打开更多药柜的时候，Ames吓得夺门而逃。可以预料他之后在杂志上怎么形容中医：一种魔法和巫术。

1903年的《旧金山年鉴》和1907年的《洛杉矶时报》对中医药才也有类似的表述：蟾蜍的唾液、蛇皮、蝎子和各种虫子，甚至是人体器官的某一部分……很难验证这些神秘配方的毒性和副作用，而中国人却把它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相同的记载和描述也曾经出现在15世纪的阿拉伯世界中，不过对它的评判却大相径庭，在异化的美国东方主义叙事模式下，中医从理论到实践都经不起科学的检验，是“野蛮人”的医术。

旧金山一家中医馆的陈设

观察者网：从美国医学行业内部来看，19世纪末美国医学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简称AMA）与中医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可不可以说AMA的一些行动配合了《排华法案》？

谢尔顿：不能完全这么说。AMA成立于1847年，是一家自愿加入型的私人组织，它伴随着19世纪末医疗器材的快速进步，以及医学分科越来越细的趋势而逐渐壮大。到1880年代，AMA的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如何整肃行业规范，也就是甄别哪些是常规医学（regular），哪些是非常规医学（irregular），换言之，他们要重新确立一个行业标准，从这时起，AMA建立起了一整套美国医生执照制度，用执照把一些非专业的医生挡在门外。

受到排挤的不仅仅是中医，还有阿拉伯医学、印第安巫医等等。1910年颁布了医师执照考试科目之后，AMA拿到了对北美各大诊所的评估权，关掉了155家医学院和诊疗机构。大批的从业人员整合分化，全美国医学从业标准初步建立了起来。

所以说，单纯从医学角度的发展看，而不考虑其他社会运动，AMA和中医的冲突也在所难免。

观察者网：你在论述中医大夫的生存策略时，提到在10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的中医虽然遭遇到了重重的外部干扰，但依然给自己保留了一些地盘，在“科学”与“非科学”的较量中没有完全败下阵来，中医依靠的是什么？

谢尔顿：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点必须要提到科学的理念和具体的实践未必是完全重合的。医学直接关乎人体健康，病人对治疗方案是否有效果是有切身体会的。

虽然19世纪末解剖学、病理学和药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西方医学是否真的代表一种“科学”的模式依然没有深入人心。比如抗生素还未被发现，如何应付大面积的伤口感染，西方医学也束手无策，而且麻药的运用，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还很粗糙。所以如何在切除肿瘤或者截肢方面，病人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

美国的中医大夫在药学方面，利用“副作用”作为切入点展开反击，比如洛杉矶的中医医生Li Wing再给自己的诊所打出的广告就是“药品无毒副作用，是纯天然的”，而且着重指出草药配方有利于缓解西药对肝和肾的损坏，在病人忍受尽可能低强度的痛苦状态下寻找最佳治疗方案，这是中医在药剂层面上反击“科学医学”的主要策略之一。

洛杉矶的Li Wing，波特兰的C. Gee Wo的医馆在 20世纪初一度生意非常不错，可见AMA的行业标准和“科学医学”的观念并没有击垮中医。

观察者网：你曾经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提到中医当时曾经承担起反击“文明优劣论”的任务，为在美的华人华侨摆脱种族歧视做出了很多贡献，可否具体谈谈这一点？

谢尔顿：在中西思想交流史上，中医的这个贡献往往被遮蔽，其原因就是很多学者忽略了“进步主义”时代的一股暗流，即“人道主义”思潮也在兴起，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表现得还不太明显，但已经有了很多萌芽。

受惠于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当时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具有现代性，但人类对自身命运是否可以完全被科学技术掌控，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贫富差距等问题已经让不少人感到担忧。一些在美国生活的中医大夫，利用他们本身掌握的古老中国哲学思想，对医学界的科学主义提出了挑战。

举一个例子，近代西方医学指责中医不懂解剖，对神经、细胞、血管、淋巴等概念一无所知，但不少中医医生在19世纪末反击西医搞活体解剖是非常不人道的。

中医馆广告，中医大夫在给美国白人男性把脉

1902年，Foo & Wing 中草药公司（Foo & Wing Herb Company）在《东方医学科学》（Science of Oriental Medicine）发表了一篇长达326页的文章，严厉谴责西医活摘死刑犯的人体器官，认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作者Li Wing在文章中指出，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医，一直把人本主义（humanism）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丧失了人道的科学不能称之为科学，中医不轻言解剖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而且他还引用了孔夫子“未知生焉知死”作为论据，认为中医的诊疗方式最大程度上照顾了病人的情绪情感，这是西医把人体器官作为机器零件的行医范式所无法比拟的，中医把人当成活生生的人，是文明的，“科学医学”把人当死尸（cadavers），出现了活摘人体器官的行径，反而是野蛮的。

虽然说，中医在这个文明优劣阵地上的话语仍然显得比较微弱，但依然为自己拓展了一些生存空间。

观察者网：在提到中医在美国的经营策略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美国精英中产白人女性当成目标客户，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你还进一步认为，中医推动了美国当代女权主义的发展，这个洞见相当有趣。

谢尔顿：现代西方医学的分支中，妇科的发展相对来说是比较晚的，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特有的疑难杂症，还用的是一整套中世纪的疗法。这和社会发展已经脱节了。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1年，白人中产女性中已经出现了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发起的平权运动，纺织女工还出现了罢工潮，女性在社会事务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反抗男权的意识也越来越强。

从医学本身的发展来看，20世纪初的美国医疗器械的配备，就医环境却让当时白人中产女性十分不满，安全感和隐私权得不到保障。某些中医大夫敏锐地抓住了西医的这个弱点。

The Foo&Wing中草药公司推出的给美国白人中产女性诊治的广告

19世纪末的中医馆的广告，一般都画着给美国白人诊疗的宣传画，画上的白人患者西装革履，中医大夫也正襟危坐，而且双方眼睛对视，为了凸显双方的互相信任。

但在1904年，洛杉矶. Foo Yuen 和Tom Leung合伙开的一家中医诊所中，广告上的患者变成了白人女性，画中的中医医生眼睛望着窗外，女患者斜对着医生，医生把一只手搭在患者的脉上，广告词上写着“中医女性疗法，宽容与尊重”，商业效果非常好。后来Kam Wah Chung中医馆也跟进，于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医广告画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上流白人女性的形象。一般妇科病的诊疗价格是25美元，7.5-15美元半个月疗程，费用比西医也要便宜。

Kam Wah Chung中医馆发布的关爱女性身体健康的广告，广告主角都是欧美中产白人女性

而且中医在行医过程中，明显带有重塑女性权力和家庭道德权威的目的，最典型的便是对不孕不育症的诊疗。在如何提高女性生育能力上，相对西医的药方，中医更受女性的青睐。他们把不孕不育看成霸道的男权欺压的结果，是夫妇家庭伦理不和谐的表现，这显然触及到了西医的空白区。

Kam Wah Chung中医馆在广告词中抨击老旧的维多利亚式的妇科病诊疗办法：“哪个家庭无母亲、妻子、姐妹、女儿？为何到了20世纪女性的健康反而不如一百年前？脸色红润、气血饱满的妻女们都在哪里？”中医大夫们联合在各种广告上谴责西药鼓励女性改变经期，变相推动女性堕胎，以及马尔萨斯式的人口控制术，工厂中女工无休止的加班，对婚姻生活的焦虑极大地损害了女性的健康，认为中草药配方比西药更有资格对妇科病做综合判断。

当越来越多的白人女性对中医疗法趋之若鹜的时候，AMA不得不组织一些作者诋毁中医男性大夫喜欢施魔法，和白人女性通奸。

1907年，洛杉矶警局派出一名叫Bessie K. Hall的卧底女警察进入了一家中医馆，伪装成病人，事后指责馆主G.S. Chan勾引白人女性，警局最后以无营业执照为由吊销了Chan的行医资格。中医大夫和女病人的故事曾经一度是当时黄色小报的卖点。

但是这无法阻挡中医馆对白人女性的吸引力。1905年4月，波士顿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也撰文回应了中医的妇科病广告，认为中医代表了“现代女性生活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医确实推动了白人女性关爱自身健康的自我意识的增强，刺激了现代妇科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问题。中医最终没有进入美国医学界的主流，被AMA（美国医学学会）挡在了门外，纵观整个中美医术交流史，你可否对中医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谢尔顿：我的专业是历史学，无法给出非常具体的建议。中医被AMA挡在门外，并不意味着中医在美国停止了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的俄勒冈和波特兰还成立了东方医学研究中心，俄勒冈东方医学学院（Oregon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成立于1983年，并且学习内容纳入了全美自然医学（National Natural Medicine）的教科书；1990年代，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在AMA的压力下，依然给了中医中草药配方以特殊的执照，准许临床应用。

俄勒冈东方医学学院（Oregon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20世纪初中西医对抗过程中，中医过于执着于他们的一些理论和实践优势，我把这种现象称为“魔鬼的交易”（devil’s bargain），他们在科学医学席卷全美的浪潮中避免了倾覆灭亡的命运，却也限制住了在20世纪中叶之后的进一步发展。

感谢你抽出时间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