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国庆假日期间的一场台风和68个西湖的水量，令浙江省余姚市的许多民众至今浸泡在水中。负面传闻不绝于耳，当地政府的救灾能力也遭到了质疑。天灾固然可怕，也无法选择，但应对天灾的模式可以选择。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不是新鲜话题，但经济早早起飞的浙江却在近年来屡屡遭遇尴尬，从进展缓慢的基础建设到温州高利贷危机，直至今天台风中的无所适从。政府无为而治以及对于纯市场的迷信，使得浙江城市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显出后劲不足，也在一切需要政府主导、组织的事件中暴露弱点。面对台风带来的困境，恐怕仅仅像余姚公安微博帐号那样要求冷静、冷静、再冷静是不够的。今天的洪水更像是一种隐喻，提醒我们反思温州模式的升级工作以及政府权威和社会组织的关系。2012年观察者网曾推出专题讨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话题，下文为其中的一篇。

台风之后余姚公安官方微博呼吁市民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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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模式”以其独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但近十年来，温州产业升级缓慢、固定资产投资不足，主要依靠私企和市场配置资源，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发展动力不足。

现在，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已着手汲取苏南经验，走出“无为而治”和对纯市场的迷信，着力以政府有形之手，改善公共环境，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温州模式陷入困境

徐日忠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30年前，伴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他和许多温州人一样，从国企辞职下海经商，也曾到外地开办工厂。直到最近，徐日忠重新回到瑞安“打工”，担任了瑞安市汽车摩托车配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一职。

刚回到瑞安时，徐日忠觉得很不适应。“我离开瑞安十几年了，没想到城市建设还和以前一样。”在徐日忠的眼里，瑞安虽然号称中国汽摩配之都，但外表看上去就像个普通的小县城——破旧的道路、杂乱的规划。“我一直有个疑问，瑞安的汽摩配工业园区到底在哪？这里几家，那里几家，完全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基地。”担任副秘书长以来，徐日忠经常需要和企业沟通，但每次寻找厂房都让他颇费周折。

徐日忠回忆起自己在成都办工厂的感受。“那里的平台很大，许多大型汽车厂商都在成都落户，也带动了汽摩配行业的发展。”2005年，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确立发展汽车整车及配套零部件为主的现代制造业。此后，一汽大众、一汽丰田、沃尔沃等众多汽车产业巨头入驻成都。短短7年间，成都汽车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迅猛发展。

作为对比，尽管瑞安的汽摩配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并在2003年获得“中国汽摩配之都”的称号。但长期以来，瑞安汽摩配行业无法改变“低小散”的产业格局。原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重复、低价的竞争，不断蚕食着企业的利润。2011年，瑞安汽摩配工业总产值仅为345亿元，低于400亿元的规划目标。“如果瑞安市政府再不拿出一个方案，好好发展我们的产业，瑞安的汽摩配产业很可能会慢慢凋零。”徐日忠显得忧心忡忡。

瑞安面临的困境是温州近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从2003年开始，温州GDP增长速度连续下滑，在浙江省内排名倒数。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温州全年增长甚至只有8.2%。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省GDP增速也从2001年的全国第6位跌落至2010年的27位。

而在另一方面，温州民间存在着数千亿的流动资金。这些资金像幽灵一样在全国各地炒房、炒矿，却唯独不发展实业。2010年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仅为930亿元，在浙江省排名靠后，投资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在去年的民间借贷危机中，一些中小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甚至有少数企业主“跑路”。民间借贷的泛滥给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而据长期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的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判断，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远未结束，“借款周期通常以6个月或一年为限，去年下半年爆发的危机，到今年6月份会出现最严重的情况。”

一时间，对于“温州模式”的质疑再次甚嚣尘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模式”以其独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近十年来，温州经济的先发优势不断丧失，在资源匮乏、产业升级缓慢、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的困境中反复徘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小。今年年初，履新不足两年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要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有为’作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和引进产业大项目，以大项目推动大发展。”毫无疑问，引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30年的“温州模式”正悄然发生转变。

产业升级的掣肘

早在2002年，温州产业升级的困境已经凸显。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上的温企数量不断减少，从2001年的39家减少到2011年的17家。

最大的问题是土地资源的匮乏。温州地处浙江东南，一面靠海，三面环山，曾有“七山二水一分地”的说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依靠家庭式作坊发展小商品经济，后发展成为大批民营企业。而随着产品市场的扩大，温州企业家却发现厂房不够用了。

2004年，固耐重工已经从一个十来人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年产值1亿元的中型企业，但公司占地只有7亩。为此，固耐重工多次向温州政府申请土地，都没有结果。2005年，借着苏州市政府来招商引资的机会，固耐重工和意大利共同出资创立合资企业，拿到太仓经济开发区170亩的土地，缓解了企业发展的土地瓶颈。2007年，固耐又在嘉兴开办分厂，占地211亩。谈及当初的“出走”，固耐重工副总经理黄珠云感慨万千：“温州有什么优势啊？地也没有，我们做制造业的，肯定要去外地发展。”

在温州，类似固耐重工的企业有很多。乐清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以低压电器行业闻名全国。但早在2000年前，正泰、德力西等一批发展较快的企业已经离开温州，到外地投资办厂。如今，正泰、德力西已成长为销售额上百亿的大型企业，而其在外地的投资额和生产规模也远远大于温州本地。

而在另一方面，人才、技术的缺乏也让寻求产业升级的企业不得不“出走”。2004年，以生产电力金具为主的永固集团在上海投资建设工业园区。执行总裁郑革告诉记者，此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温州难以吸引人才。“温州生活成本太高，城市建设也不好，别人都不愿意来这工作。”瑞安长城换向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芦荣东也遇到了同样的“人才问题”。“我企业付得起钱，愿意请真正的人才过来工作。但很多问题不是我们企业能解决的，住房、交通、医疗……这些都是政府的工作。”

更让温州企业家无奈的是，因为基础设施差、城市规划落后，国外的先进技术都不愿落户温州。徐日忠告诉记者，几年前曾有国外的技术团队来瑞安考察，商谈技术引进的事宜。“结果看到瑞安工业园区的设施规划，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徐日忠说。

大型企业的外迁让温州经济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困境。浙江电气行业协会副会长黄忠平对此感受颇深，“我经常说正泰是全国企业，德力西是世界企业。它们创造的产值都不属于温州。”而在温州当地，不少私营企业主亦持有相同的看法，“企业做大之后都要搬走的，留在本地的都是小企业。”

一方面，温州本地资本不断外流；另一方面，温州的资源瓶颈难以吸引外资。这是温州GDP增速连年下滑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温州经济结构“低小散”的痼疾。2003年，温州市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时任市委书记李强提出“一港三城”战略，期望“拉开温州现代大都市的发展框架”。然而到了2004年，国家为了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宏观调控政策收紧。温州“一港三城”战略的许多项目因此未能上马。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张一力认为“温州错失了一次发展的机遇”。

与此同时，苏杭等地经过前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引进外国先进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经济实力与开发前1993年的苏州市基本相当，“十年再造了一个苏州”。到了2005年，温州市政府提出要重补“开放”之课，学习苏杭经验，把“招商引资”定为全市工作的“一号工程”。其重点产业导向包括交通、港口在内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制革、汽摩配等提升温州传统产业的项目。

然而此时，温州民间资本显现出自身的弊端。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很多民营企业不愿也无力进入；另一方面，在2002年货币增发的背景下，原材料、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当温州人带着上千亿的游资在全国各地游荡，收获暴利的同时，温州当地实体经济也渐渐萎缩。根据黄忠平的估计，乐清当地95%的企业都曾到外地炒房、炒地。“温州这里是小资本主义，后劲不足、方向没有。”黄忠平说。

陈德荣的新方向

周红兵是瑞安华光经编厂的总工程师。从90年代开始，他就在温州工作生活。20年间，他见证了温州民企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也目睹了前几年温州民间资本的疯狂炒作。他告诉记者，自己工厂的老板也曾参与过炒房、炒地，但两年前就退出了。从而躲过了去年民间借贷危机中的倒闭潮。周红兵认为，“真正做实业的企业是不会倒闭的。”但他也坦言，从2011年开始，生意的确不好做了。“行业的整体利润率是3%到5%。”周有光掐着指头在计算，“这只能维持生存，赚不到什么钱。”

徐日忠也对此表示忧虑。今年年初，瑞安市汽摩配行业协会对48家企业做了抽样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这48家企业的息税前利润率仅为11%。“这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已经很薄了，”徐日忠分析道，“一些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重复生产，恶性的低价竞争伤害了整个行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瑞安企业在产品升级创新上寻求出路。从2001年开始，芦荣东所在的长城换向器公司大力发展科研力量。每年按照销售额的3%投入研发，至今已经取得40多项专利技术。芦荣东说，“我们企业都知道要产业升级，否则市场就会把你抛弃。但产品研发的周期长、风险又大，我们每年设备更新都要投入七八百万，有的产品研发了十年还没投入生产。近几年企业的利润又不断下降——资金确实非常困难。”

资金瓶颈是产业升级面临的最大难题。近年来，温州市政府也在积极转型。2006年温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引进高科技人才。在一份名为《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市和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温州市政府规定给予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50万元的补助。

但对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来说，这只是杯水车薪。芦荣东坦言，企业其实并不在乎这几十万元的奖励，而是更希望当地政府能在产业规划方面有所作为。“在二三线城市，当地政府都把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发展，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芦荣东说，“可是我们瑞安有这么好的基础。未来究竟该怎么发展？大家都不知道。”

芦荣东希望政府能出面整合资源，打造品牌。“瑞安有2000多家汽摩配企业，但大多数企业产能落后、产品质量较低。如果单纯靠市场整合，速度实在太慢了。政府可以设置一些门槛，挡住后来的小企业，再把不符合标准的企业慢慢淘汰出去。毕竟政府出面比企业的力度和可信度要高。”芦荣东说。

然而对于温州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来说，这肯定不是它们希望看到的。温州荒原狼皮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平他告诉记者，他最大的希望是税收能减少。“从前年开始，皮带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从17%降到了13%。但是外地的税率只有6%，而温州却要达到9%。”如今，曾平他只希望维持企业生存。至于提升品牌，曾平他表示“想也不敢想”。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也表示，政府不需要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起作用。“这完全是企业的行为。”马津龙告诉记者，“政府只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比如降低税收，打破垄断领域让民营资本进入。至于企业向哪里发展，企业会根据市场的信号做出选择。”

两种不同声音代表着“温州模式”未来发展的不同方向。而对于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来说，过去两年最重要的工作是改善温州的公共空间。从2010年开始，温州推出了“祛疤栽花”、“互学互比”等行动，解决了温州长期以来视觉污染、马路垃圾等问题。温州坊间对陈德荣的评价颇高，“看得出来他比较有魄力，想干一些实事。”某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果他能早两年来温州，温州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2月1日，陈德荣在世界温商大会上号召温资回流，并适时推出414个招商项目，试图引进资金4700多亿元。然而，大多数签约项目局限于金融服务行业，温商们对推出的55个先进制造业项目比较冷淡。

“这些制造业项目大多集中在文成县、泰顺县一带的边缘区域，我们担心在那里投资，人才招揽、物流等方面都不好操作。”一位10年前迁离温州的玩具制造商表示。而在另一方面，许多温商对2007年浙江省大力推行的新能源项目心有余悸。那一年，许多企业盲目进入新能源行业，却难以承受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巨大风险，至今未能收回成本。

“从90年代中期至今，温州模式一直没有大的发展。而苏南的城市却抓住了机遇，城市的大格局打开之后，产业结构就会理顺，发展有后劲。”张一力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是在补课，必然会带来转型的阵痛。未来的一段时间，温州经济会比较艰难。”

水中的婴儿，象征着台风后的温州模式等待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