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不过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唐毅南博士近日发布文章，对这一观点提出全面质疑。他认为，“粗放型增长”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认为，中国经济的特征是“高投资，高能耗，低效率，低技术进步”的“两高两低”，和由此而来“高增长，低消费”，然而经济学界并未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TFP(技术进步)及消费增长率等几个主要指标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粗放式增长没有依据。

文章在《学术月刊》发布后引来很多学者的讨论，有肯定也有质疑，比如北京大学霍德明及刘国恩等学者就认为，唐毅南用来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资本产出比（产出GDP除以投资），没有对资本和投资做出区分；另外这一指标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学者引用讨论，唐文对经济学家早年关于此项指标的讨论缺少关注。

尽管如此，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关系到我们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大势的判断和定性，以及对未来发展能不能给出恰当的决策。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特别编发此文，供读者思考讨论。文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此文为下。】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中国经济真是“粗放式增长”吗？（上）》中谈到，中国的投资效率和劳动效率分别来看都很好，那么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情况如何？这个问题在学术文献中常常涉及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理论上也称为索罗剩余。它指在经济增长中扣除资本与劳动两大要素投入后，剩下的还未被解释的余额。目前通常把这个余项解释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如果进一步细究，其实还包括了制度创新与管理水平提升。就学术而言，目前是用TFP代表技术进步，并进而表示经济的动态效率。那么，中国经济中的TFP究竟如何？

众多国内学者通过TFP衡量中国经济效率，做了许多实证研究，说明TFP应用的广泛。由于对中国TFP增长的分析已经很广泛细致，这里我们不再重复计算工作，只对现有工作做汇总与简要分析。

早先的研究者使用生产函数法来分析TFP，侧重于资本的合理估算；近年来由于数据日渐丰富，不少研究者转而侧重于用新的数学方法和工具来分析TFP。但是，大多数各个研究者在不同时期研究得出的结论都是基本一致的，即中国的TFP有波动，但是总体增长率是高的，令人满意。下表列出了若干代表性的测算结果。（表4）

早期的研究，如王小鲁和樊纲（2000，2009），张军和施少华（2003），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李宾和曾志雄（2009）等研究者都估计了中国的资本存量。他们给出的TFP有所差异，但基本都是非常好的。只有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估计的TFP增长率显著低于其它研究者，但主要原因是他们估计的资本投入及其贡献比其他人高。其它研究者的结论类似，不一一列举。

近来出现了用不同数理方法测算的TFP，但结论也是一样的。在上表中，傅勇和白龙（2009）用Malmquist 指数核算我国的TFP 增长情况，结果是，改革开放后，我国TFP 的平均增长迅速，对整体经济增长率贡献率接近三成。魏下海和余玲铮（2011）用不同方法测算了中国的TFP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发现二者都很好，两种方法估计结果都一致认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

在评价中国生产效率时，还有一个问题是存在着对中国经济统计数据的怀疑，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统计数据不可靠，GDP的增长率被高估了。实际上，由于TFP的数学定义明确，除非对中国的投资或GDP的统计数据有质疑，否则TFP的测量结果不会和上述学者的研究有本质差别。但在考虑了GDP数据可能不准确的情况下， Islam等（2006）发现中国的TFP还是快速增长的。（2）

那么，为何有人用TFP来指责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低下，技术进步少？我们下面还要直接分析中国技术进步的情况。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能源效率

新的问题是，既然经济增长效率这么高，为何大家还会有中国经济高消耗、低效率的印象？比如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中国每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比美日等发达国家高出好几倍。但事实真是这样吗？答案是：否。下面我们仔细考察中国的能源效率。

实际上，关于中国经济“高能耗”的说法主要是依靠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3）给出的数据：2000年中国GDP单位能耗比美国、欧盟、日本高2.5、4.9、8.7倍，甚至比印度还高0.43倍。而2009年单位GDP能耗的世界平均值为2.97吨标准油/万美元，高收入国家为1.81吨标准油/万美元，中国为7.68吨标准油/万美元，美国为1.93吨标准油/万美元，日本则只有0.97吨标准油/万美元。这样2009年中国GDP单位能耗更是比美国高出2.97倍，一眼看上去恶化颇多，似乎中国能耗确实很高。国内学者将此照抄，然后经大众传媒口口相传，形成了高能耗的说法。但是，如果上面关于中国投资效率的对比是确实的，那么高的能耗会是真的吗？

实际上，问题出在把单位GDP能耗等同于能源实际效率，这是一个方法论错误，由此得出中国能耗高的结论是一种误解。

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邓英淘（4）很早指出中国资源消耗程度由于方法论的错误被严重高估了。邓英淘指出了这种人为高估背后的诸多原因，包括汇率、能源结构、地理、粮食产业等。

原因之一，由于汇率和购买力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按现行汇率来计算GDP，并不能反映这些GDP对应的实物产品，起码应该进行购买力平价（PPP）。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2003年我国能源消耗水平按单位GDP能耗算，比美国低6%，比欧盟和日本分别高58%和1.6倍。说明按能源的实际消耗对应的实物产品来说，中国能源效率没有这么低。

第二个原因则在于能源消费的构成不同，欧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而中国主要用煤。等热值的煤价格只有石油的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即使两个国家等热值的能源消耗产生了等量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使用煤或是使用石油价格来计算单位GDP能耗，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一个国家以石油为主要能源，则其等热值能源消耗的GDP产出率就会系统的高于主要用煤的国家。世界银行发布的能耗数据正是以标准油折算的。

第三个原因则是地理因素。中国广大内陆多山，既不像日本没有内陆的概念，又不像美国两面临海，因此经济活动中的运输量特别大，尤其是进口能源时，必须消耗大量能源在运输上。地理因素还决定粮食生产。日本人多地少，除稻米外的粮食80%为进口，这样日本就不需要在粮食生产方面消耗能源，这就极大的降低了日本的能耗。作为比较，美国有17%的能源是用于粮食生产的。

以上种种都是造成中国GDP单位能耗高这一表象的原因。按邓英淘的测算，考虑到能源消费结构、交通、粮食生产、以及购买力平价的因素，200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水平只比日本高出30%-50%。除了邓英淘指出的上述原因外，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同，产业立国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能耗是不一样的。工业技术再先进，冶炼、化工、发电、运输等行业也要受制于热力学第二定律，能源效率不可能高于用律师打官司来产生GDP。完全依靠服务业的香港，2009年GDP单位能耗仅0.64吨标准油/万美元。可见，GDP能耗低有时还是产业空心化的标志。高一点的能耗若是与实体经济的强劲发展相关联，那总比欧美产业空心化的危机要好得多。

我们想特别强调，用GDP方法则不管怎么调整都不够直观。因此，评价中国的能源效率，就要首先改变能源效率的计算方法，改为直接用实物生产的能源消耗来评价能源效率。

如果使用实物指标来比较，近年来中国能源效率提高很快，很多产业的能源效率甚至已经追上日本，居于世界先进行列。表10列出了钢铁，电力，水泥等主要产业的情况。（表5）

我们在表5中选取的都是战略性的基础原材料，是生产中耗能的主力军，其能耗水平不仅对国家能源效率的总表现影响巨大，在技术上也是一个国家能源效率水平的标志。其中，中国钢综合能耗1990年为日本的1.6倍，到2008年已经十分接近日本的水平；中国火电供电煤耗1990年是日本的1.24倍，到2011年仅比同年的日本高5%；水泥熟料1990年时能耗还为日本的1.6倍，到2010年已略优于同年日本水平；而中国电解铝能耗1990年为日本的1.2倍，到2011年与日本相当。

其中，在火力发电技术上，中国就是世界最高水平，其余国家的技术与中国存在代差，中国燃煤发电机组的效率和环保指标甚至优于国外最先进的燃气发电机组：当前，世界最节能的火电机组是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能耗只有276克标准煤/千瓦时；其次是荷兰NORDJYLLAND电厂的3号火电机组，其能耗是286.08克标准煤/千瓦时；再次是日本勿来电厂25万千瓦整体燃气联合循环机组，能耗是292.5克标准煤/千瓦时。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能源效率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的，还属日本。这首先得益于日本工业水平全球领先，但也应看到它的地理优势。日本地理环境上是岛国，工业主要分布在沿海，而能源主要来自于进口，以远洋运输为主，基本不需要在国内进行二次转运。而我国内陆广阔，沿海向内陆的石油运输和内陆向沿海的煤炭运输都是能耗很大的二次转运。我们知道，长途运输中的能耗在整个经济中占比很大，往往能达到四分之一以上。因此，考虑一下日本的生产技术是全世界先进技术的标杆，又有地理上的优势，我国主要产品的能耗与日本相当，不能不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这些进步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工业增加值单位能耗一直下降，如表6。

从2002年到2011年十年间，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的能耗下降了约一半；建筑业下降更多，单位增加值能耗从0.37吨标煤/万元下降到0.18吨标煤/万元。这样，中国就实现了资源的低投入。198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5.82％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0％的增长。2006—201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0.7％，实现节能7.1亿吨标准煤（6）。

回到邓英淘指出的汇率因素，随着近年来人民币大幅升值，中国用美元计量的GDP单位能耗下降率还远远快于表10。这些数据提醒我们：尽管节能的目标是正确的，也不能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否则如何能为正确的目标制定正确的战略？

能源效率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如邓英淘所说，中国目前以煤炭、石油等矿物质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能源效率维持不变，那么到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时，我国人均用能与能源总需求都将增长好几倍。如果单纯依靠进口石油，则肯定是国际政治的大麻烦；如主要靠煤炭，则肯定是生态环境的灾难。因此必须发展节能技术，开发可再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恐怕也难于超越日本的能源效率。节能也要实事求是，投资清洁能源，保持能源总供给能够满足长期增长需要，恐怕还是重中之重。

“中国制造”中的技术进步

既然坊间错误的流传着中国的“高能耗”，很自然就同时流传有中国“低技术进步”的说法，这两条都是“粗放增长论”常常抛出来的证据。有人不但断言中国经济增长中未产生显著技术进步，而且言之凿凿为之找了原因。例如：中国企业利润率低，没有钱来搞技术创新；改革不到位；等等。但是，优良的投资效率和能源效率能够没有技术进步的支撑吗？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在空前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下，中国技术创新与管理改进的努力一直处在紧张进行状态。积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制造业不但已在规模上领先全球，而且在运营效率上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中国在生产技术，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持续进步，这是中国增长效率高的技术保证，使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高效率、低投入。

首先，技术进步体现为效率。所谓中国的高投入，实际上是固定资本投入高，其流动资本投入则因技术升级大为减少，这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资本密度上升的同时资本总效率不下降。最明显的例子是上面一节看到的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一直在提高，其推动力正是技术进步。

其次，技术进步体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使中国能够生产新、高、精产品。今天，中国的大多数产品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并不存在，例如电子信息、网络、高铁；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不但完成了“神舟”飞天，“蛟龙”潜渊、“嫦娥”会“战神”，“辽宁舰”出航等壮举，也成为高铁技术输出大国。即使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的产业，如钢铁、水泥、汽车等，也在产品的制造规模、制造工艺和装备、以及制造效率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产业升级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的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更详细的研究我们将另文报告，这里选取比较重要的几组数据来做一个简要说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必须认识到技术进步不只是高科技的进步，而是要建立在整个工业体系的全面进步上。没有这种全面的技术进步，光靠增加投资只能在前苏联式的指令型经济中增加产量。在中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产量巨幅增加本身就意味着技术进步。同时，中国是后发国家，只有实现整个工业体系的全面进步，才有能力实现高科技进步。否则“后发优势”根本不会存在，只有“先发优势”。相信靠市场购买就能完成技术的引进吸收并进而能发展高科技，是一种天真的童话。像印度没有工业体系却在追求登陆火星，意义不大，一直会被欧美的“先发优势”压在下面。

除了生产投入降低，经济更为节约以外，生产和技术共同发展使中国制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民用产品到军事装备，从制造工艺到管理技术和生产设备，很多技术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是一个百花齐放加重点突破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技术的进步使中国除了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以外，其它产品在国际竞争下也并不落下风，而是越来越强。例如，如今中国汽车产量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多，光靠粗放型增长扩大产值是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规模的生产扩张的，如表7。

中国汽车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在美国汽车占全球份额高达75.69%的1950年，中国还一辆车都造不出来。而中国汽车产量到2000年有两百万辆，然后增加到了2012年的一千九百多万辆，近10年间增加了7倍多，占全球汽车生产的份额由3.54%提高到了23%。同期美国汽车的生产份额则从2000年的22%降低到了2012年的12.3%。

与之相伴的，是汽车制造业从工人手工敲打，升级到了自动化生产。建国初期中国的“红旗”牌轿车完全手工制造，由于完全没有现代大工业的经验，成车可靠性也很低。到1978年邓小平访日时，中国每个工人每年最多只能生产1辆汽车，而当时日产公司的生产能力超过每个工人每年70辆（7）。如今，中国已经能生产从重卡到轿车的全系列车型，民企、国企、合资企业全都实现了自动化流水线生产。

轻工业产品的发展也和汽车一样进步迅速，众多以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产品不但已经走入我们的生活，更已经以中国作为全世界的生产基地。例如，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第一次看到了微波设备；而直到1982年，中国第一台微波炉才在南京问世；如今微波炉重头企业“格兰仕”，则是1992年由“顺德桂洲畜产品”转产更名而来。到2009年，中国微波炉产量已达到6038万台，为1986年（18.6万台）的356倍，其中4486万台出口（8）。产量和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

高新科技的发展也没有落在基础工业和民用一般制造业部门之后。十年来，“蛟龙”号下潜到7062米；“天宫”与“神舟”完成载人交会对接；飞腾1000国产CPU芯片在“天河一号”上应用；新的65nm介质刻蚀机比世界上最先进设备的芯片单位投资产出量高35%—50%，成本降低30%—35%； TD—SCDMA和TD—LTE技术提案先后成为国际3G、4G标准（9）。

另外我们还调查了从水泥到冶金，从电视到电脑，从航天到航空等等行业的产品目录，生产技术和装备，管理技术，员工素质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变化。更明确了中国技术快速进步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另文报告。

这里我们还要澄清一个观念，那就是不能认为只有自主开发高新科技的进步算是技术进步，通过引进则不是技术进步，例如像微波炉这样的最初靠引进技术建立的一般产品生产就不够上档次。实际上这是没有进行过生产实践的闭门造车式观念。产量这么大规模的扩张本身就代表技术进步，稍稍了解技术，就知道单纯高投资根本不构成产量巨大扩张的充分条件，必须加上技术进步。

现在中国大规模生产的普通产品早年对中国基本都是高科技，是技术进步把它们变得可以大规模生产。比如微波炉在二十年前就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而就算微波炉现在是一般制造，达到大规模生产也需要高效率的生产线、高水平的质量控制、现代化的生产管理、劳动者普遍的基础教育背景等条件相配合，更要不断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应对市场竞争。

这些光靠引进设备是不行的，必须把引进的设备吃透消化，变成自己的，这个过程代表了极大的技术进步。要知道，日本人直到二战后才学会流水线生产，而且也是美国人教的。另一个例子则是印度。印度投资高科技可谓不遗余力，但还是缺乏生产高科技系统的能力，买来技术根本消化不了，只能买产品，原因就是根本没有能生产大量一般产品和基础原材料的工业体系。

因此，技术进步不是后发国家可以凭借“后发”自动获得的，中国迅速的技术进步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不论在前沿尖端科学领域，抑或在主体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距。但存在差距只是在某一时点静态比较的结果，不能反映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的技术进步。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口号。这种呼声符合中央关于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大战略，但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突击创造一次性的、重大的创新突破，而是继续现有产品的技术升级、品牌升级乃至价值升级。中国面临的更为经常和广泛的挑战，还在于主体工业部门的产品升级以及相关的应用型研究开发。

如前所述，中国能制造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技术密集型产品，问题是，要消灭中国制造在产品等级、内在品质，乃至产品体现的人文气息等方面存在的差距，需要的是持续、广泛、扎扎实实的累积型改进。没有这些升级，重大突破也就不可能成立。这种持续改进经验需要关联产业的同步发展，需要一个涵盖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充满活力的技术与管理的应用型研究和开发体系。这里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壁垒，当前亟待国家层面的投入支持与长期推动。（10）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消费增长

“粗放增长”论的最后一个说法是认为中国投资过高，挤占了消费，因而消费不足，是所谓“高投资，低福利”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即GDP中居民收入与消费占比这一结构问题严重。

对此，我们的批评有两点：1.消费占比低，并不是消费低，因为经济在高速增长，消费绝对增长很高。2.既然中国投资效率根本不低，那么，当前较低的消费占比就等于未来消费的加速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眼光的问题，实质是我们要的是现在较高的消费占比和未来的低消费增长，还是现在较低的消费占比和未来的高消费增长？其中的关键在于：高投资是否带来了高增长。

首先，消费占比较低和消费水平低并不是一回事，关键还要看GDP规模总量即“蛋糕”的大小。今天GDP“蛋糕”的大小，无疑取决于昨天投资的规模与效率。如上文所述，我国改革三十多年的总体投资效率表现上乘，而投资率又特别高，结果当然是GDP蛋糕的规模快速增大。这样，即使是消费占比较低，但是肯定会达到较高的消费水平，这正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际情况：高增长率、高投资率、低消费比重与高消费规模四者同时并存。

我们按《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从1979年到2011年，中国的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9.98%，投资平均增长率10.9%，消费平均增长率9.2%，三者明显同步高速增长。实际消费水平按1990年价格算，到2011年为1978年的17.8倍。从增长率来看，消费增长率仅仅比GDP增长低不到一个百分点，恐怕不能说是消费不足。美国消费增长率也在相对高增长的1950-80年代小于GDP增长0.62个百分点。

同样的现象，于美国是“黄金时代”，于中国怎么就成了“结构失衡”？另外，中国现行统计中的住房、教育等消费支出严重缺失，造成对GDP中消费占比的系统性低估。计量上这部分当然会影响具体数据，但就算这部分没有统计，还是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图3）

不妨让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我们不是高投资率与低消费占比，而是如常规市场经济那样，按所谓的平衡的投资与消费占比，把消费占比提到70%左右，结果会怎样？

从上面的分析，消费率约70%，则对应平均投资率30%。以4的资本产出比记，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年均9.5%以上降低到7.5%左右。那么，到2011年的GDP规模将只是实际规模的一半左右。按1990不变价测算，这时GDP就不可能是实际的14.82万亿，而只能达到7.16万亿元。按照70%的消费率，消费不过5万亿。

而现实是，2011年中国消费率只有约50%，但在14.82万亿的实际GDP下，按1990不变价测算的总消费达到7.27万亿元！也就是说，2011年中国的实际消费超过了高消费低投资的增长方式下可达到的全部社会生产能力。

古语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高投资是勤俭而非浪费，实现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同步高速增长。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消费占比降低只是因为中国不像美国一样寅吃卯粮，而是目光长远。当前较低的消费占比和持续良好的投资效率为未来调整合理的消费占比打下了基础，可以在扩大消费的同时避免靠借债过度消费的“美国病”。在已达到的增长平台上，只要逐步提升消费占比，即可实现经济增长与消费快增的双赢。这正是中国经济已经积累的一大优势所在，实际上。2007年以来中国消费占比已经在回升（11），这也呼应了资本产出比长期变化的历史规律。

从上面第2节的数据我们也看到，英国被美国超过的直接原因就是投资不足。再看美国，现在是借债满足眼前消费，哪管以后洪水滔天。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消费过度不是指它消费的绝对值过高，而是借贷消费太过分，家庭赤字和政府赤字屡创天量，代价则是消费增长率并不高。如果不是美国拥有金融霸权，使得借债消费、炒高资产性收入都很方便，仅仅产业空心化导致的大量中产阶级工资收入减少就足以让美国经济停滞。（表8）

在美国工业化阶段，消费平均增长率约4%，相当于GDP增长率。而上世纪50年代后美国消费增长率不断下滑，且也长期低于GDP增长。1950-1980年，美国实际消费增长率平均为3.2%，实际GDP增长率为3.82%；1981-2011年，美国实际消费增长率平均为2.7%，实际GDP增长率为2.71%。投资率下降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没有拉动增长和消费。

可见，美国是寅吃卯粮，依靠借债（所谓消费“拉动”）维持低消费增长；中国是目光长远，依靠勤劳（所谓消费“不足”）实现高消费增长。那么，我们还能不能继续维持高投资，高效率带来的高消费增长？答案是可以，中国人民还能、也只能通过辛勤劳动继续获得高的消费增长。但中国未来消费增长率不可能长期维持过去三十年这么高，长期看来，这意味着投资率下降而消费占比上升。经过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有条件提高消费占比，使得消费和GDP同步增长。当然，继续勤劳奋斗，继续资本积累还是题中应有之意。

实际上，中国的消费占比以2007年前后为界出现先降后升的变化，与上述资本产出比的动态变化恰好呼应，显示出背后的技术经济客观规律。假定未来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不是将近10%而是8%，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只要大体维持外贸平衡，就可以大大提高消费占比。不过我们也已经说过，这样消费增速要下降，因为经济增长率下来了，三十年后消费将至少少翻一番。随着高投资逐渐下降，中国再也不会有这么快速的生活改善。

结论：“粗放增长”并不符合事实

我们考察了中国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质量，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是高速度、高质量的增长。衡量中国增长质量的各主要指标，如投资效率、劳动生产率增长，TFP增长、技术进步、能源效率、消费增长等，都是非常优秀的，超过了其它各个国家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水平。“粗放增长”这一广泛流传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在速度上是史正富指出的“超常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是“优异增长”。这增加了我们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本文的重点是经验分析，但是经验分析的结果可以检验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吴敬琏提出改革开放后的粗放增长论，是从国外引进未经研究的非学术观点（13）。这个观点和改革初期进行的关于外延增长的讨论（14）不同，只是基于新古典的索罗模型，认为中国应完全跟随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不同学者按照索罗模型进行TFP的经验分析已经说明中国不是粗放增长，而索罗理论的理论分析本身也不足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

按照索罗模型，技术是外生的随机冲击，而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因此各国的增长速度应当趋同，言外之意，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对增长模式没有关系。但是最近陈平提出的“代谢增长论”指出技术进步不是随机冲击，而是小波式的新城代谢，在技术发展的不同生命周期，政府政策和混合经济对技术更替有不同的作用，导致产业和国家的兴衰，不存在索罗假设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发展趋同的趋势（15）。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更用西方主要国家近三百年的数据，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在世界上引起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广泛讨论（16）。林毅夫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也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肯定了中国的发展模式（17）。这些最新的经济学进展，加强了我们自主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机制的方向和信心。

我们的经验研究，依据的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分析方法，但我们不是从西方已有的理论出发，或西方名家的臆断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关于产业升级、改善收入分配等等进一步提高增长质量的战略方向都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的。

我们反思的是：实事求是是我们自改革以来一致遵守的准则，也是科学最一般的原则。科学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设备更新，和劳力培训。消费的改善和增长只能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非原因。用主观想象的消费拉动论，来批判中国的高投资、高增长，制造粗放增长论的舆论，既会对媒体和一般民众产生误导，也可能使具体政策制定因失去准确的事实依据而产生偏差。更深层次的后果是否定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新路，盲目追随金融危机已经证明难以为继的西方老路，这种危险是值得警惕的。

我们不否定顾虑粗放增长的朋友，在主张重视技术升级、防治环境污染，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中国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问题是，改善的方法是否定中国实践中已经摸索出来超越了西方的新路，还是重回西方已经问题重重的老路？研究中国问题是坚持事实求是的基本态度，还是从西方教科书出发，发表不切实际的高论？我们请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经济学家，一起来研究各国的具体经验。

注释：

（1）参见：王小鲁、樊纲等，2000 :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跨世纪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

（2）Islam, N.，E. Dai，H. Sakamoto，2006, “Role of TFP in China s Growth”，Asian Economic Journal，20，127-159．

（3）世界银行，2013：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4）邓英淘，2013：《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5）参见：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0：《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指导意见》。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国国家统计局，1996：第三次工业普查《全部独立核算大中型工业企业主要工业技术经济指标》。中国铝业网，2007：《中国铝锭综合交流电耗已达国际原铝协会2010年的节能目标》http://news.cnal.com/industry/2009/06-30/124635773921150.shtml。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工业转型升级规划系列解读材料（十九）》。

（6）国务院，2012，《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

（7） Vogel, E.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中国轻工业联合会，2010：《中国轻工业年鉴》，中国轻工业年鉴社。

（9）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2：《工业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跨越•十年）》。

（10）李稻葵、徐翔，2012：《市场机制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动力》，《比较》63（6）。

（11）参见：Rhode, P., 2002, “Gallman’s Annual Output Seri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NBER Working Paper, No. 8860. 等。

（13）参见：Krugman, P., 1994, “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73(6), 62-79. 吴敬琏，1995：《‘东亚奇迹’的政策根源和克鲁格曼教授的挑战》，《改革》第2期，5-6。吴敬琏，1995：《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转变》，吴敬琏编，《吴敬琏自选集》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 256-266 页。吴敬琏，2005：《中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 Solow, R.M.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 312-320 (1957).

（14）刘国光、沈立人，1981：《关于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第11期。

（15）Chen, Ping. “Metabolic Growth Theory: Market-Share Competition, Learning Uncertainty, and Technology Wavele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4(2), 239-262 (2014); 陈平，“代谢增长论: 市场份额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 《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4年，第2卷，第1期, 26-52页;

（16）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21th Century,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陈平，“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红旗文稿》2014年，12期。

（17）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