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南非废除种族制度20周年。自去年12月6日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起，南非的白人再也没登上总统宝座，今年也不例外。2014年5月7日，南非大选。不出意外，自1999年成立以来，连续四次获胜的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党（简称“非国大”）再次赢得大选。现任总统祖马连任非国大主席。

《博客天下》第162期长报道聚焦后曼德拉时代的白人贫民窟。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近郊加冕公园的白人贫民窟是南非高失业率的一个投影。

1994年，在南非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曼德拉当选这个国家的第一位黑人总统。他所在的政党非国大当政后实施的新法律宣布废除了一切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性取向和身份的歧视。南非政权由白变黑，原来享受优越地位的白人失去了白人政府的保护伞。

沦为白人贫民窟的加冕公园和新南非差不多年纪。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也包括小孩子。有小孩子甚至不想告诉别人自己在这里长大。对于怎么挣钱，他们说努力工作。但提到找工作，他们先是沉默，然后开始大骂政府：“现在白人都找不到工作，1994年之前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有，这是一种反向种族隔离。”这群白人对收入不高的工作机会表示不屑，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也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后曼德拉时代的白人贫民窟

博客天下记者 | 周琼媛　图 | 王瑾

“在这个国家，我的肤色是个错误。”63岁的南非白人安勒鲁喊出了声。当问及她对曼德拉的看法时，安勒鲁撇了撇嘴，然后答道：“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好人。”

安勒鲁一家10口人挤住在约翰内斯堡近郊加冕公园一个由帐篷、房车、木屋组成的房子里。这里是南非最著名的白人贫民窟之一，几乎每天都有访客造访：慈善机构来捐赠衣物，BBC来拍纪录片，路透社来采访，南非大学的学生来做社会调研……

不过好多当地的约翰内斯堡人却不曾听过它的名字。即便你在离加冕公园仅2公里的地方问路，也能看到大大的问号从人们脑后冒出。这里的住户也未必能指导你开车来到这里。

这是一个充满违和感的地方。每一位来者都人生失意，他们或遭遇了家庭暴力、亲人背叛、工作挫败，但无一例外他们都自称是社会的弃儿。他们的贫穷和骄傲都显而易见，他们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忍饥挨饿，却造起小花园，抱着宠物猫狗，留着破旧的欧式家具，并随时准备伸出手来向访客讨钱。他们在这里建起简单的住处，结交流动的邻居朋友，也似乎准备好随时告别这里，但很多人来了，就没能再逃离。

搬到这里之前，安勒鲁在约翰内斯堡市政府工作了26年，是城市规划部主管的个人助理。她并非走投无路，只是不想搬进政府给她家安置的RDP住宅（南非政府为底层穷人修建的免费住宅，等待审批的时间通常长达数年），“才2个卧室的房子，让我们一家10口人怎么住？”

在77岁的白人老太太莱娜印象中，加冕公园曾是富裕白人的郊游地：响动的音乐飘出车窗震动地面，野餐布上摆着甜点水果、高脚杯里红酒被太阳照得透亮，伸长的鱼竿拖着线垂到平静的水库里，夜里在空地上支起帐篷看星星或把房车停到树下睡到天亮。但这些轻松愉快的历史碎片早已在莱娜记忆里封存，曾经的那个休闲公园已经死了，死于1994年。

那一年，在南非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一个名叫曼德拉的著名黑人当上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位黑人总统。这位在狱中度过将近30年的老人以宽恕为武器来黏合将近分裂的南非。他所在的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当政后实施的新法律宣布废除了一切基于种族、民族、性别、宗教、性取向和身份的歧视。南非政权由白变黑，原来享受优越地位的白人失去了白人政府的保护伞。

沦为白人贫民窟的加冕公园和新南非差不多年纪。在过去的20年里，白人再也没登上总统宝座，这一次也不例外。

2014年5月7日，南非大选。天还没亮，南非各省的投票点外都排起了长队，黑人区的孩子们穿着印有曼德拉头像的衣裳，一边跳舞一边高喊ANC（“非国大”的简称）。由于非国大在选举中处于领先地位，总统雅各布•祖马的当选被认为毫无悬念，尽管他多年来饱受争议。上任前，他因腐败、强奸等罪名被调查，因“洗热水澡可以预防艾滋病”名噪一时。上任后，他也没能赢得民众的认可，在曼德拉的葬礼上，民众对他嘘声连连，甚至退场抗议。

一家南非当地媒体在2014年大选前进行的小规模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人对新南非情感复杂，也有人毫不掩饰对过去的怀念，其中有白人，也不乏黑人。在得知一位华商不打算投票后，一位黑人说，“你投了弃权票，就等于投了非国大。”

白人小孩和他的祖母

临时的家

1994年以后的加冕公园以一间公共厕所向外辐射。公厕是克鲁格斯多普镇镇政府修建的，在种族隔离时期服务于在公园里野餐休闲的人。1994年下半年，莱娜就注意到公厕旁有三五户人家，搭着矮小的帐篷，外用砖块垒砌着小灶，树干之间拉起了晾衣绳。帐篷里走出的人跟体面不沾边，莱娜意识到这些人不是来休闲度假的，他们把这儿当家了。

这里的人口只增不减，到2010年世界杯前夕，这儿已经有250来个稳定的住户。4年后的2014年，这里的人口扩充到将近400人。开往贫民窟的主路路口两头，摆着巨大的黑色废旧轮胎，它们是贫民窟入口的标志。这些轮胎就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坚如磐石，坚固背后是居民们与政府的抗衡及维护社区边界的努力。政府曾几次断电断水以逼迫住户们自行离开，都未奏效。

 

贫民窟的房屋建在主路的一侧，石板接着铁丝网，把村落里的所有房子都圈起来，划定了村落居住区和公共公园的边界。现在，位于公园东北角的贫民窟村落呈弯月形，占公园总面积的7%。这里有113户人家，2个商店，1间公厕，1座教堂，1所托儿所，还有1个垃圾堆。

由20来根树干撑着一块大铁皮顶棚的简易教堂是今年新年前后建起来的，和那间已经存在了8年、只有1间木教室的托儿所一样，费用都来自外部捐赠。但村落里负责接待工作的安勒鲁避讳谈及资助方，理由是说了就有麻烦。

20年过去，那间红砖公厕仍是村落的中心，也是这里唯一的永久建筑。其他的房屋都带有临时性：帐篷顶部拉出的绳索紧箍篷身，生怕它被风掀翻了，散落各处的铁皮盒、旧房车好像随时会挪地方，间歇出现的小木屋、毛毡房、木板房成了这里最豪华的家。

32岁的特瑞熙和丈夫搬来这里刚8个月。特瑞熙的婆婆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夫妇俩被人从婆婆的大房子里赶出来他们无处可去，就来了这里。起初他们住在帐篷里，后来搬进了一个铁皮盒。当特瑞熙的丈夫开办了一个修理店开始挣点小钱后，他们花四五千兰特（1兰特约合0.6人民币）盖了一座小木屋，这笔开支不小，但也只够他们在外面租房一个多月。

约翰头发花白，皱纹爬了一脸。他以前是个流浪汉，在街边睡了3年，后来他老母亲看不过去了，给他在这儿买了个小屋。邻居们暗指他是懒汉，他却说自己靠捡破烂和卖小狗为生。他说每条小狗卖100兰特，还问记者要不要买一条。约翰在这里住了5年也不觉得太苦，说每个人都有好日子和坏运气。

和约翰一样，加冕公园的很多住户都是既无特殊技能又没钱的南非社会底层。楚妮在村落里算手脚勤快的。她制作简单的项链和耳环来卖以补贴家用，会按照木屋墙上贴着的各种蔬菜生长季节周期表，在屋檐下的小菜园里种上蔬菜。她的男朋友在1990年前后每月能在矿上挣28000兰特。中风离开矿上后，他就再没有正式的长期工作了，每月连挣800兰特都难。

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说自己想要离开这里，也包括小孩子。有小孩子甚至不想告诉别人自己在这里长大。安勒鲁说：“我总以为离开就是明年的事儿，结果总是明年的明年。”他们都说，等有了足够的钱，就搬出去。

对于怎么挣钱，他们说努力工作。但提到找工作，他们先是沉默，然后开始大骂政府：“现在白人都找不到工作，1994年之前这样的事情根本不会有，这是一种反向种族隔离。”

楚妮是个勤快人，她家干净整洁。她喜欢做首饰，既能挣钱，也能打发时间

失业率在这里高达70%。安勒鲁家的5位成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已经超过5年。当问安勒鲁为什么她的女儿女婿找不到工作时，她女儿失控似的喊了一声：“因为我们是白人。”

南非安全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南非白人的失业率在1995年和2005年之间翻了番。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也让这群白人的处境雪上加霜。翻开他们的简历，教育水平一栏没出现过“大学”或“职业院校”，只有“十年级”甚至更低。聊起他们过往找工作的经历时，他们对收入不高的工作机会表示不屑，“给人洗衣服一个月才600兰特，这点钱够干什么，不如不干”。

在这里，房屋的大小、类型和地理位置，大抵能反映各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开了8年小商店的那对白人夫妇的家连着厕所旁的教堂，他们住的木板房刷上了白漆，屋顶铺了整齐的波纹状铁皮，看上去简洁美观。半开放式车库里停放着两部小汽车，虽然都是旧的。他们的小女儿照例从黑人冰糕小贩那儿买10兰特一盒的冰淇淋，那是冰糕盒里最贵的品种。

贫民窟领袖艾琳家就建在厕所附近，一百多平米的木屋和有些住户家仅两三平米的帐篷有天壤之别。艾琳家房前一块有顶的空地，是外来捐赠物的集散地。紧挨艾琳家房子的还有他们家开的小商店，店铺的墙上贴着政府发的公文通知，她丈夫尤胡和政府人员的名字写在一起作为联络人，显示着尤胡和艾琳在社区里至高无上的地位。离中心地带较远的住户是这里的平民，他们的房子大多简陋、矮小。

简陋的居所内外，精致随处可见。数不清村落里到底有多少宠物猫狗，同样数不清的还有小花园：有的人家用几根木头或石块圈出房屋外伸出的花园的边界，即便这几棵绿植占地不足1平米；有的人家靠房屋外墙搭了花架，放着一排排盆景；还有的干脆把塑料水壶改造成花盆，装土栽花挂在房屋外墙上。

透过脏兮兮的窗户、门锁松动的门缝，你能看到细密的蕾丝纱帘、缺脚掉漆的古老欧式沙发，还有各种木雕装饰。那几家屋外竖着亮黄色铁皮信箱的，或许从来不曾用它收到或者发出一封信。琐碎的细节显露了这群白人对往日荣光的怀念，对白人高贵身份的珍视。他们的祖辈于17世纪中期开始从欧洲来到南非，这群外来者挣到了名利，把来自欧洲的精致生活方式也带到了南非。这让人迫不及待想要走近一探究竟，是什么把这些早期殖民者的后裔带到了这里蜗居，他们在这里过怎样的现实人生。

贫民窟的日日夜夜

加冕公园形成了一个足够混杂的社区，人的生活需求在这里被降到最低：教堂不蔽风雨，没有热水没有电，夏天闷热冬天灌风。不论是老住户、新来者，还是一些过渡性的人群，每位成年人只要每月交足10兰特的厕所清洁费，就可以继续住在这里。很多人来了，就没能再逃离。

没人把这里当家，这个村落却富有生活气息。只要在天亮着的时候，不论是早上10点，还是下午3点，你总能看见炊烟袅袅，好像什么时间都是吃饭时间。的确，大多数人每天都无所事事。这里流行一种用几块砖头堆出的土灶，三面密实，开放的那一面放木柴。火机就着纸张和塑料片一划，塞进木柴堆里，火焰蹿过架在砖块上的铁丝网，铁丝网上的锅里煮着简单的蔬菜汤或者没有一点油星的PAPA（当地最常吃的主食，把玉米粉放锅里，加上胡萝卜等食材，一边加牛奶一边翻炒，然后用手抓着吃）。

上午10点，村落入口处的那位有色人种姑娘开始洗衣服，大脚盆旁边总有一大堆衣物。上午11点，来自德班的丹尼尔开始抱着14个月大的孩子在门外转悠，有时抱孩子的是他的太太。中午12点，安勒鲁的女儿牵着几位小孩从托儿所走出来，孩子扑进妈妈的怀里，好似久别重逢。下午1点，白人老头的眼睛在太阳光下眯成一条缝，向访客兜售印有曼德拉头像的5角硬币，价格是50兰特。他说曼德拉过世了，这枚硬币很值钱，尽管他比访客更清楚这只是一枚市面流通的普通硬币。

下午2点，留着络腮胡子的老头在草地上撑开简易布椅，跷着二郎腿看书，书页已经发黄了，一条大黑狗蜷缩在椅子底下，另两只狗围着他摇尾打转，他通常会待到下午5点。下午3点，孩子们开始玩耍，他们踩着脚踏车，光着脚丫你追我赶，全然顾不上理一理乱发或擦掉嘴边混了尘土的口水印。这样的热闹伴随着长辈的喊叫、呵斥，一直持续到天黑。下午4点，老太太在床前发呆，怀里抱着小孙子；白人女士家的旧木桌上摊着数百张拼图碎片，她气定神闲，说第二天上午就能拼完所有了；中年男人约翰里斯在自家帐篷前大谈特谈他的微型生态系统：浅缸里养鱼，用过的水流到苗圃里灌溉。他说下周你来时就能看到了，但两周后再去时，鱼缸里还是没有鱼，也看不到苗圃的影子。

下午5点，大一些的男孩们开始在公园的空地上展开一场橄榄球赛，这大概是村落里最有活力的时候。橄榄球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体育运动。1995年，曼德拉身穿跳羚球队的球衣出席在南非举行的橄榄球世界杯，将橄榄球运动视作新南非国家团结的黏合剂。

傍晚6点，天色暗下来，有大水罐和足够柴火的人家开始烧火，烟火把大水罐烧得漆黑，罐里的水咕噜作响。晚上七八点，村落里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发电机的声音很响，没有电的人家点着蜡烛、煤油灯，或者干脆在一片漆黑中和家人聊天、听收音机。

夜里，吵架斗殴的声音时常响起，只为一件衣物、一口酒，或是一克毒品。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掉下来的树枝曾砸死一位妇人和她的婴孩。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村落里哭声震天，社会福利部门的工作人员带走了15个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染上酗酒、赌博、吸毒、暴力等恶习。

不出意外的话，每周三和周日，这里会发放食物救济；每周一和周五，则有咖啡和茶救济；周日上午，会有三四十人聚在简易教堂里做礼拜。这里的生活似乎一成不变，唯有死亡难以预料。

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建筑材料做成的房子，房车是其中一种

权力与秩序

加冕公园有自己的运作机制。艾琳和尤胡是头儿，他们一家在这里住了9年。新人入驻需要他们点头，他们也能随时剥夺你的居住权。

34岁的丹尼3个月前拖家带口来到加冕公园，按艾琳的要求填写了表格后，他获得了一个叫5B的号码，这个号码也就成了他家小帐篷的代号。在这里，不交每月10兰特的厕所清洁费，就会拿到一张警告。收到一张警告，就等于失去领取救济和捐赠物的权利。拿到3张警告，就准备搬家走人吧。丹尼曾因家里失窃和邻居发生争执，事情闹到艾琳那里时，艾琳甩出一句“没人有义务给你看家”，然后在上个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当面给丹尼下了逐客令。丹尼和妻子辛迪都在几年前失去了工作，丹尼曾经是IT公司的网管，辛迪是商店收银员。29岁的辛迪穿蓝色吊带，留着短黄发，不服帖的白色粉底、蓝眼影、枣红口红使她看上去憔悴苍老。在结束交谈时，她伸出手来问记者：“能给我20兰特吗？我去买包烟。求你了，就20块。”

听话者在这里才能生存，才会被视作同类。好些老住户已经记不起艾琳是怎么成为村落领袖的，新来者选择接受她作为领袖的事实。没有人当面质疑艾琳的地位和权威，毕竟她决定着每个人的去留，也决定捐助的去向。

没有投票，没有会议决定，2010年初艾琳指定安勒鲁来处理村落的行政和对外接待事务。安勒鲁负责收取每月的厕所清洁费，然后艾琳负责购买清洁厕所的物品。

得到了村落里最有权力者的授权，安勒鲁像管家一样每天在村落里转悠，她密切关注着来访者在村落里的行踪。有人引荐的、被认为可信的来访者才能进入加冕公园。来访者走到哪儿，安勒鲁呼哧呼哧跟到哪儿。“这是我的工作。”她说。她喜欢把访客带进一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住户家里。她在场时，住户们说起这里友好的邻里关系，痛斥政府的失职。但当来访者递给她一些小费时，她会迅速把钱塞进兜里，会意地离开不再搅和。

安勒鲁不在场时，这个村落被描述成“麻烦之地”。“我一般都待在屋子里不出去，因为即便你不出去，都会有人进屋找你麻烦。”“艾琳总以为她是头儿，她有种想法就是这里的事儿都要经过她批准。我妈妈送了我一些衣服，她也跑来质问我衣服哪里来的，给我气得够呛。”他们边说边摇头。“每月10块，140多位成年人，每月买洁厕用品用得着1400兰特？”“这个地方很情绪化的，时常会有争斗，跟好莱坞大片一样。”“在你领到养老金那天，千万要雇个保镖跟着，以免被抢。”……

白人女士阿黛尔•克鲁格认为政府对白人贫困缺乏关注。她所在的公益组织试图填补政府的缺位。和加冕公园打了4年交道的阿黛尔对这个社区的白人情感复杂，“他们只关心3件事：住处、食物、性。他们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宁愿讨钱也不愿去挣钱。他们不缺吃的，因为捐赠物很多。这里不是没有水，但有的人不愿意把自己收拾干净。他们很会打同情牌，这样你就会给他们钱。他们像有着成人身体的婴孩，丧失了在社会上生存的本领，很难再次回归社会成为功能性的成年人。”

来者不“善”

接受慈善捐赠是加冕公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的捐赠都是受欢迎的，前提是交给艾琳分配。艾琳身材肥胖，扎短马尾，常穿T恤和运动裤。村落里常能看到她快步走动的身影。她看上去是个急脾气，会习惯用手指着调皮的孩子大吼。

那天的捐赠者莱娜是个常客。这是一位优雅的白人老太太，她戴着闪亮的耳环、项链，经营自己的生意，住在高档社区。最近几年，她以每月2次的频率光临这里，以一家公益组织代表的身份来捐衣物。当她的车停在艾琳家门口时，艾琳迎上去，和她一起把大包小包打开，把捐赠物倒在家门口的空地上。附近的几家马上围拢来。艾琳用双手围住嘴，用南非荷兰语大喊几声，招呼其他人来领捐。她的喊叫往往只能招来附近的几户人家，住在边缘地带的人往往与捐赠无缘。

大人们在衣服堆里挑挑拣拣，有的跪着扒，有人站着试，有小孩当场被大人脱下鞋袜，脚伸进一双双鞋。莱娜静静地看着她带来的5箱衣服在15分钟内找到了新主人。艾琳帮她把皮箱的每一个扣子扣好，送回车里，跟她道别。踩下汽车油门前，莱娜低声告诉记者：“每次来我都要看着艾琳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出去才离开，否则艾琳会先挑一遍，挑剩下的才分给他人。”

艾琳抵触那些绕过她的捐助者。吉迪恩已经记不清自己被艾琳赶出去多少次。2014年5月16日，他再次被赶走。那天上午，两辆小货车拖着木屋和家具绕进贫民窟，记者追着找到小货车时，一座秀气的木屋已经拔地而起，替代了一个低矮的帐篷。吉迪恩正跟住进木屋的老头老太太告别，他穿着一件卡其色衬衣和蓝牛仔裤，看上去很像是政府公职人员。“这老太太72岁了，岁数太大，没法住帐篷。”

有位得肺病的老头前一天也得到了吉迪恩捐助的木屋。他给年老体弱的住户捐房子，帮手脚勤快的住户做点小生意。他给懂缝纫的家庭送去缝纫机，帮会扎花的老人家找市场。

当吉迪恩带记者转进一个小棚屋时，上个月刚满62岁的凯蒂正和丈夫忙着做毛线花。致密的弹簧铁丝捏成花瓣和叶子的形状，绑在一根粗铁丝上，彩色的毛线一道一道缠在弹簧铁丝的缝隙里。夫妇俩一个放线，一个绑线，做一朵花只需要15分钟。他们平均一天能卖10朵花，每朵以10兰特的价格出售。有时候，他们会接到几百朵花的大订单，通常是布置婚宴或会议现场。

吉迪恩转身离开时，艾琳冲了上来。她指着吉迪恩的鼻子，开始用非洲荷兰语大骂。吉迪恩也不示弱，很快两人争吵的声音响彻大半个村落。没有人出来调解、规劝。安勒鲁铁青着脸对记者说，“你不该和他说话，你给我惹了麻烦，艾琳很生气。”当记者反问，那位先生给这里的人带来帮助，为什么反对他？安勒鲁大声回应：“那间房子不应该在这里，他没有征得同意。他是个外来者，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不能信任他。”

刚拿到新木屋的老太太已经在墙上挂上简单的布艺装饰，新送来的床铺已经铺上了红毯子。对于刚刚进行的争吵，她表现得淡然：“我感激那位先生的帮助，我不在乎这里的人怎么想，她们只是嫉妒。”

吉迪恩自2005年以来一直关注白人贫困问题。此前，他是一家有1400名雇员的公司的主管。“2003年10月公司加入黑人经济振兴法政策体系后，要求扩充黑人雇员的数量，这意味着大量白人失去工作。大批黑人进入公司后，好吃懒做、偷盗，一年后的2004年9月公司就破产了。”吉迪恩回忆。

“黑人经济振兴法”是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新南非政府实施的，旨在从政策上向黑人倾斜，增加黑人就业率，对各企业黑人持股比例、参与管理程度和接受技能培训等设定硬性目标，提高黑人融入经济的程度。这种种族雇佣法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许多南非白人陷入经济困境。

“显而易见，过去20年，贫困白人的数量在急剧攀升。”吉迪恩说。如今，南非总计459万（2011年南非人口普查数据）白人中，约有10%的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很多白穷人终结于加冕公园这种非正式居所。在约翰内斯堡其他地区以及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还有很多类似的白人贫民窟。

特瑞熙的丈夫给贫民窟里的一位老人理发，这里有很多条狗

沉默的心墙

加冕公园的住户绝大多数是白人。种族隔离制度废除20年后，心墙犹在，相同肤色、种族的人聚集而居并非孤例。在位于南非北开普敦省奥兰治河畔卡鲁荒地中的奥拉尼亚镇，白人们形成了一个自治区，发行自己的货币，独立运行市政和学校等机构。在约翰内斯堡的西罗汀，来自中国特别是福建的移民建立了新的唐人街，这里有中国特色的牌坊，街边林立的店铺上写着中文。曾经的黑人聚集区索维托，如今依然还是以黑人居民为主。“法律层面的种族隔离不在了，人们还是选择自我隔离，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一位苏格兰后裔罗布说。

加冕公园至少表面上维持着种族的和谐。这里的管理者们没有排斥黑人入住。在村落边缘，挤住着12位黑人。低矮的帐篷连着塑料棚屋，他们中几乎没人拥有一座木房子，有几家还共用一个土灶。

黑人小伙乔恩有个小帐篷，他19岁那年就来到这里，已经在这儿待了4年。他性格内敛，不愿意讲述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只是关心在中国工作好不好找，以及有多少钱就能去到中国。他的帐篷旁伸出一根露出细铜丝的电线，连着的收放机里响着hip-pop音乐。收放机是他的朋友从外面带来的。

20岁的然朵几乎整天都待在小棚屋里，她喜欢穿T恤和紧身牛仔裤。她床头的小凳上放着一个车的后视镜，那是她每天梳妆用的。然朵父母早逝，没读什么书，也没有干过什么正式的工作，养不活自己5岁的儿子，只能交由叔叔寄养。当我问，白人都说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政策，黑人找不到工作是为什么时，她简单地答：“一样。”

在南非，黑人的贫困现状比白人甚至更糟。在约翰内斯堡，不用去索维托，在很多地区的路旁，都能见到大大小小的黑人贫民窟。黑人们在街头徘徊、乞讨，在只有一块铁皮遮挡的地方换衣服，围着一个水龙头接水。

“我能感觉到他们（白人）不喜欢我们，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然朵说。好在，她男朋友有份临时工作，每月能挣3000块，他们已经在规划着明年搬离这里了。

然朵的好朋友布蒂来自津巴布韦，也是因为男朋友住在这儿才来到这里的。29岁的布蒂在这里学会了搭土灶烧水、煮饭，却没学会怎么不让柴火的热和灰融化她的紫红色眼影。她一边用手扇火，一边摇头说，“这个地方不体面，我不想长待。”她说自己每次跟一个白人邻居打招呼时，对方只是沉默，无视她。之前一天，她在树林里捡柴火，和一位男士因为两根木柴发生了纠纷。“他要打我。他吸毒，状况很糟糕，是住在这里的白人。”她斜了斜眼，小声说。

那是记者在白人贫民窟待的最后一天，傍晚，1个黑人小男孩和两个白人小姑娘在教堂旁的水龙头边玩。就是那个总说他家不方便拜访，也不想被拍照的男孩。这一次，他突然好奇地问他的名字用中文怎么写。记者写给他后，他笑着露出两排大白牙。当记者转身离开，急着去向其他几户人家告别时，他带着他的两位白人小伙伴追了上来。“她们也想要她们名字的中文，可以吗？”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相视一笑，急不可耐地喊出自己的名字。最后，黑人小男孩和他的白人小伙伴们手拿写有自己中文名字的纸片，在树下笑着合影留念。

（感谢《侣行》节目组的支持。）

（本文为2014年6月5日《博客天下》第162期长报道。博客天下微信号：bktx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