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菲利蓬）

1999年，我离开法国。当踏足美国这片土地，自觉进入了一片自由市场的沃土。笔记本电脑、网络服务、机票…在这里，几乎任何产品的价格都比欧洲低廉。

20年后，时过境迁。今日欧洲亚洲的网络服务、手机套餐、机票等比美国要低得多，且价差已超乎想象。英国比价网站Cable收集的数据显示，就2018年各国平均宽带包月费用而言，意大利为29美元，法国30美元，韩国32美元，德国与日本37美元，而美国则达68美元之高，与马达加斯加、洪都拉斯、瑞士齐平。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编写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美国家庭每月在移动服务上的花费约为100美元；而据经济学家玛拉·法西奥（Mara Faccio）和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法国与德国家庭在此类消费上的支出比其一半还少。

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最新著作《大反转：美国如何放弃自由市场》（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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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并非偶然。回溯1999，彼时美国许多产业已进入自由竞争市场，而欧洲仍为寡头垄断。今时今日，恰恰相反。在法国，可供家庭选择的网络服务商至少有五个，而在美国往往只有一个，有两个则算走运。欧洲各大廉价航空积极抢占市场，而美国航空业已然完全寡头化，致使每客英里利润要比欧洲高出一倍。

究其原因，无非是世界各国对美国经验学以致用、迎头赶上，而美国本尊骄傲自满，只得落后。20世纪90年代末，在法国注册企业需15道个行政程序，历经53天；而到2016年，仅需4天。然而，同时期美国企业注册的进入延迟成立时长却从4天升至6天。换言之，法国在进步，远远领先的美国却在后退。

今日欧洲的自由市场理念和商业模式使无数消费者受益，其雏形却源于美国1990年前后制定的法规。颇为讽刺的是，在这发明了反垄断法（antitrust laws）的国度，各行业的寡头企业却不断通过并购新生企业、游说监管机构、重金支持竞选来扩大自身市场影响力。

自由市场机制本应惩罚那些对消费者不知感激的私营企业，但许多美国私营企业已然成长为巨型怪物，利用行业绝对支配地位明目张胆索取高价，提供的服务却差强人意；不但不尽责保护消费者隐私，还收集、利用客户信息。如此胆大妄为，却得以逍遥法外。

欧洲经济融合的深入已成为各国经济内部竞争的驱动力。许多拒绝在国内引入自由市场的政客却赞成其在欧洲层面的推动。这是为何？只因大家都明白，这个单一市场将会要求独立的监管机构，也需要各国承诺不会对参与该市场的国内领先企业进行竞争性政府补贴。

世界各国网络费用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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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政客们都得到了捕获监管机构芳心的机会，却也都在日夜担心这机会被他国抢去。在法国（或德国）政客们眼里，一部独立的国内反垄断法也许不受欢迎，但若是欧洲的反垄断监管机构缺乏独立性，能被德国（或法国）施以政治影响，那可更糟。由此可见，在欧洲但凡要建立超国家组织，该组织必趋向独立运作。

工业巨头阿尔斯通（Alstom）和西门子（Siemens）的例子几乎完美印证了本人的理论。2017年，德国西门子与法国阿尔斯通决定合并铁路业务，德国和法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支持。然而，欧盟反垄断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 ）及团队却认为合并会使得信号设备和高铁列车领域“竞争程度大大降低”和“剥夺消费者、列车运营商及铁路设备管理者对供应商与产品的选择权”。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 ）由始至终坚持这一立场，而欧盟委员会也于2019年2月否决了该合并提案。

2019年2月6日，欧委会委员维斯塔格否决了西门子和阿尔斯通的合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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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却相反：反垄断的执行变得更宽松，关于市场竞争的辩论也趋意识形态化，与真实数据毫无关联。

受芝加哥学派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监管机构对并购采取不干涉态度。该学派的中心论点是：垄断只是暂时的，高利润将会吸引更多竞争者进入市场；若某一行业利润增长而另一行业下滑，那么可预知前者会比后者吸引更多新进入者。这样的论点一直为人们所信，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约从2000年开始，美国市场的利润虚高现象便一直存在，却没有新的竞争者进入。这说明美国市场已经发生了转变：从前依靠高利润吸引新进入者进行彻底再平衡，而现在高利润却昭示着高进入壁垒，将新进入者拒绝在外。从这一角度看，芝加哥学派低估了两点：一、自由进入市场的难度；二、大企业通过各种方法将新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的意志。

然而，芝加哥学派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那就是：有些进入壁垒的确源于过度监管。在某些行业，许可证制度直接将新竞争者排除在外；在另一些行业，其法规之复杂、合规成本之高，只有实力最强的公司才负担得起。

与其跟随左右两派理论家争论监管是过度抑或不足，美国人更应该问的是：哪些监管制度能保护自由市场？哪些又提高了进入壁垒？

垄断的力量正慢慢地窒息使中产阶级窒息。从2000年到2018年，全职员工的周薪中值从575美元涨至886美元，增长54%，但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也增长了46%。也就是说，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一位典型美国职工的实际劳动年收入增长比1%的三分之一还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许多中产阶级不信任政客、认为经济体系被操纵，甚至全盘否认资本主义。

然而，中产阶级也许不能完全理解这一点：导致他们收入上升停滞的主要原因是垄断寡头对消费者的压榨。通信公司和航空公司就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但高进入壁垒也带动了法务、财务和专业服务费用的上涨。而医院、医药公司的反竞争行为则是导致美国医疗费用高得离谱的主要原因。

在对美国经济垄断的研究课题当中，根据本人估算，与竞争环境健康的2000年相比，美国普通家庭在2018年消费的一篮子产品和服务成本要高出5-10%。竞争性价格能直接为每个家庭节省至少300美元的月支出，相当于全国全年家庭储蓄增加了6000亿美元。

增加竞争的好处远不止于此。竞争还能促进生产、增加就业、提高工资。当企业感受到来自市场竞争的威胁，就会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生产力、拉高工资。但本人的研究表明，即便在利率持续走低、利润记录再创新高、股票形势见好的形势下，包括机器设备、软件、研发、知识产权等广义上的私人投资近年来也出乎意料地低。寡头企业的利润所得并非用于再投资，而是流入企业分红、股票回购，就如经济理论所预言那样。

把这些间接影响计算在内，根据本人估算，若回到2000年前后的竞争水平，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可增长近1万亿美元 ，劳动总收入可增加近1.25万亿美元，而总利润将减少约2500亿美元。关键是，这些数字还伴随着全体人民共享的巨大效益利得与再分配，中位家庭的劳动收入将大大增加，而分红只是轻微减少。

若美国想在此领域夺回领导地位，就应铭记历史，重新学习这一给他国带来辉煌的自身经验。近来美国的法律学者、在职官员等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反垄断，但似乎仅针对大型互联网平台。若要真正促进经济繁荣，重新进入人们视野的反垄断机制要面对的不仅是新兴寡头，如谷歌、Facebook，还有以医药、通信为代表的传统寡头行业。

即便存在这些可预见的挑战，对美国长期恪守的自由市场观念进行更新也是值得的。只有真正自由、高度竞争的市场才能抑制虚高利润、推动企业进行投资和创新。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已出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政策建议，但像重建自由市场一样带来超过一万亿美元劳动收入增长的，目前仍未出现。税收能进行再分配，但不能解决美国的所有问题；竞争不仅可以进行再分配，还能把市场这块蛋糕变得更大。

（本文原载“法意读书”微信公众号，译者：吴淑华，华南农业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