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二战之后，施米特悲愤而敏锐地发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欧洲传统公法秩序的国际法架构正在解体，而来自欧洲彼岸的美国自由帝国霸权正在形成。他同时也预见了游击队理论的扩散化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施米特的《大地的法》在欧洲公法中，是国际法秩序的一曲历史挽歌，是对美国自由帝国霸权的、来自欧洲智识深处的警醒和忧思。施米特当然不是关注人类和平发展问题或者东西方平等问题，而仅仅是关注“欧洲霸权“（表现为欧洲国际法秩序）转移为“美国霸权”所带来的巨大心灵震撼、权力冲击和秩序危机。

欧洲感受到了，从戴高乐到马克龙，法国政治思想与行动中的“反美主义”是这一体系变动的敏感风向标，尽管德国的当代思想与行动也在调整之中，但由于德国的战败国处境及自我反思性阻挠了对美国霸权的批判和反制。

涉及欧洲能源政策的北溪二号到底能不能修完？欧洲公司遭受美国“长臂管辖”和掠夺时，欧洲国家与欧盟可以有怎样的政治和法律行动？欧洲是否可以有独立的对俄政策和对华政策？欧洲能够建立独立军队吗？欧洲有自己独立的安全体系吗？二战后的欧美“盟友体系”的亲和价值观，以及安全保护承诺，掩盖了“欧洲霸权”和“欧洲主权”的双重失落，这些问题本质上属于施米特哀悼的“欧洲公法”传统与权威的决定性解体。      

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施米特预言的“美国霸权”似乎也走上了与“欧洲霸权”类似的衰落之路。阿富汗重建过程已经开启，中国等邻国力量正在发挥建设性作用，一种新的、非欧非美的“大地法”是否可能出现？这是我们回望过往、想象未来及采取行动的必要设问。

20年：一个自由帝国的进退

循着施米特的“欧式”经典反思，我们在911的20周年之际再回头看这一场绵延日久的“反恐战争”，以及美国经略的自由帝国和民主全球化的霸业，就会发现“自由民主”并没有实现“历史终结”，文明冲突的美国解法漏洞百出，且自损程度日益扩大，逼近帝国生命力的极限。      

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是施米特预言的美国自由霸权与伊斯兰原教旨力量之间的一场原则斗争，至今仍未结束，也未根本转化。这一年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远比1941年珍珠港偷袭要震撼，它直击了美国的心脏地带，在美国权势最盛之际发生。帝国无法承受这种“打上门来”的羞辱和损害，从而发动了一场全球性的反恐大战，持续20年，消耗巨大，但成果寥寥，成效难见。

阿富汗并没有比20年前更进步，甚至因美军强制占领和无序撤离而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阿富汗重建过程，似乎看不到西方的身影，在霸权失败的地方只会有“制裁”而不会有“建设”。“反恐”也不再是压倒一切的“帝国理由”，而成了美国肆意扩张的借口，其道德正当性和规范性加速瓦解。施米特在二战后初期看到的是“欧洲霸权”的衰落，内心刺痛，悲愤不已。

而在911的20年之际，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内心平静，新的“大地法”似乎正在生成。继续反恐、援助阿富汗、督促塔利班信守承诺以及建构阿富汗邻国合作机制采取协调立场和行动，这是没有“西方”的“区域大地法”，是相互尊重文明多样性、宗教信仰与共同发展的大地法。某种意义上，塔利班似乎理解了新“大地法”的召唤与力量，正在采取一定的改革行动，告别恐怖主义，寻求伊斯兰教法与世俗权利及发展的平衡，以及自我塑造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区域共同体新成员。阿富汗的邻国希望阿富汗稳定、发展及融入区域共同体，但仓皇撤离而霸权之心未泯的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阿富汗重建的心态和预期又是怎样的呢？

某种意义上，拜登是明白人，阿富汗20年反恐战争及民主建设基本失败，帝国在遥远“边疆”的统治成本高昂：硬实力的消耗、浪费甚至军事部门与阿富汗本地“合作者”的共同腐败，导致占领秩序不可持续；软实力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以民主选举为政权合法性更替法则，但仅仅“俘获”或说服了少部分精英与民众去理解和践行，无法穿透阿富汗的伊斯兰教义体系和部落化的政治体系，“追风筝的人”仅仅是阿富汗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在喀布尔机场大撤退过程中被抛弃，即便那些“幸运”到达西方难民营和救济站的阿富汗人，也未必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包括为美国驻阿富汗使团工作的人，聚集在喀布尔机场附近，希望在塔利班夺取政权后逃离该国。2021年8月21日（图源：AFP）

但美帝国的坚定撤退，是一种帝国自保求生的本能行动：美国不再自信，但美国清醒。这种衰落中的帝国清醒只对自身负责，美国已丧失领导全球反恐及输出民主的原创力和严酷性。尽管历史演变过程还会多有反复曲折，但美国结束反恐战争的方式却具有极大的历史象征意义——美国正在变成一个“正常国家”，帝国的肢端肥大状态正在“萎缩”。      

对这一次决定性的帝国撤退行动，当然有很多笑料和反常，美军毫发未损但尊严尽失，美国扶持的阿富汗“民选”政府雪崩了，对美式民主输出是绝妙的讽刺。原来这种简单粗暴移植并依赖美国占领军保护的“温室民主”是如此不堪一击。甚至美国亲自培养的人类学博士兼阿富汗第二任总统加尼也不堪领导责任，危机时刻“带钱跑路”。至于喀布尔机场的“翻译党们”，他们内心真正的恐惧也许并非塔利班的政治报复，而是与美国“脐带关系”的断绝：在没有美军、美元与美国媒体的地方，他们的政治存在、利益与意义将只能“雪崩”。

有人预言美帝国从此下坡，信用尽失，也有人乐观认定不过是又一个“西贡时刻”，虽然狼狈而去，但美国本身毫发未损，甚至还有“二春”。美帝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测不准的，悲观者与乐观者各有其价值取向和实践理据。

20年，反恐事业并未成功，除了狙杀恐怖组织领导人以及占领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之外，恐怖主义仍在四处蔓延，波及地区内多国的和平与安全。20年，民主全球化事业也未成功，依靠美军和美元“种植”的民主新苗，既未建成严谨的法律体系，也未形成民心的一致拥护，反而是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政府腐败不断加剧，制度权威日益衰落，仇美反美情绪不断上升。

美国依然强大，毫发未损，也没有任何力量再敢发动类似911的美国本土袭击 ，但作为帝国的美国在道德和力量上确实开始衰朽。我们正在见证的是帝国“夕阳”光景，尽管看起来似乎还是红通亮泽，但温度早已不如初年，幻想依靠它获得温暖与庇护的人们，在象征意义上都是喀布尔机场的“逃难人”，这对港独和台独是绝佳的历史警示。              

反恐：要用发展主义解决问题

反恐是正当的事业，是符合全人类和平与安全利益的公共品。美国领导全球反恐，不仅因自身是恐袭的受害者，也因全世界都在遭受恐怖主义的危害。美国成功建构了一个全球性的反恐统一战线，没有哪个国家（无论是盟友还是非盟友）敢于异议或反对。20年里，美国持续收取反恐的国际政治红利，在道德制高点、安全合作体系、反恐国际法及地缘政治利益方面将施米特忧虑的“自由帝国霸权”放大至极限。

但任何正当的理由都可能遭到滥用。20年反恐，美国的具体作为早已超出原初的出发点和共同利益，而成为帝国霸权的“放大器”，最终又成了帝国撤退自保留下的烂摊子。

其一，以反恐为理由强化整合同盟体系，加强美国对所有盟友的安全保障和情报分享能力，实质上导致各盟友的主权与外交政策自主性的进一步丧失。全球性的情报网及其窃听机制直接针对盟友秘密进行，如著名的“斯诺登事件”所揭发的美国“监控全球”的真相。

捍卫言论自由支持斯诺登（图源：REUTERS）

其二，以反恐为理由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并阻止中国对区域国家施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影响力。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占领或压制，其主要战略意图是针对中国的，切断中国西向路径，阻止中国（连同俄国）经略中亚，塑造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秩序。

其三，在恐怖组织认定及反恐行动上的“双重标准”和秘密行动，导致反恐的法律标准紊乱，反恐行动逻辑出错，反恐行动的成效不彰。是否属于恐怖组织仅仅以美国利益为准，对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反恐需求及认定诉求置之不理，甚至与恐怖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和行动，这也是反恐全球行动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其四，以反恐名义颠覆他国政权之后，以民主模式进行政治重建，普遍陷入制度性失败和秩序紊乱。美国不顾对象国具体的宗教、文化、社会、族群及地缘环境，只是一味照搬美式民主，笼络当地精英合作，脱离当地人民，肆意践踏和干预当地主权和政治过程，导致民主悬空而立，政治建设不接地气，权力腐败变本加厉，和平与安全脆弱不堪，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20年里，美国以反恐为战争理由，以民主为政治方法，以盟友体系为成本分摊机制，以地缘政治理由和帝国霸权为终极目标，造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民主烂尾楼”，给地区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美国的霸权习惯与民主世界观，妨碍了美国对其他文明与国家的真正的尊重，以及对和平与发展的真诚促进。美国走了，实际上和平与发展的机会才真正到来。  

反恐自然是正当的，但恐怖主义的根源与滋生机制必须明了，才能对症下药：

其一，恐怖主义是文明冲突演化的一种极端形式，是一种劣势文明在其生存性焦虑和归责过程中对外部强势文明的宣战（圣战）形式，施米特揭示过游击队、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互动关系，因此反恐谜题的解法就不是放任文明冲突和军事斗争，而是寻找到“文明和谐”的真正道德原则和方法，显然亨廷顿和小布什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其二，恐怖主义蔓延与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发展有关系，与世俗社会的不成熟有关系，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才能促使个体理性和人格负责任地成长，其行为才会与他人及外部世界良性沟通合作，恐怖主义的圣战狂热才会降温，但美国20年的占领只是炫耀和掠夺，并无诚心建设之功；

其三，恐怖主义是基于宗教原教旨的跨国行动，单一国家的力量难以有效控制，需要地缘主要国家来领导和推进负责任的反恐事业，而不是遥远的美国切入当地反恐，离地的美国领导反恐，变形走样是难以避免的，而“二次执政”的塔利班及其周边国家形成的邻国合作治理机制，或许才是反恐的最佳框架和制度方案；

其四，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及其与世俗全球化的理解和适应问题，需要一种“伊斯兰现代性”加以解决，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一种美国式的文明观念和制度方案。只有立足伊斯兰文明自身并依靠其正当的政治主体力量展开的“伊斯兰现代性”，才是根除恐怖主义的最终可靠方案，外部力量只能因势利导与真诚合作，不能内里颠覆和越俎代庖。  

美国反恐20年，过分迷信自身的强大物质力量和软实力，肆意羞辱和践踏其他的文明和现代化路径的合法性，终于在自身的帝国衰落与对方的持续文明抵抗下归于失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但所有的问题并未获得有效的解决。阿富汗重建，包括反恐在内，几乎是从头开始。    

2008年8月4日，美军一等兵波度纳多(Shane Bordonado)在伊拉克Al Asiriyah的一条街道上巡逻，当地儿童围在他身边。（图源：U.S. Department of Defens）

文明和谐：一种新的“大地法”观念

美国力量的本质是西方千年历史和制度探索的综合。因此，施米特怀着“欧洲霸权”的一己之私、略带着失败者的感伤提出了“欧洲公法（国际法）”终结的世界历史问题，有独到之处，也有对世界历史新进程的误解。实际上，美国的“自由帝国霸权”并不外在于西方文明范畴，相反却是这一范畴的登峰造极。只是美国霸权取代了欧洲霸权，在敏感的施米特内心深处激荡起了深深的幽怨和反抗意志。但美国霸权仍是西方霸权形式，而且是其历史终结形式。无论美国霸权未来命运如何，很难想象西方霸权会有超过美国形式的新命运。

欧洲的“大地法”（1648—1945）确实终结了，欧洲不再是决定世界事务的主权性和主导性力量，但美国霸权延续和升华了欧洲霸权及其大地法的文明核心要素，而今911的20年，美国霸权也面临着自身终结的强大压力和挑战。对这一命运降临的敏感反应，有特朗普主义的“歇斯底里”，有拜登主义的“慢条斯理”，甚至也有索罗斯的“怨恨宣言”。              

从欧洲霸权到美国霸权，其大地法的基本法理逻辑具有延续性，即诉诸一种“文明冲突”与“文明优越”相叠加的斗争文化。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各个文明具有分别发生、各行其是的具体合法性，每个文明在遭遇其他文明之前都有一整套的内在合法性教义体系及制度方法。

随着人类文明发展和彼此交错，不同文明之间如何互动便成为文明史的关键命题。“文明冲突”是西方一以贯之的看法和经验，将文明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丛林关系，而西方文明自居最高等级和中心地位，文明史就成了西方文明的对外征服史，恰恰欧洲公法（国际法》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以基督教文明国家为内核的、有序对外扩展的一整套价值标准和制度安排。

“文明冲突”将人类文明关系建构和引导向“不断斗争”的紧张状态，恐怖主义是其极端化的表现，而美式反恐不是消弭了文明冲突，而是进一步激化了文明冲突。反恐之后的“民主重建”也不能带来稳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带来作为政治秩序底层合法性基础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撤军了，“文明冲突”依旧。美国霸权及其“民主的大地法”一度笼罩世界，又逐步从世界消散，施米特怨恨的西方霸权内部“乾坤大挪移”的现象正在消失，但新的“大地法”仍然晦暗不明，文明冲突的斗争烈度仍在加剧，在无序扩散。          

与“文明冲突”相对的概念是“文明和谐”，一种根源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天下哲学观。一种“和平的大地法”无论是在施米特缅怀的“欧洲公法（国际法）”范畴还是美帝国的“自由民主”范畴均难以落地生根。“文明冲突”不是历史的真相，而只是历史的建构，是西方观念和霸权力量的合谋判断与行动。“文明和谐”也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一种历史的建构，但却是可能带来人类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历史建构。

文明本质上也并非封闭的体系，而是生生不息的内部反思与外部交流的体系，任何丧失反思和互鉴能力的文明都不会有前途。西方文明曾因反思和大量吸收东方文化元素而日益强大并占据绝对优势，如今又因帝国自满和文化封闭而走向衰落。帝国起伏的背后正是“文明和谐”路线的决定性失败。无论西方特别是美国文明曾经储备了多么充分的价值和制度遗产，只要其自满而封闭，只要其迷信霸权而丧失平等沟通能力，就一定既安顿不了内部秩序，也治理不了全球危机。

911的20年，世界给了美国20年，美国交出的是一份完全不合格的“帝国治理”答卷。  

驻阿富汗美军（资料图）

那么，“文明和谐”是否可能带来21世纪新的“和平大地法”呢？在“文明冲突”的反方向上能够进行持续且有效的和平历史建构吗？中国可以提出怎样的东方智慧和方案呢？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2021年6月的一部特别立法《反外国制裁法》中获得新“大地法”的想象空间与可能路径。该法第3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该法的“黄金条款”，凝练表达了中国的国际法哲学及其“和平大地法”原则：

其一，反外国制裁触及的就是美国自由帝国霸权体系的要害，美国的“自由帝国主义”是以“制裁帝国主义”为隐秘前提和执法机制的，而反对这一帝国机制就是中国主张的新“大地法”的生长点；

其二，五项基本原则构成中国的国际法哲学的基本原则，不干涉主义与平等互利原则共同构成中国“和平外交”的核心支点，其他原则有效吸收与整合了“欧洲公法（国际法）”的合理要素但摒弃了其中的霸权成分；

其三，改良主义的国际治理观，即中国并非抛开现有国际体系“另起炉灶”，不会去模仿美国霸权的肆意破坏行为，而是立足维护联合国和国际法的已有制度基础，以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对抗和制衡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要求做实现有国际法体系中的平等价值与和平理念；

其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理想型的新“大地法”的建构目标，是包容一切文明存在、要素和行动主体的“人类”的而不是“西方”的公法（国际法）秩序，以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代替欧式或美式的霸权共同体，是东西方关系重新平衡、人类和平合作秩序规范建构的最正当、最具前景和最有竞争力的系统方案。  

总之，911恐袭伤害了帝国尊严和平民生命，但反恐20年也制造了难民和政治失败。对20年的总结和反思需要提升哲学层次和世界观，从文明互动关系、国际法秩序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进行负责任地思考和行动。施米特的“欧洲霸权”终结了，其恐惧的“美国霸权”也正在终结，它们符合西方霸权的长期传统和核心逻辑。

但这只是西方历史的终结，而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人类历史与文明生生不息，在阿富汗重建，在阿富汗邻国合作治理机制，在“一带一路”深化建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生成的过程中，一种摒弃“文明冲突”而秉持“文明和谐”的新的“和平大地法”正在生成，我们有幸在其中思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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