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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孟:离开武汉返乡,我都经历了什么?

2020-01-29 08:33:29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状况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无时无刻不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从疫情爆发至今,城市地区、特别是作为疫情首发地武汉市引起了公共舆论的特别关注。近几日,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与演变,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疫情防控状况也开始越来越成为社会关切。

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如何做的?在这里,笔者介绍一些自己的观察和经历。

从武汉返乡

我与妻子是在元月17日乘坐高铁从武汉返回家乡的。由于岳母家一位长辈不幸摔倒,我们决定先去她娘家看望,顺便提前拜年;在除夕前赶回我家,年后直接回单位上班。

早在2019年12月30日,我便已经注意到了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题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的文件。由于近年来对医改有较大的研究兴趣,故而我在此后也一直关注有关新闻报道,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并不陌生。

返乡前夕,我已经注意到了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不排除有限度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的基本特征。此时的心态是相对轻松的,总觉得这个新病毒离我还很远,相信很快就会解决。当时我分析认为,校园里临近考试,人员流动小,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对我而言,最大的风险是高铁站,但只要在高铁站里快速进出,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上车之后,我基本上就解除了对此次肺炎疫情的警惕。到了怀化南站之后,我们乘坐汽车到了J县。一路上并没有感到异样。到家之后,稍事休息,便去看望了长辈。

没想到的是,在20日至21日,有媒体报道称:武汉市已经有十余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了,而国家也将此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列入了法定乙类传染病,并按照法定甲类传染病进行防控,我们这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并未出现任何的有关症状,但还是增加了一些警惕心。我们在药店买了一些口罩,并尽量避免外出,在家中自主隔离,随时测体温。由于体温一直正常,且未出现干咳、气短等症状,所以在此期间,我们也参加了几次家庭聚餐。

我们计划于元月23日从J县回到M县。在此前夕,我们得知,湖北省已经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而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专家(钟南山、曾光等)也建议民众“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能不出来就不出来”。除此之外,武汉市也将在23日“封城”。

诸如此类的“重磅消息”,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此次肺炎疫情的严重性。为了避免给家乡父老乡亲和自己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没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委托家人的私车,专门将我们俩人送到了M县老家。在此期间,我们全程戴了口罩,且没有与其他人接触。

显然,在23日以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官方和主流媒体了解此次新型肺炎疫情的相关情况,对疫情的防控也都是随着自己所获得信息的变化而做出改变,具有典型的自发性。

今天提倡不出门不拜年

村民小组长

也正是在我们回到M县老家的那一天,湖南省针对此次新型肺炎疫情启动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应急响应。在我们到家的当天晚上,就亲身体验到了何谓“Ⅰ级应急响应”。

我们大概是在23日的下午4点回到家。在家里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和房间之后,就到了晚饭时间。正在吃晚饭,我们村的村民小组长便来到家里。村民小组长的主要来意是登记近期返回到本村人士的基本信息。其中的内容包括: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现住址、返乡前地址(特别关注武汉)、返乡日期、检测情况(身体是否出现不适)等基本信息。

我们村是一个有1600余人的山区大村,下辖4个村民小组,也是4个自然村。各自然村之间的距离并不算近,最远的距离约有2公里。单个自然村的居住较为集中。我们3组有250余人,以田姓为主,约占70%以上,并且是一个宗族,其他杂姓与田姓也有姻亲关系。

村民小组长今年有50多岁了。他的四个女儿都已成家,彻底完成了人生任务。他敢说直话,热心助人,是大家公认的大厨,远近的红白喜事,几乎都请他掌厨,深受欢迎。掌厨往往都是义务劳动,因此也耽搁了他自己很多的时间,但也由此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以前主要是打鱼和种田,女儿都结婚以后,人生任务完成了,就以种田为主,偶尔开三轮车,搞运输挣钱。近几年,我们这些长期在外的年轻人在村里组织“村晚”,他在其中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由于他常年在家,对于整个村民小组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滚瓜烂熟。即使像我们这种刚从外面回来并且尚未走出家门的情况,他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掌握信息。

村民小组长不仅是村内各种信息的汇聚地,也是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机制。有不少的农村工作,尽管出发点都是为了农民好,但这些好政策并不见得都马上就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信任。在此背景下,就需要靠村组干部个人在群众中的威信,来弥补群众对于政策的暂时不理解和不信任。

比如,这次为了疫情而进行的人员登记工作,有些农民就不一定能理解。他们一则担心自己被“特别关注”,二则对疫情的具体情况也并不特别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就需要村民小组长耐心解释,再加上村民小组长的个人威望,才能打消这些农民的疑虑。

村民小组长的工作方法也极具群众性,而不是刚硬地执行政策。还是以这次的工作为例。村民小组长到我家之后,并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聊起了家常。首先问了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情况,然后又跟我父母聊起了村里的家长里短等。

我从一个局内人看来,这并不是虚假的寒暄,而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关怀。之后才切入到主题。说是因为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上面要求他来做一个返乡人员基本信息的登记。在过年前夕到别人家里讲疾病,这在我们这里是大忌讳。他也因此表现得很不好意思。当然,由于是“熟人社会”,大家也都能够理解。

由于我们对此次疫情有比较好的认识,所以很配合他的工作。我问他,如果遇到不配合的,怎么办?他告诉我:“猴子不上树,多敲几次锣”。多解释解释,也相当于是宣传了国家的政策,让民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解释了几次也不理解的,就直接问他:“你信不信我?信我就把这个表给填了”。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这样说了,再顽固的村民也会配合的。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息往往是真实的,一般不会虚报。这与城市社区有很大区别。城市社区匿名性较高,信息的可信度相对会低一些。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由于社区干部与社区民众不熟悉,缺乏信任感,可能会出现有意识地谎报电话号码、返乡时间等重要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推进难度要比农村基层困难得多。从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城市社区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的熟悉度和信任度都相对较低,在城市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往往缺乏农村基层“熟人社会”这个重要资源,故而亟需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农村的、能够适应城市社区特征的、新的工作推进机制或模式。

填完信息后,村民小组长也不急着马上就走,而是继续聊一会儿家常。在此之后,村民小组长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传达政府的最新政策,给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带路,向农民发放与疫情防控有关的宣传册等等。目前,我们家已先后收到的宣传材料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知识》、《关于有效防控新型肺炎疫情的十条禁令》和《新型冠病毒感染的肺炎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消毒技术要求》。据村民小组长介绍,这些材料他每家每户都要送到。

我们收到的宣传材料

此外,村民小组长还需要对农民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行为进行及时地劝阻。比如,按照原计划,这两天我们小组有几户都要办乔迁新居的酒席,他们都已经在年前就下请帖了。但遇到现在这个形势,从安全的角度上说,就应该把酒席取消或推迟;但农村的特殊性在于,取消酒席不仅涉及到主人家的“面子”问题,还涉及到因为没有做成事而造成的“忌讳”等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村民小组长上门去做耐心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打消他们的侥幸心理。

从办事所花费的时间来看,确实是费时费力;但从把事办成且不影响稳定来看,却又很妥帖。这就是村民小组长做工作的基本方式和独特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外的响应

在村民小组长采集信息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接到了一个用手机打来的电话。对方声称自己是J县公安局的民警,咨询我一些基本情况:实际上就是昨天村民小组长问我的那些信息(未问身份证信息)。报告完毕之后,我告诉他,我已经在23日从J县回到了M县。于是他便嘱咐我在家呆着,别外出,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就到附近医院或乡镇卫生院检查。

从这个意外的电话来看,在省里启动了“Ⅰ级应急响应”之后,应该是有多个渠道在进行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工作。县、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属于块块的范畴,是属地,最终落脚在村民小组。此外还有交通、公安(包括交警、铁路警察等)和卫健部门等条条系统。各个口子收集信息的能力、收集信息的方式有很大差异,其中不可避免会出现重复和差错。但这些信息帮助政府提升了疫情防控的基础性能力,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而要实现县域范围内各个口子的动员,离不开党委和政府的统筹和推动。从省、市两级一直向下,县级和乡镇也先后成立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县委书记亲自调度疫情防控工作,不断地压实责任,传导压力,推动着全县各个部门行动起来。

在村一级则成立护卫队,护卫队成员主要是第一书记(驻村干部)、村干部、小组长和村医等。护卫队的成立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也正是在护卫队的推动或主导下,各个地方出现了“封路”的行动。我曾反复问过一些在基层工作的朋友,“封路”或“封村”的行为,到底是政府给的安排?还是农民的自发行为?从他们反馈的情况来看,大都是村里的自发行为。有不少基层干部和基层医务人员告诉我,“封路”或“封村”行为体现了农民群众对疫情的重视,这是好的;但他们也同时提醒,要为医务、消防等人员应急救护预留通道。在村护卫队的基础之上,有些地方还创造性地利用微信群(不需要直接接触),把务工人员、与武汉有过接触的人员全部集中到群里,每天上报各自、各组、各片区情况,以确保安全。

政府和有关部门方面的行动,我观察到的主要有:在高速路口和车站等特殊地段的车辆及人员的排查,对广场、农贸市场、娱乐活动场所等公共场所的清扫、消毒和关停,传统集市、圩场的取消和劝导,对娱乐场所等容易出现密集人群的地方的管理等方面。此外,还有就是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党员带头,积极响应和大力宣传政府的号召和倡议,力争把所有原本计划在近期举办的婚嫁等宴请活动全部取消或推迟。

“警察的响应”虽然只是一个插曲,但却提醒我意识到:首先,在此次疫情防控的背后,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付出。其次,推动这些部门及其人员行动起来的背后,是我们的体制。这个体制既体现出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力量,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之处。

乡村医生

在警察响应之后,我们迎来了乡村医生的响应。我们村的乡村医生已经快要80岁了,在村里有近20年的执业经历,对于村里的情况比较了解。按照上级安排,他依照上级提供的名单逐一上门排查。按照他的介绍,我们村一共有4个人属于他的排查对象。我们家就占了2位。乡村医生的职责首先是给每一位排查对象提供以下物品:水银体温计、口罩(近两天还提供了一瓶150毫升的酒精和1包棉签)。其次是进行首次的体温测量,并做好登记。

乡村医生的身份角色与村民小组长的身份角色很相似,具有很强的“群众性”。一般来说,乡村医生是农村中比较受尊重的人,他们对村里的情况也特别了解。但与村民小组长不同的是,乡村医生主要是对与疾病相关的情况(如病史)非常熟悉。这是他们区别于一般村组干部和农村精英的地方。由于村医是为全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他们的工作内容更具有专业性。在时间和精力的使用上,乡村医生为每个服务对象花费的时间不可能像村民小组长那么多。他们进门之后往往是直接切入主题,不会拉拉杂杂讲太多其他并不相关的东西。

好在我们村的任务量不大,所以在测量完体温之后,我拉着这位乡村医生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据他介绍,在经历了合乡并村之后,全镇还是有5个行政村没有村医。这些“无村医”的空白村,疫情防控工作是由乡镇卫生院派出医务人员到村里去做。而在全镇所有的乡村医生中,他和另外一个村的村医都是近80岁的老人了,本地村医老龄化较为严重。

此次疫情来袭,所有村医都被动员起来了,他自己本来年龄大了,不想参与,但乡镇卫生院一位分管公共卫生的副院长软磨硬泡,还是把他说动了。毕竟村医更熟悉村里情况,也更容易与村民建立信任。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如果村民不熟悉的话,恐怕连门都进不去。

乡村医生的主要任务是给从武汉来的人测量体温,每天2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下午两点)上报到乡镇卫生院。首次测体温需要亲自上门,并送上体温计(每人1支)和口罩(每人1个),指导使用体温计和口罩,劝导重点对象及其家属居家隔离,尽量不要外出。此后,可由重点人群自测体温,自报情况,乡村医生也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获取信息。

乡村医生的工作虽然很细微,却非常重要。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体系的“网底”,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是落实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抓手。然而,众所周知,我国村级医疗卫生事业是比较薄弱的,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高。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没有村医的“空白村”日益增多,当地民众陷入无医无药的境地。

近年来,我在全国多地开展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状况的专题调研,发现不管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全国乡村医生队伍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湖南省作为一个中部省份,也不例外。但值得一提的是,从2013年开始,湖南省启动了“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政策,专门为村卫生室培养医务人员。“本土化乡村医生”的准入门槛没有常规性定向培养医学生政策的准入门槛高,但实践证明它却比较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情况,有效调动了民众参与“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的积极性。7年下来,为湖南基层输送了超过5000名的乡村医生,部分村医毕业后回到村里执业,夯实了基础,部分人甚至拿到了执业助理医师证。在这次新型肺炎疫情防控中,已毕业的年轻“乡村医生”与老村医们一道,守护着农村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家乡的观察也让我想起了调研期间遇到的其他地区,特别是那些没有乡村医生的“空白村”的情况。比如,我联系了孝感市的一个村医,他告诉我,2019年,全县通过调整消灭了空白村。调整的主要方式是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下派到村里开展巡回医疗。在此次防疫工作中,他们那里的主要做法是把每个村分成几个片区,然后由村干部和党员群众,分片负责,进行摸排。每个村的乡村医生(包括巡回医生)负责对所在村进行技术指导。

但也有一些地方,苦于乡村医生的缺乏,只能启用村组干部、积极分子等其他非专业人士。从客观上说,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存在的很多薄弱之处,“强基层”还任重道远。我联系的很多基层干部都向我表示,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对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力度。

村里为此次疫情设置的健康教育宣传栏

乡镇卫生院

除了乡村医生的响应以外,我们也经历了一次乡镇卫生院的响应行动。

乡村医生给我们首次测量体温时,我是36.5℃,妻子是37.2℃。按照我们(包括乡村医生)的理解,37.2℃在安全范围内。但没想到,到了第二天,镇乡镇卫生院的院长带领两位副院长和公共卫生科的主任四人驱车来到了我家。亲自为妻子做登记,并再次测体温。

与村医相比,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与村民的熟悉程度大大降低。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爷爷(从1960年代开始,直到1999年去世)曾经也是乡村医生的话,我的家人也不太可能认识他们。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们因为要负责全镇的疫情防控工作,因此他们的身份角色和工作方式就更加具有专业性和直接性特征。

他们的来意很明确,且因为前期已经有村民小组长和乡村医生做了工作,所以方式也较为直接。他们首先是重新确认了妻子的基本信息,然后进行体温测量。但由于我们此前就认识,故而也多了一些拉家常式的交流,甚至还回忆了多年前给我打预防针时闹出来的小笑话。体温测量的结果是36.9℃,乡镇卫生院医生得知首次测量的时候是在火炉边,会造成一定的偏误,这次相当于做了矫正。但也不断地嘱咐我们多观察。

我的姑姑在另一个乡镇卫生院工作,她向我反馈,在下乡的过程中,他们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可能发现一些之前乡村医生没有排查到的情况。而乡村医生之前之所以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人为失误,存在疏漏,也有可能是在测量之时没有问题,只是之后出现了变化。

在我们经历的这次事件中,乡镇卫生院的工作起到了对乡村医生的初步排查结果进行确认、完善和纠正等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村两级是互补关系:没有乡镇卫生院的指导,村卫生室就是盲目的;而没有村卫生室的落实,乡镇卫生院就是无力的。在村医比较健全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的职能就能更好发挥,解决那些村卫生室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在村医缺乏或不得力的地方,乡镇卫生院就需要冲在第一线,从而可能会影响职能发挥。

我们自己的响应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自己也做出了响应。回到老家之后,我们坚持自主隔离,坚决不外出;每天随时给自己及家人测体温,时时观察自己和家人的情况,并详细地记录下来以备用。从元月17日算起,到现在还没有过潜伏期,所以还在继续观察,至今一切正常。

最难做工作的当然是说服父母等长辈。一方面是因为父母等长辈近来都忙于筹办过年事宜,对这方面的消息关注得并不多;另一方面,即使注意到了,也未必能意识到其严重性。有不少好友向我抱怨说:过年期间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怎么说服自己的父母戴口罩。有些子女甚至向父母等亲人说了很多虽然难听却也是一番好意的“狠话”,但效果却很一般。

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子女对父母等长辈说的“狠话”尽管饱含着关爱,但在父母等长辈看来却往往是一种忤逆。父母等长辈可能会接受“狠话”背后的科学道理,但不会接受“狠话”这种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子女对父母的关爱也要注意表达的方式、方法。疫情虽然来势汹汹,但给自己的父母和长辈做工作,却需要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和最终的效果。此外,也可以试着去找能让父母等长辈改变的关键人物,让关键人物去给父母等长辈做工作。上面提到的村民小组长、村干部、乡村医生等农村的精英,就属于关键人物的重要类型。

我个人也遇到这种情况。家父最初对于此次新型肺炎疫情不够重视,经过我们的介绍之后虽然有所改观,但在村中好友的多次邀请之下,迫于面子和闲暇时间的无聊,还是试图去别人家玩耍。无论我们做子女的如何劝说也没有效果。最后只能请出母亲大人这个关键人物,才得以叫回家中继续隔离。

但在两天之后,便有些呆不住了,又开始想要出门。眼看就要出门,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起了家父对中医药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就拉着他一起研究国家和各个地方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中医药方案,有效缓解了“燃眉之急”。实际上,我个人最早也不太重视,最后是因为妻子这个关键人物,才得以切实地行动起来。

家庭内部的响应属于更为微观的层次。在这里,我意识到了疫情防控工作的长远方向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这是非常微妙但又极为重要之处。在当前的疫情面前,我们既非医务工作者,也非政府部门干部,难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方面做出更加直接的贡献。我们能做的,就是管理好自己,并积极地帮助身边的人。这个工作看起来很小,但却并不容易。生活治理是一个需要更多的群众工作并以润物细无声地方式开展下去的特殊工作,它不仅在目前的疫情防控中具有基础性价值,而且应该在疫情结束后继续开展下去。

小结

农村地区对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是如何开展的?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了三条线索:

一个是通过利用县、乡、村、组四级行政组织的全覆盖特征,对全人口的基本信息进行了有效采集和管控。

另一个是通过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防疫组织的专业优势,对全人口特别是重点人群进行医学检测和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行动起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人影响起,为疫情防控筑牢微观的根基。

以上是我从个人的经历出发做出的一些观察和总结。由于我属于从武汉返乡人员,按照政府和专家建议,需要在家隔离两周以上,故而不可能外出调研。这个客观情况严重束缚了我的手脚。以上信息主要是通过对我自身经历的观察和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方式,与身在疫情防控战线上的基层干部和基层医务人员(其中有一些是我的亲人)的访谈,特此感谢。

实际上,基层还有很多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机制创新,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同时也为实质性地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智慧。在这里,也呼吁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参与到相应的研究中来,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作者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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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孟

田孟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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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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